| 籍贯： | 河南固始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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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二十二年，施琅率军平台，之后，他积极呼吁清廷在台湾屯兵驻守，力主保台固疆。他为今时的祖国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受到广泛的赞誉，但也为一些人所诟病。对施琅的评价是一个海内外史学界较有争议的问题。究其原因，主要是由于史学观点的不同。那究竟该怎样评价这样一个历史人物呢？编辑者以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应当把他放到特定的历史背景下，观察其具体的实践活动对当时社会以及历史所产生的影响，这样才能客观和公正的对历史人物编辑更优质的词条。
收复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六月，奉旨专征台湾，统帅福建舟师迅速攻取澎湖，尔后，利用有利的态势，主动、积极地招抚台湾郑氏集团，促使郑氏集团放弃抵抗而就抚。台岛不战而下。
其时，清廷内部对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是否留台存在争议。施琅站在维护国家的一统和安全，巩固沿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和保护中国的海洋权益的高度，上疏力主留台卫台。在分管兵部的东阁大学士（宰相）潘湖叟黄锡衮的支持下，施琅（乃分管兵部的内阁大臣潘湖叟黄锡衮的妹夫）的真知灼见打动了康熙帝和朝中大臣，清廷终于决定在台湾设府县管理，屯兵戍守。此后，台湾除了在甲午战后曾被日本侵占五十年外，再也没有离开过祖国的怀抱。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东南海疆宁靖，两岸人民安居乐业，社会经济文化得到长足的进步。
郑经接替郑成功后，由于内部陈永华（郑克臧岳父）和冯锡范（郑克塽岳父）发生内讧。病中的郑经把政务交由长子郑克臧处理，克臧聪明能干，做事井井有条，从来没有过失，也很受郑经的宠爱和信任。郑经病逝后，冯锡范毒死郑克臧，立11岁的傀儡郑克塽为延平王，冯锡范专横，贪赃枉法，大失人心。
1664年施琅建议，乘他率兵攻取金厦新胜，“进攻澎湖，直捣台湾”，使“四海归一，边民无患”。
1667年，孔元章赴台招抚失败后，施琅即上《边患宜靖疏》，次年又写《尽陈所见疏》，强调“ 从来顺抚逆剿，大关国体”，不能容许郑经等人顽抗，盘踞台湾，而把五省边海地方划为界外，使“赋税缺减，民困日蹙”；必须速讨平台湾，以裁防兵，益广地方，增加赋税，俾“民生得宁，边疆永安”。他分析双方的力量，指出台湾“兵计不满二万之从，船兵大小不上二百号”，他们之所以能占据台湾，实赖汪洋大海为之禁锢。而福建“水师官兵共有一万有奇，经制陆师及投诚官兵为数不少”，只要从中挑选劲旅二万，足平台湾。他主张剿抚兼施，从速出兵征台，以免“养痈为患 ”。施琅这一主张，受到以鳌拜为首的中央保守势力的攻击，以“海洋险远，风涛莫测，驰驱制胜，计难万全”为借口，把他的建议压下来。施琅的议谏被束之高阁，甚至裁其水师之职，留京宿卫，长达13年，但他仍然矢志复台报仇，坚韧不拔。在京之日，他注视福建沿海动向，悉心研究风潮信候，“日夜磨心熟筹”，以俟清廷起用。
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十月，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后，施琅终于在李光地等大臣的力荐下，复任福建水师提督之职，加太子少保衔。他回到厦门后，便“日以继夜，废寐忘食，一面整船，一面练兵，兼工制造器械，躬亲挑选整搠”，历时数月，使原来“全无头绪”的水师“船坚兵练，事事全备”。
1683年6月14日，施琅督率军由铜山出发，很快攻克了郑氏集团在澎湖的守军刘国轩部，此后，施琅又一面加紧军事行动，一面对占据台湾的郑氏集团施以招抚。在施琅大军压境之下，郑克塽茫然的说：“人心风鹤，守则有变；士卒疮痍，战则难料。还是应当请降，以免今后追悔莫及。”郑克塽毕竟是聪明的，听从了刘国轩的劝告。
8月13日，施琅率领舟师到达台湾，刘国轩等带领文武官员军前往迎接。施琅入台之后，自往祭郑成功之庙，对郑氏父子开辟台湾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自称克台是为国为民尽职，对成功毫无怨仇。（原祭郑成功文：自同安侯入台，台地始有居民。逮赐姓启土，世为岩疆，莫可谁何。今琅赖天子威灵，将帅之力，克有兹土，不辞灭国之诛，所以忠朝廷而报父兄之职分也。独琅起卒伍，于赐姓有鱼水之欢，中间微嫌，酿成大戾。琅与赐姓，剪为仇敌，情犹臣主。芦中穷士，义所不为。公义私恩，如是则已。“祭毕，施琅哽不成声，热泪纵横。郑氏官兵和台湾百姓深受感动。赞扬施琅胸襟宽广，能以大局为重。冷静处理公义私怨的关系，远非春秋时期的伍子胥所能比拟）。以上几个方面显现施琅攻打台湾不为私仇，而是为统一国家立下汗马功劳。
施琅一开始就坚决反对“迁界”。他说：“自古帝王致汉，得一土则守一土，安可以既得之封疆而复割弃？”直到1683年他率兵占领台湾后再“请于朝”，沿海迁民才“悉复其业”。于是被弃的民田“渐次垦辟”，从福建到广东，沿海“禾麦”，“一望良畴 ”。人民无限感激施琅，都异口同声地说：“台湾未平，此皆界外荒区。平后，而荒烟野草复为绿畦黄茂，圮墙垣复为华堂雕桷。微将军平海，吾等无以安全于永久也。”施琅复台捷报抵京时，正值中秋佳节。康熙看到大明最后一块抵抗根据地终于沦陷了，喜不自胜，即解所御龙袍驰赐，亲制褒章嘉许，封施琅为靖海侯，世袭罔替，令其永镇福建水师，“锁钥天南”。康熙三十六（1697年），施琅卒于住所，葬在惠安黄塘虎窟。此时康熙帝御旨追加赠太子少傅，谥襄壮，命官3次谕祭，并于泉州府学前建祠祀之。其是，“两岛八闽皆顷德”，纷纷为之树碑扬誉。十九都有“靖海侯”坊，阳义辅立康熙制诗句“上将能宣力，南纪尽风流”，同安等地立“绩光铜柱”、“泽普南天”、“勋高大树”、“泽沛甘棠”等碑坊，表彰施琅的丰功伟绩。总而言之，作为一代名将，施琅身上有许多闪光的东西，诸如大一统思想，海防和海权思想，不畏艰难险阻的意志和毅力，敢于据理力争、知无不言的作风，还有他的文韬武略等，这一切都值得理直气壮地纪念他。
争议人物
反方：
施琅是明之贰臣而非英雄。就当时情势论，明是夏清是夷，明是中国正朔所在清是外逆，故施琅降清于文化上是弃夏归夷，于政治上是明正统之叛臣，施琅与郑氏恩怨不能成为其降清托词。施琅大节既亏，身名瓦裂，不管降清后有何功绩，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儒家不以成败论英雄，若施琅是英雄，其如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何？夫子不与以德报怨，其理正与此同。至于施琅统一台湾，实与文不与而如其仁。虽然，又岂可因之而洗却贰臣污名耶！
正方：
（一） 气节道德。明之贰臣，虽然可以说气节有亏，谈不上不光彩，但是，因此就不对其一生行事做具体分析而全盘否定其人，不能说是历史主义。毛泽东说自己一生干了打败蒋介石、发动文化大革命两件事，后人以三七开论功过。“士大夫名节已坏，余事皆不足论”不仅是理论上的极端道德主义，也是方法论上粗暴的简单化。在此基础上引出“蕺山一堂师友自裁殉国”并立为圭臬，更是脱离实际。蕺山固然可赞可叹，但用来作为一般标准，则不免陈义过高，责人太苛。即以明末三大儒论，船山隐逸，自不能比；默许学生子弟入朝为官修史的顾、黄更是污名难洗。以信仰审判历史，结果只会导致历史虚无主义――“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没有一日得行天地之间”的历史，岂非万古长夜？实事求是的说，施琅不会因收复台湾的功业而成为道德上的圣贤，也不应因降清（且不说背景复杂）的品格污点而动摇其作为国家功臣的地位。
（二）再说夷夏之辨。首先是语境不同。在我看来，满汉之争跟历史上的“中原逐鹿”一样，是权力之争，文化的意义倒在其次，这在后来的有关政策中表现得十分清楚。众所周知，孔子的理想是王道和礼治。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以社会秩序代政府秩序，以文化组织代政治组织。由于其思想体系中没有也不可能有近代国家概念，强调突出文化的边界意义是自然的、必要的。但是，我们所处的今日中国，是一个在世界近代史进程确立的多元一体之“五族共和”的政治架构。如果无视这一基本事实，株执夷夏之辨的文化中心主义，将民族文化的差异可以放大凸显，只会是仇者快而亲者痛。如果真有什么“政治不正确”，应该就是指这种情况吧？各部族之间的征战自然会产生各民族的英雄传奇，它的历史意义是不朽的，其精神也具有普遍的道德意义。但是，作为居于主干地位的汉族，在处理这些历史人物时显然需要更多的细心和谨慎；具体到在面对施琅平台这一个案的时候，显然更应该把版图、利益这样的概念放在思考的首位。
论施琅性格
施琅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人们对他的认识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存在分歧的原因主要是历史观问题即如何看待施琅背郑降清一事。
通过通过百度的词条，让我们对施琅个人性格的考察，庶几能够获得对施琅全面的、正确的认识。
一、性格直率
施琅性格直率，不喜说谎，不爱玩弄花招，见到错误便要指出，即使会因而得罪上级。施琅这种个人性格在郑成功军中之时表现的最为突出。(1)，顺治六年（1649年）十一月，郑成功的军队进驻广东潮州，据施德馨《襄壮公传》载：“会以粮匮，议剽掠粤中，公（施琅）正言以阻”(2)，《八旗通志·施琅传》亦载：“今以粮匮，议剽掠广东，琅正言阻之，拂其（郑成功）意”(3)。在施琅看来，剽掠广东乃不义之举，施琅受其家风影响，为人正义感较强。史料记载其祖父“玉溪公性淳朴，乐善好施。明季之乱，常有浮尸漂泊海滨，公每见，辄捐赀，募众率子弟往埋之……妣一品夫人许氏尤好施与赈穷困”，其父大宣“负志激昂，无卑琐气”，“以尚义持正、乐善好施，声著乡闾”(4)。施琅乃孝悌之人，不会不受祖、父辈的影响。另外，施琅“治军严整”，向来反对官兵侵犯人民利益。因而，施琅正言阻止郑成功剽掠广东，并引起了郑成功的不满。可见施琅为人正直、性格直率。(2)，顺治八年（1651年），郑成功意在南下勤王，施琅劝说其放弃此举。史料记载，“左先锋施琅入曰：‘勤王臣子职分，但琅昨夜一梦，似大不利，乞藩主（郑成功）思之’。藩知来意，心衔许之。遂令将左先锋印并兵将令副将苏茂管辖”，从当时形势看，郑成功南下勤王实为错误的策略，郑成功自己也说，“ 有报自行在来，二酋己下广州，即到广省，先复惠潮矣。又郝孽归清，此处终非久居”，镇守南粤的陈豹亦说：“二酋已破广州，杜永和入琼南矣。此去或恐不遇，而中左根本，亦难舍也。不如将此南粤地方，听藩主驻节，居中调度……俟有信，请藩主亲行，未晚也”，此说甚是在理，然郑成功认为“我（成功）家世受先帝厚恩，捐躯难报，今有旨吊师，虽越山逾海，义当趋附，岂暇谋及身家”(5)？那么，施琅为何要以梦说来劝阻郑成功呢？施伟青先生认为，“其时，陈豹正面建议己被驳回，施琅采取迂回的方式，利用当时人的迷信思想打动成功”(6)，此说甚是。然黄典权先生认为施琅“临阵闪避，情殊难恕；兼之托言梦寐，尤有动摇军心之嫌”(7)。显然此种说法有失妥当，施伟青先生对之已有评断，兹不赘述。还有学者认为施琅劝阻郑成功南下，是因为“他和一般海商阶层一样，不愿花费过多力量南征北战去支持南明政权”(8)，此说当有合理之处，但认为施琅代表海商阶层劝阻成功南下似难以令人信服。总而言之，施琅不顾个人利益劝阻郑成功南下勤王，导致失去军权，可见施琅的为人性格。(3)，顺治八年（1651年）三月，清福建巡抚派马得功乘郑成功南下勤王之机袭取厦门，郑军战败。施琅并不以此时乃“假回闲员”而作壁上观，相反，他积极观察敌情，组织军队反击清军，并成功夺回厦门。由此可见施琅性格正直。事后，郑成功行赏，施琅以厦门己失、虏又生还，辞不受，此处亦可见施琅为人直率。此后，施琅不从郑成功移师后埔扎营操练，甚至“竟自削发”，及率众碎黄廷家器等行为，作何解释？一则施琅怒成功不归还自己的军权，二则郑成功猜忌不信任施琅，三则施琅易冲动，不够成熟，不知变通。施琅这一性格在其降清之后有明显改善，容后作述。(4)，曾德事件。关于此事，诸家记载有出入，《先王实录》记载施琅杀曾德是因其赴成功处求拔为亲随，施伟青先生据《福建通志·施琅传》、《清稗类钞·武略类》、《郑成功传》、《襄壮公传》、《八旗通志·施琅传》等书记载，认为“曾德是犯法当诛的逃兵（逃将），施琅擒斩他是为了执法”(9)。由此亦可见施琅为人正直。
总之，史料记载施琅为人直率、性格耿直之处甚多，通过以上阐述我们不难发现了一个正直的施琅，这种性格的形成与施琅所处的历史环境及其家风的影响有关。由此去理解施琅与郑成功的关系，我们认为：施琅为人直率、直言不讳，且有时做事不顾上级的颜面，易于冲动等性格是导致施、郑关系由“鱼水之欢”至“酿成大戾”的一个重要因素。当然，这其中亦与郑成功为人“英迈果断有余，而豁达恢宏不足，一生遇事容易冲动发怒”及“用法严峻、果于诛杀”(10)等因素有关。
二、自信与积极进取
施琅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祖父时家境较为宽裕，至父大宣时始衰落，但大宣“尚义持正，乐善好施 ”，故“声著乡闾”。施琅生得“颐广额宽”，大宣以为是贵人相，心中暗喜，严加管教，“授经课督益无虚日”，希冀施琅日后成为公侯将相(11)。另据载，“（施琅）将诞，母太夫人洪有神授宝光之梦，觉而异之，遂生公……里有神宇曰‘定光庵’，公垂髫诣神稽首，仿佛见神灵随之拜起，公亦默以自异”，少年时代的施琅“学书未成，弃而学剑。从其师习战阵击刺诸技，于兵法无不兼精，遂智勇为万人敌”(12)。可见施琅从小便被父母寄予厚望，在施琅家人及施琅心中都存在这样一种观念即施琅绝非普通之人，乃是日后的公候将相，加之“于兵法无不兼精”，故而促使施琅充满自信心。综观施琅一生行事，无不透露出自信的性格，兹举数例以证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时来（李光地处）说他的本事，海上可平”(13)。三藩乱起，施琅“疏论寇可灭状，因诣阙痛切陈之 ”(14)，并在《为尽陈台湾剿抚可平机宜事》本中说：“臣知己知彼，料敌颇审，率节制之师，贾勇用命，可取万全之胜”(15)。三藩乱后，康熙议取台湾，“公（施琅）从容拜稽首，具陈‘臣料其一二师，虽号桀骜，以臣视之，直狐鼠耳，当非臣敌也’。因度己度彼，指掌条奏甚悉”(16)，这是施琅自信的表现，且其作此言论是建立在度已度彼的基础之上。另外在征台之时，施琅屡次上书请求“专征权”，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但也绝对可视为施琅自信的表现。获取专征权绝非易事，一旦失事，需承担巨大责任，施琅对此应该是心知肚明的。
施琅出生即具富贵之相，且伴有灵异之事，这刺激了施琅使其极富自信心，时直“明乱，故杖策从戎 ”，欲“大有为”而“著勋名于千古”，因而施琅进取心极强。施琅十七岁便从军，每战必身先士卒，累立战功，在郑芝龙军中之时既已“挥戈一指，贼亡魂溃散。先后廓清山寨三百余所”(17)。在郑成功军中，楼橹、旗帜、伍阵相离之法等，“皆琅启之”，被郑成功任为“左先锋”。施琅在京师担任内大臣之时，并没有意志消沉或甘于职位爵禄而失去进取之心，依然以收复台湾为己任，积极结交朋友宣传自己的平台方略，为出征台湾作积极准备。“公（施琅）时以内大臣奉朝请，即慨然有澄清之志。每篙目时艰，歔欷扼腕，声泪俱下”，在京闽籍士大夫经常拜访施琅，请教平海方略，施琅“指画明悉，凡征战机宜，以及绝岛巨浸、险阻厄塞之处，如列诸掌”，施琅的同乡曾炳说：“公（施琅）既留宿卫，逆知鲸穴未捣，终当为边患，寝食燕处，未尝一日忘歼贼也”(18)。另外，施琅为内大臣十余年，“尝于朝退休闲，翻阅历代二十一史，鉴古今成败及名臣言行可法者，一一具志诸胸中”(19)。与此可见施琅进取心之强，而在京担任内大臣的十三年则很明显是施琅性格走向成熟的时期，对比施琅在此前后的所作所为，便可轻易发现这个事实，兹不赘述。
总之，施琅在自身体质、气质基础上和明末荡乱的历史环境下形成了富有自信心和进取心的个人性格。这一性格促使施琅奋发有为、屡立战功，及后来形成收复台湾的坚定决心，并为收复台湾作不懈的努力，不畏险阻、积极进取。
三、性格沉稳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发现施琅性格直率，充满自信，富有进取心。其实，施琅性格亦甚沉稳，考虑问题谨慎、周到，不急功近利、鲁莽从事。
康熙尝谓施琅“粗鲁武夫，未尝学问”(20)，然考察施琅的行为事迹，我们发现事实并非如此。举二三例以证之：（l）康熙二年（1663年），施琅取得袭取厦门的“专征权”，但没过几天，他又说：“当应与该王、公、督、提各臣同心协力，进取厦门，方为妥协”，原来“逆贼定已探知我师欲取厦门”(21)。可见，施琅虽然急于建功立业，但他又能够审时度势，不鲁莽从事。（2）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施琅率兵取得澎湖大捷，且看他是如何处置郑军俘虏的，“所获水军创残八百人，给以糜粥、酒胾，遣医为裹伤傅药。召见之曰：‘若等欲归乎？’皆叩头言：‘逆天宜死，得不死足矣，安望归。’琅曰：‘不然，汝一军尽没，父母妻子必谓汝等已死，日夜悲汝。余纵汝归，复见父母妻子，宁不甚乐！朝廷至仁如天，不得已而用兵。降即赦之耳，汝今归，为我告台湾人速来降，尚可得不死，少缓，即为澎湖之续矣。’谕讫，而遣舟归之”(22)。可见，施琅并没有在澎湖大捷后被胜利冲昏头脑，而是冷静地处理了郑军的俘虏问题，努力争取早日瓦解郑军，实现其“可不劳而定”的策略。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是周到，不急功近利。（3）如何对待郑氏问题。依常人之见，施琅攻台即是为报私仇，平台之后定当屠戮郑氏。但事实情况恰好相反，施琅“不伤郑氏一人”。难道施琅果真大公无私，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无意为父、弟报仇？非也。施琅为人甚是孝悌，断不会轻易放过杀害自己父、弟的郑氏一家。在此时，套用心理学的说法，施琅可谓陷入了“道德的两难情境”，即使人感到左右为难、模棱两可的道德情境，而对这种情境，个体无法对它作出“是”或“非”的偶然判断，只能对矛盾情境进行分析和思考，再作出谨慎的选择(23)。施琅在认真地分析时势之后，经过痛苦的两难抉择，最终决定“不伤郑氏一人”。显然，施琅的决定是正确的，至于施琅是如何考虑此事，诸家已有评论，兹不赘述。我们从此事中，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绝不鲁莽行事。对照以前，我们发现施琅性格在走向成熟，在内调京师的十三年，施琅通过与在朝官员与皇帝的交往以及相关史书的阅读，明显地改变了先前易冲动的性格。关于此点，亦可参见毛蕾《施琅的学识与台湾的统一——论读史对施琅产生的影响》一文 (24)。（4）从台湾弃留问题看施琅的性格。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7月，受命专征台湾的施琅顺利地完成了历史任务。但对如何处置台湾即是弃是留清廷内部发生了争议，如内阁学士等人认为“台湾隔在大洋之外，声息皆不相通”，主张“空其地，任夷人居之，而纳款通贡，即为贺兰有亦听之”(25)。甚至连康熙也认为“台湾仅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26)。然而施琅“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实肥饶之区，险阻之域”，它认为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而且“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各遂其生；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施琅还能从国际角度去分析事态，认为荷兰人“无时不在涎贪（台湾）”，一旦落入荷兰人之手，“必合党伙窥窃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后来，沿海诸省断难宴然无虞”(27)。因此，施琅坚决主留，历史证明施琅是正确的。可见，施琅考虑问题甚为谨慎、周到，具有长远眼光。（5）李光地曾经这样评价施琅。“人论本朝之将，以赵良栋、施琅并称。今观之，赵虽御下亦有恩威，临事亦有机智，若论能揽天下之大事，刻期成功，未必如施”，“施素不多言，言必有中。口亦不大利，辛辛苦苦说出一句，便有一句用处”(28)。此处亦可见施琅谨慎、沉稳的个人性格。
当然，有关施琅这一性格在史料中的反映绝不仅此而已，但仅据所举的这些事例，已足见施琅性格沉稳。另外，施琅这一性格的形成有一个明显的过程：我们认为施琅父、弟惨遭杀戮使其弃郑归清是其性格走向成熟的一个转折点，内调京师十三年则是另一个转折点，在攻台前后达到成熟。
四、小结
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我们发现施琅为人直率，富有自信心及进取心，且为人持重、善于审时度势。施琅性格也有些不足之处，我们确也发现施琅的性格有一个由不成熟到成熟的变化过程。总之，施琅的性格在其一生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是他行事成功或失败的一个重要动因。通过对施琅个人性格的分析，我们就能够更加客观、全面地认识和理解施琅的所作所为。
参考文献：
(1)(23)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407、第196页。
(2)(12)(16)(17)(19)（清）施德馨：《襄壮公传》，（清）施琅撰 王铎全校注《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3)（清）鄂尔泰等修《八旗通志·初集》卷174《施琅列传》，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年。
(4)(6)(7)(9)(11)参见施伟青：《施琅评传》，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第32、第37、第3页。
(5)（清）杨英：《先王实录》，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23页。
(8)汪敏芬：《关于施琅的叛郑投清》，施伟青主编《施琅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7页。
(10)张雄潮：《郑成功对将吏的统御才略》，郑成功研究学术讨论会学术组编《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年。
(13)(24)(28)李光地：《榕村续语录》卷11，中华书局，1995年。
(14)(18)曾炳。《靖海纪事序》，施琅《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15)施琅：《尽陈所见疏》，《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20)(25)康熙起居注》第二册，中华书局，1984年，第1206、第1078页。
(21)《党务礼等题报施琅改期进兵厦门事本》，《康熙统一台湾史料选辑》，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22)陈衍：《福建通志列传选·施琅传》，台湾大通书局，1987年。
(23)林崇德、杨治良、黄希庭主编：《心理学大辞典》，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
(26)见施伟青主编《施琅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2年。
(27)施琅：《恭陈台湾弃留疏》，《靖海纪事》，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
附录：陈台湾弃留利害疏
（清）施琅于康熙二十二年（１６８３年），施琅征台成功，清朝把台湾并入中国版图。台湾收复后，清廷对台湾的弃留问题曾引起一场争论。康熙自己就认为台湾“弹丸之地。得之无所加，不得无所损”，对台湾的重要地位缺乏充分的认识。大多数官员也同样认为，台湾土地狭小，人口稀少，财赋无多，又远隔重洋，如派兵驻守，不仅糜费粮饷，而且鞭长莫及。他们主张“守澎湖，徙台湾人民而弃其地。施琅坚决主张留守台湾，并上了一封《陈台湾弃留利害疏》，详述台湾与东南海防的重要关系，对弃守论的种种错误论点一一加以有力的驳斥。
全文如下：
“台湾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隔澎湖一大洋，水道三更。明季设澎水标于金门所，出汛至澎湖而止，水道亦有七更。台湾一地，原属化外，土番杂处未入版图也。然其时中国之民潜至，生聚于期间者，已不下万人。郑芝龙为海寇时，以为巢穴。至崇祯元年，芝龙就抚，将此地税与红毛，为互市之所。红毛遂联络土番，招纳内地人民，成一海外之国，渐作边患。至顺治十八年，为郑成功所攻破，盘踞其地，纠集亡命，窥伺南北。及其孙克爽(王爽),六十余年无时不仰廑宸衷。臣奉命征讨，亲历其地,备见野沃土膏，物产利溥，耕桑并耦，渔盐滋生。满山皆属茂树，遍处俱植修竹。硫磺、水藤、糖蔗、鹿皮以及一切日用之需，无所不有。向之所少者布帛尔，兹则木棉盛出，经织不乏。且舟帆四达，丝缕踵至，饬禁虽严，终难杜绝。实肥饶之区，而险阻之域也。一旦纳土归命，此诚天以未辟之方舆，资皇上东南之保障，永绝边海之祸患，岂人力所能致哉。夫地方既入版图，民番均属赤子，善後之计，尤宜周详。此地若弃为荒陬，复置度外，则今台湾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农工商贾个逐起利，一行徙弃，安土重迁，失业流离，殊费经营，实非长策。况以有限之船，渡无限之民，非阅数年，难以报竣。使载渡不尽，苟且塞责，则深山穷谷，窜伏潜匿，实繁有徒，和同土番，从而啸聚。假以内地之逃军流民，急则走险，纠党为患，造船制器，剽掠海滨，此所谓籍寇兵而赍盗粮，固较著也。此地原为红毛所居，无时不在贪涎，亦必乘隙以图。一为所有，彼性狡黠，善为鼓惑。重以夹板船只，制作精坚，从来无敌于海外。若得此数千里之膏腴，必倡其同伙，窃窥边场，迫近门庭，此乃种祸。将来沿边诸省，断难晏然无虞。至时动师远征，两涉大洋，波涛不测，恐未易见成效。如仅守澎湖而弃台湾，则澎湖孤悬海外，土地单薄，异于台湾，远隔今、厦，岂不受制于人。是守台湾即所以固澎湖也。台、澎联为臂指，烟海水师汛防严密，各相犄角，声气相通，应援易及，可以宁息。昔日郑氏得以负抗者，以台湾为老巢，澎湖为门户，四通八达，任其所之，我之舟师往来有阻。今地方既为我所得，官兵棋布，风期顺利，片帆可至，虽有奸萌，不敢复发。臣业与部臣、抚臣会议，而部臣抚臣未履其地。弃留未决。臣阅历周详，则不敢遽议轻弃也。且海防既靖，内地溢设之兵，尽可陆续裁减，以之分设台、澎两处。台湾设总兵一员，水师副将一员，陆师参将二员，兵八千名；澎湖设水师副将一员，兵二千名，计兵一万，足以固守，又无添兵增饷之费。其防守总兵、副、参、游等官，定以三年或二年转升内地，无致久任，永为成例。然此地方初辟，正赋杂饷似宜蠲豁。现在一万之兵食，权行自给，三年後开征，可以佐需。宜且寓兵于农，亦能济用，可以简省，无尽资内地之转输也。盖筹天下之形势，必求万全。台湾一地虽属外岛，实关利害，无论彼中耕种，犹能少资兵食，固当议留。既为不毛之壤，必籍内地挽运，亦断不能弃。弃留之际，利害攸关。臣思弃之必酿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是以会议具疏之外，不避冒渎，以其利害自行详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