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安徽桐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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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戴名世
自古文人總是視自己民族的文化為自己生命的重要構成，不管歷史如何變遷，總是守着自己尊奉的文化不放，甚至不惜性命地千方百計傳民族文化於後世，奉孔子云“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為立身之銘，若曹子恆視文為“不朽之盛事”，這種思維和固執的精神害苦了歷史上不少文人。
有清一代桐城多出仕人，有方以智、方苞、張廷玉流的騰達飛黃，亦有戴名世輩的可悲厄運。以戴名世與方苞而言，倆人自康熙三十年在京師同貢於太學相識，其後近二十年，倆人交往甚密，在顛沛的生涯中，互為知音，於古文創作相與切磋亦相互推崇，並盛名於時。然而後來，在清統治者對漢族士大夫籠絡與威壓並舉的政策下，一個飛黃騰達至君側，一個蒙罪慘死於刀下，命運相迥，判若雲泥，這是為何呢？
這恐怕要從人的文化背景和文化心態方面去找原因。明朝的覆亡震憾了漢族士大夫的心靈，使他們陷入沉痛的反思，對有明一代的政治、哲學重予檢驗和批判。他們或希望通過翊護程朱理學以輓救頽敗的世風，或者希望通過對理學的剖析和批判來還儒傢道統的真面目，這正表現出當時在時代的囿限下封建士大夫的思考與探索，不屈與抗爭，由是造成清初經學的復盛。皮錫瑞說清初“王、顧、黃三大儒，皆嘗潛心朱學而加以擴充”，其意圖正在於通過依附儒傢經籍以保存民族意識，通過整理古代學術以闡揚民族精神。這種文化氛圍的影響正决定了戴名世的思想和命運。
也許是久受桐鄉儒風侵潤，生長於清的戴氏卻偏偏對晚明縈懷情愫，恨國傢墮而篡於亂賊之手，宗社坵墟，璇樞無望的悲苦，使他衹得懷着遺民之念以孤高自許，誓為僻鄉的博學高隱之士。在滿清嚴威統治下的中國，到處充滿了鐐銬和呻吟，那些負有氣節的遺民志士，其地位和境遇是極睏頓艱難的，其精神和思想亦是極矛盾痛苦的。在我們今天看來，明清兩代同是封建王朝，沒有根本區別，但在於明末清初的漢族士大夫來說，封建倫序上當然要尊奉明朝，這是大節所在，顧炎武提出“博學於文，行已有恥”的旨意就在於此。倘他在南山下開館授徒終身倒也罷了，卻偏耐不得窮寂，經不住康熙帝的功名誘惑，後來披塵奔科舉途上去求利祿了，唱起“今天子盛德神功”的頌歌，前倨後恭，判若雲泥。促使戴名世晚年致仕事清的原因，除了他家庭生計的艱難和有志參與撰修明史外，最主要的原因還在於康熙帝的崇尚程朱與他的思想産生了共鳴，使他改易了遺民終身的舊願，去潤飾太平。
可憐考了二十多年，待進士及第，巳經五十七歲。這時該安享榮華了，然而，他卻文人脾性發作，固有文化的情結作怪，竟想起去搜尋南明史料，欲撰明史以求不朽。官修明史在當時要真實記載南明抗爭的史實是不可能的。戴名世很擔心南明宏光，隆武、永歷地方數千裏，首尾十七八年的殘喘歷史因此而湮沒無聞，於是他時訪明季遺老，考求故事，兼求明季野史，參互校訂，以冀成書，來寄托他的遺民之思，發揚漢族文化的輝光。然而，奴才是難做的，清==殘酷地絞殺一切違逆現政權的漢族士大夫，哪怕衹是意識上的反抗也不容許，皇權統治下的大清怎能容許有人抱着故國之思不放呢？他的行為與其大清翰林院編修的身份有悖，當然為力圖扼殺民族意識和文化的清王朝所不容，他的悲劇便是必然的了。天地間衹有渴血的野獸和供作驅使的牲口呵！戴名世真的有些書呆子氣了，盡做些御用文人最忌的事。進士及第的第二年，便因文引禍，為趙申橋所劾，說他私自收集南明史料，甚至直呼末朝年號，康熙一怒之下，他便丟了性命，險些滿門斬首。求功名汲汲何其苦，棄利祿忽忽何其速！戴名世的終於被殺，正反映出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漢族士大夫為他人砧上肉的悲慘命運，任你怎樣掙紮也難以逃脫。
歷史轉折中的人，由於處在矛盾的峰頭浪尖，內心總是充滿激烈的文化衝突，入世求功的欲求，留名於史的心願，戀舊與趨新的纏想，對自已民族文化的執着，屢屢表現為令常人難以理解的悖行。戴名世是矛盾的人，是因為他生於矛盾的世。作為漢族士大夫，他自然思明反清。然晚明政治的腐朽實在令海內寒心，康熙朝的清明鼎盛卻歷歷在目。避世高隱與求取功名的矛盾始終糾結於心，雖然功名之心後來居上，但思明的情結從來未泯。於是便有了中進士後的反思，欲揭明之失，吊明之亡。他總想著書立說，立弘願將其民族文化之傳統傳承下去，為保守那一份自由的民族文化精神，以避免有一天全民族出現讓他傷心的“異化”。以致於自身被異族統治和異族文化的輪轂所碾碎。
戴名世如此，歷史上蹈矩者亦多。陳寅恪先生在談到王國維的自沉昆明湖時，曾說王國維是被“文化所化”之人，是以身殉了即將銷亡的文化，其實戴名世早已為其先楷。
有許多像戴名世一樣矛盾的人，纔有那許多文人自相矛盾的文章，許多矛盾的事情，這便是歷史。偉哉悲哉，千古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