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辜 | ||||
| 名： | 湯生 | ||||
| 籍貫： | 福建同安 | ||||
| 出生地： | 馬來西亞檳榔嶼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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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紀初，西方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辜鴻銘
辜鴻銘何許人也？他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馬來亞等９種語言，13個博士學位，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第一個將中國的《論語》、《中庸》用英文和德文翻譯到西方。憑三寸不爛之舌，嚮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大講孔學，與文學大師列夫·托爾斯泰書信來往，討論世界文化和政壇局勢，被印度聖雄甘地稱為“最尊貴的中國人”。
辜鴻銘，字湯生。1857年７月18日生於南洋馬來半島西北的檳榔嶼（馬來西亞的檳城州）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內。早年，他祖輩由中國福建遷居南洋，積纍下豐厚的財産和聲望。他的父親辜紫雲當時是英國人經營的橡膠園的總管，操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發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着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先生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
英國的炮艦1840年就打開了中國的大門。辜鴻銘的義父布朗先生對他說：“你可知道，你的祖國中國已被放在砧板上，惡狠狠的侵略者正揮起屠刀，準備分而食之。我希望你學通中西，擔起富國治國的責任，教化歐洲和美洲。”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裏，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在布朗的指導下,辜鴻銘從西方最經典的文學名著入手，以最樸拙的死記硬背辦法很快掌握了英文、德文、法文、拉丁文、希臘文，並以優異的成績被著名的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作傢、歷史學家、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後，又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40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時，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14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完成學業後,辜鴻銘聽從當時在新加坡的語言大傢馬建忠的勸說,埋頭研究中華文化,並回到祖國大陸，繼續苦讀中國典籍。他在晚清實權派大臣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精研國學，自號“漢濱讀易者”。
辜鴻銘博通西歐諸種語言、言辭敏捷的聲名很快在歐美駐華人士中傳揚開來。他給祖先叩頭，外國人嘲笑說：這樣做你的祖先就能吃到供桌上的飯菜了嗎？辜鴻銘馬上反唇相譏：你們在先人墓地擺上鮮花，他們就能聞到花的香味了嗎？他倒讀英文報紙嘲笑英國人，說美國人沒有文化，在輪船上用純正的德語挖苦一群德國人。英國作傢毛姆來中國，想見辜。毛姆的朋友就給辜寫了一封信，請他來。可是等了好長時間也不見辜來。毛姆沒辦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進屋，辜就不客氣地說：“你的同胞以為，中國人不是苦力就是買辦，衹要一招手，我們非來不可。”一句話，讓走南闖北見多識廣的毛姆立時極為尷尬，不知所對。
同時作為東方文化的捍衛者，辜鴻銘的聲譽也逐漸顯赫起來。辜鴻銘在北京大學講課時對學生們公開說：“我們為什麽要學英文詩呢？那是因為要你們學好英文後，把我們中國人做人的道理，溫柔敦厚的詩教，去曉喻那些四夷之邦。”在那樣的時候，他還嘴硬，叫西方為“四夷之邦”，為此，許多人僅僅把他當成一個笑料的製造者，卻忽略了他內心的痛苦，忽略了他對東方文化的積極思考，忽略了他對這片土地命運的深切關註，也忽略了他曾做出的堅定而絶望的掙紮。
自1883年在英文報紙《華北日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他昂首走上宣揚中國文化、嘲諷西學的寫作之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裏，他還將《論語》、《中庸》譯成英文，相繼在海外刊載和印行。後來又翻譯了《大學》。他的工作是創造性的，古老的東方理論中還加入了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啓發性的妙語。在他之前，中國的古經典從來沒有好的譯本。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復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德文譯本名《為中國反對歐洲觀念而辯護：批判論文》）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産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係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1915年《春秋大義》（即有名的《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嚮世界展示中國文化纔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他對西方文明的批判也是尖銳的深刻的。很快《春秋大義》德文版出版了，在正進行“一戰”的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能夠生産什麽樣子的人，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此外還有“靈敏”。
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衹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 溫良”，“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着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着孩子般的生活—— 一種心靈的生活”。
辜鴻銘生活在一個不幸的時代，在那樣一個時代裏，衹要你是一個中國人，你就衹能是病弱的，任人宰割的。如果你是清醒的，你要抗爭，就需付出分外沉痛的代價。面對當時內憂外患的祖國,辜鴻銘為中華傳統之斷落而憂患，為炎黃文明之塗炭而憂患,他在筆記《張文襄幕府紀聞》中表達了自己對中國文化的自尊與憂患的深層嘆息。
辜鴻銘狂放的姿態，是他帶淚的表演，是以狂放來保護強烈的自尊。當時西方人見到中國街市當中，遍挂“童叟無欺”四字，常對辜說：於此四字，可見中國人心欺詐之一斑。辜頓時語塞，無以自遣。實際上，因為眼界比同時代的人要開闊許多，那種不幸辜鴻銘比任何人都體會得更清楚、更深刻。由此，他不惜用偏執的態度來表達自己對中華文化的熱愛。他學在西洋，卻喜歡東方姑娘，尤其喜愛中國姑娘的小腳。他的夫人淑姑是小腳，他一見鐘情、終身不負。民國建立後,他在北大講授英國文學，用偏激的行為方式--留辮子,穿舊服,為納妾和纏足進行頭頭是道的辯解,來對抗整個社會棄絶中華傳統的畸形走嚮。辜鴻銘一生主張皇權，可他並不是遇到牌位就叩頭。慈禧太後過生日，他當衆脫口而出的“賀詩”是“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袁世凱死，全國舉哀三天，辜鴻銘卻特意請來一個戲班，在傢裏大開堂會，熱鬧了三天。
辜鴻銘在北京大學任教，梳着小辮走進課堂，學生們一片哄堂大笑，辜平靜地說：“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你們心中的辮子卻是無形的。”聞聽此言，狂傲的北大學生一片靜默。
辜鴻銘生平喜歡痛駡西方人，反以此而見重於西方人，不為別的，就為他駡得鞭闢入裏，並總能駡在要穴和命門上。故很多西方人崇信辜鴻銘的學問和智慧，幾乎到了癡迷的地步。
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內的六國飯店用英文講演“The Spirit of theChinese People”(他自譯為《春秋大義》)，中國人講演歷來沒有售票的先例，他卻要售票，而且票價高過“四大名旦”之一的梅蘭芳。聽梅的京戲衹要一元二角，聽辜的講演卻要兩元，外國人對他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辜鴻銘在西方人面前表現出來的優越感源自於他的機智與幽默。某天，辜鴻銘在他位於北京椿樹鬍同的私邸宴請歐美友人，點的是煤油燈，煙氣嗆鼻。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笑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功夫。”你說這是談佛理，談哲學，還是故弄玄虛？反正他這一套足夠唬住那些洋鬼子。
辜鴻銘辯纔無雙。中日甲午海戰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一些接觸。辜鴻銘是張的幕僚，作為見面禮，他送了伊藤一本自己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大將，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聽了，一時間無詞以對。
在北大，受蔡元培、黃侃、洋教授的青睞，但卻是新文化的死對頭。
1928年4月30日，辜鴻銘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著書立說】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足一談，他一生事跡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並訴諸於翻譯事業。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且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其目的即在於使西方人瞭解，並通過瞭解進而尊重中國文化。
辜鴻銘的英文著作主要包括：
1．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封面上有趙鳳昌親筆手書的中文書名《尊王篇》。該書於1901年在上海出版，乃是辜鴻銘自和義和團運動以來，陸陸續續發表於《日本郵報》等報刊上的係列英文政論文章結集而成的合集。這些文章分析了義和團運動産生的原因，指出義和團運動完全是外國傳教士的不正當活動和西方列強的殖民政策所引起的。辜鴻銘還在書中公開對西方文明及其沒落進行大肆的評價。該書出版後，歐洲人爭相購買傳閱，當時在國際上産生了很大的影響。《清史稿》本傳中說："辜氏以英文撰《尊王篇》，申大義，列強知中華以禮教立國，終不可侮，和議乃就。"
2．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當今，皇上們，請深思！日俄戰道德原因》）它從1904年12月10日起在《日本郵報》上連續發表，1906年結集於上海刊行。主要討論日俄戰爭在道義方面的根源，兼及中西文明問題，並批評俄日雙方的政策。
3．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中國牛津運動故事》），為辜鴻銘為紀念張之洞而作，1910年首次在上海出版。書中他將張之洞比作英國19世紀的紅衣主教紐曼（Cardinat Newman），把張之洞領導的維護中國綱常名教的清流運動和紐曼在英格蘭教會攻擊自由主義的牛津運動作了對比研究，指出張之洞的清流運動和紐曼的牛津運動都是反對和攻擊同一個敵人--現代歐洲高度物質文明的破壞力量。
4．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嚮西方宣傳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奧斯卡·A·H·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德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救西論。全書分為緒言、導論、正文和附錄四個部分。導論闡述"良民宗教"（The Religion of Good-Citizenship）；正文第一章論"中國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第二章論"中國女子"(The Chinese Woman)，第三章論"中國語言"(The Chinese Language)，第四章論"約翰 ·史密斯在中國"(John Smith in China)，第五章論"一個著名的漢學家"(A Great Sinologue)，第六、七兩章論"中國學"(Chinese Scholarship)；附錄論"崇拜群衆的宗教"或名"戰爭與出路"(The Religion of Mob-Worship or the War and the Way out)。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字林西報》（又名《華北日報》，North China Daily News）、《日本郵報》（Japan Weekly Mail）、《北京日報》（Beijing Daily News）、《密勒氏遠東評論》（Millard's Review of the Far East）、《華北正報》（North China Standard）、《泰晤士報》（The Times）等英文報刊都是他批判西方，闡揚"周孔之道"的陣地。
辜鴻銘的文章發表之後，西方人既驚訝又非常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為了讓更多的國人瞭解這位東方聖哲的思想和學說，他們把辜鴻銘的文章著述分別譯成德文和日文。1920年在德國萊比錫出版了由奈爾遜教授翻譯的辜鴻銘的論文集Vox Clamantis（《吶喊》，又名《哀訴之音》）。德國著名漢學家衛禮賢（Richard Wilhelm）則編譯了辜鴻銘文集《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反抗：批判論文集》，該書主體為《中國牛津運動》。辜鴻銘在日本講演的論文由日本大東文化協會集結成《辜鴻銘講演集》於1925年在日本刊行。1941年日本人薩摩雄次在日本編譯出版了《辜鴻銘論集》，主要篇目是從《辜鴻銘講演集》和《中國人的精神》中選譯出來的。
【翻譯實踐】
作為翻譯傢，辜鴻銘的貢獻主要包括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將我國經典古籍《論語》、《中庸》、《大學》等譯成英文，在清末民初的中書英譯中最享盛譽；另一方面是將外國詩歌等翻譯成中文，主要有威廉·柯伯的《癡漢騎馬歌》和柯勒律治的《古舟子詠》，成為近代中國嚮國內譯介西方詩歌的先驅。
中國四書五經的翻譯最早始於明末清初。當時來華的外國傳教士和漢學家把《詩經》、《易經》、《論語》、《老子》等中國古代文化典籍移譯成多種文字傳到歐美，有拉丁文、英文、意大利文、法文等譯本。要把中國古代經籍譯成西方文字，就得同時精通對譯的兩種語言，能夠透徹理會兩國文化，並非一般人所能擔任。而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大多數衹是粗通漢語，因此翻譯出來的作品中存在着許多不足之處，有的甚至是積字成句、積字成篇，根本無法從整體上體現中國文化的精奧之處。
到了近代，翻譯孔孟著作最出名的要屬理雅各（James Legge）。理雅各是個有名的漢學家，漢語造詣很高。在王韜的協助下，他把中國"十三經"中的十部經書譯成英文，統稱為《中國經典》（ The Chinese Classics），在西方享有很高的聲譽，到現在，仍被許多西方人視為標準譯本。但由於英漢兩國語言、文化、思維方式等方面存在着巨大差異，因此理雅各的翻譯雖較之以前的譯著相對準確，仍不免有誤解麯解、死譯硬譯、斷章取義的現象。
辜鴻銘早在1884年發表的《中國學》一文中就指出：理雅各翻譯《中國經典》的工作不過是應時之需，雖然數量驚人，但並不都令人滿意。辜鴻銘認為正是這些傳教士和漢學家歪麯了儒傢經典的原義，糟蹋了中國文化，並導致西方人對中國人和中國文明産生種種偏見。為了消除這些偏見，他决定自己翻譯儒傢經典。1898年辜鴻銘在上海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譯著《論語》（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1906年又推出了第二本譯著《中庸》（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後來他又翻譯了《大學》（Higher Education），但是沒有正式出版發行。
他在《論語》譯序中聲稱：我們衹想在此表達一個願望，希望那些有教養有思想的英國人在耐心讀過我們的譯作之後，能夠反思一下他們對中國人已有的成見，並能因此修正謬見，改變他們對於中英兩國人民與人民、國與國之間關係的態度。
辜鴻銘翻譯儒經最突出的一個特點是意譯法，即采用"動態對等"的方法，使譯文在表達思想方面起到與原文相同的作用，而不是原文與譯文之間字櫛句比的機械性轉換。在《論語》譯序中，他就明確指出他的翻譯目的是"讓普通英語讀者能看懂這本給了中國人智力和道德風貌的中文小册子"，因此他努力"使孔子及其弟子的談話方式，就像有教養的英國人在表達與這些中國俊傑同樣的思想時一樣。"在《中庸》譯序中，他進一步闡明他的翻譯觀點："徹底掌握其中之意義，不僅譯出原作的文字，還要再現原作的風格。"辜鴻銘在具體的翻譯工作中，確實努力實踐着這一翻譯宗旨。例如：
1．《論語·學而第1》中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貢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也。"辜鴻銘譯為："A disciple of Confucius said to him,' To be poor and yet not to be servile; to be rich and yet not to be proud, what do you say to that?'' It is good, 'replied Confucius, 'but better still it is to be poor and yet contented; to be rich and yet know how to be courteous.'" 句中"諂"字譯得尤為精彩，servile 遠比flatter 更能表情達意。而且整個譯句簡潔明了，既符合英語的表達習慣，又與原句語體風格相互呼應。
2．《論語·子罕第9》中記載顔回贊嘆孔子之道高且深的那段話："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欲罷不能。"辜將之譯為："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But the Master knows admirably how to lead people on step by step. He has enlarged my mind with an extensive knowledge of the arts, while guiding and correcting my judgment and taste. 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辜氏的這段譯文很好地保持了原文言簡意賅的特點。"仰之彌高，鑽之彌堅。瞻之在前，忽焉在後" 譯成"The more I have looked up to it the higher it appears. The more I tried to penetrate into it the more impenetrable it seems to be" , 對仗工整，用詞洗練到位。"When I have thought I have laid hold of it here, lo! it is there" 一句則將顔回慨嘆孔子之道高深不可捉摸的語氣栩栩如聲地傳遞出來，讓人如聞其聲，如見其人。辜氏將"欲罷不能"譯成"Thus I could not stop in my progress, even if I would", 充分挖掘了原文的內涵和神韻並將之生動地再現出來。
辜氏再現原作風格的努力還體現在以詩譯詩，即把《論語》、《中庸》等中出現的詩歌片段同樣用詩歌的形式表現出來。由於辜氏精通中英文，所以譯得頗為成功。如《論語·微子篇第18》中楚狂接輿之歌："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尤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辜氏是這樣譯的：
"O Phoenix bird! O Phoenix bird,
"Where is the glory of your prime?
"The past, --t is useless now to change,
"Care for the future yet is time.
"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For those who serve in Court and State
"Dire peril follows in their train."
全詩分為三節，共7行，每行8個音節，雙行押韻，讀後琅琅上口。全詩的關鍵"Renounce! give up your chase in vain", 把接輿對於孔子沒有於亂世之際隱退的不理解和惋惜之情充分地表達出來。
辜鴻銘翻譯儒傢書籍的另外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傢和思想傢的話來註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氏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傢的話，作為註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註釋或許可以吸引那些瞭解這些作傢的讀者。"近代中國於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嚮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着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註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無疑是很有意義的。
除了引用歐洲名傢作註之外，辜氏還在註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嚮比較。如將顔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氏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傢經典的內容。
辜鴻銘所譯的《論語》、《中庸》等較之以前西方傳教士和漢學家的儒經譯本有了質的飛躍，可以說是儒經西譯史上的一個里程碑，但由於思想和時代的局限性，他的譯作中存在着這樣或那樣的不足之處。
辜氏譯經最大的缺點在於過分意譯。其表現之一就是在把握大意的前提下，隨意增添許多原文沒有的內容。如對"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論語·學而第1》）一句的翻譯。辜氏的譯文為："It is indeed a pleasure to acquire knowledge and, as you go on acquiring, to put into practice what you have acquired. A greater pleasure still it is when friends of congenial minds come from afar to seek you 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 其中"as you go on acquiring", "greater", "of congenial minds"和"because of your attainments"都超出了原文的內容。表現之二 是將譯文中出現的大量中國人命、地名刪掉。
如在《論語》中，他衹保留了顔回和仲由的名字，而孔子的其他弟子則直接翻譯為"孔子的一個弟子"或"另一個弟子"。雖然他這樣做的動機是好的："為了進一步除去英語讀者會産生的古怪感和奇異感，衹要有可能，我們就刪除其中的專有名詞。"（見《論語》譯序）但對於幫助西方讀者更好地瞭解中國文化這一點，並沒有好處，因為儒經中出現的中國人名、地名往往包含着豐富的文化內容，刪掉之後就會改變原文的文化色彩和民族色彩。翟林奈（Lionel Giles）在他自己的《論語》譯本（The Sayings of Confucius）中就指出辜氏的這種做法衹會使刻畫人物形象的力度大打折扣，而人物塑造正是《論語》的引人之處。
對於辜氏英譯儒經，曾存在過兩種截然相反的評價：一種是贊美推崇，一種是否定批評。持前一種觀點的以林語堂為代表。林語堂在《從異教徒到基督教徒》一書中這樣評價道："他（辜鴻銘）了不起的功績是翻譯了儒傢《四書》的三部，不衹是忠實的翻譯，而且是一種創造性的翻譯，古代經典的光透過一種深的瞭然的哲學的註入。他事實上扮演東方觀念語西方觀念的電鍍匠。他的《孔子的言論》，飾以歌德、席勒、羅斯金、及朱貝爾的有啓發性的妙語。有關儒傢書籍的翻譯，得力於他對原作的深切瞭解。"持否定態度的則以王國維為代表。王國維曾認真研讀過辜氏翻譯的《中庸》，並著書《辜湯生英譯〈中庸〉後》一文指陳其中大小弊病若幹條，認為辜氏的翻譯嘗試乃一大失敗。
不管人們對辜氏譯經活動的評價如何，我們都應該承認他對中華文化的闡釋宣揚功不可沒。他所譯的《論語》，泰西購者近萬部，流傳甚廣；所譯的《中庸》曾被收入在《東方智慧叢書》中。辜氏也因此在西方聲名大噪。他以極大的熱情和創造性把中國傳統文化介紹給西方世界，在中西文化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譯事年表】
1.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 New Special Translation, Illustrated With Quotations From Goethe and Other Writers, 《論語》，1898年，上海
2.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中庸》，1904年，上海
3. 《華英合璧：癡漢騎馬歌》，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Linen Draper，20世紀初年，商務印書館
【附錄】
一、《中國人的精神》（節選）
我曾聽一位外國朋友這樣說過：作為外國人，在日本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討厭日本人。相反，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長，就越發喜歡中國人。這位外國友人曾久居日本和中國。我不知道這樣評價日本人是否合適，但我相信在中國生活過的諸位都會同意上述對中國人的判斷。一個外國人在中國居住的時間越久，就越喜歡中國人，這已是衆所周知的事實。中國人身上有種難以形容的東西。儘管他們缺乏衛生習慣，生活不甚講究；儘管他們的思想和性格有許多缺點，但仍然贏得了外國人的喜愛，而這種喜愛是其他任何民族所無法得到的。我已經把這種難以形容的東西概括為溫良。如果我不為這種溫良正名的話，那麽在外國人的心中它就可能被誤認為中國人體質和道德上的缺陷──溫順和懦弱。這裏再次提到的溫良，就是我曾經提示過的一種源於同情心或真正的人類的智慧的溫良──既不是源於推理，也非産自本能，而是源於同情心──來源於同情的力量。那麽，中國人又是如何具備了這種同情的力量的呢？
我在這裏冒昧給諸位一個解答──或者是一個假設。諸位願意的話，也許可以將其視為中國人具有同情力量的秘密所在。中國人之所以有這種力量、這種強大的同情的力量，是因為他們完全地或幾乎完全地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中國人的全部生活是一種情感的生活 ──這種情感既不來源於感官直覺意義上的那種情感，也不是來源於你們所說的神經係統奔騰的情欲那種意義上的情感，而是一種産生於我們人性的深處 ──心靈的激情或人類之愛的那種意義上的情感。
下面讓我們看看中國人是否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對此，我們可以用中國人實際 生活中表現出的一般特徵，來加以說明。
首先，我們來談談中國的語言。中國的語言也是一種心靈的語言。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就是：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其兒童和未受教育者學習中文比成年人和受過教育者要容易得多。原因在於兒童和未受教育者是用心靈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相反，受過教育者，特別是受過理性教育的現代歐洲人，他們是用大腦和智慧來思考和使用語言的。有一種關於極樂世界的說法也同樣適用於對中國語言的學習：除非你變成一 個孩子，否則你就難以學會它。
其次，我們再指出一個衆所周知的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事實。中國人具有驚人的記憶力，其秘密何在？就在於中國人是用心而非腦去記憶。用具同情力量的心靈記事，比用頭腦或智力要好得多，後者是枯燥乏味的。舉例來說，我們當中的絶大多數兒童時代的記憶力要強過成年後的記憶力。因為兒童就象中國人一樣，是用心而非用腦去記憶。
接下來的例子，依舊是體現在中國人日常生活中，並得到大傢承認的一個事實─ ─中國人的禮貌。中國一嚮被視為禮儀之邦，那麽其禮貌的本質是什麽呢？這就是體諒、照顧他人的感情。中國人有禮貌是因為他們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他們完全瞭解自己的這份情感，很容易將心比心推己及人，顯示出體諒、照顧他人情感的特徵。中國人的禮貌雖然不象日本人的那樣繁雜，但它是令人愉快的。相反，日本人的禮貌則是繁雜而令人不快的。我已經聽到了一些外國人的抱怨。折衷禮貌或許應該被稱為排 練式的禮貌──如劇院排戲一樣，需要死記硬背。它不是發自內心、出於自然的禮貌。事實上，日本人的禮貌是一朵沒有芳香的花，而真正的中國人的禮貌則是發自內心 、充滿了一種類似於名貴香水般奇異的芳香。
我們舉的中國人特性的最後一例，是其缺乏精確的習慣。這是由亞瑟·史密斯提出並使之得以揚名的一個觀點。那麽中國人缺少精確性的原因又何在呢？我說依然是 因為他們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心靈是纖細而敏感的，它不象頭腦或智慧那樣僵硬、刻板。實際上，中國人的毛筆或許可以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睏難，好像也難以準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
正是因為中國人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一種像孩子的生活，所以使得他們在許多方面還顯得有些幼稚。這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即作為一個有着那麽悠久歷史的偉大 民族，中國人竟然在許多方面至今仍表現得那樣幼稚。這使得一些淺薄的留學中國的外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人未能使文明得到發展，中國文明是一個停滯的文明。必須承認，就中國人的智力發展而言，在一定程度上被人為地限製了。衆所周知，在有些領域中國人衹取得很少甚至根本沒有什麽進步。這不僅有自然科學方面的，也有純粹抽象科學方面的，諸如科學、邏輯學。實際上歐洲語言中"科學"與"邏輯"二詞，是無 法在中文中找到完全對等的詞加以表達的。
象兒童一樣過着心靈生活的中國人，對抽象的科學沒有絲毫興趣，因為在這方面心靈和情感無計可施。事實上，每一件無需心靈與情感參與的事，諸如統計表一類的 工作，都會引起中國人的反感。如果說統計圖表和抽象科學衹引起了中國人的反感，那麽歐洲人現在所從事的所謂科學研究，那種為了證明一種科學理論而不惜去摧殘 肢解生體的所謂科學，則使中國人感到恐懼並遭到了他們的抑製。
實際上，我在這裏要指出的是：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並非他們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所有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都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正如我們都知道的一樣，歐洲 中世紀的基督教徒們也同樣過着一種心靈的生活。馬太·阿諾德就說過："中世紀的基督教世人就是靠心靈和想象來生活的。"中國人最優秀的特質是當他們過着心靈的生活，象孩子一樣生活時，卻具有為中世紀基督教徒或其他任何處於初級階段的民族所沒有的思想與理性的力量。換句話說，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是：作為一個有悠久歷史的民族，它既有成年人的智慧，又能夠過着孩子般的生活──一種心靈的生活。
因此，我們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一些阻礙，不如說她是一個永遠不衰老的民族。簡言之，作為一個民族，中國人最美妙的特質就在於他們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
現在我們可以回答最初提出的問題了──什麽是真正的中國人？我們現在已經知道，真正的中國人就是有着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過着心靈生活的這樣一種人。簡言之，真正的中國人有着童子之心和成人之思。中國人的精神是一種永葆青春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中國人永遠年輕的秘密又何在呢？諸位一定記得我曾經說過：是同情或真正的人類的智能造就了中國式的人之類型，從而形成了真正的中國人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這種真正的人類的智能，是同情與智能的有機結合，它使人的心與腦得以調和。總之，它是心靈與理智的和諧。如果說中華民族之精神是一種青春永葆的精神，是不朽的民族魂，那麽，民族精神不朽的秘密就是中國人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
二、辜鴻銘軼事
本世紀初，辜鴻銘先生*代表北洋政府出席華府會議。某次酒會上，一個淺薄的美國女士坐在辜鴻銘旁邊。望着這個形容古怪的中國老頭，她一時找不到話題。在上湯時，終於忍不住，學着唐人街腔的破碎英語，一字一字地問道：“likke soupee？”（喜歡這湯嗎？）辜鴻銘禮貌地點頭微笑。女士認為這個Chinaman連最淺的英語都聽不懂，便不再答理他了。酒過三巡，辜鴻銘起立緻詞，操一口流利典雅的英語，全座為之贊嘆不已。辜鴻銘坐下來，也學那女士的腔調，低聲問那已經羞得滿臉通紅的女士道：“likke speechee?”（喜歡我的演講嗎？）
辜鴻銘的趣事(一)
十歲那年，辜鴻銘跟義父母布朗夫婦到了倫敦．他按照父親的交代，在倫敦也始終穿着長衫馬褂，留着長長的辮子，永遠記住自己是個中國人（當時是清末）．有一天，他坐在電車上看倫敦泰晤時報，幾個同車的英國人覺得好玩，侮辱辜鴻銘．起初辜鴻銘不理他們，幹脆把報紙調頭來看．那幾個英國人更來勁，說："看，那個中國小子連字都不認得，還看什麽報紙？"．這下把辜鴻銘給惹火啦，他用純正嫻熟的英語把整段文章念出來，然後說："你們英文才２６個字母，太簡單，我要是不倒着看，那就一點意思都沒有！"那幫英國孫子一聽都傻啦，趕緊灰溜溜地跑掉．
辜鴻銘的趣事(二)
辜鴻銘他生在南洋（馬來西亞的檳城），學在西洋（留學英法），娶妻東洋（有一個日本老婆，在日本有崇高的威望），仕在北洋（早年為兩江總督張之洞幕僚，晚年在北洋政府外交部任職），一生精通１３種語言，是一個怪傑，號稱清朝最後一根辮子（至一九二八年死的時候還留着）
辜鴻銘的趣事(三)
辜鴻銘很主張男人要娶小老婆，認為這是社會穩定的基礎．他說男人是茶壺，女人是茶杯，一個茶壺肯定要配幾個茶杯，總不能一個茶杯配幾個茶壺．
美國的婦運份子特地跑到上海跟辜鴻銘爭論這個問題，最後辜鴻銘問她："親愛的女士，請問你們傢的馬車有幾個輪子？""有四個．""用一個打氣筒灌氣，還是用四個打氣筒灌氣？""當然是用一個．""娶小老婆就是這個道理！"
辜鴻銘的趣事(四)
辜鴻銘很重視維護儒傢學說的傳統價值，1893年他在協助湖廣總督張之洞籌備鑄幣廠時，有一天鑄幣廠的外國專傢聯合請辜鴻銘吃飯，大傢對辜很尊重，推他坐首席．宴會上，有一個外國人問辜鴻銘：“你能否給我們講講貴國孔子之道有何好處？”，辜鴻銘立即說道：“剛纔大傢推我坐首席，這就是行孔子之教．如果今天大傢都象你們西方所提倡的競爭，大傢搶坐首席，以優勝劣敗為主，我看這頓飯大傢都吃不成了，這就是孔學的好處！”
辜鴻銘的趣事(五)
1896年湖廣總督張之洞六十歲生日，嘉興才子瀋曾植（進士出身，滿腹經綸）前來祝壽，辜鴻銘高談闊論中西學術制度，瀋曾植卻一言不答，辜鴻銘甚感奇怪，問他為何不發一言？瀋曾植說：“你講的話我都懂；你要聽懂我講的話，還須讀二十年中國書！”兩年後，辜鴻銘聽說瀋曾植前來拜會張之洞，立即叫手下將張之洞的藏書搬到客廳，瀋曾植問辜鴻銘：“搬書作什麽？”辜鴻銘說：“請教瀋公，哪一部書你能背，我不能背？哪一部書你懂，我不懂？”瀋曾植大笑說：“今後，中國文化的重擔就落在你的肩上啦！”
【辜鴻銘的“春秋大義”】
據說孔子當年修訂《春秋》一書，竭力維護周代禮製，字裏行間褒善貶惡，撥亂反正，體現出明確的政治意圖和鮮明的政治色彩，這就是後儒所稱道的“微言大義”，或曰“春秋大義”。《孟子》有雲：“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 兩千五百年後，20世紀初葉的中國和世界，也正是“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的年代。有一位諳熟歐洲文明而服膺儒傢傳統文化的中國 人，再次舉起“春秋大義”的旗幟，在國內外發表了大量的英文著述，極力維護中國傳統文化的尊嚴，鼓吹儒傢文明的普世價值，在東、西方文化界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此人就是辜鴻銘。
辜鴻銘（1857－1928）出身於華僑世傢，十三歲即赴歐洲求學，十餘年中遊學於英法德意諸國，歸國後長期擔任張之洞幕府的洋文案，曾官至清廷外務部左丞。他精通英、德、法等近十國文字，尤其擅長英文寫作，被孫中山、林語堂推為中國第一。1915年，辜鴻銘在北京出版了《中國人的精神》（Spirit of Chinese People）一書，漢語題名“春秋大義”。不久即被譯成德、法、日等多種文字出版，一時轟動東西洋，在德國甚至掀起了持續十幾年的“辜鴻銘熱”。
《中國人的精神》是辜鴻銘最有影響的英文代表作品，全書係由作者1914年發表於英文報紙《中國評論》、以“中國人的精神”為核 心的係列論文結集而成。面對當時西方列強對中華民族的欺凌和對中國文化的歧視，辜鴻銘論述的主旨就是揭示中國人的精神生活，闡發中國傳統文化的永恆價值。辜鴻銘認為，要估價一種文明，必須看它 “能夠生産什麽樣子的人，什麽樣的男人和女人”。他批評那些“被稱作中國文明研究權威”的傳教士和漢學家們“實際上並不真正懂得中國人和中國語言”。他獨到地指出：“要懂得真正的中國人和中國文明，那個人必須是深沉的、博大的和純樸的”，因為“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的三大特徵，正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從這一獨特的視角出發，把中國人和美國人、英國人、德國人、法國人進行了對比，凸顯出中國人的特徵之所在：美國人博大、純樸，但不深沉；英國人深沉、純樸，卻不博大；德國人博大、深沉，而不純樸；法國人沒有德國人天然的深沉，不如美國人心胸博大和英國人心地純樸，卻擁有這三個民族所缺乏的靈敏；衹有中國人全面具備了這四種優秀的精神特質。也正因如此，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 “溫良”（gentle，溫文爾雅），“那種難以言表的溫良”。
在中國人溫良的形象背後，隱藏着他們“純真的赤子之心”和“成年人的智慧”。辜鴻銘寫道，中國人“過着孩子般的生活——種心靈的生活”，因此，“與其說中國人的發展受到了阻礙，不如說它是一個永不衰老的民族”，一個“擁有了永葆青春的秘密”的民族。這個“像孩童一樣過着心靈生活”的民族，對於抽象的、刻板的科學技術當然是沒有興趣的。辜鴻銘以此回應和解釋西方人關於中國人的一種根深蒂固的套話：“中國人缺乏精確性”。他形象地說：“中國的毛筆或許可以被視為中國人精神的象徵。用毛筆書寫繪畫非常睏難，好像也難以精確，但是一旦掌握了它，你就能夠得心應手，創造出美妙優雅的書畫來，而用西方堅硬的鋼筆是無法獲得這種效果的。”在辜鴻銘看來，不屑於精確的中國人，其“赤子之心” 和“成年人的智慧”有機地融為一體，達到了“心靈與理智的完美諧和”：這就是歷史悠久的中華民族“永葆青春的秘密”。他引用“最具中國味道的英國詩人華滋華斯”的長詩《丁登寺》，展現出中國人心靈與理智完美結合而産生的那種“安詳恬靜、如沐天恩的心境”。正是這種心靈狀態和精神境界，賦予了中國人那種“難以言狀的溫良”。
“真正的中國人”的溫良，在“真正的中國婦女”或“理想婦女”身上得到了尤為充分、完滿的體現。中國男人的“溫文爾雅”，在中國婦女那兒變成了“神聖的、奇特的溫柔”。辜鴻銘承認，在其它國傢和民族的理想婦女身上也存在着這種溫柔，比如基督教的聖母馬利亞，但是與中國的觀音菩薩相比，中國的理想女性要在“輕鬆快活而又殷勤有禮”方面更勝一籌。他認為《詩經》中的《關雎》一詩描繪出了中國理想女性的三個本質特徵，即“悠閑恬靜之愛，羞澀或靦腆以及‘debonair'一詞所表達的那種無法言狀的優雅和嫵媚，最後是純潔或貞潔”。談及中國女性，中國人納妾的問題自然是一個不可回避的話題。辜鴻銘將這種現象的“合理存在”歸因於中國婦女的“無我教”，或曰“淑女或賢妻之道”：“正是中國婦女的那種無私無我，使得納妾在中國不僅成為可能，而且並非不道德。”這顯然是一種狡辯，不過這種狡辯也從另一個角度強化了中國婦女幽美而賢淑的理想形象。
中國男人和女人為什麽會具有上述精神特徵？辜鴻銘認為，這是中國的“良民宗教”長期教化的結果。所謂“良民宗教”，即指孔孟之道，其“精華”是義與禮，“特別是禮，更為中國文明的精髓”。辜鴻銘比較了中國與歐洲宗教教義之不同：“歐洲宗教要人們 ‘做一個好人'，中國的宗教則要人們‘做一個識禮的好人'；基督教叫人‘愛人'，孔子則叫人‘愛之以禮'。”他自然而然地聯繫到當時歐洲陷於“一戰”炮火的殘酷現實，指出這場戰爭的道德根源正在於不講禮義而崇信強權。因此，他要把中國人禮義並重的良民宗教奉送給歐洲，以製止這場世界大戰，“把歐洲文明從毀滅中拯救出來”，並為戰後文明的重建提供一把“鑰匙”。用中國傳統的儒傢文化去拯救西方文明，這正是《中國人的精神》一書所標舉的“春秋大義”之所在。
歷史的發展證明，辜鴻銘的“春秋大義”並沒有産生“亂臣賊子懼”的實際效果，他對中國“良民宗教”的普世功用顯然是過於自信了。不過，在“一戰”前後的歐洲，特別是德國，由於人們身受戰爭苦難，對於自身文明的價值普遍感到失望乃至絶望，而對和平安寧的東方産生了某種朦朧的欣羨，辜鴻銘其人其書就成了他們心目中“希望的使者”。不僅大學裏有人組織“辜鴻銘研究會”，成立“辜鴻銘俱樂部”，他的名字還廣泛流傳於普通民衆之口。在這股“辜鴻銘熱”的推動下，歐洲人對中國與中國文化的瞭解有所加深，辜鴻銘筆下遵
奉良民宗教、社會有條不紊的中國與溫文爾雅的中國男人、幽美賢淑的中國女人的形象也廣為人們所熟知，乃至成為身陷戰亂之中的歐洲人心嚮往之的一個烏托邦。真實與否姑且不論，辜鴻銘所闡發的“中國人的精神”和他以中救西的“春秋大義”，在中國人對外傳播民族文化的歷程中，無疑寫下了獨特而醒目的一筆。
【辜鴻銘的寓所】
——柏樹鬍同26號
王之鴻
柏樹鬍同屬東城區東華門地區，是東四南大街路西從南往北數的第三條鬍同，自東嚮西溝通東四南大街與王府井大街，長530餘米。明代，稱“椿樹鬍同”，據說，因此地原有一棵大椿樹而得名；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北側的馬尾巴鬍同並入，又因與西城區的椿樹鬍同重名而改稱“柏樹鬍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瑞金路十五條”，後復稱“柏樹鬍同”。
柏樹鬍同26號，舊時的門牌是椿樹鬍同30號。據房屋檔案記載，該院在鬍同西段南側凹進去的小夾道內，占地面積為130餘平方米；街門面西，是一個隨墻“小門樓”；院內的三間北房是起脊瓦房，一間南房是灰頂平臺，建築面積共計60平方米。20世紀 80年代，柏樹鬍同26號與相鄰的院落一起被徵用，改建成王府井旅館。
當年，這個不起眼的小院卻有一個雅號，曰“晉安寄廬”，顧名思義，“晉安寄廬”的主人自然是一位隱居在陋室中卻以彰顯道德為己任的君子。這位君子就是大名鼎鼎的辜鴻銘，世人稱其為“怪人”。張中行先生在通縣師範學校讀書時就開始留意有關辜鴻銘的材料。他說:“道聽途說的不少，靠得住的有以下兩種:一是他自己說他是東西南北之人，因為生在南洋，學在西洋，婚在東洋，仕在北洋；另一是特別受到外國人的尊重，有‘到北京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的說法。”
辜鴻銘(1857—1928)，著名學者，名湯生，自號慵人、漢濱讀易者，福建同安(今屬廈門)人，生於馬來西亞檳榔嶼。其父是當地華僑，據說其母是西洋人，所以，高鼻梁、深眼窩、黃頭髮成為辜鴻銘的相貌特徵。
辜鴻銘十歲左右便去了英國，先後在英國、法國、德國讀書，其後還去過意大利、奧地利等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臘等多種文字，尤其對於英文，寫成文章連英國人也大加贊嘆，認為有維多利亞時代的味兒，可與英國的文章大傢比肩。二十幾歲回國後，遇到了中國第一部較全面係統的古漢語語法專著《馬氏文通》的作者馬建忠，為東方文化所折服，於是改造中國舊籍，推崇儒傢學說，作有《讀易堂文集》，譯有《癡漢騎馬歌》；又將《論語》、《中庸》等儒傢經典譯成英文；另外，還撰有《春秋大義》。
辜鴻銘學貫中西。當年，辜鴻銘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春秋大義》，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四大名旦”之首的梅蘭芳。梅蘭芳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而辜鴻銘的講演票則開價兩元，卻還很叫座。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回國後，在兩廣總督署和湖廣總督署的幕府當了二十年的幕僚，很受張之洞的器重。可是辜鴻銘卻敢拿張之洞和端方這前後兩任湖廣總督開涮，他說:“張文襄學問有餘而聰明不足，故其病在傲；端午橋(端方)聰明有餘而學問不足，故其病在浮。文襄傲，故其門下幕僚多偽君子；午橋浮，故其門下幕僚多真小人。”
辜鴻銘對袁世凱的揶揄更令人叫絶。在張之洞與袁世凱同入軍機處之時，有一次，袁世凱對德國公使說:“張中堂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一位幕僚將這件事作為袁世凱的得意之舉告訴辜鴻銘。不料，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誠然。然要看所辦是何等事，如老媽子倒馬桶，固用不着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清朝末年，辜鴻銘步入仕途，到外務部任職，官運還不錯。由員外郎升郎中，再升左丞，相當於現在的外交部副部長。但好景不長，不久，辛亥革命爆發，宣統皇帝遜位，辜鴻銘的官也當不成了。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先生請他到北京大學講授英國文學和拉丁文等課程。辜鴻銘對蔡元培是敬重的，在他眼裏，當時全中國衹有兩個好人:一個是蔡元培，另一個就是他自己。所以，“五四運動”之時，蔡元培請辭校長，辜鴻銘也是積極輓留派，但他的理由卻是:“校長是我們學校的皇帝，所以非得輓留不可。”
辜鴻銘的學問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辜鴻銘的裝束也是先西後中、由西而中。回國之後，乃至當幕僚期間都是西裝革履，後來便是長袍馬褂，頭頂瓜皮小帽，足蹬雙梁布鞋，腦後拖着一條黃毛小辮，而且進入民國之後，他也衣冠不異昔時。周作人在《北大感舊錄》中描寫辜鴻銘“生得一副深眼睛高鼻子的洋人相貌，頭上一撮黃頭毛，卻編成了一條小辮子，鼕天穿棗紅寧綢的大袖方馬褂，上戴瓜皮小帽；不要說在民國十年前後的北京，就是在前清時代，馬路上遇見這樣一位小城市裏的華裝教士似的人物，大傢也不免要張大了眼睛看得出神吧。尤其妙的是那包車的車夫，不知是從哪裏鄉下去特地找了來的，或者是徐州辮子兵的餘留亦未可知，也是一個背拖大辮子的漢子，同課堂上的主人正好是一對，他在紅樓的大門外坐在車兜上等着，也不失車夫隊中一個特殊的人物。”
遙想當年，有這樣的一對主僕和一輛洋車來往於北大紅樓與椿樹鬍同，也確實是民國時王府井大街的一道風景，而且這道風景是真實的，而不是復製的。
辜鴻銘推崇儒傢學說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能言善辯，處處體現着他的機智與幽默。“他在北大教的是拉丁文等功課，不能發揮他的正統思想，他就隨時隨地要找機會發泄”。有一次，他在椿樹鬍同的傢中宴請歐美友人，局促而簡陋的小院已夠寒酸，照明用的還是煤油燈，昏暗而又煙氣嗆鼻，而且，這幫歐美友人也不清楚“晉安寄廬”的真實含義。於是，就有人說:“煤油燈不如電燈和汽燈明亮。”辜鴻銘知道:“我們東方人，講求明心見性，東方人心明，油燈自亮。東方人不像西方人那樣專門看重表面工夫。”辜鴻銘的一番高論，還真把他的歐美友人給唬住了。
還有一次，中日甲午戰爭後，伊藤博文到中國漫遊，在武昌時與張之洞有過接觸。辜鴻銘作為幕僚送給伊藤一本剛出版的《論語》英譯本。伊藤早知道辜氏是中國保守派中的先鋒，便乘機調侃他道:“聽說你精通西洋學術，難道還不清楚孔子之教能行於兩千多年前，卻不能行於二十世紀的今天嗎？”辜鴻銘見招拆招，回答道:“孔子教人的方法，就好比數學家的加減乘除，在數千年前，其法是三三得九，如今二十世紀，其法仍然是三三得九，並不會三三得八。”伊藤竟一時語塞。
辜鴻銘也被稱為“文壇怪傑”。
張中行先生說:“我想，如果說這位怪人還有些貢獻，他的最大貢獻就在於，在舉世都奔嚮力和利的時候，他肯站在旁邊喊:危險！危險！”
LifeGu Hongming was born in Penang, Malaysia, the second son of a Chinese rubber plantation superintendent, whose ancestral hometown was Tong'an, Fujian province, China, and his Portuguese wife. The British plantation owner was fond of Gu and took him, at age ten, to Scotland for his education. He was then known as Hong Beng (Hongming in Min Nan dialect). In 1873 he began studying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graduating in the spring of 1877 with an M.A. He then earned a diploma in Civil Engineer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Leipzig, and studied law in Paris.
He returned to Penang in 1880, and soon joined the colonial Singapore civil service, where he worked until 1883. He went to China in 1885, and served as an advisor to the ranking official Zhang Zhidong for twenty years.
From 1905 to 1908, he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Huangpu River Authority (上海浚治黄浦江河道局) in Shanghai. He served in the Imperial Foreign Ministry from 1908 to 1910, then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Nanyang Public School, the forerunner of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He resigned the latter post in 1911 as a sign of his loyalty to the fallen imperial government. In 1915 became a professor at Peking University. Beginning in 1924 he lived in Japan for three years as a guest lecturer in Oriental cultures. Then he returned to live in Beijing until his death.
He was fluent in English, Chinese, German, and French, and understood Italian, Ancient Greek, Latin, Japanese and Malay.
An advocate of monarchy and Confucian values, preserving his queue even after the overthrow of Qing Dynasty, Gu became a kind of cultural curiosity late in his life. Many sayings and anecdotes have been attributed to him, few of which can be attested. Literary figures as diverse as Ryūnosuke Akutagawa, Somerset Maugham and Rabindranath Tagore were all drawn to visit him when they were in China. No scholarly edition of his complete works is available.
WorksHis English works include: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 a Chinese Plea for the Cause of Good Government and True Civilization (1901)
ET nunc, reges, intelligite! The Moral Cause of the Russia-Japanese War (1906)
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1910)
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 (1915)
He acquired Chinese only after his studies in Europe, and was said to have a bad Chinese hand-writing. However, his command of the language is far above average. He penned several Chinese books, including a vivid memoir recollecting his days as an assistant for Zhang Zhidong. He translated some of the Confucian classics into English, notably The Discourses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 and The Universal Order or Conduct of Life; and rendered William Cowper's narrative poem The Diverting History of John Gilpin into classical Chinese verse (known as 癡漢騎馬歌).
ReferencesHuang Xingtao 黃兴涛 (1995). Wenhua guaijie Gu Hongming (文化怪杰辜鸿铭 "Gu Hongming: a cultural eccentric"). Beijing: Zhonghua Book Company.
Kong Qingmao 孔慶茂 (1996). Gu Hongming pingzhuan (辜鴻銘評傳 "A biography of Gu Hongming"). Nanchang: Baihuazhou wenyi chubansh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