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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韬
王韬
王韬
王韬（1828年11月10日－1897年5月24日）
中國近代著名思想傢，我國歷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傢，初名王利賓，字蘭瀛；十八歲縣考第一，改名為王瀚，字懶今，字紫詮、蘭卿，號仲弢、天南遁叟、甫裏逸民、淞北逸民、歐西富公、弢園老民、蘅華館主、玉鮑生、尊聞閣王，外號“長毛狀元”。江蘇蘇州府甫裏村(今甪直鎮）人。1845年考取秀纔。1849年應英國傳教士麥都士之邀，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1862年因化名黃畹上書太平天國被發現，清廷下令逮捕，在英國駐滬領事幫助下逃亡香港。應邀協助英華書院院長理雅各將十三經譯為英文。1867鼕－1868春年漫遊法、英、蘇格蘭等國，對西方現代文明瞭解更深。1868-1870年旅居蘇格蘭剋拉剋曼南郡的杜拉村,協助理雅各。1870年返香港。1874年在香港集資創辦《循環日報》，評論時政，提倡維新變法，影響很大。1879年，王韜應日本文人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記遊》。王韜在1884年回到闊別二十多年的上海。次年任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直至去世。1894年為孫中山修改《上李鴻章書》，並修書介紹於李鴻章的幕友羅豐祿、徐秋畦等。王韜一生在哲學、教育、新聞、史學、文學等許多領域都作出傑出成就，著有《韜元文錄外編》，《韜元尺牘》、《西學原始考》、《淞濱瑣話》、《漫遊隨錄圖記》、《淞隱漫錄》等四十餘種。
生平
童年和少年時代
王韜的少年在甫裏渡過，“餘少居甫裏，莫有知餘者”。王韜五歲，由母親教識字。父親是鄉村私孰先生，王韜隨父親熟讀四書五經，打下紮實的經學基礎。少年王韜在空閑時候，常到甫裏鎮上唐代詩人陸龜蒙留下的鬥鴨池觀賞荷花，或到明代梅花別墅探梅。最愛在夕陽將落時分，到保聖禪院聽鬆，“有如千軍萬馬聲，又如千山落葉，萬豁泉流”，畢生難忘。四十多年之後，王韜在1882年，1885年，1887年三年中三返家乡，必重遊保聖禪院，並對隨行的朋友們講述少年時保聖禪院聽鬆的故事。道光二十四年（1843 年），王韜到昆山應縣考，中秀纔。道光二十七（1846年）年到金陵應考，不第。
墨海書館
道光二十八年（1847年）王韜到上海探望父親，順便參觀倫敦會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主持的墨海書館[4]，受到麥都思和長女瑪麗、二女婭蘭的接待，款以葡萄酒和音樂，並帶領參觀“光明無纖翳，洵屬琉璃世界”的印刷廠房。王韜對按字母次序排列整齊的活字架，一天能印幾千本書的活字版印刷機很感興趣，種下日後自己辦書館的種子。王韜在墨海書館結識了美魏茶、慕維廉、艾約瑟等傳教士。
1848年，王韜父親病故，王韜此時傢有嬌妻幼女，必須尋找工作，維持生計，幸得傳教士麥都思的聘請，到上海墨海書館工作，墨海書館的工資固定，比他在家乡教書所得高的多。王韜和傢眷就住在墨海書館宿舍，室內挂一付對聯：“短衣匹馬隨李廣，紙閣蘆窗對孟光”。王韜在墨海書館，擔任麥都思的助手，從新翻譯《聖經》。
英國倫敦會在1843年香港舉辦的代表大會上，多數代表認為早先馬禮遜翻譯的聖經，包含太多俚語，决定由倫敦傳道會上海分會麥都思、米憐在上海重新組織翻譯《聖經》。初步翻譯工作，由倫敦會教友完成，1847年6月開始，以麥都思、米憐為首的五人代表小組，周一至周五，每天開會研討四小時，每名代表各有自己的翻譯員（王韜是麥都思的翻譯），逐字逐句對照原文，進行討論，提出修改意見。1850年新約翻譯完畢，1853年舊約翻譯完畢。這部《新約》被稱為“代表譯本” 《聖經》。代表譯本由於中文通順，被英國聖經公會（British and Foreign Bible Society）采納為海外標準本，短短六年間已經印行十一版，成為在中國最廣為流行的聖經譯本。王韜功不可沒。
王韜在墨海書館工作十三年，還先後和偉烈亞力、艾約瑟等傳教士，翻譯出版《華英通商事略》、《重學淺說》、《光學圖說》、《西國天學源流》等書，為西學東漸作出了貢獻。
1850年十月，王韜的年輕的妻子，不幸病故。
根據倫敦會1855年61屆大會報告，王蘭卿在1854年8月26日，接受洗禮，正式成為基督教徒。
避難香港
1860年，李秀成率領的一支太平軍陷蘇州、常州、進迫上海。在這期間王韜曾化名黃畹上書太平軍長官劉紹慶出謀畫策（“長毛狀元”外號由此而來）。後來李鴻章率領的清軍占上海，黃畹的書信落入清軍手中。李鴻章知道黃畹就是王韜，以“通賊”罪下令通緝 。當時墨海書館館長麥都思的兒子麥華陀爵士(Sir Walter Henry Medhurst)正是英國駐上海領事。王韜在上海英國領事館避難四個多月。1862年10月，在英國領事館人員護送下搭乘一艘怡和洋行的郵輪亡命香港。香港英華書院院長——漢學家理雅各是上海墨海書館館長麥都思的老友，便安排王韜住在香港倫敦教會的宿舍，並聘請王韜協助翻譯《十三經》。理雅各在王韜協助下翻譯出《尚書》和《竹書紀年》。理雅各在空暇時常邀請王韜到薄扶林寓所小住。王韜初到香港，無親無故，多仗理雅各資助才能渡過難關。
在此期間，王韜還兼任香港《華字日報》主筆，這是他從事華文新聞事業的開端。
王韜論香港
王韜旅居香港，工餘之暇，勤涉書史。當時罕有關於香港的史料，王韜尋訪故老，收集關於香港的資料，著《香港略論》、《香海羈蹤》、《物外清遊》等三篇文章，記述香港的地理環境，英人未來前的狀況，英人割據香港後設立的官府、制度和兵防，以及十九世紀中葉香港的學校、教會、民俗等歷史資料。王韜有關香港的文章，是有關香港早期歷史的重要文獻。
歐洲之旅
遊歷歐洲。1867年理雅各離開香港回蘇格蘭家乡剋拉剋曼南郡的杜拉村。理雅各來信邀請王韜到歐洲遊歷並前來蘇格蘭繼續幫助翻譯中國經典。十一月二十日王韜乘輪船啓行。取道新加坡、錫蘭、檳榔嶼、亞丁、開羅出地中海經墨西拿抵達法國馬賽。由香港到馬賽全程四十多日。每經過一個停泊港口，王韜必定遊覽一番，並寫下遊記。王韜從馬賽轉搭火車經裏昂到達法京巴黎。王韜在巴黎遊覽盧浮宮等名勝，並拜訪索邦大學漢學家儒蓮。王韜在巴黎小住十幾天後繼續搭火車到加來港口轉搭渡輪過英吉利海峽到英國多佛爾港，改乘火車到英京倫敦。當時理雅各正在倫敦，便陪同王韜遊覽大英博物館、聖保羅大教堂等英京的名勝。
王韜在牛津大學演講。牛津大學校長特邀王韜到大學以華語演講。這是有史以來第一位中國學者在牛津大學講話。王韜談到中英通商的歷史，維多利亞女王遣人到廣東，開始了英國的東方貿易，後來英國官員斯當東始學漢語，隨後來華的英國人才通中國語言文字。王韜希望兩國繼續和睦共處。“是時一堂聽者無不鼓掌蹈足，同聲稱贊。”當時在牛津大學學習漢語的學生，多經國傢選拔後，授予官職，派往印度和中國當翻譯。王韜還談到孔子之道與西方天道，孔子之道為人道，西方之道雖是天道，但傳西道的還是係於人。“此心同此理也，請一言以决之，曰其道大同”。
杜拉村旅居蘇格蘭。王韜離開倫敦後，在蘇格蘭剋拉剋曼南郡的杜拉村居住。假日理雅各和他的三女瑪麗常陪同王韜遊覽鄰近的杜拉山、坎伯古堡、替裏扣特裏鎮、阿羅威、斯德零故宮。也遊覽了愛丁堡，參觀愛丁堡大學，遊覽阿伯丁、亨得利、格拉斯哥、丹迪等地。一如往日，王韜每遊一地都寫下紀錄，後來在上海編入《漫遊隨錄圖記》。1870年春理雅各和王韜完成了《詩經》、《易經》、《禮記》等中國經典的翻譯。王韜旅居蘇格蘭期間，應用西方天文學方法研究中國古代日食紀錄，著有《春秋日食辨正》、《春秋朔閏至日考》等天文學著作。
辦報生涯
1857年參加《六合叢報》的編輯工作，是他報刊活動的開始。1864年兼任《近事編錄》的編輯工作。1874年創辦《循環日報》。是近代報刊思想的奠基人，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傢，他的政論反帝愛國，昌言變法，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於感情，後來被發展為一種新的報章文體，後發展於梁啓超，對當時的文壇和以後的維新派領導人影響較大。他的部分政論文章後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他關於辦報的言論代表了維新變法前報刊理論的最高成就，奠定了近代報刊理論的基石。《弢園文錄外編》：是我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作者王韜。他是我國新聞史上第一位報刊政論傢，他的政論反帝愛國，昌言變法，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於感情，後來被發展為一種新的報章文體，他的部分政論文章被收編為《弢園文錄外編》。
1870年鼕理雅各返回香港，重新主持英華書院，王韜隨同返香港，在鴨巴甸（今香港仔）租了一間背靠山麓的小屋，名之為“天南遁窟”，自號“天南遁叟”，從事著述之餘，仍舊出任《華字日報》主筆。在此期間，王韜編譯了《法國志略》、《普法戰紀》，先後在《華字日報》連載，上海《申報》轉載。後來王韜《普法戰紀》編輯成21萬字的單行本。《普法戰紀》很受李鴻章重視。《普法戰紀》傳入日本，也引起很大的反響。
1872年東華醫院在香港創立，王韜被選入東華醫院第一屆董事會。
1873年理雅各返回蘇格蘭，王韜買下英華書院的印刷設備，在1874年創辦世界上第一傢成功的華資中文日報——《循環日報》，因此王韜被尊為中國第一報人。王韜自任主筆十年之久，在《循環日報》上發表八百餘篇政論，鼓吹中國必須變法，興辦鐵路、造船、紡織等工業以自強。王韜發表在《循環日報》的政論，短小精悍，每篇千字左右，切中時弊，被認為是中國新聞界政論體的創造人。1875年王韜發表了著名的《變法自強上》、《變法自強中》、《變法自強下》三篇政論，在中國歷史上首次提出“變法”的口號，比鄭觀應《盛世危言》早18年，比康有為、梁啓超變法維新早23年。據學者羅香林考證，康有為在1879年曾遊歷香港，正值王韜擔任《循環日報》主筆，發表大量變法政論之時，因此，康有為的變法思想，受王韜影響是極可能的事。王韜無疑是是中國變法維新運動的先行者。
王韜主編的《循環日報》是中國新聞史上第一份以政論著稱的報刊。王韜是中國第一位報刊政論傢，《弢園文錄外編》，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報刊政論文集。王韜的政論繼承和發展了我國古代論說文的傳統，突破了當時梧桐時文和八股文的局限，強調文章是“載道之器”，指出“文章之貴在乎紀事述情”，不應拘泥於文法，墨守陳規。他的政論對報章問題和政論文風的改觀和發展影響很大。
旅日考察
王韜的《普法戰紀》一書和發表在《循環日報》上的變法維新政論，深受日本維新派重視。光緒五年（1879年）三月，王韜應日本一等編修重野成齋、《報知社》主筆慄本鋤雲、蕃士岡鹿門、中村正直、寺田望南、佐田白茅等名士的邀請，前往日本進行為期四個月的考察。王韜在此期間結識一批日本維新人士，考察了東京、大阪、神戶、橫濱等城市，寫成《扶桑遊記》。在日本期間，王韜還在東京謁見清廷駐日大使何如璋、副使張斯桂、參贊黃遵憲。
終老上海
王韜在英國、日本的名望和他的變法維新政論，使清廷重臣李鴻章颳目相看，認為王韜是“不世英才，胸羅萬有”希望召羅為用。
光緒八年（1882年）王韜曾回上海探路，矚香港洪茂纔校對《弢園文錄外編》，由香港印務總局排印。
光緒十年（1884年）王韜終於回到他闊別二十二年的上海，定居在滬北吳淞江濱的淞隱廬。此時王韜被聘為《申報》編輯。
光緒十一年（1885年）王韜創辦弢園書局，以木活字出版書籍。
光緒十二年（1886年）主持格致書院，推行西式教學。
光緒十三年（1887年）著《淞濱瑣話》。
光緒十六年（1890年）石印出版《漫遊隨錄圖記》，入秋，王韜被聘為《萬國公報》特約寫稿人。
光緒二十年（1894年）孫中山拜見王韜，王韜為孫中山修改《上李傅相書》，安排在《萬國公報》發表。
光緒二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1897年5月24日）王韜病逝上海城西草堂。
代表論著
變法
（中） 王韜
易曰：窮則變，變則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也。上古之天下，一變而為中古。中古之天下，一變而為三代。自祖竜崛起，兼併宇內，廢封建而為郡縣，焚書坑儒，三代禮樂典章制度，蕩焉泯焉，無一存焉。三代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自漢以來，各代遞嬗，徵誅禪讓，各有其局，雖疆域漸廣，而登王會列屏藩者，不過東南洋諸島國而已，此外無聞焉；自明季利瑪竇入中國，始知有東西兩半球，而海外諸國，有若棋布星羅；至今日，而泰西大小各國無不通和立約，叩關而求互市，舉海外數十國悉聚於一中國之中，見所未見，聞所未聞，幾於六合為一國，四海為一傢；秦、漢以來之天下，至此而又一變。
嗚呼！至今日而欲辨天下事，必自歐洲始！以歐洲諸大國，為富強之綱領，製作之樞紐。捨此，無以師其長而成一變之道。中西同有舟，而彼則以輪船，中西同有車，而彼則以火車；中西同有驛遞，而彼則以電音；中西同有火器，而彼之槍炮獨精；中西同有備禦，而彼之炮臺水雷獨擅其勝；中西同有陸兵水師，而彼之兵法獨長。其他則彼之所考察，為我之所未知；彼之所講求，為我之所不及。如是者直不可以僂指數。設我中國至此時而不一變，安能埒於歐洲諸大國，而與之比權量力也哉！
然而一變之道難矣。以今日西國之所有，彼悍然不顧者，皆視以為不屑者也。其言曰：我用我法以治天下，自有聖人之道在。不知道貴乎因時製宜而已。即使孔子而生乎今日，其斷不拘泥古昔，而不為變通，有可知也。今觀中國之所長者無他，曰：因循也，苟且也，蒙蔽也，粉飾也，貪罔也，虛驕也；喜貢諛而惡直言，好貨財而彼此交徵利。其有深思遠慮矯然出衆者，則必擯不見用。苟以一變之說進，其不嘩然逐之者幾希！蓋進言者必美其詞曰：中國人才之衆也，土地之廣也，甲兵之強也，財力之富也，法度之美也，非西國之所能望其項背也。嗚呼！是皆然矣。特彼知人才之衆，而不知所以養其人才以為我用；知土地之廣，而不知所以治其土地以為我益；知甲兵之強，而不知練其甲兵以為我威；知財力之富，而不知所以裕其財力，開源節流，以出諸無窮而用之不匱；知法度之美，而不知奉公守法，行之維力，不至視作具文。凡此皆其蔽也。故至今日而言治，非一變不為功。
變之之道奈何？其一曰：取士之法宜變也。貼括一道，至今日而所趨益下，庸腐惡劣不可嚮邇。乃猶以之取士，曰製科，歲取數千百貿然無知之人，而號之曰士。將來委之以治民，民其治乎？故我曰：取士之法不變，則人才終不出。
其一曰：練兵之法宜變也。今之陸營水師，其著於籍者，有名而無實。當事者以兵不足恃，又從而募勇，能聚而不能散。今天津駐防之兵至十萬，雖足以拱衛神京，翼保畿輔，以壯聲威而遏戟鐵；而他處海防均須整頓，緑旗滿營，水師戰艦，皆當易器械，更船舶，使之壁壘一新，而不得仍以戈矛弓矢從事。苟仍其舊而不早為之計，是謂以不教民戰，無殊驅之就死地也。故我曰：兵法不變則兵不能強。
其一曰：學校之虛文宜變也。今所設教諭訓導，小邑一人，大邑兩人，虛糜廩粟，並無所事。且其人，類皆闒冗無能，竜鐘寡恥，不足為士之表率。書院山長，祈取聲譽，以所薦之榮辱為去留，而每月所課，不過奉行故事而已。是朝廷有養士之名，而無養士之實也。是反不若漢時所立國子監，天下士子，猶得讀書於其中也。
其一曰：律例之繁文宜變也。昔高祖入關，其與民約，不過曰法三章耳。近世之吏，上下其手，律例愈密而愈紊，不過供其舞文弄法巳耳。拘牽文義，厥弊日滋。動曰成例難違，舊法當守，而一切之事，都為其所束縛馳驟矣。是朝廷有行法之名，而無奉法之實也。是不如減條教，省號令，開誠布公，而與民相見以天也。
凡是四者，皆宜亟變者也。四者既變，然後以西法參用乎其間。而其最要者，移風易俗之權，操之自上。而與民漸潰於無形，轉移於不覺。蓋其變也，由本以及末，由內以及外，由大以及小，而非徒恃乎西法也。
1874年《循環日報》
政治、經濟、軍事思想
變法自強
王韜有樸素的辯證法思想，他根據易經中“窮則變，變則通”的道理，斷定“天下事未有久而不變者”；他寫道“中國何嘗不變”。王韜對中國前途充滿信心，“吾知中國不及百年，必且盡用泰西之法而駕乎其上”[23]。王韜主張以歐洲強國為榜樣。具體辦法有四：
1、改革科舉取士法
2、改革練兵法
3、改革教育
4、廢除繁文
君民共主論
在中國歷史上王韜最早提倡廢除封建專製，建立“與衆民共政事，並治天下”的君主立憲制度。王韜將世界各國的政治制度，分為三種：
1、君主之國，如俄羅斯、奧地利、普魯士、土耳其，國傢元首為帝。王韜認為，君為主，必須有堯、舜帝在上，才能長治久安。
2、民主之國，如法國、瑞士、美國，國傢元首為“統領”。王韜認為民主之國，“法製多紛更，心志難專一，究其極，不無流弊”。
3、君民共主之國，如英國、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丹麥。“朝廷有兵刑禮樂賞罰諸大政，必集衆於上下議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得行也，必君民意見相同，而後可頒之遠近，此君民共主也。”“唯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隱得以上達，君惠得以下遞……如中國三代以上之遺意。”
主張進行軍事改革
王韜主張革新兵器，廢除弓箭、大刀、長矛，換成新式火器；將帆船換為輪船，“師其所能，奪其所持。”王韜認為單按西法製造槍炮、輪船、建築鐵路，衹不過是抄襲皮毛，更重要的是要變革軍隊的制度和訓練方法。
實業強國
王韜認為富強為強國之本，必須大力興利：
1、開發鐵礦、煤礦、金礦、銀礦、銅礦、水銀礦等；
2、開發羊毛、棉布、絲綢紡織業；
3、發展海陸交通，造輪船、建築鐵路。
王韜認為“諸利既興，而中國不富強者，未之有也”。
賦稅觀
王韜曾遊歷英、法、俄等國，受資本主義思想的影響，主張在中國發展資本主義工商業。王韜提出“恃商為國本”、“商富即國富”的思想，主張減輕商稅徵收“商不重徵，賈不再榷，各勸其業，爭出吾市，則下益上富”。他認為釐金稅加重商人負擔，阻礙商品流通，應予裁撤。王韜主張學習西方經驗，發展新式工礦業，認為它可以“興大利”。他指出“取之於民不如取之於天地自然之利”，主張通過發展工礦業來增加財政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