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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
王韬
王韬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
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初名王利宾，字兰瀛；十八岁县考第一，改名为王瀚，字懒今，字紫诠、兰卿，号仲弢、天南遁叟、甫里逸民、淞北逸民、欧西富公、弢园老民、蘅华馆主、玉鲍生、尊闻阁王，外号“长毛状元”。江苏苏州府甫里村(今甪直镇）人。1845年考取秀才。1849年应英国传教士麦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1862年因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天国被发现，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国驻沪领事帮助下逃亡香港。应邀协助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将十三经译为英文。1867冬－1868春年漫游法、英、苏格兰等国，对西方现代文明了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协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资创办《循环日报》，评论时政，提倡维新变法，影响很大。1879年，王韬应日本文人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记游》。王韬在1884年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直至去世。1894年为孙中山修改《上李鸿章书》，并修书介绍于李鸿章的幕友罗丰禄、徐秋畦等。王韬一生在哲学、教育、新闻、史学、文学等许多领域都作出杰出成就，著有《韬元文录外编》，《韬元尺牍》、《西学原始考》、《淞滨琐话》、《漫游随录图记》、《淞隐漫录》等四十余种。
生平
童年和少年时代
王韬的少年在甫里渡过，“余少居甫里，莫有知余者”。王韬五岁，由母亲教识字。父亲是乡村私孰先生，王韬随父亲熟读四书五经，打下扎实的经学基础。少年王韬在空闲时候，常到甫里镇上唐代诗人陆龟蒙留下的斗鸭池观赏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别墅探梅。最爱在夕阳将落时分，到保圣禅院听松，“有如千军万马声，又如千山落叶，万豁泉流”，毕生难忘。四十多年之后，王韬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年中三返家乡，必重游保圣禅院，并对随行的朋友们讲述少年时保圣禅院听松的故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 年），王韬到昆山应县考，中秀才。道光二十七（1846年）年到金陵应考，不第。
墨海书馆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韬到上海探望父亲，顺便参观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书馆[4]，受到麦都思和长女玛丽、二女娅兰的接待，款以葡萄酒和音乐，并带领参观“光明无纤翳，洵属琉璃世界”的印刷厂房。王韬对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齐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几千本书的活字版印刷机很感兴趣，种下日后自己办书馆的种子。王韬在墨海书馆结识了美魏茶、慕维廉、艾约瑟等传教士。
1848年，王韬父亲病故，王韬此时家有娇妻幼女，必须寻找工作，维持生计，幸得传教士麦都思的聘请，到上海墨海书馆工作，墨海书馆的工资固定，比他在家乡教书所得高的多。王韬和家眷就住在墨海书馆宿舍，室内挂一付对联：“短衣匹马随李广，纸阁芦窗对孟光”。王韬在墨海书馆，担任麦都思的助手，从新翻译《圣经》。
英国伦敦会在1843年香港举办的代表大会上，多数代表认为早先马礼逊翻译的圣经，包含太多俚语，决定由伦敦传道会上海分会麦都思、米怜在上海重新组织翻译《圣经》。初步翻译工作，由伦敦会教友完成，1847年6月开始，以麦都思、米怜为首的五人代表小组，周一至周五，每天开会研讨四小时，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译员（王韬是麦都思的翻译），逐字逐句对照原文，进行讨论，提出修改意见。1850年新约翻译完毕，1853年旧约翻译完毕。这部《新约》被称为“代表译本” 《圣经》。代表译本由于中文通顺，被英国圣经公会（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纳为海外标准本，短短六年间已经印行十一版，成为在中国最广为流行的圣经译本。王韬功不可没。
王韬在墨海书馆工作十三年，还先后和伟烈亚力、艾约瑟等传教士，翻译出版《华英通商事略》、《重学浅说》、《光学图说》、《西国天学源流》等书，为西学东渐作出了贡献。
1850年十月，王韬的年轻的妻子，不幸病故。
根据伦敦会1855年61届大会报告，王兰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礼，正式成为基督教徒。
避难香港
1860年，李秀成率领的一支太平军陷苏州、常州、进迫上海。在这期间王韬曾化名黄畹上书太平军长官刘绍庆出谋画策（“长毛状元”外号由此而来）。后来李鸿章率领的清军占上海，黄畹的书信落入清军手中。李鸿章知道黄畹就是王韬，以“通贼”罪下令通缉 。当时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儿子麦华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正是英国驻上海领事。王韬在上海英国领事馆避难四个多月。1862年10月，在英国领事馆人员护送下搭乘一艘怡和洋行的邮轮亡命香港。香港英华书院院长——汉学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书馆馆长麦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韬住在香港伦敦教会的宿舍，并聘请王韬协助翻译《十三经》。理雅各在王韬协助下翻译出《尚书》和《竹书纪年》。理雅各在空暇时常邀请王韬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韬初到香港，无亲无故，多仗理雅各资助才能渡过难关。
在此期间，王韬还兼任香港《华字日报》主笔，这是他从事华文新闻事业的开端。
王韬论香港
王韬旅居香港，工余之暇，勤涉书史。当时罕有关于香港的史料，王韬寻访故老，收集关于香港的资料，著《香港略论》、《香海羁踪》、《物外清游》等三篇文章，记述香港的地理环境，英人未来前的状况，英人割据香港后设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纪中叶香港的学校、教会、民俗等历史资料。王韬有关香港的文章，是有关香港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献。
欧洲之旅
游历欧洲。1867年理雅各离开香港回苏格兰家乡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理雅各来信邀请王韬到欧洲游历并前来苏格兰继续帮助翻译中国经典。十一月二十日王韬乘轮船启行。取道新加坡、锡兰、槟榔屿、亚丁、开罗出地中海经墨西拿抵达法国马赛。由香港到马赛全程四十多日。每经过一个停泊港口，王韬必定游览一番，并写下游记。王韬从马赛转搭火车经里昂到达法京巴黎。王韬在巴黎游览卢浮宫等名胜，并拜访索邦大学汉学家儒莲。王韬在巴黎小住十几天后继续搭火车到加来港口转搭渡轮过英吉利海峡到英国多佛尔港，改乘火车到英京伦敦。当时理雅各正在伦敦，便陪同王韬游览大英博物馆、圣保罗大教堂等英京的名胜。
王韬在牛津大学演讲。牛津大学校长特邀王韬到大学以华语演讲。这是有史以来第一位中国学者在牛津大学讲话。王韬谈到中英通商的历史，维多利亚女王遣人到广东，开始了英国的东方贸易，后来英国官员斯当东始学汉语，随后来华的英国人才通中国语言文字。王韬希望两国继续和睦共处。“是时一堂听者无不鼓掌蹈足，同声称赞。”当时在牛津大学学习汉语的学生，多经国家选拔后，授予官职，派往印度和中国当翻译。王韬还谈到孔子之道与西方天道，孔子之道为人道，西方之道虽是天道，但传西道的还是系于人。“此心同此理也，请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杜拉村旅居苏格兰。王韬离开伦敦后，在苏格兰克拉克曼南郡的杜拉村居住。假日理雅各和他的三女玛丽常陪同王韬游览邻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里扣特里镇、阿罗威、斯德零故宫。也游览了爱丁堡，参观爱丁堡大学，游览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一如往日，王韬每游一地都写下纪录，后来在上海编入《漫游随录图记》。1870年春理雅各和王韬完成了《诗经》、《易经》、《礼记》等中国经典的翻译。王韬旅居苏格兰期间，应用西方天文学方法研究中国古代日食纪录，著有《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闰至日考》等天文学著作。
办报生涯
1857年参加《六合丛报》的编辑工作，是他报刊活动的开始。1864年兼任《近事编录》的编辑工作。1874年创办《循环日报》。是近代报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后发展于梁启超，对当时的文坛和以后的维新派领导人影响较大。他的部分政论文章后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他关于办报的言论代表了维新变法前报刊理论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报刊理论的基石。《弢园文录外编》：是我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作者王韬。他是我国新闻史上第一位报刊政论家，他的政论反帝爱国，昌言变法，短小精悍，深入浅出，富于感情，后来被发展为一种新的报章文体，他的部分政论文章被收编为《弢园文录外编》。
1870年冬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华书院，王韬随同返香港，在鸭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间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为“天南遁窟”，自号“天南遁叟”，从事著述之余，仍旧出任《华字日报》主笔。在此期间，王韬编译了《法国志略》、《普法战纪》，先后在《华字日报》连载，上海《申报》转载。后来王韬《普法战纪》编辑成21万字的单行本。《普法战纪》很受李鸿章重视。《普法战纪》传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响。
1872年东华医院在香港创立，王韬被选入东华医院第一届董事会。
1873年理雅各返回苏格兰，王韬买下英华书院的印刷设备，在1874年创办世界上第一家成功的华资中文日报——《循环日报》，因此王韬被尊为中国第一报人。王韬自任主笔十年之久，在《循环日报》上发表八百余篇政论，鼓吹中国必须变法，兴办铁路、造船、纺织等工业以自强。王韬发表在《循环日报》的政论，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时弊，被认为是中国新闻界政论体的创造人。1875年王韬发表了著名的《变法自强上》、《变法自强中》、《变法自强下》三篇政论，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提出“变法”的口号，比郑观应《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维新早23年。据学者罗香林考证，康有为在1879年曾游历香港，正值王韬担任《循环日报》主笔，发表大量变法政论之时，因此，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受王韬影响是极可能的事。王韬无疑是是中国变法维新运动的先行者。
王韬主编的《循环日报》是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份以政论著称的报刊。王韬是中国第一位报刊政论家，《弢园文录外编》，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报刊政论文集。王韬的政论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论说文的传统，突破了当时梧桐时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强调文章是“载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贵在乎纪事述情”，不应拘泥于文法，墨守陈规。他的政论对报章问题和政论文风的改观和发展影响很大。
旅日考察
王韬的《普法战纪》一书和发表在《循环日报》上的变法维新政论，深受日本维新派重视。光绪五年（1879年）三月，王韬应日本一等编修重野成斋、《报知社》主笔栗本锄云、蕃士冈鹿门、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请，前往日本进行为期四个月的考察。王韬在此期间结识一批日本维新人士，考察了东京、大阪、神户、横滨等城市，写成《扶桑游记》。在日本期间，王韬还在东京谒见清廷驻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张斯桂、参赞黄遵宪。
终老上海
王韬在英国、日本的名望和他的变法维新政论，使清廷重臣李鸿章刮目相看，认为王韬是“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希望召罗为用。
光绪八年（1882年）王韬曾回上海探路，瞩香港洪茂才校对《弢园文录外编》，由香港印务总局排印。
光绪十年（1884年）王韬终于回到他阔别二十二年的上海，定居在沪北吴淞江滨的淞隐庐。此时王韬被聘为《申报》编辑。
光绪十一年（1885年）王韬创办弢园书局，以木活字出版书籍。
光绪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书院，推行西式教学。
光绪十三年（1887年）著《淞滨琐话》。
光绪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游随录图记》，入秋，王韬被聘为《万国公报》特约写稿人。
光绪二十年（1894年）孙中山拜见王韬，王韬为孙中山修改《上李傅相书》，安排在《万国公报》发表。
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韬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代表论著
变法
（中） 王韬
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也。上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变而为三代。自祖龙崛起，兼并宇内，废封建而为郡县，焚书坑儒，三代礼乐典章制度，荡焉泯焉，无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自汉以来，各代递嬗，征诛禅让，各有其局，虽疆域渐广，而登王会列屏藩者，不过东南洋诸岛国而已，此外无闻焉；自明季利玛窦入中国，始知有东西两半球，而海外诸国，有若棋布星罗；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国无不通和立约，叩关而求互市，举海外数十国悉聚于一中国之中，见所未见，闻所未闻，几于六合为一国，四海为一家；秦、汉以来之天下，至此而又一变。
呜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欧洲始！以欧洲诸大国，为富强之纲领，制作之枢纽。舍此，无以师其长而成一变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则以轮船，中西同有车，而彼则以火车；中西同有驿递，而彼则以电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枪炮独精；中西同有备御，而彼之炮台水雷独擅其胜；中西同有陆兵水师，而彼之兵法独长。其他则彼之所考察，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讲求，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偻指数。设我中国至此时而不一变，安能埒于欧洲诸大国，而与之比权量力也哉！
然而一变之道难矣。以今日西国之所有，彼悍然不顾者，皆视以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圣人之道在。不知道贵乎因时制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断不拘泥古昔，而不为变通，有可知也。今观中国之所长者无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饰也，贪罔也，虚骄也；喜贡谀而恶直言，好货财而彼此交征利。其有深思远虑矫然出众者，则必摈不见用。苟以一变之说进，其不哗然逐之者几希！盖进言者必美其词曰：中国人才之众也，土地之广也，甲兵之强也，财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国之所能望其项背也。呜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众，而不知所以养其人才以为我用；知土地之广，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为我益；知甲兵之强，而不知练其甲兵以为我威；知财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财力，开源节流，以出诸无穷而用之不匮；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维力，不至视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变不为功。
变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变也。贴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趋益下，庸腐恶劣不可向迩。乃犹以之取士，曰制科，岁取数千百贸然无知之人，而号之曰士。将来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变，则人才终不出。
其一曰：练兵之法宜变也。今之陆营水师，其著于籍者，有名而无实。当事者以兵不足恃，又从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驻防之兵至十万，虽足以拱卫神京，翼保畿辅，以壮声威而遏戟铁；而他处海防均须整顿，绿旗满营，水师战舰，皆当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垒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从事。苟仍其旧而不早为之计，是谓以不教民战，无殊驱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变则兵不能强。
其一曰：学校之虚文宜变也。今所设教谕训导，小邑一人，大邑两人，虚糜廪粟，并无所事。且其人，类皆阘冗无能，龙钟寡耻，不足为士之表率。书院山长，祈取声誉，以所荐之荣辱为去留，而每月所课，不过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养士之名，而无养士之实也。是反不若汉时所立国子监，天下士子，犹得读书于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变也。昔高祖入关，其与民约，不过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过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牵文义，厥弊日滋。动曰成例难违，旧法当守，而一切之事，都为其所束缚驰骤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无奉法之实也。是不如减条教，省号令，开诚布公，而与民相见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变者也。四者既变，然后以西法参用乎其间。而其最要者，移风易俗之权，操之自上。而与民渐溃于无形，转移于不觉。盖其变也，由本以及末，由内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1874年《循环日报》
政治、经济、军事思想
变法自强
王韬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他根据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的道理，断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他写道“中国何尝不变”。王韬对中国前途充满信心，“吾知中国不及百年，必且尽用泰西之法而驾乎其上”[23]。王韬主张以欧洲强国为榜样。具体办法有四：
1、改革科举取士法
2、改革练兵法
3、改革教育
4、废除繁文
君民共主论
在中国历史上王韬最早提倡废除封建专制，建立“与众民共政事，并治天下”的君主立宪制度。王韬将世界各国的政治制度，分为三种：
1、君主之国，如俄罗斯、奥地利、普鲁士、土耳其，国家元首为帝。王韬认为，君为主，必须有尧、舜帝在上，才能长治久安。
2、民主之国，如法国、瑞士、美国，国家元首为“统领”。王韬认为民主之国，“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究其极，不无流弊”。
3、君民共主之国，如英国、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麦。“朝廷有兵刑礼乐赏罚诸大政，必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远近，此君民共主也。”“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递……如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
主张进行军事改革
王韬主张革新兵器，废除弓箭、大刀、长矛，换成新式火器；将帆船换为轮船，“师其所能，夺其所持。”王韬认为单按西法制造枪炮、轮船、建筑铁路，只不过是抄袭皮毛，更重要的是要变革军队的制度和训练方法。
实业强国
王韬认为富强为强国之本，必须大力兴利：
1、开发铁矿、煤矿、金矿、银矿、铜矿、水银矿等；
2、开发羊毛、棉布、丝绸纺织业；
3、发展海陆交通，造轮船、建筑铁路。
王韬认为“诸利既兴，而中国不富强者，未之有也”。
赋税观
王韬曾游历英、法、俄等国，受资本主义思想的影响，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王韬提出“恃商为国本”、“商富即国富”的思想，主张减轻商税征收“商不重征，贾不再榷，各劝其业，争出吾市，则下益上富”。他认为厘金税加重商人负担，阻碍商品流通，应予裁撤。王韬主张学习西方经验，发展新式工矿业，认为它可以“兴大利”。他指出“取之于民不如取之于天地自然之利”，主张通过发展工矿业来增加财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