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 | 荩忱 |
| 籍贯： | 山东临清唐园村 |
| | |
少年时代
生于忧患
1891年，张自忠出生于山东临清。
临清，是鲁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位于卫河与古运河交汇的三角洲上。卫河古称清河，“临清”也就是临近清河的意思。由于水陆交通发达，临清成为联系南北的要津，商业繁华，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号称“小天津”。
齐鲁为孔孟故地，山东人素有忠义之名，临清亦不例外。史称，这一带的人民“性强悍，负义气，遇事敢为”。明万历年间，税监马堂以征税为名搜刮民财，临清人民群起暴动。当朝廷派大军前来镇压时，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担过，从容就义，掩护了抗税群众。清乾隆年间，农民王伦为反抗暴政发动起义，后遭官兵镇压，王伦举火自焚，壮烈殉难。到了咸丰年间，临清又发生了宋景诗领导的黑旗军反清起义。起义受挫后，宋景诗不甘屈服，重举义旗，抗击清军，直至战死。
这几个事件典型地反映了临清人民强悍的民风和近乎悲壮的性格，张自忠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自然会受到潜移默化的熏陶。
张自忠出生于19世纪末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败，国势极端衰弱，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一很高过一浪；1894年，清军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四年后，旨在救亡图存的戊戌维新运动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杀身成仁而告失败。1900 年，山东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灭洋”的义和团运动。包括临清在内的鲁西一带，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发源地和活动中心之一。义和团运动虽然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这种自发的无组织无纲领的混乱的农民运动，不可能拯救中国于危亡。在八国联军的联合镇压之下，义和团运动也失败了，中国人民陷入了更为悲惨和苦难的境地。
张自忠的少年岁月，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时代度过的。这个背景对他的成长影响至深。
张自忠六岁开始入私塾就读，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带领小孩子们玩打仗的游戏。念书之余，村里的小孩子们在他的指挥下分成两阵，彼此对打。玩完了，他就把身上带的东西和钱分给大家，作为犒赏。若有谁不守规矩，不听指挥，他就发脾气，瞪着乌亮的眼睛厉声斥骂，不留情面。小伙伴们又伯他，又喜欢他，都愿意跟着他玩。
三年后，父亲张树桂前往江苏赣榆就任巡检，把自忠也带了去。1905年，张树桂因政绩不错，署理赣榆知县，官晋五品。此时的张自忠年届十四，已长成一个英姿勃发的少年。赣榆县衙的深宅大院已关不住生性好动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门去，四处转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闲逛，见一个无赖在欺侮二个卖菜的老头。他二话没说，冲过去对准无赖就是一拳，俩人便扭打起来。自忠虽年少，却身高力大，那无赖见不敌对手只得服输，给老者认了错，自忠这才放过了他。张树桂见儿子长大了，又不安心学习，就把自忠送回了临清老家。未曾想，自忠回临清不久，就从赣榆传来噩耗：父亲因病卒于任上。父亲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为自己没有好好孝敬父亲而难过。
张树桂故后，夫人冯氏就成了一家之主。冯氏虽没有读过书，但为人通达，处事干练，治家教子都颇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冬春之交，青黄不接，，心地善良的冯夫人总是拿出粮食和棉布接济贫穷的乡亲，深得乡民爱戴。由于父亲早逝，实际上张自忠的成长受到母亲的影响更大一些。
回到临清以后，张自忠继续在私塾里读书。他仍旧很调皮，不怎么安心学习。这时，他玩耍的花样更多了，先学骑驴，以后又学会了骑马，时常跟随青年们出去打猎。他从这种勇敢、冒险的游戏中找到了乐趣，有时一连几天不回家。
慷慨仗义、同情弱者是张自忠在少年时代就显露出来的性格特征。据乡人回忆，他两三岁的时候，母亲总在他的胸前系一个小兜兜，在里面装些花生糖果之类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伙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给他们吃，直到分光吃净为止。长大一些，有时他与伙伴们赌钱玩，赢了穷人的钱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家子弟则毫不客气，一文不能少。
他生长在一个富裕家庭，从没有为衣食犯愁，但村里有些佃户吃糠咽菜，家境贫寒。张自忠于心不忍，常常从家里拿来白面馒头换人家的糠窝头。为顾全对方的自尊，他一再说自己爱吃糠窝头，从不摆出一副施舍的样子。遇到街上卖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来，让大伙吃光分净，然后向母亲讨钱付账。家里有人责怪他，他则满不在乎地说：“人家买不起，咱们送一点给人家吃算什么?”
1907年，十六岁的张自忠由母亲做主，与临清县咨议局议员李化南之女、十七岁的李敏慧结了婚。
结婚以后，张自忠渐渐变得成熟起来，增加了对家庭的责任感，读书也开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临清高等小学堂。当时的高等小学堂，相当于今天的中学。在这里，教授的仍是以四书五经为主的旧学，只不过较私塾更为系统罢了。可以说，张自忠从懂事起，就开始接受旧学的熏陶，父亲的影响和学校的教育，都毫无二致地归一于孔孟之道，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学习之余，张自忠常借一些小说来阅读消遣。最让他喜爱的是《三国演义》、《说唐》和《说岳精忠传》。这些古典名著对传统道德作了活生生的注释，关云长、岳武穆和秦叔宝的忠义侠行和浩然之气令他心驰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张自忠从高等小学堂毕业，至此他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对于未来，张自忠没有什么明确打算，但他的内心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好男不吃家里饭，长大了要出去闯天下!
投笔从戎
宁为百夫长，不做一书生
1911年10月，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发动的武昌起义，引发了全国规模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辛亥革命。
一时间，革命浪潮激荡全国，腐朽的清政府摇摇欲坠。
这一年的冬天，张自忠考入了当时中国北方有名的法律学校天津北洋法政学堂。临清虽号称“小天津”，但毕竟不能和真正的天津相比。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鲜，学校中的进步思想和革命气氛尤其令他兴奋。在这里，他第一次接触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学说和 “驱除挞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资产阶级革命政纲。这些振聋发聩的进步思想在他原本只知孔孟的头脑中增添了崭新的内容，对他日后的成长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武昌起义后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使张自忠兴奋难捺，沸腾的热血已不容许他安坐在学堂里读书了。1911年底，张自忠秘密加入同盟会，亲身投入了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
当时，济南有一所“山东省法政专门学校”，校长丁惟汾是山东同盟会的负责人。1911年，他联合各界进步力量迫使山东巡抚孙宝琦宣布独立。一时间，山东出现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势。张自忠听到这个消息，便由天津径自来到济南，转入山东法政专门学校，投身于山东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山东的独立只不过是县花一现。袁世凯凭借北洋势力和帝国主义的支持，篡夺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山东的独立也被取消。随后，袁世凯指派亲信入鲁捕杀同盟会员，革命党人在山东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彻底平息了。革命党人软弱无力和惨遭杀戮的命运使张自忠意识到，要挽救民族危亡，仅靠坐在学堂里埋头苦读或四处奔走呼号、鼓吹革命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拥有强大的武力才有取胜的希望。经过深思熟虑，张自忠毅然决定投笔从戎。选择从军的道路，也与张自忠对自己的认识有关。他体格魁梧强健，生性好动，浑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刚毅之气，这种性格气质显然更适合于当兵，而不是做学问。张自忠后来谈及此事时曾说：“我对于学习军事，比学习法律更有兴趣。”这表明，他对于自己的所长具有明确的认识。后来的事实证明，投笔从戎的决定成为张自忠一生成功的起点。不过，对他来说，几年的读书生活并没有白费，尤其是学习法律的经历，对于他后来的治军大有裨益。
投奔冯玉祥
转眼之间又到了秋天，张自忠找到隐居故里的车震，告诉他还想当兵，请他代为推荐。车震见他遇挫不馁，意志坚韧，赞许地说：“蛟龙终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乡是呆不住的。这样吧，过几天我带你去廊坊，把你推荐给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冯玉祥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他自幼入保定“五营练军”当兵。后改投袁世凯的新军卫队，因勤奋好学，埋头苦干，逐步崭露头角，历任管带、营长、团长，治军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按照自行制定的标准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体格健壮，作风淳朴，能吃苦耐劳，也易于接受组织和训练。他打破了当时一般军队因循守旧的陈规陋习，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练兵方法，培养造就了一批能征善战的青年军官。
1914年，冯部扩编为第十六混成旅，已成为北洋军中独树一帜的劲旅。1916年9月，车震偕张自忠到了廊坊，将他推荐给了冯玉祥。冯听了老友的介绍，又将张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见他长得高大英武，且颇有“沉毅之气”，便很满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冯玉祥实际上是张自忠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这时，他已经二十五岁。按常例，此时从军已为时太迟。就连年纪比他小的佟麟阁、刘汝明、冯治安、吉鸿昌等人，都已经参军多年，当了连长。但对于一个有抱负的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么位置上，而是他是否找到了正确的奋斗方向。冯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使张自忠真正得到了施展才华的用武之地和实现理想的奋斗舞台。在这里，他埋头苦干，发奋进取，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创业。
投奔冯玉样之初，张自忠被委为中尉差遣。差遣，是当时军队中的一种编外附员，需要随初级官长班见习一段时间方能正式就任军官，所以又被称为见习官。
不久，张自忠由见习官升任排长，所在连连长就是后来颇有名气的“倒戈将军”石友三。
为了增进初级军官的军事知识和技能，1918年9月冯玉祥在常德设立了军官教导团，以炮兵团团长鹿钟麟任团长。张自忠奉派进入教导团军官队深造。主要学习战术、率兵术、地形、兵器、兵史、筑城、简易测绘及典、范、令等。张自忠对军事的兴趣极为浓厚，故学习起来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础好，所以每次考试总是名列第一。鹿钟麟对他十分赏识，将他树为“标准学员”。冯玉祥也夸奖说：“在教导团中，他非常勤学，对人处事都极其真诚友爱，又能刻苦耐劳，这时便显出他未来一定是个将才。”
西北军名将
半年之后，学习期满结业，张自忠升任学兵队第二连连长。队长冯治安待人恢谐风趣，与张自忠的刚毅寡言恰好形成对照，二人刚柔相济，配合默契。张自忠与冯治安私交虽厚，且比冯年长五岁，但在官兵面前对冯诸事服从，礼节周到。
张自忠的带兵天赋很快显露出来。就任连长三个月后，他的第二连便在全旅各连军事考核中夺得第一，成为十六混成旅的“模范连”。模范连是冯玉祥治军的样板，张自忠得此殊荣，干得更加起劲了。经他训练出来的全连126名士兵，后来几乎个个成才，仅军长、师长就出了十个，旅长、团长就更多了。从这时起，张自忠注重军纪、治军严厉的风格已经十分突出。遇有违反军纪者，他初则说服教育，再则严厉训斥，三则军棍伺候。正如士兵们在歌谣里所唱的：“教你学好不学好，鸭嘴军棍挨上了。”后来，因张自忠对于违反军纪的官兵常说一句口头禅：“看我扒不了你的皮!”于是，被官兵们冠以“张扒皮”的诨号，全军上下无人不晓。一首顺口溜说：“石友三的鞭子，韩复榘的绳，梁冠英的扁担赛如龙，张自忠扒皮真无情!” “张扒皮”的浑号使人误以为此公是个无情无义、粗暴蛮横的武夫，实则不然。张自忠爱兵如子，严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义和“恩威并用”的运用之妙。以打军棍为例，张自忠并不是遇过即打，滥施棍杖，而是实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气不打，盛暑不打，饭前不打，无恩不打，罚过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见，张自忠对于如何使用军棍是十分讲究轻重分寸的。
1921年，张自忠升任冯玉祥卫队团第三营营长。三年之后，也就是1924年春，张自忠被冯任命为学兵团团长。但他觉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经验，只能勉强当个营长，因而上书恳辞，结果未获批推，只好从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令其出古北口进击开鲁，但冯玉祥暗中班师回京，与驻防北京的孙岳部里应外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直系首领曹锟，并将溥仪皇帝驱逐出宫。直系军队因后院起火而告失败。在此过程中，张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趋长辛店，截击吴佩孚的交通兵团，迫其缴械投降。
不久，张自忠奉命移驻丰台。当时丰台已为英军盘踞多年。张自忠率部到达丰台时，英军不准其进入，双方发生争执。那时候的许多中国军人，在外侮的积威之下，对洋人不免是“闻鸣镝而惊心，对弯庐以屈膝”，但张自忠血气方刚，硬是派一个连强行进驻车站。英方派人前来交涉，张自忠说：“丰台车站是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在自己的领土上执行任务，外国无权干涉：”英军见交涉无效，就武装包围了丰台车站，向我军射击，气焰嚣张。张自忠当即命令车站守军：“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坚决消灭他!”守军根据张的命令，一面从正面还击敌人，一面派出一个班突袭敌后，英军不支，被迫撤退。但驻守铁道的英军仍不准我军士兵携带武器，致使双方再起冲突。这次英军派遣一位中国人为代表前来谈判，要求中国军队撤兵。张自忠义正辞严：“这是中国的领土，不是英国的地盘，撤退的应该是他们!”一句话说得来人哑口无言。英军见碰上了强硬的对手，只好认输。从此，被英军盘踞多年的丰台车站重新回到中国人手中。
“勇于私斗，怯于公战；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是对那些热衷于国内混战，而惯于对外妥协的军阀们的生动写照。而张自忠第一次与洋人接触，便显示了铁骨铮铮、不畏强暴的本色。时人评论说：“张自忠以他平时的人格的修养，独能以不屈不挠的态度，应付他们，较之当日的统兵大员，已觉出人头地一等。”
初露锋芒
中原大战
二次“北伐”后，西北军的实力得到扩张，成为蒋、冯、阎、桂四大军事集团中兵力最为雄厚的一个。这自然引起蒋介石的嫉妒。为削弱冯、阎、桂各系军队实力，蒋介石以减少军费负担、从事经济建设为名，提出裁军问题。1929年1月1日，蒋介石主持召开编遣会议，强行确定全国设立8个编遣区，其中4个由自己控制。蒋介石还规定，全国军队的一切权力收归中央；各军原地静候改编；各集团军无权自行调动和任免军官。这种做法引起冯、阎、桂各派的强烈不满。冯、阎、桂各系遂组成反蒋联军，武力倒蒋。1930年5月，中国近代史上规模空前的军阀混战——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了，双方投入的兵力高达130万人。此时，张自忠任第6师师长，编入张维玺统领的南路军。5月初，南路军首先在平汉线向蒋军开战，拉开了中原大战的帷幕。5月中旬，当张自忠指挥第6师进抵许昌十五里店时，此地已为蒋军徐源泉部占领。因十五里店是双方必争的战略要点，张维玺严令张自忠限期夺回。张自忠遂指挥所部乘夜暗发起猛攻，势如疾风暴雨，一夜之间克复十五里店。6月中旬，第6师将蒋军丁治磐部击退，得到孙连仲部支援后又转守为攻，猛烈出击，蒋军抵挡不住，全线溃退至漯河一带。此时，南路军如乘胜南追，直趋信阳，战局将十分有利。但冯玉祥顾虑蒋军主力从豫东发动进攻，故将张自忠等部由平汉线转用于陇海线，支援东路军。到达陇海线战场后，张自忠奉命向蒋军左侧攻击，在杞县、太康之间的高贤集与蒋军精锐张治中之教导第2师相遇。这两位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且被许多人误为一人的名将，随即展开了激烈的对攻战。教导第2师是蒋介石聘请的德国军事顾问团精心训练出来的两个“近卫师”之一，编制整齐，拥有当时中国军队最先进的装备。张自忠针对敌军装备精良的特点，指挥第6师发起突然猛烈的攻击，奋勇接敌，与之展开近战，发挥刺刀、手榴弹和大刀的威力，使敌军重兵器无法发挥作用。经反复拼杀，终于将敌击溃。蒋军其他各部也因不善白刃战，伤亡惨重，纷纷向南溃退。张治中部奉命担任掩护。张自忠指挥第6师乘机追杀，再歼其一部。教导第2师经此一役，元气大伤。作战中，张自忠勇猛果断，指挥若定，显示了大将之才。他的参谋长张克侠评价说：“其决心坚强，临危振奋。每当情况急迫之时，辄镇静自持，神色夷然。”
反蒋联军当中，虽然西北军屡有胜绩，但桂军与晋军均作战不力。桂军方面，李宗仁于5月下旬挥师入湘，但遭到蒋军反击，7月撤回广西。津浦线方面，晋军节节败退，连丢曲阜、泰安、济南。济南之失对战局影响尤大。阎锡山见战局不妙，即开始图谋自保，甚至断绝了对西北军的粮弹供给，致使西北军陷入孤军苦战。
9月18日，一直坐山观虎斗的东北军统帅张学良宣布放弃中立立场，通电拥蒋，随即挥师入关，占领华北。战局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败局已定。西北军一部被迫缴械；吉鸿昌、梁冠英、焦文典、葛运隆、孙连仲等部相继投蒋，接受改编；庞炳勋、孙殿英、刘春荣等部脱离西北军，自由行动。冯玉祥眼看众叛亲离，山穷水尽，被迫渡黄河北上。
中原大战结束时，张自忠的第六师除了配属粱冠英的第十七旅随梁投蒋外，尚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枪团大部，约5000人，是西北军残部中最完整的部队之一。
西北军的土崩瓦解，使张自忠同其他将领一样面临着何去何从的选择。当他听说冯玉祥已经北渡，即带领第六师由郑州渡河北上。恰在这时，蒋介石派飞机给他空投委任状，任命他为第二十三路军总指挥，但张自忠拒绝投蒋。他对部下说：“我们做军人的，很要紧的就是忠诚。现在西北军失败了，很多人背叛了冯先生，但我张自忠不会这样做。”第六师随即渡河北上，进入蒋军尚未控制的山西省。
张自忠自1916年加入第十六混成旅，至1930年西北军失败，追随冯玉样14年。这期间，他埋头苦干，转战南北，由一名差遣依次递升，成为西北军的一员高级将领。他的从军较之同辈要晚四五年之久，却能后来居上，这一方面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同时也与冯玉样的慧眼识人、大力栽培有关。
正因如此，张自忠的命运紧紧地同冯玉祥联系在一起。十余年间；他与冯玉样同呼吸，共命运，一荣俱荣，一损俱损。西北军最初脱胎于北洋军，尔后逐渐从军阀行列中游离出来，表现了革命的倾向。反段护法、讨伐张勋、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参加北伐，都是西北军史册上精彩的段落；然而，随着冯玉祥的立场转变，西北军又陷入争权夺利的无义混战。这一系列行动，张自忠基本上都参与其问，个中是非功过，也都应有他的一份。这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
西北军的失败葬送了一大批将领的政治前程。但张自忠是幸运的，他仍掌握着数千人的部队，这成为他谋求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础。从此，一种不同于西北军时代的新生活开始了。
长城会战
1937年10月上旬，张自忠率部进入山西。在他前后入晋的西北军将领还有刘汝明、张人杰、吕秀文、童玉振、孙良诚、宋哲元、秦德纯、赵登禹、张维藩等人，各部合计约六七万人。
11月中旬，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关于北方军事善后问题，蒋介石决定将晋军和西北军残部改编为边防军，由张学良负责改编，并归其节制。张北返后即着手改编，确定将西北军残部改编为一个军。
在入晋的西北军诸将领当中，以宋哲元资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轩，山东乐陵人，是西北军五虎上将之一。冯玉祥对他十分赏识，称赞他“勇猛沉着”，“忠实勤勉”，“遇事不苟”，“练兵有方”。为收拾残局，宋哲元派萧振瀛、秦德纯等人同各方联络。张自忠对宋颇有好感，愿意拥戴宋哲元为军长，并推荐好友冯治安为师长。由于第六师在各残部中是装备整齐的劲旅，因此张的态度举足轻重。
1931年1月16日，西北军残部正式编成东北边防军第三军，宋哲元任军长，秦德纯、刘汝明任副军长，冯治安任三十七师师长，张自忠为三十八师师长。同年6月，南京政府开始整编全国陆军，第三军改番号为第二十九军。
二十九军改编一就绪，张自忠就投入了艰苦紧张的练兵工作。虽然粮饷不足，处境艰难，但张自忠的精神并未馁丧，因为艰苦对他来说早已习以为常。1931年夏，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孔祥熙北上考察华北政务，便道归晋扫墓。宋哲元特派张自忠请其检阅三十八师。孔祥熙所得印象是：“卒伍整饬，无矜气，无怠容。”
中原大战的失败对于张自忠犹如一次脱胎换骨。西北军惨遭败绩、冯先生下野隐退固然令他难过；但同时他也敏锐地意识到，中原大战的结局为避免自相残杀、断送国脉的无益内战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为一个爱国军人，他多么渴望全国的军人能够团结一致，枪口对外，为捍卫祖国而效力!
因日本军队向关内侵略，张自忠杀敌报国的愿望提前实现了。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占领东三省，并于1932年拼凑了伪满洲国。但日本军阀并不以此为满足，复于1933年开始了新的侵略扩张。这次扩张的目标就是与东三省毗邻的热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关东军突然向天下第一关山海关发动攻击，3日占领山海关，取得了进攻热河的有利态势。
1933年2月21日，日本关东军以第六、第八师团，独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团和骑兵第四旅团等部为主力，并纠集伪满军张海鹏等部约10万人，在关东军司令官武滕信义指挥下，兵分三路进攻热河。热河省主席兼第五军团总指挥汤玉麟部连同义勇军不下10万人，或逃或降，一触即溃。汤玉麟本人以200辆汽车装运私产，逃往天津。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128人不费一枪一弹，耀武扬威地占领了热河省会承德。
热河在短短十余天里竞被日军全部占领，举国上下为之震惊和愤慨。张学良被迫辞职，遗职由何应钦代理。
宋哲元虽为第三军团总指挥，但所辖只有一个二十九军。该军扩编后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装备仍极为低劣，全军只有野炮、山炮10余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步枪多为汉阳造和38式，还有一些老毛瑟枪和土造枪。由于枪械陈旧，型号不一，弹药补给十分困难。根据西北军的传统，二十九军给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并多制造一些手榴弹，以资弥补。
1月10日，二十九军主力奉命由山西阳泉开赴通州、三河、蓟县、玉田待命。
这是张自忠有生以来第一次同日军交战。部队出发前，他召集全师营以上干部开会，作战前动员。他慷慨激昂地说：“日本人并没有三头六臂，只要我们全国军民齐心协力，与日寇拼命，就能将日寇打出中国去。国家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为国捐躯，重如泰山!” 他还要求部队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与当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动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战斗中要节省子弹，不瞄准敌人不准打枪。
3月4日承德失陷后，二十九军奉命赴冷口策应万福麟部作战。不料，二十九军正行进中，万福麟部已败退至喜峰口附近。鉴于敌情变化，华北当局改变计划，令二十九军迅速赶赴喜峰口阻敌，冷口防务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赵登禹率一O九旅先头出发，其余各部跟进。
3月7日，张自忠与冯治安抵达遵化三屯营。此地距喜峰口30公里，张、冯在此设立二十九军前线指挥所，就近指挥前方作战。在与冯治安、赵登禹商讨作战计划时，他鼓励他们说：“人生在世总是要死的，打日寇为国牺牲是最光荣的。只要有一兵一卒，我们决心与日寇血战到底!”冯、赵二人甚为赞同。
喜峰口，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北部燕山山脉的中段，是万里长城的一个重要关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冲。这里山屏耸秀，层峦叠峰，险山深谷，绝壁危崖，构成天然之险。进攻喜峰口的日军为独立混成第十四旅团和第八师团第四旅团及伪满军一部，共3万余人。3月9日上午，日军先头部队攻占喜峰口东北制高点孟子岭，以火力控制了喜峰口，形势对我极为不利。
9日午后，赵登禹率一O九旅抵达喜峰口。日军亦源源增兵，双方展开激烈遭遇战。经过两天连朝接夕的交战，我军虽然顶住了日军的攻势，却未能克复孟子岭高地，处境仍然被动。张自忠感到这样与敌人硬拼消耗终非善策，于是同冯治安、赵登禹商议，决定组织大刀队对日军实施大规模夜袭。
11日夜，王长海率领二一七团，赵登禹、董升堂率领二二四团，李九思指挥二二六团杨干三营，分路夜袭敌营，大获成功，杀敌上千人；一一O旅乘机发起正面攻击，有力地牵制了敌人。杨干三营尖兵排士兵李大兴还缴获了一架极为珍贵的高倍望远镜。张自忠拿到这架望远镜，稍加端详，即喜形于色地说：“这是指挥炮兵射击用的十二倍望远镜，我们花钱也买不到。”他当即叫人取重金奖赏李大兴。
15日一早，张自忠由三屯营亲临喜峰口前线，视察阵地，慰劳官兵。他将全国民众送来的钱物一一分发给大家，以示犒劳。针对视察阵地中发现的问题和自己的作战经验，他向各旅、团长下达了五条指示
这些指示，是张自忠在总结长城抗战打响以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体现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和积极防御的一贯作战思想。佟泽光旅长说：“我们一一执行了张师长的指示，在以后的战斗中，确实避免了不必要的伤亡。”
二十九军在喜峰口一带固若金汤的防御，使日军志气馁败，他们见雷池不可逾越，遂将主攻方向转到罗文峪方面。
鉴于罗文峪守军暂编第二师只辖3个团，兵力薄弱，张自忠、冯治安决定将三十七师刘景山二一九团和三十八师祁光远二二八团调往罗文峪方面，归刘汝明师长指挥。战斗结果，日军再遭败绩，狼狈撤退。
在保定的蒋介石得到二十九军捷报，喜不自胜，特电宋哲元、张自忠赴保一晤。19日，宋、张、冯三人赴保谒蒋，受到盛情款待。据说，蒋“神情欢愉，面有喜色”。这是张自忠第一次与蒋介石见面。
但长城抗战最后以失败告终，这个结局决非偶然。因为蒋介石此时的主要注意力仍放在“围剿”共产党和红军上，故有意将长城抗战限制在一定规模之内，而不愿增派后续部队；再者，长城抗战本身是一种分兵把口的线式防御，这种防御的稳固程度取决于最薄弱的环节，而不是最坚固的环节。所以二十九军的出色表现并不足以挽救长城抗战全盘失败的结局。由于日军从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线，攻入长城以内，继而占领迁安，二十九军陷于腹背受敌、孤立无援的境地，被迫放弃喜峰口、罗文峪阵地，向西南方向退却。国民政府加紧向日军谋求停战，最终被迫同日方签订了屈辱的《塘沽协定》。该协定在事实上承认了日军对东三省的占领，并使察东、冀东成为日军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区。从此，长城即为国境，平津化为边塞，华北的冀、鲁、晋、察、绥五省全部暴露于虎口之下。
张自忠认为，二十九军之所以能够用低劣的装备打退日军几十次猛攻，并歼灭日军5000多人，除以攻为守约战术原则和注重野战工事的构筑等因素外，主要得益于全军同仇敌忾的战斗精神。张自忠将其归纳为四点：
具和睦无间之精神，全军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挥单应之效果者一也；抱绝大牺牲决心，冒死争先，有进无退，足以沮丧敌人之斗志者二也；持坚忍不拔之毅力，苦撑于危急震撼之际，而卒赖以战胜困难环境者三也；绝对守军纪不扰民，造成武力与民众结合，为战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人生低谷
卢沟桥畔起风云
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国民政府的对日政策开始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1935年，日本通过华北事变攫取了对冀察两省的种种特权，并迫使国民党及中央军退出平津河北，这对于国民政府是一个深重刺激。日本在华北的侵略扩张也损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满。在这同时，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通过万里长征转移到西北地区，无形中减轻了对国民党统治的威胁和压力。“两害相权取其轻”。从1936年开始，蒋介石的对日政策逐渐趋向强硬化，并在暗中通过种种渠道与共产党接触，探索联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结束了十年内战。1937年2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又在实际上接受了共产党提出的国共合作的主张。至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在华北，处于日蒋之间的冀察当局也逐渐趋向中央化，与南京政府的关系日益紧密，并开始大规模组织平津学生军训。国民政府和冀察当局的政策转变，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为阻止这一趋势，日本加紧了对华战争准备。
一场石破天惊的大事变果然发生了。
7日深夜，在卢沟桥外回龙庙一带演习的日军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突然以听到“非法射击”和“一名士兵失踪”为由，要求进入宛平城内搜查，遭到守军拒绝。7月8日清晨，日军悍然向卢沟桥和宛平城发动攻击，守军奋起抵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
卢沟桥事变使中国人民压抑很久的抗日情绪如火山一般爆发了。一时间，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群情激愤。中国共产党也发表通电，呼吁抗战。
事变发生时，宋哲元在山东老家乐陵，冯治安在河北省会保定，张自忠在北平卧床治病，高级官员中惟有北平市长秦德纯在平主持工作。
9日，三十七师一一O旅旅长何基沣请示师长冯治安同意后，准备会同其他部队向丰台日军发动突袭，歼灭该敌。张自忠得知后对何说：“现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们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长回答说：“现在的情况，不是我们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们。”张自忠感到何旅长不易说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长官，于是通过军部下达了“只许抵抗，不许出击”的命令。该命令使前线部队丧失了一次歼敌良机，引起官兵们对张自忠的不满。
10日夜里，日军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与日本驻平陆军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来到椅子胡同张自忠私邸，径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忆录中写道：看到他那种容颜憔悴、横卧病榻而进行交谈的样子，甚至对他产生令人怜惜的悲壮之感，其诚恳的态度更给人一种好感。
然而出乎他们的意料，张自忠听了松井提出的条件之后，非但不答应处分“肇事”的负责人，对于撤退卢沟桥附近中国军队的问题，也不过主张调换一下部队而已。松井和今井无功而返。中国驻屯军参谋长桥本群与张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见相左而没有结果。
11日晚，宋哲元从山东返抵天津，张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时宋哲元同张自忠一样，认为“目前日本还不至于对中国发动全面战争，只要我们表示一些让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实际上，日本政府已经做出了扩大战争的决策，华北日军与冀察当局的交涉只是缓兵之计，宋哲元与张自忠等人对此缺乏清醒判断，仍致力于通过交涉解决事变，并与日方签订了停战协定。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南京国民政府以“应战而不求战”为应付事变的基本方针。从这一方针当中，冀察当局看不出蒋介石发动全国抗战的决心，尽管蒋介石多次致电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镇指挥，但宋认为事变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没有从命。
时间在一天一天地过去，局势仍不明朗。24日晚，张自忠吃过晚饭，独自一人在市府大楼的走廊往来徘徊。适值天津交通银行行长徐柏园前来看他，当徐问及时局和对策时，张自忠紧握双拳，如虎相扑，狠狠地说：“混蛋的日本人，当然要杀尽他们才痛快!”过了片刻，他又摇摇头，叹息着说：“但如若仍有一线的希望，目前总以弭患为是。”其内心的矛盾，溢于言表。
张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变的态度使舆论界对他的误解进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来，张自忠无疑是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离汉奸只有一步之遥。平津舆论界乃至二十九军当中都广泛流传着“三十七师打，三十八师看”的说法，言语中透着对张自忠的不满。当时的一家报纸刊登了一篇题为《要对得起民众》的短文，说：“张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张的决不做对不起民众的事。’我们闻其‘声’，如见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这样并无用处，事在做给人看。”张自忠看了这篇文章，神色严肃地说：“我倒是同意他的观点，谁是民族英雄，谁是混账王八蛋，将来看事实吧!”
逃离虎口
自从第一次突围出城的尝试失败后，张自忠又有几次试图冒险出城，但均未成功。从此，困处孤城，一日数迁，椅子胡同也被日军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家眷已迁至天津。
8月6日，张自忠偕副官廖保贞、周宝衡躲进了东交民巷德国医院；同时通过《北平晨报》等媒体发表声明，宣布辞去所有代理职务。
8月8日，日军举行大规模入城式。5000名日军荷枪实弹，耀武扬威地从永定门经前门开进城内。古都北平，在夏季沉闷的死气中，被日军正式占领了。
主意一定，张自忠即派廖保贞前往东城喜雀胡同福开森家中接洽。福开森得知详情，慨然应诺。次日，张自忠即秘密转移到福开森家中。为防被人识破，福开森特意把张自忠装扮了一番，让他身着长袍，扮成学者模样，在家中隐藏下来。
福开森侨居中国期间，曾搜刮了大量中国文物，遭到中国文化界的抨击和谴责。
但这次他却办了一件大好事。此事由于秘密办理，因而不为外人所知。
为及早脱离虎口，南下参加抗战，张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赵子青商量脱险之计，一面派周副官南下，了解部队情况。
赵子青是英国怡和洋行的买办商人，因为二十九军购办军火而与张自忠熟识。他年轻干练，为人仗义，结交也很广，与许多外国商人有联系。当他得知张自忠的处境，连夜找到一位被称为“甘先生”的美国商人，此人经常驾车往来于平津之间，具有便利条件。甘先生表示乐为效力。在得到美国驻天津领事馆批准后，他即同赵子青研究营救办法，由廖副官暗中布置，密传消息。
再说周宝衡副官，潜出北平后一路向南追寻，终于在黄河南岸东阿一带找到了队伍。李文田、黄维纲、刘振三、李致远等几位将领得知师长的消息，大为惊喜，一致要求师长早日归队，率部抗战。刘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师长什么时候回来?我亲带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宝衡风尘仆仆返回北平报告情况，张自忠即给几位部将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语写道：我自接了聘书，怎么能不去上课呢?期满，我就要辞职回家，你就不用来了。
[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一切计划布置就绪，张自忠开始行动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装束，从福开森家中徒步而出，来到大烟筒胡同至朝阳门的一条马路旁，等候汽车来接。不一会儿，甘先生果然开着一辆挂有意大利国旗的小卧车，来到预定地点。张自忠上车坐在甘先生身旁，装成司机助手的模样。趁天色未明，他们疾驰至朝阳门。当时日军在平津所有交通线上均设卡盘查，极为严紧。朝阳门的日军士兵见有卧车驶至，即示意停车检查，他们翻腾、端详了一阵，没有看出破绽，便放行通过了。
张自明事先接到赵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赵家客厅内。张自忠进屋后，倚坐在沙发上。持续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压力，使得他面黄肌瘦，疲惫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内静悄悄的，谁也没有开口讲话。后来，张自忠打破沉默，对自明说： “你回家去吧，以后家里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处理，不要问我了。”
将军一去
血战临沂
1930年中原大战后，冯玉祥军事集团被瓦解，张自忠所部被蒋介石收编。1931年后，张自忠曾任第29军第38师师长、第59军军长、第33集团军总司令兼第5战区右翼兵团司令等职。1937年，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锋直指徐州，志在夺取这一战略要地。1938年3月，日军投入七八万兵力，分两路向徐州东北的台儿庄进发。待至临沂、滕县时，同中国军队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当时守卫临沂的是庞炳勋的第3军团。由于实力过于悬殊，伤亡惨重，庞部急待援军。张自忠奉调率第59军以一昼夜180里的速度及时赶来增援。张自忠与庞炳勋原是宿仇，但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摈弃个人恩怨，率部与庞部协力作战。敌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配合坦克、装甲车向茶叶山阵地发起进攻。张自忠以“拼死杀敌”“报祖国于万一” 的决心，与敌激战，反复肉搏。茶叶山下崖头，刘家湖阵地失而复得达三四次，战况极其惨烈。经过数天鏖战，敌军受到重创，节节败退。中国军队相继收复蒙阴、莒县，共歼敌4000余人。不久，日军再派坂本旅团向临沂、三官庙发起攻势，妄图有所突破。张自忠和庞炳勋部两军奋力拼杀，经彻夜激战，日军受到沉重打击，其向台儿庄前线增援的战略企图被完全粉碎，保证了台儿庄大战的胜利。
一九三八年的临沂战役中，五十九军与敌鏖战七昼夜，卒将日军号称“铁军”的板垣师团击溃，取得了振奋人心的胜利，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牺牲。经过这次战役，人们对张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变化。不久之后，张自忠又率部参加了武汉会战，重创日寇于河南潢川，随即又被晋升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进驻鄂西荆门县一带，在汉水两岸与日寇展开了周旋。
将星陨落
1940年5月，日军为了控制长江交通、切断通往重庆运输线，集结30万大军发动枣宜会战。当时中国军队的第33集团军只有两个团驻守襄河西岸。张自忠作为集团军总司令，本来可以不必亲自率领部队出击作战，但他不顾部下的再三劝阻，坚持由副总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书副总司令兼77军军长冯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为战区全面战争之关系，及本身之责任，均须过河与敌一拼，现已决定于今晚往襄河东岸进发，到河东后，如能与38师，179师取得联络，即率两部与马师不顾一切，向北进之敌死拼。若与179师，38师取不上联络，即带马师之三个团，奔着我们最终之目标(死)往北迈进。无论作好作坏，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后公私均得请我弟负责。由现在起，以后或暂别，永离，不得而知，专此布达。”他自己亲自率领2000多人渡河作战。
5月1日，张自忠亲笔昭告各部队、各将领：“国家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为其死，毫无其他办法。更相信，只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们国家及我五千年历史之民族，决不至亡于区区三岛倭奴之手。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张自忠率2000多人东渡襄河后，一路奋勇进攻，将日军第13师拦腰斩断。日军随后以优势兵力对张自忠所部实施包围夹攻。张自忠毫不畏缩，指挥部队向人数比他们多出一倍半的敌人冲杀10多次。日军伤亡惨重。
5月7日拂晓，张自忠东渡襄河，率部北进。在日军集结重兵南下时，我方主力本应暂时规避，寻机集中力量分别围歼来犯之敌。但是，蒋介石被日方的假情报迷惑，错误判断形势，下令第五战区部队同时围歼南北两路日军。虽然张自忠在河东的部队只有五个师、二万余人，兵力仅及对方一半，但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立即根据自身情况调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张自忠的电报密码被日军截获破译，他的军事部署已完全被敌方掌握。日军当即调集两个师团另加四个大队奔袭而来。14日，双方发生遭遇战。
15日，张自忠率领的1500余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围在南瓜店以北的沟沿里村。当日上午，日军发动进攻。敌我力量极其悬殊，战斗异常惨烈。至下午三时，张自忠身边士兵已大部阵亡，他本人也被炮弹炸伤右腿。此时，他已撤至杏仁山，与剩下的十几名卫士奋勇抵抗，竟将蜂拥而至的日军阻于山下达两个多小时。激战到16日佛晓，张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里长山。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中国军队的阵地发起猛攻。一昼夜发动9次冲锋。张自忠所部伤亡人员急剧上升，战况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内，张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战，午时他左臂中弹仍坚持指挥作战。到下午2时，张自忠手下只剩下数百官兵，他将自己的卫队悉数调去前方增援，身边只剩下高级参谋张敬和副官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冲到面前。根据日方资料，日军第四队一等兵藤冈是第一个冲到近前的。突然，从血泊中站起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军官，他那威严的目光竟然使藤冈立即止步，惊愕地愣在那里。冲在后面的第三中队长堂野随即开枪，子弹打中了那军官的头部，但他仍然没有倒下!清醒过来的藤冈端起刺刀，拚尽全身力气猛然刺去，那军官的高大身躯终于轰然倒地。这时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时。
张自忠战死后，日本人发现张将军遗体，审认无讹，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殓，并竖木牌。并全军向他行礼，甚至在他的遗体运回后方之时，日军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军的空袭一日，避免伤到张自忠的忠骸。可见，张自忠将军在对日抗战所展现军人武德，连当时崇尚军国主义的日军都为之感动。
当天深夜，日军设在汉口的广播电台中断正常广播，插播了张自忠阵亡的消息，并称：“我皇军第三十九师团官兵在荒凉的战场上，对壮烈战死的绝代勇将，奉上了最虔诚的崇敬的默祷，并将遗骸庄重收殓入棺，拟用专机运送汉口。”
日军对张自忠将军表现了极大的崇敬，由军医用酒精仔细清洗遗体，并包扎好伤口，郑重装殓，放进赶制的棺材里。此棺被葬于一处山坡上，并立墓碑，上书：“支那大将张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后，1956年冈村宁次在日本东京与来访的何应钦曾谈到了张自忠之死，冈村宁次说：“我们成了冤家对头，不过这种冤家对头其妙无比。您也许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认识了张自忠司令官，而在进攻汉口之后，不幸得很，我们在汉水(即襄河)东岸之战两相对峙下来。那个时候战事爆发，张先生勇往直前，挥兵渡河，进入我方阵地，惟遇我方因战略关系向前进击，他竟冲至我军后面战死。他之死令我感慨无量，因我本身也随时有阵亡的危险。”
举国同悲 十万百姓送英灵
蒋介石惊闻张自忠殉国，立即下令第5战区不惜任何代价夺回张自忠遗骸。一百多名优秀将士，抢回张将军的尸骨，经检视，张自忠身有八处伤口，其中炮弹伤二处，刺刀伤一处，枪弹伤五处。当灵柩经过宜昌时，全市下半旗，民众前往吊祭者超过十万人。全城笼罩在悲壮肃穆的气氛中。敌机在上空盘旋吼叫，却无一人躲避，无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当灵柩运至重庆朝天门码头，蒋介石、冯玉祥等政府军政要员臂缀黑纱，肃立码头迎灵，并登轮绕棺致哀。蒋介石在船上“抚棺大恸”，令在场者无不动容。蒋介石亲自扶灵执绋，再拾级而上，护送灵柩穿越重庆全城。国民政府发布国葬令，颁发“荣字第一号”荣哀状。将张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并列首位。28日下午，蒋介石与军政要员和各界群众在储奇门为张自忠举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仪式。气氛庄严，极尽哀荣。蒋介石亲自主祭，同时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通电全军，表彰了张自忠一生的勋绩。随后，国民政府在重庆北碚雨台山为张自忠举行下葬仪式。蒋介石题词“勋烈常昭”，李宗仁题词“英风不泯”，冯玉祥题词“荩忱不死”。据史沫特莱记载，蒋介石的办公桌从此摆上了张自忠的遗像。张自忠殉国时，年仅49岁，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闻耗悲痛绝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于重庆梅花山麓，后建有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张自忠将军纪念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周恩来曾亲自写下文章称赞张自忠“其忠义之志，壮烈之气，直可以为中国抗战军人之魂”。
11月16日，张自忠被以国葬之礼权厝于重庆雨台山。后来，冯玉祥在墓畔种植梅花，并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扬州梅花岭，将此山改名为梅花山。
中国共产党对于张自忠将军的牺牲也深为震惊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余人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分别为张自忠将军题写了‘尽忠报国’、‘取义成仁’、‘为国捐躯’的挽词。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批准张自忠为革命烈士。随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均恢复设立张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属于反法西斯阵营的五十多个国家中，张自忠是阵亡将士中军衔最高的将领——第33集团军上将总司令。张自忠不愧为“抗战军人之魂”!
张自忠虽死 ,但他活在当时中国人民心中，且将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心中，流芳百世……
治军方针
张自忠将军自小就受儒家教育，他进私塾读书，以致后来上的临清高等小学堂学的仍然是四书五经。可以说，自张自忠懂事起，就开始接受儒学的熏陶，因此，强调忠、孝、仁、义的旧道德从小便在张自忠的内心深深扎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军也是一支传统色彩极为浓厚的军队，从这样的军队里出身的张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来要求自己。这就是为什么以治军严厉著称的张自忠，凡士兵如严重违纪，必打军棍，但却又主张“八不打”：
一、长官生气时，不许打
二、士兵劳碌太过时，不许打
三、对新兵，不许打
四、初次犯过者，不许打
五、有病者，不许打
六、天气过热过冷时，不许打
七、饱饭后及饥饿时，不许打
八、哀求落泪时，不许打
从他订下的“八不打”军规就可看出他的带兵除了（严）以外还有（仁）的成分在里面。另外，无论他身处多高位阶，他总是与士兵吃一样伙食，也和士兵们一起工作，所以所有官兵都愿意和他生死与共。
张自忠轶事
张自忠有个外号“张扒皮”，张自忠曾经对手下的将领说：“我有个外号，叫做张扒皮，可别给我来扒了你们的皮。”他亦曾说，要是我做了对不起国家的事情，也请你们来扒了我的皮。
当年，西北的将领大都有绰号，比如宋哲元叫“宋老哈”，吉鸿昌叫“吉大胆”，张之江叫“张圣经”等等。而张自忠的绰号却叫“张扒皮”，猛一听吓人一跳，其实他与“周扒皮”是两码事，不含丝毫的贬义。
1923年秋天，时任陆军检阅使兼第11师师长的冯玉祥，率军驻扎在北京南苑。张自忠当时在学兵营当营长。部队开始冬季大练兵，适逢连日大雪，天寒地冻，许多官兵产生畏难情绪。有一天，张自忠将全营官兵集合起来，大声问：“下雪天敌人发起攻击怎么办？”官兵们回答：“坚决抵抗！”张自忠接着道：“现在下了一场雪，你们就不想操练了，还谈什么打仗？我们当军人的第一条就是不能怕苦。现在，请大家都把棉衣脱了，跟我一起跑步！”说完，他竟自脱了棉衣。全营官兵都愣住了，然后也纷纷脱下棉衣，跟在张自忠身后在雪地上跑步。从此，“张扒皮”的绰号就不胫而走，在西北军中传开了。
其他资料
国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国忠烈祠，1944年8月，将宜城县改名自忠县，以资纪念。新中国建立后自忠县改回宜城县。1946年，获颁荣字第一号荣哀状。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颁令将铁狮子胡同改为张自忠路。
张自忠与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结婚，育有二子一女。育有二子张廉珍、张廉静和一女张廉云。张夫人后于上海因癌症过世，国民政府特颁“相成忠杰”匾额以嘉节行
张将军大事记
1891年8月11日出生于山东省临清县。
1911年就读于天津法政学校，第二年转入济南法政专科学校。目睹列强欺凌中国，军阀混战，痛感国家不幸，民族多难，立志报国，于是弃学从戎。
1914年秋，到奉天（今沈阳）新民屯陆军第二十师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团车震部下当兵。不久，被提升为司务长。
1917年，到十六军混成旅冯玉祥军中。起初被派为差遣，不久升任排长。1919年被选送到军官教导团学习。结业后即升任模范二连连长。以后继任学兵团营长。袁世凯称帝期间，汤芗茗任湖南都督时，对毛泽东、蔡和森在求学时期领导的湖南第一师范的革命运动有积极的支持作用。
1924年，升任兵团团长。
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长。
1927年4月，被委任为第二十八师师长兼潼关警备司令。
1928年，兼第二集团军军官学校校长和开封戒严司令。
1929年，调任第十一军第二十二师师长。同年冬，原二十五师改编为第六师，任师长，后参加中原大战。九一八事变后，西北军余部改编为国民政府陆军第二十九军，任该军三十八师师长兼张家口警备司令。
1933年初，二十九军奉命参加长城抗战，率所部与三十七师在喜峰口与日军血战，名声大震。同年夏，参加察北抗战。
1935年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
1937年七七事变时，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和天津市市长，除掌管军务外并负责对日交涉。当二十九军撤离平津时，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市长。日军占领北平后出走。12月，在河南任第五十九军（由原三十八师扩编）军长。后该军调赴徐州，编入第五战区序列。
1938年2 月，奉命支援淮北于学忠部。在固镇指挥五十九军与日军血战七天，夺回曹老集、小蚌埠，稳定了淮可防线。3月，又奉命支援临沂庞炳勋部，指挥五十九军在临沂城郊与日军精锐坂垣师团进行拉据战。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电鹿钟麟：“战而死，虽死犹生；不战而生，虽生亦死。”经七昼夜鏖战，取得临沂战斗的胜利因功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团长，兼五十九军军长。同年5月中旬，在徐州突围时，奉命掩护友军撤退。在战斗人员不足的情况下，五十九军在萧县南部地区顽强阻敌。完成任务后，到河南信阳稍事整补之后，又投入武汉会战，在潢川、大别山一带阻击敌人。10月率部安全撤回鄂西，升任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后兼第五战区右翼兵团总司令。
1939年5月，敌酋冈村宁次调集10余万日军进犯随县、枣阳。他率三十三集团军从外线夹击敌人，并率领骑兵第九师及总部手枪营出敌不意，冒险东渡襄河（汉水的一段），拦腰截击敌军主力，在田家集大败日军，取得了襄东战役的胜利。
1940年5 月，日军集结重兵向宜昌发动进攻。他率部从右翼打击向枣阳地区进犯的日军主力。出击前，召集军事会议，鼓舞士气，全军士气高昂，与敌激战，连连告捷。5月 7日，率总部手枪营和七十四师的两个团，从宜城东渡襄河，给敌人以极大威胁。日军调集主力，折回反扑。经过七、八天的苦战，部队减员甚重，粮弹两缺。5月 16日，被困在南瓜店的杏儿山，缸子口。从早晨到中午，他奋勇督战，不肯退避。在战斗中，肩部中弹，仍指挥若定。18日，日军冲上杏儿山，他身中七弹，仍呼喊“杀敌报仇”，为国为民流尽最后一滴血。
1940年5月28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并在祭文中给以高度评价。
1956年以来，人民政府几次拨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张公祠、衣冠冢、殉国处纪念碑。在重庆北碚梅花山，还建立了张自忠将军陵园和张自忠将军生平事迹陈列馆。
1982年4月1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追认张自忠为“革命烈士”。
1991年，为纪念张自忠百年诞辰，湖北省在宜城市建成张自忠将军纪念馆。
2009年，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张自忠被选为“新中国百位英雄模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