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羅斯 蘇聯
(
1918年九月28日～
1970年九月2日)
| 瓦·阿·蘇霍姆林斯基 |
| 瓦西裏·亞歷山德羅維奇·蘇霍姆林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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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阿·蘇霍姆林斯基（1918-1970），全稱瓦西裏·亞歷山德羅維奇·蘇霍姆林斯基，
前蘇聯著名教育
實踐傢和教育理論傢。
他從17歲即開始投身教育工作，直到逝世，在國內外享有盛譽。出生於
烏剋蘭共和國一個農民家庭。1936至1939年就讀於波爾塔瓦師範學院函授部，畢業後取得中學教師證書。1948年起至去世，擔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農村完全中學——巴甫雷什（也譯作帕夫雷什）中學的校長。自1957年起，一直是
俄羅斯聯邦教育科學院通訊院士。1968年起任
蘇聯教育科學院通訊院士。1969年獲烏剋蘭社會主義加盟共和國功勳教師稱號，並獲兩枚
列寧勳章、1枚
紅星勳章、多枚
烏申斯基和
馬卡連柯奬章等。
- 中文名
- 瓦西裏·亞歷山德羅維奇·蘇霍姆林斯基
- 外文名
-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
- 國 籍
- 蘇聯
- 出生地
- 烏剋蘭
- 出生日期
- 1918年
- 逝世日期
- 1970年
- 職 業
- 教育傢
- 畢業院校
- 波爾塔瓦師範學院函授部
- 主要成就
- 兩枚列寧勳章
多枚烏申斯基和馬卡連柯奬章 - 代表作品
- 《公民的誕生》、《年輕一代共産主義信念的形成》
瓦·阿·蘇霍姆林斯基瓦西裏·亞歷山德羅維奇·蘇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烏剋蘭卓越的教育傢、教師、思想傢和作傢。他在帕夫雷什中學任教。擔任這所農村中學的校長、教師和教育者長達22年。蘇霍姆林斯基一生短暫，但他卻持之以恆地探索和孜孜不倦地寫作，奇跡般地寫出了40部專著、600多篇論文、約1200篇兒童小故事。 蘇霍姆林斯基的全部著作都是面嚮教師、教育傢、教育者、父母和自己孩子們的。他把自己的思維、思索、建議和見解全部傾註在了他的著作當中，即怎樣培養“真正的人”。教師和父母應當歷經何等艱難之路，才能使孩子成長為好學上進、聰穎、心地善良而高尚的人和好公民。 瓦·亞·蘇霍姆林斯基的作品在烏剋蘭國內人人皆知並喜愛，而且在國外許多國傢也被廣為出版。如衆所周知的《我把心給了孩子們》《公民的誕生》《給女兒的信》以及某些論文和小故事。 他的作品每一新版都引起了人們更大的關註和濃厚的興趣。 蘇霍姆林斯基在從事學校實際工作的同時，進行了一係列教育理論問題的研究，寫有
《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把整個心靈獻給孩子》《巴甫雷什中學》《公民的誕生》《失去的一天》和《學生的精神世界》《緻女兒的信》《媽媽，我不是最弱小的》等教育專著收在《蘇霍姆林斯基選集》（五捲本）《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為師範學生入學必讀。
1918年，蘇霍姆林斯基誕生在烏剋蘭基洛沃格勒一個貧民家庭。
瓦·阿·蘇霍姆林斯基1926年，入一所七年製的
農村學校學習。
1933年畢業，翌年進入了短期師資訓練班。
1935年結業後便開始當小學教師。
1939年，在波爾塔瓦師範學院語言文學係接受函授教育，取得了中學教師的合格證書，並先後擔任中學語文教師、教導主任。
1941年，
蘇聯衛國戰爭開始後，他立即奔赴前綫，受過重傷。傷愈後不能重上戰場，被委任為一所中學的校長。家乡解放後回到當地，任區
教育局長。
1947年，主動申請調回學校工作。
1948年開始擔任帕夫雷什農村中學校長。
1970年逝世，享年53歲。
立志從教
蘇霍姆林斯基的小學、中學，一直是在自己村裏學校度過的。這是一座七年製的學校，雖然學校設施條件極為普通，但這裏卻有一批較好的師資力量。這對從小受到家庭良好熏陶的蘇霍姆林斯基來說，是一個極好的環境。他的善良天性在這裏得到了充分的發展，知識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拓寬。他在傢經常主動幫助父母鄰居做事，在學校裏是位品學兼優的學生，得到了當時校長伊萬·薩維奇和教務主任布師科夫斯基的重視和關懷。然而對他影響最大的要數啓蒙女教師安娜·薩莫伊洛英娜。
這位女教師在教育工作中，不僅是孩子們的老師，也是孩子們親密的夥伴。蘇霍姆林斯基覺得這位女教師像一個女魔法師，她知道一切美的秘密。她講課時學生們都有濃厚的興趣，所教的知識常被學生銘刻在記憶之中。她常帶孩子們到大自然中去，引導學生思考許多問題，學習了不少東西，明白了許多道理……有人攝下了這樣的一個事件：
在山花爛漫、萬物生機昂然的季節，有一天下午，安娜·薩莫伊洛英娜帶學生們來到了森林，這對蘇霍姆林斯基來說是再熟悉不過的地方了，他平時就到這裏來玩。但女教師的解說，讓他接觸了許多過去沒有註意到的新事物和很多使他感到驚奇的東西；看這顆盛開的椴樹在幫助蜜蜂釀蜜；瞧那個蟻穴——過去是蘇霍姆林斯基出自惡作劇曾用棍子去捅它，而老師說這個蟻穴有回廊和廣場，有幼兒園和糧倉……原來是一個童話般的城市。他感到不和老師一起來，就不會發現世界上這麽多美好的東西。當孩子們領略了這大自然美好的風光，急衝衝準備回傢的時候，她還有一新招：“孩子們，為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採集些鮮花吧。當孩子們關心長輩的時候，長輩會感到高興，而鮮花——這是關懷和敬愛的標志。……”蘇霍姆林斯基接受的就是這樣的教育。
這使幼小的蘇霍姆林斯基不僅愛上了書本，愛上了同伴，愛上了大自然，而且他更尊敬這位老師。他嚮往着自己的知識能同老師一樣淵博，嚮往能像老師一樣。從這時起，蘇霍姆林斯基逐步樹立了從事教師這一神聖職業的志嚮。因此在七年製學校畢業時，他毅然决定報考師範院校，後來一步一個腳印，從一個普通的教師成長為一名偉大的教育傢
蘇霍姆林斯基反思失誤
蘇霍姆林斯基在他的教育實踐中也曾有過這樣的失誤。那時，他剛參加工作。一個名叫斯捷帕的男孩，由於過分頑皮，在一次玩耍中無意把教室裏放着的一盆全班十分珍愛的玫瑰花給碰斷了。對此，蘇霍姆林斯基大聲斥責了這個學生，並竭力使這個闖禍的孩子觸及靈魂，吸取教訓。事後班上孩子們又拿來了三盆這樣的花，蘇霍姆林斯基讓孩子們用心輪流看護，惟獨斯捷帕沒有獲準參加這項集體活動。不久這個學生變得話少了，也不那麽淘氣了。年輕的蘇霍姆林斯基當時想，這倒也好，說明自己的申斥對這個學生起了作用。
可是不愉快的事件在他斥責這位學生的幾周之後的一天發生了。這天放學後，蘇霍姆林斯基因事未了，還留在教室裏，斯捷帕也在這裏，他準備把作業做完回傢。當發現教室裏衹有老師和他兩人時，斯捷帕便覺得很窘迫，急忙準備回傢。蘇霍姆林斯基沒有註意到這種情況，無意中叫斯捷帕跟自己一起到草地上去采花。這時斯捷帕表情迅速變化，先苦笑了一下；接着眼淚直滾了下來，隨後在蘇霍姆林斯基面前跑着回傢了……
這件事對蘇霍姆林斯基觸動很大。此時，他纔明白了，這孩子對於責罰，心裏是多麽難受。他開始意識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自覺地對孩子的一種疏遠，使孩子感到了委屈。因為孩子弄斷花枝是無意的，而且對自己的行為感到後悔，願意做些好事來補償自己的過失，而自己卻粗暴地拒絶了他這種意願。對這種真誠的、兒童般的懊悔，報之以發泄怒氣的教育影響，這無疑是對孩子的當頭一棒。
此後，蘇霍姆林斯基吸取了這一教訓，在以後的工作中很少使用責罰。通常，他對由於無知而做出不良行為後果的兒童，采取寬恕態度。他認為，寬恕能觸及學生自尊心最敏感的角落
“不要死背”
蘇霍姆林斯基擔任校長之後，曾多次提出“要思考，不要死背”的口號，然而人們卻很少知道，觸發他産生這一思想的契機，卻是在一次聽小學低年級語文教師講課的課堂上。
一天上午，蘇霍姆林斯基同往常一樣，去聽一位小學低年級語文教師的課。課堂上的最初幾分鐘，學生們正緊張地思索着老師提出的一個個問題。這位青年教師開始叫學生回答問題，蘇霍姆林斯基認真地記錄下了學生的回答，可是學生們的回答，並不能讓他感到滿意。他發現學生使用的許多詞和詞組在他們的意識裏，並沒有很鮮明的表象，跟周圍世界的事物和現象聯繫不起來。學生們僅僅是重複別人的思想，讓人聽到的僅僅是一些被學生硬擠出來的、笨拙的、背誦下來的句子和詞組。它們的意思是什麽，似乎學生並沒有搞清楚，蘇霍姆林斯基想：“為什麽學生的回答總是那樣貧乏、蒼白無力、毫無表情呢？為什麽在這些回答裏常常缺乏兒童自己的活生生的思想呢？”這時課正在進行中，衹聽見教師提示學生：“課後要復習，詞意、句式一定要記住，下節課提問……”聽到這裏，蘇霍姆林斯基皺起了眉頭，思維再也集中不到聽課上了。
他想道，難道教學擺在學生面前的惟一任務就是識記、保持和再現？看來自己工作還存在缺陷，自己在實踐中已經解决了的問題，還沒有及時推廣到廣大教師中間。這時一年級學生娜塔莎的一篇作文，在他頭腦中再次清晰地映現出來：
“這是夏天的事兒，颳了一陣大風，大風把一粒長着毛茸茸翅膀的種子帶到了草原上，種子落到了草原上的青草叢裏，青草驚奇地問：‘這是誰呀’，種子說：‘這是帶翅膀的花兒。我準備在這兒，在草叢裏生長。’青草高興地歡迎新來的鄰居。鼕去春來，草兒發青了。在種子原來落下的地方，露出了一根粗壯的莖，在它的頂上，開出一朵朵黃色的花兒，它是那麽鮮豔，就象一個小小的‘太陽’。‘啊!這原來是蒲公英呀!’青草說。”
這是帶學生觀察了花的形狀、顔色，花與花不同的特點，引導學生把陽光、花瓣、蜜蜂、樹枝、蝴蝶等這些事物之間相互聯繫起來看，然後讓學生充分想象，自編出各種有關的故事。
學生能寫出這樣的作文，說明詞已進入了學生的精神生活，雖然表達還帶有給他們所講的童話故事的影響，但這是他們自己的語言。會思考已成為這類孩子的顯著特點。對於學習效果差的學生，總聽到一些教師議論是“愚笨”、學習不努力，看來，不能不說教師慣用的傳統教學思想造成了孩子智能的局限，從而導致學生不會學習——不會觀察、思考、推論，衹好依靠死記硬背。現代學校的整個教學體係需要加以科學的改進，應當建立在三根支柱上：鮮明的思想、活生生的語言和兒童的創造。看來教師在課堂上不僅要教給學生一定範圍的知識，還要加強學生的思維訓練……
“當！當！當！……”下課的鈴聲打斷了蘇霍姆林斯基的思考，可是他已想好了下次校務會議上的一個議題，這就是“如何讓學生學會思考”。他將要嚮全校師生提出“要思考，不要死背”這個口號。
循循善誘
瓦·阿·蘇霍姆林斯基蘇霍姆林斯基對小學生的教育，方法上靈活多樣。他把運用民間童話故事作為自己在學校教育的方法之一，並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下面是從他運用這一方法的衆多教育實例中采取的一個片斷。
那是暑假後的一天，蘇霍姆林斯基所帶的三年級甲班準備去野營訓練。考慮到所帶東西較多，其中一個學生建議，兩個人結成一對，有的東西可以合用，這樣可以減輕旅途負擔。建議受到班主任蘇霍姆林斯基的贊揚，孩子們開始自由組合，呈現一片歡樂的場面。大傢都有了對子，惟獨平時自以為是而妄自尊大的學生安德烈卡沒有對子，他在一邊哭泣着。
蘇霍姆林斯基把安德烈卡叫到一邊，問明情況，知道是同學都不願和他組合成對。這孩子委屈地認為，是同伴們嫉妒他。蘇霍姆林斯基深知這個學生的天性，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時機，便直截了當地對安德烈卡說：“你要明白，安德烈卡，最睏難的就是迫使自己去感覺。你迫使自己去感覺，那你就會以另一種目光看你的同學、去看人。如果你老是認為，你是最聰明的人、最有才能的人、最好的人，那麽到頭來你就會成一個最孤立的人……”
“但是，實際上我就是在解題上比誰都強，並比誰都快地背會詩歌……多少次您自己都說：‘好樣的，安德烈卡，安德烈卡學習了，就懂了……’我比誰都懂得多，這難道是我的錯？”孩子哭得更傷心了。
蘇霍姆林斯基還能用什麽語言再去解釋呢？說教顯然對這個孩子沒有多大效果。他思索着如何對這位男孩子進行解釋，才能讓他懂得、認識並相信……
“安德烈卡，咱們找個陰涼的地方坐下，我給你講一個故事，這個故事與我們這件事十分相似，願意聽嗎？”安德烈卡點點頭。他們來到大橡樹的樹蔭下，坐在一條長凳上，蘇霍姆林斯基講了一個“菊花和蔥頭”的故事。“在一個農村老大娘的住處旁，長着一株菊花。菊花老是沾沾自喜：‘你們瞧，我多美啊!在這地方我是最美的。’在菊花旁邊長着一棵蔥頭，一顆普普通通的蔥頭。夏末，蔥頭熟了。緑色的莖葉蔫了，蔥頭散發出辛辣的氣味。 菊花扇動鼻子。‘呸，你發出一股多難聞的味道呀！’它對鄰居說道。‘我真感到奇怪，人們幹嗎要種這種植物呢？想必是為了薫跳蚤……’蔥頭沒有作聲，它把自己視為灰姑娘。 這時，大娘從屋子裏走出來朝菊花走去。菊花屏住了呼吸。她想：大娘馬上就會說，她的花多美啊。菊花由於心滿意足，已經感到有點飄飄然了。大娘走近菊花卻彎腰拔起了蔥頭。大娘端詳着蔥頭，驚呼了一聲：‘多好看的蔥頭啊！’ 菊花感到睏惑了：難道蔥頭會被認為是好看的嗎？”聽完了這個故事，安德烈卡眼淚已經幹了，從這個故事中他好像悟出了一條道理：人各有所長，各有所用，不能自作聰明，看不起周邊的人。他羞愧地低下了頭，一言不發。
蘇霍姆林斯基采用這種講童話故事的方法，使小學生易於接受，並從類比中受到了應有的教育。這無疑是一個偉大的創造。
輓救“睏難生”
在蘇霍姆林斯基領導的巴甫雷什中學裏，形成了這樣一個觀念：就是相信一切孩子都能被教育好。這裏沒有“差生”的概念，衹存在“睏難學生”或“難教育學生”的說法。在教育實踐中，對這類學生一般不單純由某個教師去進行教育，對他們進行教育往往是整個集體的義務。蘇霍姆林斯基一生中就教育過178名“難教育的學生”，這178名學生都有一個艱難的教育過程。每周蘇霍姆林斯基都要走訪睏難孩子的家庭，以便深入瞭解形成他們道德的最初環境，他跟傢長們、傢長的鄰居們、教過這些孩子的老師們進行交談。
這一天，他來到了小學生
高裏亞的“家庭”。這個“傢”給他留下了這樣一個印象：高裏亞是個非常不幸的孩子，他從小失去了父親，母親在他剛滿周歲時，又犯了嚴重的罪行，被判處十年徒刑。高裏亞從小住在姨母傢，姨母把他看成額外的負擔。高裏亞成了一個典型的“難教育學生”，這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原來，高裏亞從上學一個月後，大傢就對他産生了一個鮮明的形象：這是一個懶惰成性、常會騙人的學生。在短短的一段時間裏，他就表現出了“難教育”的特點。秋天，當高年級學生植樹時，他有意破壞了幾株樹苗的根部，並嚮全班同學誇耀自己的“英雄行為”。有一次課間，他把手伸進別人的書包，拿出課本，用墨水把它弄髒，再放回原處，並以天真無辜、泰然自若的態度來欺騙教師審視的眼光。還有一天，他們班去森林遠足考察，他一路上撞這打那兒。當班主任一位女教師故意不理睬他，嚮其他學生講解山𠔌、丘陵、山和衝溝的有關知識時，他走到全體學生面前，做出滑稽動作，還登上峭壁往下看。老師
旁敲側擊地提醒：“同學們，不能走近衝溝邊緣，跌下去十分危險！”他突然高聲喊道：“我不怕！這個衝溝我滾下去過！”說着就捲起身子滾了下去。
蘇霍姆林斯基根據傢訪的情況，找來班主任等有關教師共同分析
高裏亞上述行為産生的原因。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裏亞對自己的行為所抱的態度，是故意裝出來的、不自然的。家庭環境的影響，使高裏亞對人們失去了信心。對他來說，生活中沒有任何神聖的、親切的東西。蘇霍姆林斯基的看法對教師們思想觸動很大。大傢一致認為，高裏亞所以不好，是因為過去衹看到他惡劣、放蕩的一面，而沒有主動關心、挖掘他身上閃光的地方。這個學生表現出來的缺點，是在嚮周圍的人對他漠不關心、冷淡無情的態度表示抗議。這樣的分析增強了教師們的同情心、關註之情、教育的敏銳性和觀察力。
一次，蘇霍姆林斯基發現這個孩子單獨玩耍，好像很隨便的樣子，他把
高裏亞請進了生物實驗室，要高裏亞幫忙挑選蘋果樹和梨樹的優良種子。雖然高裏亞裝出不屑栽培樹苗的樣子，可是孩子的好奇心還是占了上風，他們兩人一起做了兩個多鐘頭，直到很纍為止。這件事引起了高裏亞的極大興趣，當班主任再次去高裏亞傢時，已發現他正在施肥栽樹。此後班主任老師因勢利導，在班級栽樹活動中，讓高裏亞指導別的孩子們。及時地發現和鼓勵溫暖着這個孩子的心靈。雖然後來高裏亞曾多次反復出現不良傾嚮，老師們卻着眼於長善救失，循循善誘。
“功夫不負有心人”，在這個教師集體的共同教育下，這個孩子在三年級時，光榮地加入了少先隊，以後還經常幫助有睏難的其他同伴，為集體默默地做好事。高裏亞好像重新變成了另一個人了。從這裏可以看到蘇霍姆林斯基的一個教育信念：熱愛孩子、關心尊重孩子，相信一切孩子在教育中能夠嚮好的方面轉變。
“特殊奬勵”
蘇霍姆林斯基在對學生的教育過程中，善於因勢利導，進行積極的鼓勵，激發學生心靈的火花。人們把這贊為“特殊奬勵”。
一次，蘇霍姆林斯基把12歲的兒子謝廖紮叫到眼前，給了兒子一把新鐵鍁，並對他說：“兒子，你到地裏去，量出一塊長寬各一百個腳掌的地塊，把它刨好。”兒子很高興地拿了鐵鍁，來到地裏就刨了起來。
在沒有用慣鐵鍁之前，謝廖紮感到很費力。隨後幹得越來越輕鬆了。可是待到他用鐵鍁準備翻出最後一鍁泥土時，鐵鍁把折斷了。
謝廖紮回到傢裏，心裏感到忐忑不安：父親一旦知道鐵鍁壞了，會怎麽說我呢？“爸爸，您可別怪罪我，”兒子說，“我讓傢裏失掉了東西。”“什麽東西?”父親問。“鐵鍁壞了。”這時，蘇霍姆林斯基並沒有責怪孩子，而是問：“你學會刨地了沒有？刨到最後，是覺得越來越費勁，還是感到越來越輕鬆了呢？”
孩子回答：“刨到最後，越來越輕鬆了。”這時蘇霍姆林斯基說：“看來你不是失，而是得”。孩子疑惑不解。他繼續說：“願意勞動了，這就是最寶貴的收穫。”這時孩子一顆忐忑不安的心頓時平靜下來了。這不僅是精神上得到了一種愉悅，而且孩子從中看到了勞動的價值，樹立起了良好的勞動觀點。
還有一次，一年級女學生
季娜的祖母病得很重。季娜想給祖母采一朵鮮花，使她在病中得到一些歡樂。但是，時值嚴鼕，到哪裏去找鮮花呢？這時她想到學校的暖房裏有許多菊花，其中最美的一棵是全校師生都極為喜愛的那朵藍色的“快樂之花”。季娜一心想着重病的祖母，忘記了學校的規定，她一清早就走進暖房，采下了那朵“快樂之花。”
這時，蘇霍姆林斯基走進了暖房，當他看到季娜手裏的菊花時，大為吃驚。但是，他很快註意到了孩子眼裏那種無邪的、懇求的目光。他嚮
季娜問明了情況後，非常感動地說；“季娜，你再采
三朵花，一朵給你，為你有一顆善良的心；另外兩朵送給你的父母，為他們教育出了一個善良的人。”
論教育
蘇霍姆林斯基從多角度論述了教育目的，提出了“培養共産主義建設者”、“培養全面發展的人”、“聰明的人”、“幸福的人”、“合格的公民”等等。其中最集中的也最深刻的一個觀點是要把青少年培養成為“全面和諧發展的人，社會進步的積極參與者。”而培養這種人需要實現全面發展的教育任務，即應使“智育、體育、德育、勞動教育和審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滲透和相互交織在一起，使這幾個方面的教育呈現一個統一的完整的過程”。
關於德育，他明確指出，“和諧全面發展的核心是高尚的道德”。他特別強調要使學生具有豐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要，認為“精神空虛是人的最可怕的災難”。要求教師和傢長尊重兒童的人格，全面關心兒童。他說：“如果有人問我，生活中什麽是最主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猶豫地回答說‘愛孩子’。”他提出了“要讓每個學生都擡起頭來走路”的主張，並努力創設良好的教育環境，“讓學校的墻壁也說話”。他同時指出愛不等於無原則的溺愛，應該用嚴格的紀律和道德規範去要求兒童，並註重通過集體教育培養學生的道德品質。
關於智育。他認為智育就其本質與任務來說，包括給學生以係統的科學知識、形成科學世界、發展智力等方面。智育是在獲取知識的過程中進行的，通過傳授，幫助學生形成科學的世界觀，並發展他們的智力。他是知識與智力的統一論者，提出學生的知識要建立在廣阔的“智力背景”上，創造了許多新鮮經驗，其中包括：給兒童上思維課；開展課外讀書；按自己的興趣和愛好參加課外小組活動等。在帕夫雷什中學，所有學生整個下午都參加各種課外小組活動，小組達到一百多個。
關於體育。他說：“對健康的關註，這是教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孩子的精神生活、世界觀、智力發展、知識的鞏固和對自己力量的信心，都要看他們是否樂觀愉快，朝氣蓬勃。”並響亮地喊出了“健康、健康，再一個還是健康”的口號。他不允許低年級兒童在室內進行三小時以上的腦力勞動，反對讓12～15歲的少年每天花費四、五個小時去做家庭作業。他帶領師生在校園內外種植大量植物，為孩子們建立天然的“氧氣廠”。在教室內，註意合理採光，定期檢查課桌椅與學生身高之間的適合程度，註意學生合理的營養等。他鑽研了15年之久，為帕夫雷什中學製定了新作息制度，保證勞動和休息、活動與睡眠的適當交替。
關於美育。他指出：“美是道德純潔、精神豐富和體魄健全的有力源泉”，在青少年整個受教育的過程中，必須抓緊美育的實施。他十分註重培養學生美的情感和塑造他們美的心靈，並提出了進行美育的多種多樣的途徑和手段，如通過觀賞大自然感受美，通過
文學藝術作品鑒賞美，通過動手勞動創造美等，甚至要求兒童重視衣着美和儀表美。總之，在整個美育過程中，美育應隨時、隨處進行。
關於勞動教育。他明確指出：“勞動以外的教育和沒有勞動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他認為，如果一個學生進行十年製教育，僅僅教給他科學基礎知識，從不讓他接受勞動訓練，而在他畢業時把一把鏟子交給他開始勞動，那麽這對於學生來說“是一個悲劇”。因為他在十年過程中脫離了勞動，脫離了生活，精神生活是空虛的，沒有勞動技能，沒有做好生活準備，特別是沒有勞動情感，這無論從社會對青年一代的期望來說，還是對青少年的個性發展來都說是一種失敗。因此，在他的教育實踐中一嚮重視勞動教育的實施。
總之，蘇霍姆林斯基對教育的論述，既提出了明確的教育目的，又提出了具體的五育任務。在論述五育時，既強調了各育的“相對獨立職能”，又闡明了在實施過程中必須相互聯繫，相互滲透、相輔相成。
論教學
蘇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既有關於教學基本理論的論述，又有各個教學環節的體經驗介紹和建議，基本上構成了一套較完整的教學論。他從智育的基本任務出發，要求正確解决教學過程中的兩對矛盾，即教學——教育、教學——發展，要求在促進矛盾的辯證統一過程中，完成目的，實現和諧發展的總任務。關於教學—教育的統一。他提出了教育性教學（或教學的教育性）原則，指出這一原則不僅要求世界觀教育、道德教育也必須在科學知識的教學過程中來進行。反對把教育看成與學習和教養相隔絶的東西，他說：“訓練和教養能夠形成各種世界觀嗎？考慮一個人在教學過程所見到、所理解、所思考的東西，能夠對他的心靈實施教育嗎？”可見，他是教學、教育和教養的統一論者。
關於教學——發展的統一。首先他強調師生通過教學有效地傳授和獲取知識，認為衹有掌握知識的人才是一個真正幸福的人。其次，他堅决反對那種衹給知識，不重視發展智力的教學。他說：“教師把事先準備好的種種原理、結論和推理一古腦塞進兒童的腦子，往往不讓兒童有可能哪怕接觸一下思維和活的言語的源泉，這就捆住了他們的幻想、想象力和創造力的翅膀。孩子時常由富有朝氣的、積極的、活躍的人變成了仿佛專門用於背誦的機器。”因此，他要求教師要善於激發學生的求知欲，講課力求生動、形象、有趣，反對“滿堂灌”，引導學生積極思考，“真正的學校是一個積極思考的王國”，並用分數去鼓勵他們，使學生體驗到學習取得成績的快樂。
關於“兩套教學大綱”的論述。在他看來，教師在教學過程中要忠實執行國傢製訂的教學大綱，但不能過於機械，心目中同時裝有“第二大綱”，藉以指導學生課外閱讀，開闊視野，以培養學生的自學能力。因此，他要求教師要精通自己所教的學科，吃透教材，並指出：一位優秀教師懂的東西應比“大綱”規定的內容多許多倍，課程對他來說衹不過是這門學科的起碼知識。教師高深的學識是吸引學生熱愛學習、獲取知識的必要條件。
此外，他還闡述了諸如教學任務、教學原則和教學方法等問題。
論學校管理
蘇霍姆林斯基自1948年至1970年一直擔任帕夫雷什中學校長，積纍了豐富的學校管理工作經驗，其中不乏真知灼見。
他認為校長不能陷入事務的漩渦，也不能官腔官調地用行政命令來領導。他說：“對學校的領導，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領導，其次纔是行政的領導。”他指出，一個好校長必先是一個好教師。因此，他本人始終兼教一門語文課，常年做班主任工作，並天天堅持聽其他教師的課。他說：“如果我每天不聽兩節，就算我這一天什麽也沒做。”“如果今天去區裏開會，明天就得補上，聽四節課……如果我在一年中沒有聽過一位教師的至少15至20節課，我就會對他毫無瞭解。”他把聽課和分析課當作校長的重要工作和滋養自己思想的源泉。他十分重視學校的思想教育。為了做好這項工作，他帶動和組織教師全面瞭解研究兒童，定期舉辦了研討會，就某個學生的情況實行教育會診。他本人親自搞調查，作記錄，深入研究了178名“最難教育的”學生麯折成長的過程試辦了一個6歲入學的預備班“快樂學校”，從預備班到一年級，再連續跟到十年級，一直擔任該班的班主任，跟蹤觀察和研究學生在不同時期的表現，提出了相應的教育措施。
對學生的管理主要是抓住開發智力、培養能力這個“主要杠桿”，認為這是一非常實際又迫待解决的問題。為此，他和他的同事們花了十幾年的時間，結合語文教學，摸索出一套符合教學過程邏輯的，旨在培養和提高學生能力的“基本技能體係”——包括聽、說、讀、寫等12項基本功。
關於教師管理。他認為，要辦好一所學校，沒有一支優秀的教師隊伍是不行的。作為學校領導，應該關心愛護教師，盡量減輕教師的負擔。他說：“教師要精力充沛地工作，就需要休息；要提高教學質量，就需要有自由時間，以供讀書和研究。自由支配時間是根，它滋潤着
教育藝術的枝和葉。”他對學校裏的每一名教師都了如指掌，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長。要求教師努力提高教育素養，包括：精通自己所教學科的內容；懂得心理學、教育學和教學法等教育科學知識，有較高的修養和工作激情。三者不可偏廢。他是這樣說的，更是這樣做的，因此，被人尊稱為“教師的教師”是當之無愧的。
關於學年總結。他把總結工作這件人們習以為常的事當作把握教育規律的一個重要環節。反對校長自己不動手而分派別人東拼西湊，然後加以“剪輯”的做法，也反對平時不註意積纍素材，到年末臨時搞突擊的做法。提倡校長親自動手，每天每周都要記事，及時整理，不斷分析研究，直到得出概括性的結論，並徵求大傢的建議或意見。他認為，總結不應刻板公式化，年復一年一個模式，好的總結應該既是全體教師一年創造性勞動的概括，又是下一年工作的方向和藉鑒。
蘇霍姆林斯基在長達三十多年的教育活動中，一邊創造性地從事實際工作，一邊堅持
教育科學研究。一生寫下了41本教育專著，600多篇教育論文和1200多篇童話、故事和短篇小說。
其中較著名的有：
《給教師的一百條建議》
《巴甫雷什中學》
《年輕一代共産主義信念的形成》
《怎樣培養真正的人》
《我把心獻給孩子》
《學生的精神世界》
蘇霍姆林斯基被人們稱為“教育思想泰鬥”。他的書被稱為“活的教育學”“學校生活的百科全書”，他所領導的帕夫雷什中學被列為世界上最著名的實驗學校之一。
蘇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經驗與理論著作是一個龐大的體係。在他一生長期的教育實踐中，既當校長，又當普通教師；既教課，又當班主任；既做具體工作，又搞科學研究。他是一位勤奮務實，筆耕不輟的傑出人物。這就使得他能從學校工作的不同側面、不同角度、全面地觀察、瞭解研究有關學校教育、教學和管理的各種現象和問題，避免理論與實踐中的片面性，及時總結經驗教訓，將其提升到理性的高度，逐步形成自己較為完整的教育思想體係。他的著作是近幾十年來罕見的先進教育經驗寶庫。
蘇霍姆林斯是具有執著的教育信念和頑強的工作作風。自從1948年被任命為帕夫雷什中學校長後，他的教育才華就愈益明顯地展示出來。到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後，他已成為一名成熟的教育傢，活躍在原蘇聯教育界。他的工作富有鮮明的
獨創性和革新精神，從不拘泥於傳統的陋習，緊緊把握時代發展的脈搏，如他敢公開指出：20世紀30年代蘇共中央發動的對“兒童學的批判有過火之處，批判的結果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潑掉了”，從而導致原蘇聯20世紀30至40年代直至
凱洛夫教育學的嚴重錯誤；又如，1955年以前的一段時間內，原蘇聯普通學校一度完全取消了勞動課，而他主持的帕夫雷什中學卻從未間斷過。不僅如此，學生畢業時，既領取畢業證書，還領取職業證書。
蘇霍姆林斯基偉大、光輝的一生給後人的最大啓示是，教育理論工作者應深入教育教學第一綫，做深入細緻研究工作及教育工作者除了搞好日常工作之外，也時刻不應忘記肩負的理論研究的使命。真正的教育傢是教育理論傢與教育實踐傢的完美結合。
Vasyl Olexandrovych Sukhomlynsky (Ukrainian: Василь О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ький, Russian: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 in transliteration from Russian: Vasily Aleksandrovich Sukhomlinsky or Vasilii Aleksandrovich Sukhomlinskii) (September 28, 1918 – September 2, 1970) was a Ukrainian humanistic educator in the Soviet Union who saw the aim of education in producing a truly humane being.
Biography
Sukhomlynsky was born in a peasant family in the village of Omelnyk, Vasyliv volost of Olexandria uyezd (today Onufriyiv Raion of Kirovohrad Oblast in Ukraine). In 1933 he finished a seven-year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after which his mother escorted him to Kremenchuk where he enrolled into a local medical college (tekhnikum). However, he quit the medical school and enrolled into Robitfak which he finished in short term. In 1935 he started to work as a teacher not far from his native village. In 1938 Sukhomlynsky enrolled into the Poltava Pedagogical Institute out of which he graduated the same year. Upon graduation, he returned to native lands where he worked as a teacher of the Ukrain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Onufriyiv middle school. During World War II he volunteered to the front-lines in 1941 and as a junior politruk was severely wounded in January 1942 during the defense of Moscow. He was transferred to a military hospital in the Ural mountains where he continued his medical treatment. During that time he continuously requested his return to the front-lines while the medical commission could not recognize him even conditionally available for that. He was appointed a principal of a middle school in the town of Uva (Republic of Udmurtia). In 1944 when the native lands were liberated of Nazi Germany he was appointed as a director of the Regional People's Education (RAINO). In 1948, he became principal of the Pavlysh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town of Pavlysh, Onufriyiv Raion (upon his own request) – a post he held to the end of his lif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core of Sukhomlynsky's system of education was his approach to moral education, which involved sensitising his students to beauty in nature, in art and in human relations,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surrounded them.
Sukhomlynsky taught his students that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life is a human be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greater honor than to bring joy to other people. He taught them that to bring joy to other people, and especially to their families, they should strive to create beauty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 environment. There was thus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ukhomlynsky's approach.
Another aspect of being truly human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 so that the horizons of the mind grew ever wider, gradually encompassing the whole world and reaching into the depths of space. Sukhomlynsky could not agree with those who sought to give education a purely utilitarian focus, who thought that knowledge was worthwhile only if it found direct application in the workplace. For him,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of astronomy were essential in order for a person to appreciate the world of which they were a part, and to broaden their minds.
The foundation of all personal growth is health, and Sukhomlynsky gave a great deal of his attention to ensuring that children enjoyed optimum health, 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 when character is formed. He took children out into nature often, combining physical exercise with lessons in thought and in the appreciation of beauty. Especially in the primary school, he thought it important that children's thought be associated with vivid images, such as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fields, forests and waterway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school. If thought were divorced from the children's direct experiences, it would exhaust them.
It was also important that children's learning, the work of their intellects, be associated with practical works which put their knowledge to use. Only if children's knowledge was used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 lives of people around them, would it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n active philosophy of life, to a practical moral stance.
Sukhomlynsky's holist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us rested on five pillars: health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nd work education.
Educating the heart
Sukhomlynsky's grave in Pavlysh, in Ukraine.
Sukhomlynsky sought to prolong children's childhood, to keep them optimistic and open to the world, to preserve the freshness of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world. He showed them that although they were small, they could do a lot to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d and to bring happiness to the people they met. He sought to refine their sense of beauty, being very selective in the impressions he fed to their young minds. He took them to the most beautiful natural settings he could find. He taught them to listen to the music of nature, the rustle of grasses and of leaves, the song of the lark. He played them music inspired by such natural sounds, and showed them paintings of natural beauty. He did not swamp them with a surfeit of images and sounds, but allowed each new exposure to beauty to be memorable.
He taught them to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inner world of other people, to read others' eyes, to recognize feelings of joy, of sorrow or confusion. He tried to ensure that children took joy home from school to their families, to ensure that every child uncovered some latent talent or ability at which they could excel. Not every child could excel academically, but each could shine at something and find a way to bring joy to others. This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self-respect and their moral development.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ukhomlynsky was bestowed the title of Hero of Socialist Labor in 1968. He was also a recipient of two Orders of Lenin, Order of the Red Star, Ushinsky and Makarenko Medals.
In 1969 Sukhomlynsky wrote the book "Сердце отдаю детям", ("Serdtse otdayu detyam"); English translations: To Children I Give My Heart, by Holly Martin Smith, 1982, ISBN 0714717487 and My Heart I Give to Children, by Alan Leslie Cockerill, 2016, ISBN 098058857X. For this book he was awarded the State Prize of the Ukrainian SSR in 1974 (posthumously).[citation needed]
Notes
External li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