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为文子所著。文子，姓文，尊称子，其名字及籍贯已不可确考。《汉书·艺文志》道家类著录《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条文下只注明：“老子弟子，与孔子同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没有名字籍贯。北魏李暹作《文子注》，传曰：“姓辛，葵丘■上人，号曰计然。范蠡师事之。本受业于老子，录其遗言为十二篇。”宋人南谷子杜道坚《通玄真经缵义序》则据此得出结论：“文子，晋之公孙，姓辛氏，名钘，字计然，文子某号，家睢葵丘，属宋地，一称宋钘，师老子学，早闻大道，著书十有二篇，曰《文子》。”现在看来，这段有关文子生平的文字仍有疑窦。 

总之，文子是老子的弟子无疑，与卜商子夏同时，而少于孔子，曾问学于子夏和墨子，是一位学无常师者。他虽学习了各家学说，但经过自己的融会贯通，遂别生新义，乃过所承。世称文子勤学■颜，故得道尤高，而卒归本于老子。王充曾称：“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对他极推崇。文子学道早通，游学于楚。楚平王孙白公胜曾向他询问“微言”。后又游学到齐国，把道家兼融仁义礼的思想带到齐国，彭蒙、田骈、慎到、环渊等皆为其后学，形成齐国的黄老之学。后来文子又到南方的吴越游历，隐居在吴兴馀英禺山，不知所终，或云成仙而去。 

《隋书·经籍志》著录《文子》十二篇。前人认为今本系汉唐之间的伪书，或认为抄袭《淮南子》的西汉后期作品。如唐柳宗元即认为这本书是夹杂抄袭了儒、墨、名、法诸家语句，来解释《道德经》，故称之为“驳书”。但是1973年河北定县40多号汉墓出土的竹简中，有《文子》的残简，其中与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6章，不见于今本的还有一些内容，或系《文子》的佚文，但确证了《文子》一书的存在，为西汉时已有的先秦古书。文子在唐代时与老子、庄子并重，天宝元年唐玄宗诏封文子为“通玄真人”，诏改《文子》为《通玄真经》，与《老子》、《庄子》、《列子》并列为道教四部经典。 

对《文子》进行整理研究的，有《通玄真经》默希子注，十二卷；宋朱并注，七卷，（八卷以下已佚）；元杜道坚《文子缵义》，十二卷；清钱熙祚《文子校勘记》，俞樾《俞楼杂纂读文子》。现今流传的版本有：《正统道藏》十二卷本；《通玄真经赞义》十二卷本；《道藏》七卷本；《道藏辑要》本；《四部丛刊》缩印《通玄真经》十二卷本；《四部备要》本等。 

今本《文子》分十二篇八十八章。十二篇分别为：一、道原，二、精诚，三、九守，四、符言，五、道德，六、上德，七、策明，八、自然，九、下德，十、上仁，十一、上义，十二、上礼。 

《文子》主要解说老子之言，阐发老子思想，继承和发展了道家“道”的学说。它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开头，表明与老子的师承关系。明朝宋濂称：“子尝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经之义疏尔。”元代吴金节也称：“文子者，道德经之传也。”都说明了《文子》的主旨内容。但也有人认为“老子曰”三字乃后人窜入的。 

《文子》的首篇《道原》即开宗明义地解释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说：“夫道者，高不可极，深不可测，苞裹天地，禀受无形，原流泉浡，冲而不盈，浊以静之徐静，施之无穷，无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约而能张，幽而能明，柔而能刚，含阴吐阳，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渊以之深，兽以之走，乌以之飞，麟以之游，凤以之翔，星历以之行，以之取存，是天地万物的起源。道先天地而生，窈冥无形，浑而为一，一分为天地，轻清者为天，重浊者为地，四时阴阳亦依此而生，万物乃得以生存活动。因此道是自然的究竟根本，自然万物皆循道而行。“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万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悖之而死，莫之能怨。”道无形无状，无所不包，无处不在。道也是气，“阴阳陶冶万物，皆乘一气而生。” 

道是构成万物的原始材料，德是万物各得于道的一部分，蓄养成长为具体事物，道与德相辅相成。道是万物的主宰，以无为方式生养了万物，道使万物生长，而德使万物繁殖。道是整体，德是部分。《文子》中的《道德》、《上德》、《下德》诸篇都论述了道与德的问题。认为“天道为文，地道为理，一为之和，时为之使，以成万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远，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物，其德不绝。天覆万物，施其德而养之，与而不取，故精神归焉；与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于天也，下莫下于泽也，天高泽下，圣人法之，尊卑有叙，天下定矣。地载万物而长之，与而取之，故骨骸归焉；与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 

道亦是自然规律。“道者，物之所道也，”是阴阳陶冶而变化万物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又认为：“道者一立而万物生矣。故一之理，施于四海，一之嘏，察于天地……万物之总，皆阅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门。”“天地运而相通，万物总而为一，能知一则无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即无一之能知也。”因此，“万物变化，合于一道。” 

《文子》对老子的无为思想也进行了发挥，认为无为并非绝对消极的不动，而是排除主观偏见，按规律办事，指出“所谓无为者，非谓其引之不来，推之不往，迫而不应，感而不动，坚滞而不流，卷握而不散也，谓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术，循理而举事，因资而立功，推自然之势也。”也就是要顺应自然规律而成事。 

确立了“道”的观念后，即发现了天地间最深微的奥妙，认为道不仅是物之所原，而且也可以引向人事，为人之所由。《九守》篇中即多处论到养生之道。他指出：“夫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原。夫唯无以生为者，即所以得长生。”以为极力追求物质利益，纵情于声色，则不得终其天年，只有不追求这些东西，淡泊名利者，才可长生。又曰：“所谓圣人者，因时而安其位，当世而乐其业，夫哀乐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累，喜怒者道之过，故其生也无行，其死也物化，静则与阴合德，动则与阳同波。”以为圣人，即得道之人不贪求荣华富贵，依据自己所处的时代安居乐业，没有喜怒憎恨等情绪扰乱道的修行，因此他的生死都符合自然的规律，与万物变化一样。 

文子以为，得道之人是可以达到不为是非左右的境界的，在生活中可以超越一切相对事物，从而得到一种超然的自由。《文子·道厚》曰：“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贵治身而贱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乱情，隐其名姓，有道则隐，无道则见，为无为，事无事，知不知也。怀天道，包天心，嘘吸阴阳，吐故纳新，与阴俱闭，与阳俱开，与刚柔卷舒，与阴阳俯仰，与天同心，与道同体，无所乐，无所苦，无所喜，无所怒，万物玄同，无非无是。”又称：“天下是非无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恶，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于己者也，非去邪也，去迩于心者，公吾俗择是而居之，择非而去之，不知其所谓是非也。……故通于道者如车轴，不运于己，而与殳致于千里，转于无穷之原也；故圣人体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动而无为。”这就是要达到一种逍遥无为的境界，超脱一切荣辱得失的思虑，容身于自然，从而获得至道。 

“道”也是统治者必由之路，“圣人所由曰道”。“夫道，无为无形，内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与天为邻，无为而无不为。”统治者要能很好地进行统治，就要修己体道。又曰：“故圣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乱情，不谋而当，不言而信，不虑而得，不为而成，是以处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归之，奸邪畏之，以其无争于万物也，故莫敢与之争。”主张不用人事或贪欲等来破坏自然规律，要按道为政，不用谋略欺诈，不加重人民负担，由此争取人民的拥护，争取政治上的胜利。文子还注重“得人心”的统治方法，称：“能强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也，自得者，必柔弱者。” 

即得道者其德柔弱，用柔弱容众，可以以柔克刚。又称：“用众人所爱，则得众人之力，举众人之所喜，则得众人之心，故见其所始，而知其所终。”“得众人之力者即无不胜也，用众人之力者乌获不足恃也。”“积力之所举则无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千人之众无绝粮，万人之群无废功。”这是论述得众人之力来统治才可以无往不胜，才可以成事，而要得众人之力，就须顺民心，即要“用众人所爱”，“举众人之所喜”。他认为：“故云上德者天下归之，上仁者海内归之，上义者一国归之，上礼者一乡归之，无此四者，民不归也，不归用兵，即危道也。”他这种对于政治的看法，即加入了仁、义、礼的内容，与老子学说稍有不同，在这种思想里，也表达了道家所推崇的利用人民、统治人民的权术。为了统治需要，就要表现出仁慈虚和，甘居人后，用无为不争为手段，以取得其主观所要达到的目的。另外，从中也反映出道家对于人及人的生命的重视和对于神力贬低的思想，这在当时是较先进的。 

此外，《文子》也肯定了矛盾的客观性，以为矛盾双方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含的，指出“阳中有阴，阴中有阳。”并肯定对立双方可以转化，指出“阳气盛变为阴，阴气盛变为阳。”“天道极即反，盈则损，物盛则衰，日中而移，月满则亏，乐终而悲。”其中充满辩证思想的光辉。 

《文子》成书后，在秦初即遭到禁毁。秦吞并六国，建立封建君主制的中央集权统治后，为了巩固自己的政权，秦始皇采纳丞相李斯的意见，施行文化箝制政策，公元前213年，下令没收并焚毁诗、书、百家语及秦纪以外的历史书。《文子》亦在被禁毁之列。汉朝建立统治后，公元前124年，汉武帝刘彻因见“书缺简脱”，下诏“广开献书之路”，被秦禁毁之书才又逐渐面世。《文子》也在此时又得到了流传。《汉书·艺文志》将之著录于“道家”一类。唐代尊崇道教，《文子》也得到重视，不断有人为之作注，并且被太宗诏改书名为《通玄真经》，可见其地位。但隋唐以后，随着道教在与佛教的斗争中失去优势地位，《文子》也曾渐湮没，对它的研究亦颇为冷清。 

《文子》一书阐明了文子的哲学思想，它发展了道家的学说，同时又吸收了同期其它学派的某些思想，进一步完善了老子的学说，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