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 人物列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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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時雍
明代 

詩歌評論 poetry comment《詩鏡總論》

閱讀陸時雍在诗海的作品!!!
  字仲昭,桐鄉(今屬浙江)人,崇禎六年(1633)貢生。
    陸時雍,字仲昭,桐鄉(今屬浙江)人,崇禎六年(1633)貢生。《詩鏡》是陸時雍編選的一部詩歌總集,全書分為《古詩鏡》三十六捲、《唐詩鏡》五十四捲,選評漢、魏、六朝至唐代之詩。所選以朝代分,唐詩則分為初、盛、中、晚四部分。每位作者名下都有小傳,所選詩每首之後大都有評語。而捲首則有《總論》約一百二十則,評論《詩經》至晚唐的詩人和作品。《總論》和書中的評論,有許多中肯深入之語,有些是他對詩學理論的闡發。《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此書評價頗高,稱“其采摭精審,評釋詳核,凡運會升降,一一皆可考見其源流,在明末詩選之中,固不可不謂之善本也”。其《總論》部分,後人別出單行。
    《詩鏡總論》提倡自然清新的風格,認為“真素”是詩人所能達到“最上一乘”。“真素”一詞,原出《世說新語·德行》篇,其意指生性坦率,真誠無飾。他又引《詩經》中“穆如清風”的詩句,反對刻意雕琢的做法。指出無論是構思、立意,還是遣詞、造句,如果違背了自然,那就會走嚮反面。
    《詩鏡》一書中使用最多的是情與韻這兩個概念。認為“情真”與“韻長”二者即“足以盡詩之道”,反復強調韻對於詩的重要性,把韻看作是詩的最基本的藝術特徵,是詩的生命所在。他以音樂為喻,說明韻就是要象鉦磬那樣,餘音綿綿,悠然不絶。這就要求在抒發感情之時,不能一瀉無餘;在描寫景物之時,不必過分刻畫;總之,要做到言有盡而意無窮,使讀者在諷詠回味中受到感染。他還具體論述了韻與其他各種因素之間的關係。他對“俗韻”及其産生的原因進行了深入地剖析,所論不僅是對歷來詩歌創作經驗的總結,同時也是對當時詩壇上各種不良傾嚮的針砭,如“故而不變”等是針對七子派末流而言,“放而好盡”等是針對公安派而言,“巧而過斫”等是針對竟陵派而言。同時,他對各派理論的長處也都有所吸取。他承襲了七子派尊奉漢、魏、盛唐的觀點,吸收了公安派自然本真的主張,於竟陵派則融合其以靈動求渾樸的方法。正是在批判繼承前人理論的基礎上,建立了他自己的以情韻為宗的詩論,對後來“神韻說”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響。
    關於“意象”的論述。他反復強調意與象要融洽,不能偏枯;意象要鮮明深度,不能隱晦淺露;要虛圓,不能鑿實呆板;要有獨創性,不能蹈襲模擬。他深入地分析了情與意之間的差別,反對以意為詩,認為在詩中表現離開了象的意,正是許多作品失敗的重要原因。這是針對宋代以來以文為詩、以議論為詩所造成的弊端而言。他指出“詩不待意”、“意不待尋”,倡導那種一本自然、即興而成的創作態度,反對在詩中表達抽象的意願、思想、觀點,也反對在藝術上作某些刻意地追求。
    《詩鏡》是以發展的眼光來評論古代詩作的。他指出,詩風與時代有着密切的關係,與詩人本身的纔質更直接關聯。他推崇漢、魏、盛唐,貶抑中、晚唐,尊古作而輕律體,觀點與七子相似。但他對七子派剽竊模擬的弊端卻大如批評。不僅指斥七子派末流,而且對七子本身及其理論中的缺陷,都給以批評。他關於“詩傢慣開門面”的批評,同後來王夫之“立門庭者必餖飣”的論述先後呼應,表現出他們對明代詩傢好立宗派、因此給詩壇帶來嚴重弊端的強烈不滿。(趙永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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