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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若镛，李氏朝鲜时期文学家、哲学家，实学的集大成者。字美庸、颂甫，号茶山，又号与犹堂、三眉、俟庵。祖籍全罗道罗州。
1762年生于京畿道广州郡的一个两班家庭。幼年攻读儒家经典和诗律。1776年开始研究实学。1789年文科甲科及第，历任检阅、弘文馆修撰、京畿道暗行御史、经学副承旨、兵曹参议、刑曹参议。
1801年，在李朝镇压天主教时受到其兄牵连，被流配到长鬐，次年改流配康津，1818年回到故乡。18年的流配生活，使他接触到农村的现实，对其实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以坚贞不屈的信念和顽强的意志,刻苦钻研实学和西洋新学。有关哲学、历史、文学、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语言等方面的主要著作均成于此时。被释回乡后，继续潜心著述，卒成实学大家。1836年卒。
丁若镛-人物观点
丁若镛继承并发展了先行的北学派和星湖学派实学家的思想。哲学上继承“气元论”的传统，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性的气即太极，主张只有通过感觉方可认识外界事物，反对一切宗教的神秘论和迷信的宿命论，在科学技术方面，他认识到技术在社会生活上的巨大作用，并在修筑水原城中自造起重机，还和朴齐家等人一起推广种痘法，在治学方面，反对“空理空谈”和形式主义，主张结合实际研究学问，政治上反对门阀主义和世袭制，提倡土地公有、共同耕作、按劳动量多寡分配的“闾田制”，文学方面，反对单纯“吟风咏月”和形式主义，强调文学的教育意义。
丁若镛从实学立场出发，反对儒学者“空理空谈”，主张结合实际研究学问，强调各种学问的研究均应以达到“利用厚生”为目的。他深刻揭露封建当权者的腐败和无能，同情农民疾苦，反对门阀世袭制度，提倡民主政治、废除宗教，主张实行土地公有、共同耕作、按劳役多寡分配的闾田制。他的这些社会、经济、宗教改革的思想和方案,达到了当时朝鲜最先进的水平,使他成为实学思想的集大成者。
丁若镛继承徐敬德、李瀷的“气元论”传统，吸收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形成唯物主义自然观。他认为世界起源于物质性的气即“太极”。他说：“太极者谁也，天地之胚胎也。”气有“轻清”和“重浊”之分，谓之“两仪”，两仪又生四者即天、地、水、火，形成宇宙万物。“万物之生皆受气化。”他反对一切宗教宿命论，揭露了风水说、择日法以及相术的虚伪和危害。但他的唯物主义是不彻底的，对当时哲学上的“理气之争”采取折衷的态度。他认为，从世界的本质上看，“气元论”是对的，但从认识过程上看,“理元论”也有道理。他的哲学思想包含着朴素的辩证法因素，他明确指出：“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在他之物”，“皆两瓣相合”，“一阴一阳之谓道者，天之所以生育万物”，而其变化是由事物自身的运动引起的。
在认识论上，丁若镛反对 “万物皆备于我” 的唯心主义先验论，认为人通过感觉器官才能认识外界事物。他说：“物与我之相接，其门路在于耳目，耳收声，而纳之于心，目收色，而纳之于心。”“非此有形之接于耳目，何以知无形之理。”但他把思维器官看做心，表现出直观性和幼稚性。他否认“惟上智下愚不移”，强调只要努力，任何人都可以变成聪明人。
在伦理道德观上，丁若镛反对天赋道德观，主张“仁、义、礼、智之名成于行事之后”，强调人性的差别不是先天的，而取决于后天教育，指出“上智下愚之非性品明矣”。但他没有摆脱唯心主义伦理道德观，而从性善说出发，维护封建等级制度。他认为“人则乐善耻恶修身向道”是“受天命不移”，肯定了严格区分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强调这是“圣人驭世安民之大权”，是“今日之急务”。
他提出的社会经济改革方案，有以往实学家所没有的创见,对朝鲜近代思想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著有《与犹堂全书》五百零三卷，最著名的著作有《经世遗表》、《牧民心书》、《毛诗讲义》等。文学方面以汉诗、政论见长，《饥民诗》、《夏日对酒》、《狸奴行》是其著名的诗文作品。
丁若镛-论著作品
丁若镛兴趣广泛，对哲学、历史、文学、地理、政治、经济以及语言等都进行过研究。著作有《与犹堂全书》、《孟子要义》、《周易四笺》、《易学绪言》、《经世遗表》、《牧民心书》、《毛诗讲义》、《东茶记》等，诗词有《饥民诗》 《夏日对酒》 《狸奴行》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