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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静“而为”:特色书店的创业之道
◎ 文 《法人》特约撰稿 尚论聪
书店就是卖书的——这已经是上个世纪的生存之道了。曾经运营方式简单的实体书店,在网络大潮的冲击之下,纷纷寻找着自己的独立空间,而本来就以个人趣味设立的小众书店,以鲜明的个性和温暖的气息,在商业竞争激烈的时代,独树一帜。
小众书店往往新颖别致,独具一格,不求大而全,而是以特色取胜。它们不与互联网书商争夺市场,而是锁定高品质的特定读者,以聚拢人气作为出发点,突破模式化经营,实现各自精彩。环境优雅安静是必备的硬件要素,重视在“阳光下阅读的体验”,以小而美触动读者心灵。另外,在用好书吸引读者的同时,通过寻找新的契合点,发挥小众书店的纽带作用。
“小众书坊”的内景,5.7米的诗墙是这家特色书店的标志
近日,笔者探访的这家小众书店,就是位于北京市东城区后圆恩寺胡同甲1号的“小众书坊”。这是一家主营诗歌和文学图书的实体书店,同时也是一家策划出品诗歌和其他图书的出版机构,这种将书店和出版结合在一起的“前店后厂”模式,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的水沫书店、巴黎塞纳河左岸的莎士比亚书店具有某种精神气质上的相似,而这样的特色经营道路是如何实现的呢?带着这样的好奇,笔者走进了“小众书坊”。
媒体生涯“练就”编辑功底
虽然毗邻人潮汹涌的南锣鼓巷,“小众书坊”却极其安静,犹如“闹市里的桃花源”。一进胡同口,就能看到一棵巨大的白蜡树,树荫下朱红的大门掩映着的是一个诗意融融的世界。走进店内,屋檐下放满了书籍,几片白蜡树叶坠落在牛皮纸包裹的大捆书籍上,别致而幽雅。书店里的书籍以诗歌为主,既有西方现代主义的作品,也有当代中国诗人的诗选,琳琅满目,令人目不暇接。我想,顾客应该多是诗歌爱好者吧。通过和“小众书坊”创始人彭明榜的谈话,笔者感受到,这样一个安静的营生竟然出自一个不安分的灵魂。
彭明榜1964年出生于贵州农村,中学时就喜欢文学,因为偏科严重,以0.7分之差未能考上本科,被黔南民族师范专科学校(今黔南民族师范学院)录取,成为这所学校英语专业的一名学生。在这里,他的课外时间几乎全部都泡在了图书馆里。大学毕业后,他被分配到贵州老家的一所中学教书,虽然名为“区中学”,但出了学校的一圈围墙就是大片的水田和村庄。
学校的生活十分平静,彭明榜的内心却不停地翻腾,总感觉不能让这石砌围墙困住自己的一生。他订购了很多诗歌刊物和诗集,成为一个狂热的诗歌爱好者,并开始尝试自己写诗。但是,火一般的热情于1985年底被浇灭。有一天,彭明榜在报纸上看到西南三省省委党校联合开办研究生班的消息,便报考了其中的中共党史专业,没想到仅复习准备了40天,竟然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彭明榜回到贵州省委党校当了一名教员。
“小众书坊”的会员制诗会是其生存的经营方式之一
一个出身农家的人,能成为省委党校的老师,或许在外人看来已经很不错了,但他仍然觉得内心无处安放——“那里太清闲了,有很多时间无所事事。”他说。
1990年,彭明榜又考上了东北师范大学政治系中共党史研究专家郑德荣教授的博士研究生。1993年,博士毕业的他进入《中国青年》杂志社,开始了长达15年的媒体人生涯,其中8年担任编辑部主任。
回顾过往,彭明榜认为媒体生涯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是理想主义的情怀;二是内容生产编辑能力的锻炼。《中国青年》是一本原创的半月刊,周而复始地完成了200多期杂志,磨砺出了他的编辑功底。那时的《中国青年》办刊理念是“理想主义+浪漫情怀”,这种理念也内化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2010年,彭明榜调到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担任一个图书部门的主任,很快实现了一个杂志编辑转变为图书编辑的“无缝对接”。但工作了6年之后,他似乎一眼望到了自己编辑生涯的尽头,不甘平淡的他再一次离职。这一次,他选择创业,创办了一个出版机构。彭明榜笑称“这种方式可以无限期地延长自己的编辑生命,找到一份属于出版人的快乐和自由”。此外,他还有一个纯粹的个人理由——就是给儿子做个榜样,“老爸53岁了,依旧还有点小追求,还有勇气打破现有的东西重新出发”。所以,彭明榜一直戏称自己是“浪漫的老创业狗”。
从某种程度上说,不安分是创业者的一种特质,就是因为不能停滞和重复,众多创业者勇于打破现在,去挑战一个未知的明天。
寻求诗意与盈利之间的平衡
创办小众书坊之初,彭明榜制定了一个明确目标:做中国当代诗歌出版的“高地”。有人曾问他,可以出版的东西那么多,为什么非要选择诗歌这样一个小众门类。彭明榜也很清醒地认识到,诗歌确实是一个小领域,赚大钱不可能。但正因为“小”,盈利和赔钱都是可预期的、可控的。不像大众出版,赚钱的可能性大,但风险也高。另外,诗歌出版盈利空间小,大部分出版机构都不涉足或涉足较少,竞争也相对小,实现生存可能性反而大。
在中国青年出版社工作的时候,彭明榜的观念是“要做文学原创,应该从诗歌做起,因为现在诗歌出版是个洼地”。那时候,他还跟领导立下“军令状”:用3年的时间,做成一个中国诗歌出版重镇。当时,他已经整整30年没有和诗歌发生联系,也不认识一个诗人,甚至连中国诗歌代表性人物西川、于坚都不知道。但多年组织内容生产的经验告诉他,要想在诗歌出版领域做出影响,一定首先要有系统的创意。于是,彭明榜提出了每年出版一季10本“中国好诗”和一本“天天诗历”的策划。之后,彭明榜拉来了当时在中国作协创作研究部工作的诗歌评论家、诗人霍俊明合作。
如今,5年过去,“中国好诗”已出版5季共50种,“天天诗历”也已连续5年出版,收录了上千位诗人的诗作。截至目前,“中国好诗·第六季”已经组稿完成。“中国好诗”品牌丛书成为“小众书坊”的招牌书。与其他诗集出版不同的是,这套丛书采用的是约稿制,不接受作者自荐,也不接受推荐,而是在闭门研究敲定10位诗人名单之后,再发起约稿。因为如此,诗稿的选择才能够不受外在因素的干扰。
彭明榜在“小众书坊”接待旅美作家、《书店风景》作者钟芳玲女士
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前店后厂”的书店,编辑只有彭明榜一个人,小众书坊的个人特色更加鲜明。
在保证出版品质的同时,依然是特色小众书店的生存问题。彭明榜并不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商人,他并不期望每一本都盈利,诗集甚至还会收录一些刚刚去世的诗人作品。他说,一个人死了要“善后”,而诗人除了身体的“善后”之外,还有其作品的“善后”,整理去世诗人的作品出版,实际是为诗人立一个“诗歌的纪念碑”。这种事情往往没有人愿意做,但实际上却很重要。因为去世诗人的作品如果不能及时整理出版,或许很快就会消失。“中国好诗”丛书至今已经收录了四五位已故诗人的作品。
也就是说,彭明榜出版诗集的初衷,并不是源于人情,很多作者与他并不相识,同时也没有太多的市场考量,一些并不知名的诗人作品常会出版。比如,“中国好诗”丛书中的一本诗集《微甜》,作者名叫白庆国,是一位50多岁的农民。应该说,如果不是“小众书坊“这样的小型出版机构的存在,他的诗可能永远没有出版的机会。他的诗语言质朴,表达娴熟,具有相当的诗歌语言功底。彭明榜认为,白庆国这样的农民诗人,表达了中国亿万农民的心声和情感,是值得留存的,可以理解为另外一种形式的档案记录。
但是,如果日常出版商需要考虑的商业因素完全不是彭明榜衡量是否出版的标准,那么彭明榜的“小众书坊”又依靠什么而存活呢?
特色书店就是要始终维持调性
据彭明榜介绍,“小众书坊”运营模式主要是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诗歌作品的销售,虽然这部分读者群体相对比较窄,但是数量固定,因此收益相对也稳定,所谓“冷门生意竞争少”;二是书店组织的会员制读书活动,也能够从中获取一些收益。因为是小众书籍,印量控制细致,大体在2000册左右,销售快,没有库存,资金回流快。不像普通社科书或文学经典都是七八千,甚至几十万的印刷量,库存大,风险高。
至于书店和出版结合的“前店后厂”模式,彭明榜认为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的回归。在中国近代很多书店本身就是出版机构,比如老上海的水沫书店、开明书店等等。还有法国著名的莎士比亚书店也是如此,爱尔兰意识流文学作家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于1922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尤利西斯》就是在该书店出版的。
出版机构开书店有两个好处,一个是可以作为出版物的展示窗口,另一个是能办成文化人交流的一个空间。向读者呈现的书籍水准体现了书店的品位。为特定读者打造的空间,调性和特点很重要。对此,彭明榜怀着一个小野心——让“小众书坊“成为诗人、作家经常见面聚会的地方,因为现代人通常非常注重家庭隐私,像民国时期林徽因的“客厅沙龙”在当今不可复制,书店应该是家庭客厅在城市活动的一种延伸。
不过,“前店后厂”的模式并不代表只是出售和展示自家出版的书,书店应该面向社会公众,公共属性不能丢失。因此在选书上,彭明榜认为“一是内容要好,二是装帧要美”。“小众书坊”推荐的诗集不仅有著名当代诗人的新品,还包括了古典诗人的旧作,全世界范围内的著名诗人佳作,在这里大致都能找到。
清静的小众书店,依靠什么活下去?这似乎是摆在书店经营者面前的现实难题。但这对于彭明榜来说,恰恰是他的追求,因为他的理想就是做一家北京最清静的书店。他希望来书店的读者不要太多,从早上开门到晚上打烊,陆陆续续有20个人就可以了。“小众书坊”也不想走现在的“网红书店”路线,成为人们拍照打卡的地点。他希望书店里的读者是“真正能够静下心来读书的人”——坐在窗边的桌前,面对一本爱书,享受“阳光里的清静”,也许还会在不经意间遇见一个又一个有趣的灵魂。总之,维持自己的调性,特色书店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至于追求高利润,本来就不是书店老板的作为。
正是怀着这样并不太高的期许,“小众书坊”成了这个行业里最从容和平心静气的一家书店,在闹市一隅,慢慢滋生着生机与活力。前不久,“小众书坊”因其诗歌主题的个性特色,被北京市委宣传部评为北京市特色书店。
▏来源:法人杂志 2019年第12期
▏编审:崔晓林 ▏编辑:姚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