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歲，她以抄寫員的身份加入《紐約郵報》，從此開始了在新聞行業的職業生涯

19歲，母親因為卵巢癌而去世，因此涉及到個人的寫作時，大多聚焦於她死去的母親

1977年，昆德蘭作為普通助理記者加入《紐約時報》。

1983年，她被任命為都市版主編。從1981年到1983年間，她一直撰寫“有關紐約”的專欄。

1985年，因為生育，昆德蘭離開《紐約時報》賦閑在傢養育自己兩個年幼的兒子，同時寫作小說。

1986年晚期，她重返該報的工作，開始寫作“三十多歲的生活”專欄。兩年之內，這個專欄開始在全國超過六十傢報紙上刊登。

1988年，她女兒的出生讓她再次辭職。

1989年，重新回到《紐約時報》。這一次，她開始寫作《紐約時報》社論對頁赫赫有名的專欄—— “公共與私人”。此時，她已經成為了該報歷史上第三位享此殊榮的女性。1993年時，這些專欄文章的集結《大聲的想》由蘭登書屋出版，隨後在三個月之中一直登上紐約時報暢銷書排行榜。

1992年，因為這個專欄，昆德蘭獲得了普利策評論奬。

1999年，重新回到新聞界的昆德蘭選擇了以《新聞周刊》作為舞臺。而為了迎接這位新專欄作者的到來，《新聞周刊》在位於曼哈頓的四季酒店舉辦了一次雞尾酒會。

在主持專欄“最後的話”接近9年之後，2009年5月18日，她辭去了這一職務。  

暢銷小說：《主題課程》（Object Lessons）《親情無價》（One True Thing）（曾改編為電影）以及《黑與藍》（Black and Blue）

《有種感覺叫快樂》

她在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上開闢的「公評與私情」（Public and Private）專欄贏得了1992年普利茲奬（Pulitzer Prize），後來又集結為《大聲地想》（Thinking Out Loud）。

另有介紹當代思想的《閱讀如何改變了我的生活》（How Reading Changed My Life），以及兩本童書：《大樹留下來》（The Tree That Came to Stay）與《永遠幸福快樂》（Happy Ever After）。

目前她在新聞周刊（Newsweek）上有一個隔周刊登的專欄。  

《真情無價》（1998年的時候改編成了電影，由梅瑞爾.斯特裏普主演）處理的題材，是一個人死亡的權利。有關於自己母親的死亡，昆德蘭說，“它從未遠離過我的腦海。”“我把自己的時間投註到那些身體正在隕滅的人的身上，他們正在疾病和死亡之間搖擺。我討厭在治愈或者說讓人感到舒適已經沒有希望的前提下，醫生們還覺得自己應該繼續去捅、去測試、去治療。對於人，你就必須去做所有的事情。對於動物的話，你就能夠有衹去做那些正確的事情的奢侈的權利。”  

“我認為，一件並沒有經常被提到的事情是：這裏是作為一個女性的很好的地方。我的意思是說，這裏是事業性女孩的傢。這裏經常是一個非常不一樣的地方，對於那些敢於從全世界的其他地方來到紐約城的女孩們來說。在很多方面來說，紐約是個如此另類的地方。你能夠變成一個投票領導人，一個工會組織者或者一個政治力量或者每天外出工作的女孩。在這種意義上來說，我認為這個城市對於女性來說尤為友好。這裏擁有為你自己的未來設計航嚮的可能性，沒有人會註意到或者說是過分的大驚小怪。這是對於一整個性別的巨大的解放，之前在她們的運動中圍繞的是小心的觀察和設限。因此，我認為，這裏有一種充滿機遇的感覺，在紐約，匿名性已經歷史性的被給予了女性，在很多方式上來說，這跟給與男性的不同。而且，這裏也給與了女性很多的機會，在其他的地方，我們可能都沒有辦法得到。”

“因為紐約客們是一種非常理想主義的人，所以，在紐約政界中有很大的空間能夠給與理想主義。在這個城市中，理想主義跟其他的任何事情都一樣重要。它的理想是作為一個大熔爐，作為一個把迥然有別的事物彙聚在一起，作為一個富人和窮人共同的理想。所以，這裏能夠擁有那種理想主義的政客。但是，在一種現實的水平綫上，你們必須讓地鐵們及時的工作。”

“擁有生活。一種真正的生活，而不是焦躁不安的想要獲得下一次的升職、更大數額的支票、更大的房子。假如，有一天下午，你發現自己得了動脈瘤，或者是在乳房上發現陰影的話，你真的還認為自己對於這些事情會如此關心嗎？”

“它從未遠離過我的腦海。”“我把自己的時間投註到那些身體正在隕滅的人的身上，他們正在疾病和死亡之間搖擺。我討厭在治愈或者說讓人感到舒適已經沒有希望的前提下，醫生們還覺得自己應該繼續去捅、去測試、去治療。對於人，你就必須去做所有的事情。對於動物的話，你就能夠有衹去做那些正確的事情的奢侈的權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