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仲長統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仲長統生活在東漢末年，社會動亂，皇親國戚，宦官豪門大族和以商業、高利貸起傢的大地主，形成了龐大的豪強地主集團，他們肆無忌憚地兼併土地，搜刮民財，造成地主階級同廣大勞動人民的嚴重對立。於是在漢靈帝中平元年(184年)爆發了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在農民起義軍的沉重打擊下，腐朽的東漢王朝已名存實亡，滅在旦夕。仲長統著《昌言》，凡34四篇，10餘萬言，以泄義憤。仲長統認為“天”即自然，它沒意志和目的。“天”的運行有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人們衹要順“天時”，如適時播種，辛勤管理，及時收穫，就有好收成。收多少不在於“天命”，而是在於充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在政權得失上，仲長統批判了“神的旨意”。他認為創業者奪天下，建立霸業是由“人事”所致。同樣，王朝由盛而衰，毀業亡國，也是由“人事”所為。從根本上否定了宗教“天命 ”决定社會興衰的說教，從而否定了宗教神學的統治地位。這在兩漢歷史上，是“破天荒的卓見”。
仲長統在思想中雖說有唯心主義的糟粕,但他一生,唯物主義思想和進步主張是他思想的基礎方面.他以“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唯物主義武器,批判了兩漢時期宗教神學的喧鬧,他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有着特殊的歷史地位.他是一位偉大哲學家和進步的思想傢。
仲長統在政治思想方面，與當時流行的神權政治理論相對立，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國傢興亡和社會治亂取决於“人事”，而不在於“天道”，主張廢除三公（太尉、司徒、司空）聯合執政體製，恢復西漢時實行的丞相執政制度，認為“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相倚則違戾”。他對於外戚擅權尤加譴責，提出人君不可與掌權的大臣結為婚姻關係，已經結為婚姻關係者，就不要任用他掌權執政。
仲長統在法製問題上有以下主要觀點：①因時勢决定法律，繁簡寬猛相濟。他雖然持儒傢“德主刑輔”觀點，強調德教是“人君之常任”，而“刑罰為之佐助”；但並不反對使用重刑。他主張“繁簡唯時，寬猛相濟”，當“□宄成群”，非嚴刑峻法不足以“破其黨”時，則必須使用重刑。法律之繁簡、輕重應當根據形勢的需要而變化。②“治”、“亂”在於用法者。他認為，國傢 “治”、“亂”，不在於“法製”的不同，而在於統治者執行“法製”的好壞。“君子用法製而至於化，小人用法製而至於亂。均是一法製也，或以之化，或以之亂，行之不同也”。③恢復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西漢文帝十三年(前 167)下詔廢肉刑，以髡、笞代替黥、劓、刖。此後，時有人提出恢復肉刑，東漢末期甚至開展爭論。仲長統也主張恢復肉刑。他認為在死刑和髡、笞刑之間增設肉刑，有利於懲罰“中罪”。因為對“中罪” 殺之則太重,髡之則太輕,如果沒有與“中罪”相適應的肉刑,必然造成執法上的混亂,使刑罰“輕重無品”，罪與罰“名實不相應”。
仲長統的思想和才華集中表現在《昌言》之中。《昌言》是一部政治思想雜論集，共34篇，10餘萬言。後大部分散失，所存者不足十之一二，散見於《後漢書》、《群書治要》、《齊民要術》等書中，有輯佚本。
在《昌言》中，仲長統十分重視研究社會歷史經驗和現實的社會生活，註重“人事”的作用，否定“天命”“上帝”對社會歷史的主宰作用。他提出“人事為本，天道為末”的論點，反對將自然現象與人間吉兇附會起來，強調“唯人事之盡耳，無天道之學焉”。認為“信天道而背人事者，是昏亂迷惑之主，覆國亡傢之臣也”（《群書治要》）。
對於社會危機的根源，仲長統也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社會統治地位和被統治地位的形成和劃分並不是永恆不變的。而是變化、發展的，這種變化的主要原因就在於統治者的享樂腐化，以及他們對人民的剝削和壓迫。他說：“彼後嗣之愚主，見天下莫敢與之違，自謂若天地之不可亡也；乃奔其私嗜，騁其邪欲，君臣宣淫，上下同惡：……荒廢庶政，棄亡人物，……怨毒無聊，禍亂並起，中國擾攘，四夷侵叛，土崩瓦解，一朝而去”。仲長統把社會歷史的發展概括為“亂世” ——“治世”——“亂世”，他用春秋至漢末近五百年的歷史發展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同時，他還用社會的原因來分析“治”與“亂”的原因，而不是用超社會、超自然的“天命”來解釋。
在社會歷史觀方面，仲長統認為，政治上采取什麽措施，用不着求“天”問“神”，衹要考察現實社會的實際經驗，從中找到“損益”的答案就行。他主張一切治理社會的措施、法律，凡是對時代有利，對現實生活有效的，就說明它有采用和存在的價值，就必須堅持，相反的就應當放棄和反對；對過去行之有效的，而現在已經失去作用的，就必須改變，如果已經改變而還不如從前的，就應當仍然恢復原來的東西。這種以現實的實際效果决定政策的取捨的觀點，對於打破神學迷信的支配産生了積極影響。
清代的嚴可均在評價仲長統時說：“然其闓陳善道，指抲時弊，剴切之忱，踔厲震蕩之氣，有不容摩滅者。繆熙伯方之董（仲舒）、賈（誼）、劉（嚮）、楊（雄），非過譽也”。（《全後漢文》捲八十八》）。清人馬國翰也說：“其言時事，切中利弊，繆熙伯以董、賈、劉、楊擬之，洵非溢美”（《玉函山房佚書》第十一函，第五十四册）。
然而，仲長統的政治思想主張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是難以實現的。由於在現實中找不到出路，使他理想破滅，信仰動搖，並對傳統的儒傢正統思想産生了懷疑。在極度苦悶之中，他便想超塵拔俗，避世高蹈，《後漢書》說他“常以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減，優遊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水，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諷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消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貴，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後漢書》仲長統本傳）。
總之，仲長統對東漢末年社會政治的批判，是廣泛而深刻的，涉及到政治、經濟以及社會風習各個方面；從專權擅政的外戚、宦官，到貪欲昏聵的皇帝，他都順筆予以抨擊。他把社會禍亂的根源歸之於“愚主”，而希望明君賢臣改革弊政，實施正確政策，反映了中小地主階級在政治、經濟方面的要求。但是，黃巾大起義的風暴，以及變亂相繼的政治現實，又使他看不到本階級的真正出路，因而産生悲觀絶望情緒。其思隱居避世、慕老思玄，即這種心態的反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