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仲长统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仲长统生活在东汉末年，社会动乱，皇亲国戚，宦官豪门大族和以商业、高利贷起家的大地主，形成了庞大的豪强地主集团，他们肆无忌惮地兼并土地，搜刮民财，造成地主阶级同广大劳动人民的严重对立。于是在汉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在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腐朽的东汉王朝已名存实亡，灭在旦夕。仲长统著《昌言》，凡34四篇，10余万言，以泄义愤。仲长统认为“天”即自然，它没意志和目的。“天”的运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人们只要顺“天时”，如适时播种，辛勤管理，及时收获，就有好收成。收多少不在于“天命”，而是在于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政权得失上，仲长统批判了“神的旨意”。他认为创业者夺天下，建立霸业是由“人事”所致。同样，王朝由盛而衰，毁业亡国，也是由“人事”所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 ”决定社会兴衰的说教，从而否定了宗教神学的统治地位。这在两汉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见”。
仲长统在思想中虽说有唯心主义的糟粕,但他一生,唯物主义思想和进步主张是他思想的基础方面.他以“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唯物主义武器,批判了两汉时期宗教神学的喧闹,他的思想在中国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他是一位伟大哲学家和进步的思想家。
仲长统在政治思想方面，与当时流行的神权政治理论相对立，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国家兴亡和社会治乱取决于“人事”，而不在于“天道”，主张废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联合执政体制，恢复西汉时实行的丞相执政制度，认为“任一人则政专，任数人则相倚。政专则和谐，相倚则违戾”。他对于外戚擅权尤加谴责，提出人君不可与掌权的大臣结为婚姻关系，已经结为婚姻关系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权执政。
仲长统在法制问题上有以下主要观点：①因时势决定法律，繁简宽猛相济。他虽然持儒家“德主刑辅”观点，强调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罚为之佐助”；但并不反对使用重刑。他主张“繁简唯时，宽猛相济”，当“□宄成群”，非严刑峻法不足以“破其党”时，则必须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简、轻重应当根据形势的需要而变化。②“治”、“乱”在于用法者。他认为，国家 “治”、“乱”，不在于“法制”的不同，而在于统治者执行“法制”的好坏。“君子用法制而至于化，小人用法制而至于乱。均是一法制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乱，行之不同也”。③恢复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西汉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诏废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后，时有人提出恢复肉刑，东汉末期甚至开展争论。仲长统也主张恢复肉刑。他认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间增设肉刑，有利于惩罚“中罪”。因为对“中罪” 杀之则太重,髡之则太轻,如果没有与“中罪”相适应的肉刑,必然造成执法上的混乱,使刑罚“轻重无品”，罪与罚“名实不相应”。
仲长统的思想和才华集中表现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杂论集，共34篇，10余万言。后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见于《后汉书》、《群书治要》、《齐民要术》等书中，有辑佚本。
在《昌言》中，仲长统十分重视研究社会历史经验和现实的社会生活，注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上帝”对社会历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为本，天道为末”的论点，反对将自然现象与人间吉凶附会起来，强调“唯人事之尽耳，无天道之学焉”。认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乱迷惑之主，覆国亡家之臣也”（《群书治要》）。
对于社会危机的根源，仲长统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认为，社会统治地位和被统治地位的形成和划分并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变化、发展的，这种变化的主要原因就在于统治者的享乐腐化，以及他们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他说：“彼后嗣之愚主，见天下莫敢与之违，自谓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骋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恶：……荒废庶政，弃亡人物，……怨毒无聊，祸乱并起，中国扰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长统把社会历史的发展概括为“乱世” ——“治世”——“乱世”，他用春秋至汉末近五百年的历史发展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用社会的原因来分析“治”与“乱”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会、超自然的“天命”来解释。
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仲长统认为，政治上采取什么措施，用不着求“天”问“神”，只要考察现实社会的实际经验，从中找到“损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张一切治理社会的措施、法律，凡是对时代有利，对现实生活有效的，就说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价值，就必须坚持，相反的就应当放弃和反对；对过去行之有效的，而现在已经失去作用的，就必须改变，如果已经改变而还不如从前的，就应当仍然恢复原来的东西。这种以现实的实际效果决定政策的取舍的观点，对于打破神学迷信的支配产生了积极影响。
清代的严可均在评价仲长统时说：“然其闿陈善道，指抲时弊，剀切之忱，踔厉震荡之气，有不容摩灭者。缪熙伯方之董（仲舒）、贾（谊）、刘（向）、杨（雄），非过誉也”。（《全后汉文》卷八十八》）。清人马国翰也说：“其言时事，切中利弊，缪熙伯以董、贾、刘、杨拟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书》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册）。
然而，仲长统的政治思想主张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难以实现的。由于在现实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灭，信仰动摇，并对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产生了怀疑。在极度苦闷之中，他便想超尘拔俗，避世高蹈，《后汉书》说他“常以凡游帝王者，欲以立身扬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减，优游偃仰，可以自娱，欲卜居清旷，以乐其志。论之曰：‘使居有良田广宅，背山临流，沟池环匝，竹木周布，场圃筑前，果园树后。……蹰躇畦苑，游戏平林，濯清水，追凉风，钓游鲤，弋高鸿。讽于舞雩之下，咏归高堂之上。安神闺房，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遥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间。不受当时之贵，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则可以凌霄汉，出宇宙之外矣。岂羡夫入帝王之门哉’”！（《后汉书》仲长统本传）。
总之，仲长统对东汉末年社会政治的批判，是广泛而深刻的，涉及到政治、经济以及社会风习各个方面；从专权擅政的外戚、宦官，到贪欲昏聩的皇帝，他都顺笔予以抨击。他把社会祸乱的根源归之于“愚主”，而希望明君贤臣改革弊政，实施正确政策，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在政治、经济方面的要求。但是，黄巾大起义的风暴，以及变乱相继的政治现实，又使他看不到本阶级的真正出路，因而产生悲观绝望情绪。其思隐居避世、慕老思玄，即这种心态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