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昭和時代
(
1868年十二月8日~
1927年九月18日)
德富芦花
德富蘆花(1868年10月25日—1927年9月18日),日本近代著名
社會派小說傢,散文傢,甲級戰犯
德富蘇峰之弟。出生於
熊本縣,少年時受自由民權運動熏陶。1885年皈依
基督教,1898發表小說《不如歸》而聞名。1903年震動文壇的長篇小說《黑潮》,揭露明治政府的奢侈昏聵和專橫暴虐。1907年去
耶路撒冷朝聖,回國時專程去拜見
托爾斯泰。歸國後在東京郊外實踐了晴耕雨讀的生活。寫下的隨筆集《蚯蚓的夢囈》。在
幸德秋水事件中,曾發表《謀叛論》,反對
強權統治。同年還寫有批判封建道德的《黑眼睛與黃眼睛》。他的作品以剖析和鞭笞社會的黑暗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獨樹一幟。
德富蘆花的父親德富一敬曾是早期開明思想傢
橫井小楠的學生,
明治維新以後參與縣政。母親同樣出身豪門。蘆花的家庭社會關係比較復雜。伯母是熊本女子學校校長,嬸子曾創立了日本基督教婦女矯風會,並任女子學院首任院長。除此之外,橫井小楠和基督教會界長老,同志社總長海老名彈正都對蘆花的成長影響頗大。
蘆花從小學習成績優異,小學畢業後,進入熊本洋學堂。1878年和哥哥
德富蘇峰一同進入京都同志社學習,在那裏,他漸漸喜愛上了文學,閱讀了大量的文學書籍。兩年後,他退出同志社,返回家乡熊本。蘆花的母親是一位虔誠的基督教信徒,在她的教育和熏陶下,蘆花不知不覺地接觸了基督教思想。1886年回京都同志社復學。一年後因失戀再次退出該社,然後到熊本縣英文學校任教。從這時起,他立志當一名作傢,並涉獵了廣泛的書籍。1889年5月,蘆花來到東京,加入了哥哥蘇峰主辦的“民友社”。起初,他一邊擔任校對工作,一邊從事西洋文學翻譯和撰寫一些雜文小品,在當時文壇的主要刊物之一《國民之友》和《國民新聞報》上陸續發表。在這段時間裏,他努力提高文學修養,讀了大量的外國文學作品。其中,給他影響最大的是托爾斯泰的和平思想和歌德的浪漫主義詩歌。另一方面,他也提筆進行創作嘗試,寫下了一些名人傳記和短篇小說之類的作品,如《威廉·艾沃特·格萊斯頓傳》(1892)、《近代歐美歷史之片影》(1893)、《百合花》 、《雨水時節的紅葉》(同上)等。1894年5月,蘆花與熊本縣一造酒商傢小姐原田愛子(本名藍子)結婚。婚後,二人寄宿在政界要人
勝海舟官邸。這位夫人是他的文學的內助者,晚年的《從日本到日本》和《富士》,都是夫婦二人合著的。1900年1月由民友社出單行本。 1898年3月,蘆花發表了第一部文學作品集《青山白雲》,從而正式開始了他的文學生涯,並連續不斷地寫下了大量的小說和隨筆。其中以《不如歸》名聲最大。
中日甲午戰爭爆發以後,蘆花兄弟間開始出現裂痕。蘆花不贊成蘇峰的國傢主義思想,反對戰爭,主張和平。到1904年
日俄戰爭最後二人不得不分道揚鑣。1906年4月去
耶路撒冷朝聖,歸途到俄羅斯的亞斯納亞·波利亞納去訪問
托爾斯泰,在他傢裏住了七天。托爾斯泰非常歡迎他,天天和他散步,二人用英語談話。後來他在《漫遊記》中說:“這位偉大英明的老翁,這位好客的主人,高高興興地招待一個不遠千裏而來的陌生的日本客人。”他對托翁的人道主義和他那痛恨暴力、仇視罪惡的精神很欽佩,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托爾斯泰的全部思想,連他錯誤的思想也包括在內。 蘆花於八月間歸國之後,十二月下旬辦起一種雜志,叫作《黑潮》,積極宣傳自己的思想。大概是受了托爾斯泰的影響,次年他忽然遷居到東京郊外的千歲村粕𠔌地方,和文壇斷絶關係,開始度起“自耕自食”的農民生活。後來他著《蚯蚓的戲言》,用以記述當時的生活,其中有這樣的話:“……幾千年來,世界擾擾攘攘,而農民群衆一面‘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到了世界末日,農民的鋤頭還是閃閃發光,大地的生命是永生不死的。”然而他這種“晴耕雨讀”的隱居生活,終於不能持續;後來他自己也明白這是烏托邦,就在{蚯蚓的戲言)(1913)中自稱為“假農民”。不久他又從事寫作,並且熱誠地關心政治了。
那時候發生了這樣的一件大事: 1910年有少數社會主義革命傢被誣陷謀刺天皇,日本政府藉機將二十四名有影響的進步人士逮捕並判處死刑。蘆花和托爾斯泰一樣,是人道主義的死刑廢止論者,就上書首相,呼籲為這24人減刑;又在《
朝日新聞》上發表對天皇的“助命嘆願”(意思是“哀願乞命”)。後來24人中一半免死,其餘絞首,其中包括有名的
幸德秋水。蘆花非常憤慨,曾在東京第一高等學校發表講演《謀叛論》,強調指出思想自由的重要性,猛烈攻擊政府。這是日本近代史上一大事件,也是日本文學者的人道主義的考驗。當時進步文人,大都反抗政府;但多數人衹是暗中諷刺,蘆花卻亦裸裸地痛駡。一般文人看見國傢權力恣意橫行,大都袖手旁觀,明哲保身,甚至不敢提“秋水”一名。惟獨蘆花具有大無畏精神,特地把他新造的屋子定名為“秋水書院”。
1919年,蘆花和愛子夫婦二人一同去周遊世界。蘆花本來就是基督教徒,後來又受了
托爾斯泰的感化,這時候思想上發生了一大轉機,宗教熱情異常昂奮。這期間所著的《黑眼和茶色眼》以及後來的《富士》等,都捨棄了小說體裁,而取懺悔錄性質的自傳形式。他在這些作品裏赤裸裸地告白自己的思想與家庭生活的秘密。然而他的政治熱情並未減退。這時候正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他路過耶路撒冷時,曾經嚮出席世界和平會議的西園寺公望以及美國大總統等提出七條意見:(一)改“講和會議”為增進人類幸福的“世界傢族會議”;(二)製定世界共通的新紀元,以今年為第一年;(三)人類不再互相殘殺,無條件廢止海陸空軍;(四)廢除關稅;(五)製定國際貨幣; (六)土地還原;(七)取消賠償與負債。他的主張是否定暴力,四海一傢,絶對和平。他認為從事革命及政治經濟改革,不如追求靈性自覺。如前所說,他把托爾斯泰的錯誤思想也照樣接受了。
1924年,蘆花又受了兩次政治刺激:第一是難波大助事件。難波曾用鳥槍狙擊坐在汽車裏的攝政殿下未遂。蘆花堅决主張廢除死刑,竭力營求難波大助。第二是美國排斥日本移民法案。蘆花從
人道主義出發,斥責這種族歧視是非人道的,熱烈地嚮自利主義者的美國要求反省。他以
和平主義者自任,努力排除太平洋紛爭。但在文壇上,蘆花已經陷入了孤立的地位。當時日本文學界盛行自然主義,
德田秋聲、
菊池寬、
志賀直哉、
武者小路實篤、
芥川竜之介等活躍於文壇,然而蘆花和他們沒有來往;當時無産階級文學早已在日本擡頭,然而隱居在粕𠔌的蘆花衹顧熱心提倡宗教和道德,盲目地信奉在神戶貧民窟中勞動的賀川豐彥為基督再生。總之,晚年的蘆花誤認為社會萬惡乏源在於統治者的道德的卑鄙,所以努力提倡道德,希望以道德救世。他立腳於基督教的人道主義自稱為“自己的社會主義者”。
蘆花於1927年9月18日在千葉逝世,享年六十歲。這時候他的最後一部自傳小說《富士》尚未完成,第四捲是他的妻子愛子續成的。早已絶交了的哥哥蘇蜂(當時已經成為日本文壇的霸主,繼
福澤諭吉之後日本近代第二大思想傢)在他臨終時來和他訣別,他握住了哥哥的手而長逝。
德富蘆花的文學活動主要是創作傳記、小說、散文,隨筆和翻譯西歐文學。他的作品以剖析和鞭笞社會的黑暗在日本近代文學中獨樹一幟。
1889年加入“民友社”後,在哥哥蘇峰的指導下開始撰寫19世紀英國政治傢的傳記,嚮國內介紹一些西歐的歷史人物。1890年因譯介都德和托爾斯泰引起社會的註目。他寫的《托爾斯泰》一書作為日本人對
托爾斯泰的最早的評介贏得了甚高的評價。
在小說和隨筆創作方面,早先是模仿西歐小說,寫一些短篇,如《夏日夜話》(1892)、《砂上的文字》(1894)、《漁夫之女》(1897)、《雨後的月亮》(同上)和《零落》等,塑造了許多對人世間失望而回到自然懷抱之中的感傷的女性形象。真正使得他一舉成名的是長篇小說《不如歸》(1898)。在這部作品中他通過一個女人的愛情悲劇,憤怒地控訴了封建倫理道德對日本婦女的戕害。翌年,他發表了隨筆集《
自然與人生》。1901年發表的《回憶》和1903年自費出版的《
黑潮》是他另外兩部長篇傑作。特別是《黑潮》,是一部形象的社會政治史,它揭露了明治政府的奢侈昏聵和專橫暴虐。這部針砭時弊,宣揚人道主義思想和批判封建道德的作品在當時引起了較大的反響。1905年以後,蘆花的創作風格發生了變化,開始擯棄文學的虛構成分,轉嚮註重寫實。這一時期的寫作的《寄生樹》(1909)刻畫了一個不滿現實、苦鬥致死的青年形象,《黑色的眼睛和棕色的眼睛》(1914)則批判了封建主義倫理道德。逝世的前一年,他寫下了自傳小說《富士》四捲,總結了自己的一生。蘆花的另外幾部隨筆集是《青山白雲》(1898)、 《青蘆》(1902)、 《蚯蚓媳戲》(1913)和《新春》(1918)。
《德富蘆花散文》
他的散文是描寫自然與人生的典範之作,成為日本對國民施行美感教育的良好教材。在蘆花筆下,人類賴以生息的自然界,始終生機勃勃,充滿活力。絢爛多彩的富士黎明,廣袤無垠的相模灘落霞,奇詭多變的香山飛雲,飄渺迷茫的花月秋夕""""這些自然景象,一經作者妙筆點染,無不意趣盎然,令人神往。
我傢的財富
一
房子不過三十三平方,庭院也衹有十平方。
人說,這裏既褊狹,又簡陋。屋陋,尚得容膝;
院落小,亦能仰望碧空,信步遐想,可以想得很遠,很遠。
日月之神長照。一年四季,風雨霜雪,輪番光顧,興味不淺。
蝶兒來這裏歡舞,蟬兒來這裏鳴叫,小鳥來這裏玩耍,秋蛩來這裏低吟。
靜觀宇宙之大,其財富大多包容在這座十平方的院子裏。
二
院裏有一棵老李,到了春四月,樹上開滿了青白的花朵。
碰到有風的日子,李花從迷離的碧空飄舞下來,須臾之間,滿院飛雪。
鄰傢多花樹,飛花隨風飄到我的院子裏,紅雨霏霏,白雪紛紛,眼見滿院披上花的衣衫。
仔細看有桃花,有櫻花,有山茶花,有棠棣花,有李花。
三
院角上長着一棵梔子。五月黃昏,春陰不晴,白花盛開,清香陣陣。
主人沉默寡言,妻子也很少開口。這樣的花生在我傢,最為相宜。
老李背後有棵梧桐,緑幹亭亭,絶無斜出,似乎告訴人們:“要像我一般正直。”
梧葉和水盆旁邊的八角金盤,葉片寬闊,有了它,我傢的雨聲也多了起來。
李子熟了,每當沾滿了白粉的琥珀般的玉球骨碌碌滾到地面的時候,
我就想,要是有個孩子,我拾起一個給他,那該多高興啊!
四
蟬聲凄切之後,世界進入鼕季。山茶花開了,三尺高的紅楓像燃着一團火。
房東留下的一株黃菊也開了。名苑之花固然嬌美,然而,秋天裏優雅閑寂的情趣,
卻薈萃在我傢的庭樹上了。假若我是詩翁蛻岩,我將吟詠“獨憐細菊近荊扉”,
使我慚愧的是我不能唱出“海內文章落布衣”的詩句來。
屋後有一株銀杏,每逢深秋,一樹金黃,朔風乍起,落葉翩翩,恰如仙女玉扇墜地。
夜半夢醒,疑為雨聲;早起開門一看,一夜過後,滿庭燦爛。
屋頂房檐,無處不是落葉,片片紅楓相間其中。
我把黃金翠錦都鋪到院子裏了。
五
樹葉落盡,頓生凄涼之感。
然而,日光月影漸漸增多,
仰望星空,很少遮障,令人欣喜。
另,其文章‘蘆花’入選上教版七上課本
不如歸
《
不如歸》是蘆花最膾炙人口的一部小說。明治時代後期,日本開始流行家庭小說,也就是以家庭生活為題材的通俗小說,即所謂大衆文學。《不如歸》也是家庭小說,然而和一般通俗小說不同。通俗小說大都屈從長久的傳統,含有不抵抗的要素。但文學藝術的目的是要使大衆前進,所以必須含有抵抗的要素。《不如歸》是對日本封建主義的嚴重抗議,所以它不是日本當時一般的所謂大衆文學,而是一部不朽的現實主義小說。
《
不如歸》中所描寫的是封建傢族制度壓迫之下的一個慘劇。其中包含的問題很多:婆媳關係問題、母子關係問題、夫婦關係問題、新舊道德問題、傳染病問題、義理人情問題、婦女解放問題等。蘆花的時代,日本無數青年男女都身受封建家庭的壓迫,懷着對上述許多問題的疑團,感受到切身的苦痛。蘆花的《不如歸》觸動了無數青年男女的心弦,引起了他們的共鳴,激起改造社會的熱 望。他的文筆優美,描寫動人;而在這單純的美與悲之外,又使讀者感到興奮,因為這作品中又富有社會性與啓示性。他指出當時婦女處於聽天由命狀態;指出日本資産階級的荒謬腐朽的道德。他所描寫的不是偶然的個別的悲劇,而是典型的悲劇。讀完了這部作品,可以分明感到上流社會的冷酷殘忍、假仁假義和愚蠢頑固,正是本書中的女主角浪子慘遭天死的原因。《不如歸》中的問題,不是日本獨有的問題,而是尚未擺脫封建桎梏的各國人民所共有的問題。因此這部作品不但在日本銷行百版以上,改編成戲劇和電影;還被譯成中、英、德、波蘭、俄各種文字,廣泛流傳於全世界,成了世界文學傑作之一。
小說的情節,不是憑空捏造的,而是根據現實的模特兒而寫作的。據《日本文學大辭典》的編者藤村作的記述:那時日本有個陸軍大將叫
大山岩,他有個女兒叫作信子。信子嫁給一個子爵,叫作三島彌太郎。結婚後,信子患了肺病。那時還沒有特效藥,這是一種致命病,而且容易傳染。三島傢就嚮大山傢提出離婚的要求。大山傢先不答應,後來由媒人把女兒說服,信子終於和丈夫離婚。回到娘傢,不久就死了。一八九六年,蘆花在逗子的柳屋旅館裏遇見一個婦人,是大山大將的副官福屋中尉之妻,她把信子的慘史講給蘆花聽了,蘆花就根據這事實而創作小說《
不如歸》。
蘆花在《
不如歸》百版序言中這樣追憶過:“千年之後重讀的時候,不期地想起了一件事。這是形成這小說的胚胎的某黃昏的事。那是十二年前了,我藉宿在相州逗子的柳屋旅館裏,有個婦人病後為了療養,帶着一個男孩子也到這溫泉地方來了……所有的旅館都客滿了……我和妻子商量了一下,把我們所租的兩個房間分給她一間……一個夏末的天色微陰而岑寂的傍晚,那個男孩子出去遊玩了,婦人和我們夫婦兩人閑談時,偶然提起這件悲慘的事……我這是頭一次聽說浪子的故事。浪子患肺結核而被迫離婚,武男君悲慟欲絶,片岡中將憤怒而把女兒接回,為病女建造養病室,最後一次攜浪子遊京阪,葬禮上把川島傢送的鮮花當場退回——這幾件是談話中的事實。婦人辛酸沉痛地敘述,我靠在壁龕的柱上茫然若失地傾聽,妻子低頭無語……講到臨終的悲慘時,她說:‘據說她這樣說,但願來世不再做女人。’說到這裏,嗚咽不復成聲,談話就中斷了。我覺得有一種東西像電流一般穿過脊髓。
“婦人不久就恢復健康,遂把那一晚的談話作為臨別禮品而回都城去了……伫立在秋氣蕭瑟的海濱時,一個人影恍惚間出現在眼前。憐憫至極,引起痛苦,覺得非有所表示不可了。於是在這談話的骨骼上任意添上些筋肉,草成了一部不成熟的小說……如有不關文筆拙劣而能引起讀者感動的地方,那便是逗子夏天那一晚藉那婦人之口而訴說的‘浪子’自己在對讀者諸君談話,我不過是電話‘綫’而已。”
下面舉一個自然描寫的例子來結束此文。《不如歸》開頭描寫浪子和丈夫新婚旅行,住在伊香保幹明旅館三樓上的時候,浪子站在窗前眺望日暮的景色,看見兩片浮雲,蘆花寫道:“這兩片豐柔可愛、大可盈抱的雲,慢慢地離開了赤城山頂,在萬裏無遮的大空中像雙飛的金蝶一般發出光輝,悠悠然地嚮足尾山方面移行。不久夕陽西沉,寒風乍起,這兩片雲就褪成薔薇色,嚮上下分飛,在夕暮的天空中越離越遠地飄浮了一會兒;下面的一片漸漸地小起來,不知不覺之間消失得形跡全無;殘存的一片變成了灰色,茫茫然地在空中榜徨。”這不是單純的風景描寫,這兩片雲正是書中的兩位主角——浪子和武男——的象徵,其中的一句一字,處處暗合,處處雙關。《不如歸》具有那種深刻的揭發性和抗議性,又具有這樣美妙的文筆,因此思想和藝術性並茂,成了日本近代文學的傑作。
《不朽的德富蘆花》
德富蘆花,是散發着泥土芳香的原野,是白雲繾綣的天空,是長滿花草的山崗,是清澈見底的小溪……在日本的大自然裏,無論走到哪裏,都有德富蘆花的身影,都能夠感受到德富蘆花用自己的作品創造的藝術境界。
一個人,衹有把自己的身心全部融入大自然之中,才能永遠不朽。不朽的德富蘆花,你以熾烈的赤子之情,不停地歌唱着日本四島的自然風光,你讓全世界都陶醉在你的低吟淺唱裏。
富士山是日本國的象徵,你把最美麗的散文獻給它。你把我們帶進富士的黎明。你為我們挑選了逗子海濱眺望富士的最佳角度。晨6時過後,你讓我們看到,富士山正潛隱在足柄、箱根、伊豆等群山的藍色山影裏。山與海還在沉睡中。唯有一抹薔薇色的光,低低浮在富士峰巔,然後一點一點往下挪,直至山腳。富士山就這樣從熟睡中醒來了。當紅霞把陰暗驅走時,“那伫立於天邊的珊瑚般的富士,那桃紅溢香的雪膚,整座山變得玲瓏剔透了。”你以細膩的情感,一點一點地教我們欣賞富士山,直到群山褪了紅妝,天由鵝黃變成淡藍。真美呀!白雪富士,高倚晴空。
在你的筆下,富士是詩,是畫,是一縷情思……
德富蘆花,你熱戀着日本四島的山水草木,在你的眼裏,大自然的一切無不有靈性。你去看上州的山,你說:自己每到上州,總覺得群山在嚮我如此低語。
你以孩子般的純真,嚮世人炫耀日本大自然的一切。你帶我們去看東京西部的雜木林,去看利根秋曉,去看相模灘落日,去看八汐之花,去看碓冰流水……去領略高根風雨、湘海朔風……日本島的早晨、黃昏,春夏秋鼕,這一切在你的筆下,無不五彩繽紛,神奇迷人。你熟悉日本如自己的身體,大到富士海濱,小至花草林木,你卻如數傢珍地娓娓嚮我們介紹。榛、慄、櫨、櫻、桔梗、瞿麥、蹠草、紅蓼、竜蛋、棘子……我們從你的散文裏認識了日本的豐富植物資源。
德富蘆花,你用自己的心靈與大自然對話。因為你對大自然的愛,纔使你能感悟大自然的一切。你聽到了花與月的竊竊私語,你聽到了春之海的絮絮細語,你聽到了森林裏如怒濤狂吼的鼕的聲音,還有土地在滿足地吟唱,遠處碓冰河流穿過𠔌地的聲響……天籟之音已經融入你的生命。70多年前,你戀戀不捨地去了,把自己融入大自然,化作泥土,化作山林,化作飄着花香的山溪,仍然不停地奔波與歌唱……
我又記起你的《相模灘落日》。文中有這樣一段描寫:
在風平浪靜的黃昏觀看落日,大有守侍聖哲臨終之感。莊嚴之極,平和之至。縱然一個凡夫俗子,也會感到已將身子裹於靈火之中,肉體消融,衹留下靈魂斷然伫立於永恆的海濱之上……
太陽沉沒了。忽然,餘光上射,萬箭齊發,遙望西天,一片金黃。偉人故去皆如是矣。
德富蘆花以這篇絢麗的文字,為自己的辭世留下了一個永恆的寫照。
不朽的德富蘆花!
Kenjirō Tokutomi (徳富 健次郎, Tokutomi Kenjirō) (December 8, 1868 – September 18, 1927) was a Japanese writer and philosopher. He wrote novels under the pseudonym of Roka Tokutomi (徳冨 蘆花, Tokutomi Roka), and his best-known work was his 1899 novel The Cuckoo.
Biography
Tokutomi was born on December 8, 1868 in Minamata, Japan to a samurai family. He wa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journalist and historian Tokutomi Sohō. He converted to Christianity in 1885, and moved to Imabari, Ehime, where he lived with Shiro Sokabe and was a student of Tokio Yokoi. This is also where he received the nickname "Roka". He later attended Doshisha University.
He wrote for newspapers owned by his brother, Sohō, until his novel The Cuckoo, was published and became successful enough that Tokutomi could make a living as a writer on his own. It was translated 15 times between 1904 and 1918, and is one of the first Japanese works to be widely translated and distributed internationally.
After meeting Leo Tolstoy, Tokutomi became inspired to move to the countryside. Their correspondence is on display in the small museum located in the Roka Kōshun-en Park, along with belongings.
From February 27, 1907 until his death, he lived in a house in Musashino (Setagaya, Tokyo, Japan). After his wife's death the property was donated to the City of Tokyo to be used as a park. It was named Roka Kōshun-en in his honor.
Tokutomi died on September 18, 1927, in Ikaho, Gunma, one day after reconciling with Sohō.
Selected bibliography
- Tokutomi, Kenjiro (1899). Hototogisu 不如歸 [The Cuckoo or Namiko].
- Tokutomi, Roka (1913). Mimizu no tawagoto みみずのたはこと [Ramblings of an earthworm].
- Tokutomi, Kenjiro (1920). Shizen to Jinsei 自然と人生 [Nature and man]. Tokyo: Kogaku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