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r Karl Raimund Popper | |
卡爾·雷蒙德·波普爾爵士 | |
出生地: | 奧地利維也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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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爾·雷蒙德·波普爾爵士,CH,FRS,FBA(英語:Sir Karl Raimund Popper,1902年7月28日-1994年9月17日),出生於奧地利,猶太人,獲譽為20世紀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美國哲學家巴特利稱其哲學為“哲學史上第一個非證成批判主義哲學”(the first non justificational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其中justificational按臺灣譯法),在社會學亦有建樹。
波普爾最著名的理論,在於對經典的觀測-歸納法的批判,提出“從實驗中證偽的”的評判標準:區別“科學的”與“非科學的”。在政治上,他擁護民主和自由主義,並提出一係列社會批判法則,為“開放社會”奠定理論根基。
生平
卡爾·波普爾出生於維也納(當時屬於奧匈帝國)的一個猶太裔中産階級家庭,畢業於維也納大學。1928年,他獲得哲學博士學位,1930年至1936年間在中學任教。1937年,納粹主義勢力擡頭,奧地利被德國吞併,波普爾因而移民至新西蘭。他在新西蘭基督城的坎特伯雷大學任哲學講師。1946年遷居英國,在倫敦經濟學院講解邏輯和科學方法論,1949年獲得教授職銜。1965年,他被女皇伊麗莎白二世封為下級勳位爵士,1976年當選皇傢科學院院士。1969年從教壇退休後,他仍活躍於知識界。1982年,波普爾獲頒榮譽侍從勳章。
科學哲學
波普爾的哲學體係,重點在於批判的理性主義,這即與經典的經驗主義及其觀測-歸納法涇渭分明。波普爾尤其反對觀測-歸納法,他認為科學理論不適用於普世,衹能作間接評測。他也認為,科學理論和人類所掌握到的一切知識,都不過是推測和假想,人在解决問題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摻入了想象力和創造性,好讓問題能在一定的歷史、文化框架中得到解答。人們衹能依靠僅有的數據來樹立這一科學理論,然而,此外又不可能有足夠多的實驗數據,能證明一條科學理論絶對無誤。(例如,人們在檢測100萬頭綿羊後得出“綿羊是白色的”這一理論,然而檢測之外,衹要有一隻黑色的綿羊存在,即可證明前面的理論錯誤。誰又能無窮無止地檢測綿羊,以證明“綿羊是白色的”理論的絶對無誤呢?)這一“可錯性”原則所推演出的“真偽不對稱性”(真不能被證明,衹有偽可以被證明),是波普爾哲學思想的核心。
波普爾高度評價了休謨對歸納法的批判,雖然他對休謨和歸納邏輯主義的批判是牽強的,但他對基礎論的批判是相當有力的。基礎論是指人們普遍相信,知識需要一個堅實的基礎,經驗科學的基礎是感覺基礎。這也正是歸納法的根源所在。他指出經驗基礎論將科學分為兩部分,一是觀察和實踐所得到的基礎。二是建立在這一基礎上的理論。而人們普遍忽略了,觀察和理論不是獨立的兩種理論,任何觀察都受理論傾嚮的影響。這裏可以發現測不準定理對他的啓發。波普爾認為尋求知識基礎是一種錯誤,但不是偶然的失誤。這是一種基於人本性中尋求安全感的需要。
波普爾常被認為是科學主義者,但他並不是一個“科學至上論”或“唯科學主義”的鼓吹者。在波普爾看來,科學知識並不是人類唯一有意義的智性事業,科學理論都衹是暫時的、尚未被證偽的假設、是具有階段性的,他在自傳《無盡的探索》中評價達爾文的進化論不是一種可檢驗的科學理論,而是一種形而上學的行動綱領——可檢驗的科學理論的一種可能的框架;在《科學知識進化論》中說“我所想到的科學知識的增長並不是指觀察的積纍,而是指不斷推翻一種科學理論,由另一種更好的或者更合乎要求的理論取而代之。”,否定將科學等同於真理。
證偽原則
波普爾同意對偶然真理的界定,但他強調這樣的經驗科學應該服從一種證偽主義。證偽主義至少存在兩個優點。第一,科學理論的表達一般為全稱判斷,而經驗的對象是個別的。所以,經驗如果用來證實理論,那麽它將是無法窮盡一般的理論的。比如,再多的白羊也不能證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 而衹要一隻黑羊就能證明所有的羊都是白的這個理論是錯誤的。所以,經驗的真正意義在於可以證偽科學理論。第二,證偽主義可以避免對錯誤理論的辯護和教條。如果堅持實證主義,那麽一旦出現與理論相悖的經驗,人們便會做出特例假設或特殊的限製以使得理論能滿足經驗。但實際上這樣的設定往往是極不科學的。證偽主義使人們相信所有的科學都衹是一種猜測和假說,它們不會被最終證實,但卻會被隨時證偽。
證偽主義應采用試錯法。這是指人們應該大膽地提出假說和猜測,然後去尋找和這一假說不符合的事例。根據事例對假說進行修正,不斷重複這一過程,乃至將最初的假說全盤否定。試錯法對理論的修改和完善是沒有止境的,試錯法的結果衹能是一個較好的假說,但不是最好的假說。最好的假說是終極真理的代名詞,和科學精神相悖。
波普爾同樣想整合唯理論和經驗論的衝突,但他同時批判唯理論和經驗論。唯理論和經驗論都承認,知識起源於一個不變的基礎。唯理論認為這個基礎是普遍必然的原則,而經驗論認為它是人的經驗感覺。波普爾的科學哲學核心在於,一切理論和原則都可以被證偽,而經驗雖然不是知識的來源和基礎,卻是檢驗知識的標準。他將這種觀點稱作理性批判主義。
於是科學和非科學的劃分在波普爾這裏得到了明確的界定:科學的表述在於其是可證偽的。與邏輯實證論和“休謨的叉子”不同,科學不是有無意義的判準,而是是否為客觀知識屬於世界三。於是數學和邏輯學便被劃分為非科學的,同樣,精神分析學說,占星說,骨相學,馬剋思之後的“馬剋思主義”也都是非科學的,因為它們都不可被證偽。數學和邏輯學之所以被劃分到了非科學的原因在於他們並不需要經驗去檢驗它們,他們被休謨稱為必然真理。數學和邏輯學基於其體係起始的公理,如果選擇不同的公理係統,就會得出截然不同的結論,例如歐式幾何與非歐幾何。而公理本身是否為真往往是不可證偽的,因而也是非科學的。
知識的增長方式
波普爾用這樣一個模式來描述科學知識的積纍。
P1->TS->EE->P2,對於問題1,人們提出假說嘗試解决(tentative solution)它。然後通過證偽來消除錯誤(error elimination),進而産生新的問題2。隨着問題的深入,對問題作嘗試解决的理論的正確性也就越來越高。科學知識的積纍不僅僅是數量上的增長,而更應該是新理論代替舊理論的質變。
由於波普爾所處的時代,他的學說受到了達爾文主義和量子物理很大影響。他認為,在上面這個模式中,TS並不衹有一個,對於一個時代的P1來說,同時存在着多個解釋方案,而最後能脫穎而出的衹有一個。衹有通過嚴格的檢驗,才能被保留在知識體係之中,而其它的方案都被淘汰。此外,他反對機械决定論。即通過足夠的知識,我們可以斷言下一時刻的每一個事件。他認為科學知識的增長模式既是開放性的,也是非决定論的。人們不能完全預測科學知識的未來狀況。最後,他還認為理論的革新和進化論中的突變一樣,存在某種非理性因素,雖然這些理論本身是理性的産物。
理性或是非理性
波普爾的主張其實是一種對於理性的批判。真正的理性在於它可以接受批判,不迷信,不盲從的批判和探索是理性真正的精髓所在。波普爾的理性態度是,我可能錯,你可能對,通過努力,我們可以更接近於真理。科學之所以科學在於它既可以被證偽又不服從任何權威。很顯然[來源請求],這不是一種完全的理性主義,他不堅持理性能夠解釋包括理論自身在內的一切現象。在他看來,證明各個學科其固有的價值預設是沒有確定把握的,而且不免落入循環論證的圈套中去。如果一個人堅持理性主義,那麽他本身就是有非理性主義因素的。因為他存在這樣一種價值預設,那就是,理性主義比非理性主義更有優越性。波普爾也承認,非理性主義比理性主義在邏輯上更具有優越性,那是因為它不需要對自身的存在提供合理辯護。但同時波普爾否認徹底的非理性主義,他說,完全的理性主義衹會給人帶來思維上的睏惑,而完全的非理性主義卻會造成社會的禍害。所以,理性和非理性主義之爭,邏輯上不能提供答案。但在倫理道德關係上,在價值判斷的領域上,理性主義比非理性主義的優點多的多。所以,波普爾沒有過多地在科學哲學上突出兩者的對立,但在社會政治哲學中,他以理性批判主義和非理性主義的對立作為矛盾的焦點,猛烈抨擊了開放社會的敵人。
政治哲學
無論在認識論和社會歷史觀上,波普爾的立場是一致的,那就是要批判權威主義。在《開放社會及其敵人》與《歷史主義的貧睏》中,波普爾抨擊歷史主義,捍衛“開放社會”,即自由與民主的社會。第二本書被譽為是對馬剋思主義的哲學和歷史學說作出的最徹底,最難對付的批評。歷史主義指稱:歷史的發展是無情的,歷史進程是依照可知的普遍法則的,最後也會推進到確定的終點。這種信仰轉化為一種對確定不移的歷史規律的探索,它們都排斥批判,反對變革,無可避免地走嚮極權和專製。所以在波普爾看來歷史主義不過是以權力主義和極權主義為根基的理論性假設,是自然科學中謬誤理論的産物。波普爾雖然強烈批判歷史主義,但他承認歷史主義的合理性。他認為人們接受某一種歷史主義的原因是人們出於對一種歸傢的安全感的需求。處於一種權威主義下,我們可以部分擺脫死亡、人生、黑暗的恐懼。這意味着,人們以自由、平等和批判權利的代價來交換心靈上的平靜和安全感。波普爾的立場是針對馬剋思對自由資本主義進行批評,但他個人也明白到19世紀自由資本主義的禍害和馬剋思的論證也是用了證錯法的科學方法。有人[誰?]指出,那是唯物主義的錯誤,而不是資本主義結構的不合理,人並非是純理性,純自私的生物。並且資本主義有缺陷,不意味着社會主義就能做得更好。
歷史决定論的貧睏
波普爾批判烏托邦工程,在他看來,這雖然是歷史主義者美好願望的産物,但它衹能帶來災難和不幸。最終目標這樣的概念衹能是錯誤的,因為目標衹能是相對的,而最終目標的內容也無法是具體的,而衹能是形而上的空洞言語。例如平等、自由、開放,就是最終目標通常打着的幌子,所以波普爾主張漸進式的社會工程。他認為社會工程應該服從以下兩個原則:一是以排除人民痛苦優先,而不是增加快樂。在所有的政治理想中,試圖讓人們快樂是最危險的一種。二是溫和的改良,而不是暴力的革命。這就要求社會改良政策需要具體的,有針對性的目標,而不是空談理想。他提出了政治哲學中的四個悖論。
- 應該由誰來統治,這個問題在波普爾看來是個錯誤的提法,因為它不可避免的走嚮暴君和極權主義。解决這個問題的根本在於探討權力製衡的方式,應該以合理溫和的手段來達到普遍的目的。開放社會應該是一項基於民主制度的漸進社會工程。
- 民主的原則雖然是防止極權和專製,但是有的時候民主製的效率卻不如專製主義。波普爾將專製分為開明的和惡性的,開明的專製擁有最高的效率,而民主製的政策實施依賴於權力的製衡,不可避免的遭遇效率損失。但是波普爾同時指出,開明的專製是不可靠的,用阿剋頓的名言來說:絶對權力導致絶對腐敗。專製者可以開明一時,但不可能一世,即便可以開明一世,也不能保證後代的開明。所以開放社會必須是一個基於民主製的社會,它的目的不在於最高的效率,而是減少可能帶來的巨大危害。
- 自由的悖論在於,不加限製的自由會擊潰自由其本身。波普爾認為自由取决於制度,而不在於平等。因為即便人生來平等,但極權主義仍然將他們睏於枷鎖中,所以,平等絶不能以犧牲自由的代價來換取。制度的目的在於限製嚴重的不平等,所以制度既要維護自由經濟制度,又要限製自由競爭所産生的不平等。國傢的權力實施要局限於人民自由的範圍內,國傢的幹預也必須是間接的、制度化的,而不能專斷的、私人式的。他尤其反感道德政治化,將道德視為一種國傢意志,那是根本錯誤的。開放社會應該是政治道德化。
- 寬容是和自由類似的,不加限製的寬容也會擊潰寬容其本身。波普爾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寫成《開放社會及其敵人》一書,他主張民主製的寬容限度在於不能寬容反對民主製的人,其目標就是法西斯主義。然而,在和平時期,寬容原則應限製在最低水平,不能以對不寬容者不寬容為理由來剝奪反對的聲音。波普爾劃分開放社會和封閉社會的標準為,政治制度的推翻對前者而言不需要流血而對於後者流血在所難免。所以,開放社會的原則和他的認識論原則是一致的。那就是爭辯雙方都不能保證自己的正誤,衹有在討論的基礎上纔有可能使自己的觀點更接近真理。
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對歷史主義的批判
波普爾批判了歷史上3個具影響力的歷史主義代表人物,他們是柏拉圖、黑格爾和馬剋思。
柏拉圖在理想國中的描繪遭到波普爾的強烈批判。在波普爾看來,柏拉圖是第一個提出完備歷史主義理論的哲學家。而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充斥着極權主義、集體主義、否定個人自由的價值觀。
之後波普爾抨擊黑格爾,他藉用叔本華的話,說黑格爾的哲學是邏輯混亂,武斷專橫的滿紙空言。黑格爾的哲學之所以能顯赫一時,那是因為普魯士國傢的官方需求。黑格爾的國傢主義、民族主義對法西斯主義有着巨大影響。
波普爾重點駁斥的對象是馬剋思,因為對於後來的馬剋思主義,波普爾認為它們無法證偽,所以是非科學的,還認為它們是偽科學的教條,在他看來,馬剋思主義是最精緻,影響最廣泛,也是最危險的歷史主義。馬剋思理論宣稱物質生産規律决定歷史進程,人類社會歷經原始社會,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社會,最終走嚮共産主義社會。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藴涵着毀滅其自身的因素,因為它造就了無産階級。無産階級推翻資産階級,社會主義代替資本主義,並發展到共産主義,這不依人的意志而轉移(參見馬剋思主義之馬剋思主義哲學之歷史唯物主義),所以它是一種徹底的歷史主義。馬剋思不可避免的失敗原因在波普爾看來那完全是因為歷史主義所固有的局限性所致,因為通過歷史而預言未來,那是毫無根據的。
對馬剋思理論的批判
波普爾首先批判馬剋思的以經濟主義為基礎的歷史主義,因為在波普爾看來,馬剋思的經濟學說從本質上來講是為他的政治學說服務的。馬剋思的唯物史觀堅持社會存在决定社會意識,社會經濟基礎决定了政治、法律等上層建築。波普爾承認經濟的作用,但他認為將過分強調經濟的作用,甚至誇大為决定社會發展的唯一因素,那就徹底錯了。波普爾提出兩個理由:第一,如果經濟體係被摧毀,但技術知識仍然存在,那麽經濟體係很快就能被重建,然而如果技術知識被完全摧毀,那麽現存的經濟關係將隨之消失,而且它的重建將會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第二,對社會經濟條件的瞭解,離不開對科學、宗教等其他文化方面的理解,但是反過來,即便沒有經濟背景,人們仍然可以研究一個時期的科學思想。波普爾一再強調,思想和知識是進行經濟活動的必要條件,而經濟因素絶不是人們進行思想活動的必要條件。波普爾不同意經濟基礎决定上層建築,在他看來這麽說是完全顛倒了。政治權利應該是基本的,因為它能控製經濟權利。政治權利是經濟保護的關鍵,政治民主也就是被統治者控製經濟權利的唯一手段。
波普爾不同意馬剋思的暴力革命理論,在他看來一切流血衝突事件都應該被避免。他承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非正義性和非人道性的弊端,但這衹是資本主義的一個初期不可避免的現象。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原則和自由市場經濟本身不是社會弊端的根源,問題在於對資本主義中那些盲目的和不加限製的經濟力量缺乏控製。任何不加限製的權力都是危險的,經濟權力並不比其它權力更危險,而同樣的,它也是可以被製約的。波普爾用經濟幹預主義的事實來反駁馬剋思對於上層建築是專製工具的說法,資本主義的民主制度正是限製資産階級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利手段。而且沒有民主的制度,那麽統治階級的經濟利益和政治權力便是沒有製約力量了。
馬剋思主義自稱為“科學的社會主義”,預測資本主義的命運。波普爾以“否證性原則”作為科學與非科學的劃分準則,根本上取消了馬剋思主義的“科學”地位,批判馬剋思主義衹是一套意識形態,理論上既不能成立,經驗事實上亦遭否證,是一種“歷史定論主義”。從社會科學的觀點看,根本沒有馬剋思所謂“歷史的鐵律”可言,其預言缺乏意義。波普爾指出:“馬剋思教條中的預言成分,支配了馬剋思主義者的心靈。預言將其他一切棄而不顧,放棄了冷靜、批評的判斷力量,從而摧毀了我們可能運用理性以改變世界的信念。馬剋思教義如今所餘留的,不過是黑格爾式的神諭哲學,而這種哲學在馬剋思主義的裝飾之下,卻成為阻礙我們為走嚮開放社會而奮鬥的威脅。”
馬剋思說資本主義內部矛盾必然滅亡,社會主義一定勝利,波普爾將他稱為錯誤的預言。首先,資本主義的內部矛盾並不必然導致社會主義,而衹是預示了經濟幹預主義的必然性,而經濟幹預主義不一定采取公有製的方式。工人階級的利益保障不需要用社會革命的暴力手段,完全可以采用社會改良和民主的手段達到這一目的。其次,無産階級革命並非不可避免。波普爾對恩格斯等人的暴力革命傾嚮極為反感,波普爾認為他們有意地挑撥無産階級和資産階級之間的矛盾,以使革命爆發。最後,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並非不可調和的,馬剋思強調,資本主義的後果是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和無産階級的絶對貧睏化。這些結果破壞社會生産力,激化社會矛盾,從而導致資本主義滅亡。事實上,隨着普選權、社會福利制度的發展和完善,這些問題都被現代資本主義解决了。馬剋思用剩餘價值理論來說明資本主義的剝削性,這在波普爾看來是多餘的,因為剩餘價值理論首先就存在是否正確的問題。即便它是正確的,馬剋思的預言也無法實現,因為隨着民主制度的作用,國傢社會的幹預限製了剝削的現象。資本主義初期所表現出的殘酷剝削現象已經一去不復返了。
波普爾對卡爾·馬剋思本人是很尊重的,認為他是天才的哲學家。波普爾也把馬剋思本人的理論同後來的馬剋思主義相區別,認為後者總是預設了立場與動機甚至預設結論來判斷資本主義必將被共産主義取代,因而是不可證偽的偽科學的教條;而列寧主義對馬剋思主義所作的修改的主要作用不是保護馬剋思主義,不是抵禦證偽,而是指導現實,對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作出新的不可證偽的預言。在波普爾看來,馬剋思的願望是改進開放社會,他使用了試錯法來批判資本主義,但卻沒有成功。他認為,作為一名預言傢,馬剋思理論失敗的原因,完全在於歷史主義的貧乏,從而在現代資本主義社會下呈現出歷史局限性。
主要著作
- 1934《研究的邏輯》
- 1945《開放社會及其敵人》
- 1957《歷史决定論的貧睏》
- 1959《科學發現的邏輯》
- 1963《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
- 1972《客觀知識:一個進化論的研究》
- 1976《無盡的探索—思想自傳》
- 1977《自我與腦》
- 1982《開放的宇宙》
- 1983《實在論與科學的目標》(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From the Postscript to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 1992《二十世紀的教訓》
註釋
- ^ William W. Bartley: Rationality versus the Theory of Rationality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 In Mario Bunge: 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section IX.
- ^ 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及其科學方法論意義. [2017-08-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01) –通過www.docin.com.
- ^ 3.03.1 第580期:對卡爾·波普爾的兩個誤解. www.sohu.com. [2017-08-01].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08-01).
- ^ 陳曉林:《學術巨人與理性睏境——韋伯、巴柏、哈伯瑪斯》(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1987),頁169-170。
- ^ 《趙敦華講波普爾》,北京大學出版社
- ^ 1944年-1945年,於英國專業刊物《經濟學》分兩期刊載了《歷史主義的貧睏》
- ^ 即1934年在維也納出版的《研究的邏輯》[Logik der Forschung]的譯本。——《科學發現的邏輯》英譯本說明
- ^ 波普爾. 實在論與科學的目標: 科學發現的邏輯後記. 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 2008. ISBN 978-7-81083-759-0.
- ^ Karl Popper. Realism and the Aim of Science: From the Postscript to The Logic of Scientific Discovery. Routledge. 15 April 2013. ISBN 978-1-135-85895-7.
參考書目
- 波普爾 《猜想與反駁:科學知識的增長》(傅季重譯)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 ISBN 7-5327-3810-8
- 趙敦華 《趙敦華講波普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 ISBN 7-301-10398-0
- William W. Bartley: Rationality versus the Theory of Rationality, In Mario Bunge: The Critical Approach to Science and Philosophy (The Free Press of Glencoe, 1964), section IX.
- 趙敦華:《卡爾·波普》(香港:三聯,1991)。
- 陳曉林:《學術巨人與理性睏境——韋伯、巴柏、哈伯瑪斯》(臺北:時報出版公司,1987)。
Sir Karl Raimund Popper CH FBA FRS (28 July 1902 – 17 September 1994) was an Austrian-British philosopher, academic and social commentator.
One of the 20th century's most influential philosophers of science, Popper is known for his rejection of the classical inductivist views on the scientific method in favour of empirical falsification. According to Popper, a theory in the empirical sciences can never be proven, but it can be falsified, meaning that it can (and should) be scrutinised with decisive experiments. Popper was opposed to the classical justificationist account of knowledge, which he replaced with critical rationalism, namely "the first non-justificational philosophy of criticism in the history of philosophy".
In political discourse, he is known for his vigorous defence of liberal democracy and the principles of social criticism that he believed made a flourishing open society possible. His political philosophy embraced ideas from major democratic political ideologies, including socialism/social democracy, libertarianism/classical liberalism and conservatism, and attempted to reconcile the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