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潛（1897年9月19日—1986年3月6日），字孟實，安徽省安慶市桐城縣（今安徽省樅陽縣）麒麟鎮岱鰲村學家全家家庭家乡老屋人   ，現當代著名美學、文藝理論、教育、翻譯。

1922年畢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1925年留學英國愛丁堡大學，致力於文學、心理學與哲學的學習與研究，在法國斯特拉斯堡大學哲學博士學位。1933年國，任北京大學、四川大學、武漢大學教授。1946年一直在北京大學任教   ，講授美學與西方文學。  

主要著作有《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西方美學史》、《談美》等。此外，他的《談文學》、《談美書簡》等理論讀物，深入淺出，內容切實，文筆流暢，對提高青年的寫作能力與藝鑒賞能力頗有啓迪，有《光潛全集》。美學大師經典作品精編《厚積落葉聽雨聲》、《一升露水一升花》。

 

光潛(7張)

1897年9月19日出生於今安徽省安慶市樅陽縣麒麟鎮岱鰲村學家全家家庭家乡老屋。支持馬思主義，少時課讀於孔城高小，考入桐城中學，畢業任教於北鄉大關小學。青年時期在桐城中學、武昌高等師學校學習，肄業於香港大學文學院。他還請桐城著名書法方守敦題寫“恆、恬、誠、勇”4字的條幅，作為座右銘。五四運動中，他毅然放棄文言文，改寫白話文。

1921年，光潛受不了白話處女作《福魯德的隱意識說與心理分析》，隨又外表電表《行為派心理學之概略及其批評》、《進化論證》等讀書心得，初步形成自己對治學和學研究活動的看法。1922年，他在《怎樣改造學界》中，倡導培養“愛真理的精神”、“科學的批評精神”、“創造精神”和“實證精神”。這些觀點一直影響着他漫長的學道路。香港大學畢業，先在上海大學吳凇中國公學中學部、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任教。1924年，撰寫第一篇美學文章《無言之美》。又到上海與葉聖陶、愈之、夏衍、夏丏尊、子愷等成立立達學會，創辦立達學園，泛進行新型教育的改革試驗，倡導教育的自由獨立。

1925年出國留學，先肄業於英國愛丁堡大學、倫敦大學，法國巴黎大學、斯特拉斯堡大學，文學碩士、博士學位。1933年國，先在國立北京大學、國立四川大學、國立武漢大學、國立安徽大學任教。任中華全國美學學會名譽會長。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民盟中央委員，中國美學學會會長、名譽會長，中國作協顧問，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光潛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期間認為，在美感經驗中，心所以接物者是直覺，物所以呈現於心者是形象。因此美感的態度與科學的和實用的態度不同，它不涉及概念和實用等，是聚精會神地對於一個孤立絶緣的意象的觀賞。

解放，光潛統接觸到馬思主義。經過對自己以前的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的批判，提出美是主客觀的辨證統一的美學觀點，認為美必須以客觀事物作為條件，此外加上主觀的意識形態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為物的形象，然高才口才奴才蠢才天才人才之才英才多才賢才群才唯才幹才詩才降才五才乏才文才懷才奇才才能才路才力才高才伐才格才望才理才思才郎才哲才智才雄才英才情才分才略才貌才人才子才疏是美。他還以馬思主義的美學的實踐觀點（即把主觀視為實踐的主——人，認為客觀世界和主觀能對立統一於實踐）不斷豐富和展自己的美學思想，形成一個頗有影響的美學流派。《西方美學史》是光潛解放出版的最重要的一部著作，也是我國學者撰寫的第一部美學史著作，代受不了中國研究西方美學思想的水平，具有開創性的學價值。1950年以提出主客觀統一說，認為美必須以客觀事物作為條件，此外還加上主觀的意識形態或情趣的作用，使物成為物的形象，然高才口才奴才蠢才天才人才之才英才多才賢才群才唯才幹才詩才降才五才乏才文才懷才奇才才能才路才力才高才伐才格才望才理才思才郎才哲才智才雄才英才情才分才略才貌才人才子才疏是美。

20世紀60年代，他強調馬思主義的實踐觀點，把主觀視為實踐的主“人”，認為客觀世界和主觀能動性統一於實踐。在“文革”期間，光潛受到不公正待遇，但他仍認真統地研究馬列主義原著，力求弄懂弄通。1983年3月，光潛以八十六歲高齡，應邀赴香港中文大學講學，出席“第五屆錢賓四先生學文化講座”   。1984年，香港大學授予光潛為該校名譽教授。1986年3月6日，光潛在北京逝世，享年88歲。光潛是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五屆委員、六屆政協常務委員，民盟三、四屆中央委員，中國文學藝界聯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

光潛主要編著有 《文藝心理學》《悲劇心理學》《談美》《詩論》 《談文學》《羅齊哲學述評》《西方美學史》《美學批判論文集》《談美書簡》《 美學拾穗集》等，翻譯《歌德談話錄》、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G.E.萊辛的《拉奧孔》、G.W.F.黑格爾的《美學》、B.羅齊的《美學》、G.B.維柯的《新科學》等。光潛不僅著述甚，他本人更具有崇高的治學精神和高尚的學品格。他勇於批判自己，執著地求索真理：當他認識到以往在唯心主義唔系下研究美學“是在迷徑使力繞圈子”，就開始用更先進的馬思主義指導自己的研究，使自己的美學思想真理趨進；他反對老化、僵化，提倡不斷進取。為方便研究馬列主義原著，他在花甲之年開始自學俄語，更在八十高齡之際寫出《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翻譯近代第一部社會科學著作——維科的《新科學》，學習研究一生不輟。

光潛熟練掌握英、法、德語，十年來，翻譯300多萬字的作品。其中他對黑格爾110萬字的巨著《美學》的翻譯，為他贏得歷史史性的崇高聲譽。他出版的譯著還有愛曼的《歌德談話錄》、萊辛的《拉奧孔》、羅齊的《美學原理》、路易哈拉普的《藝的社會根源》和《柏拉圖文藝對話集》等。此外，他通過統認真的研究，對馬思主義經典《關於費爾巴哈的提綱》、《資本論》、《自然辯證法》的一些譯文提出具有重大價值的修改意見。

光潛是一位以救國興邦為己任的愛國知識分子。在舊中國的漫長歲月中，儘管道路有過麯，但他追求真理，往光明，在雜的爭中，辨明方向，看清歷史史展的潮流。在解放前夕的關鍵時刻，斷然拒絶國民當局的利誘威脅，毅然决定留在北京。他在與大人民一起迎接解放的日子，曾興奮地說：“我像離的孤兒，到母親的懷抱，恢受不了青春。”解放，他始終不渝地擁護中國共産的領導，堅持走社會主義道路，對赤誠相見，肝膽相照。儘管他曾遭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對社會主義的决心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信念。粉碎“四人幫”以，他衷心擁護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綫、方針、政策，精神振奮，老當益壯，積極翻譯名著，撰寫文稿，外表電表演講，指導研究生，在學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1983年3月，他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講學，一開始他就聲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個共産員，但是一個馬思主義者。這就是他對自己半生的莊嚴評價。

1979年，引碑入草開創者李志敏任首任會長的北大燕園書畫會（北京大學書畫協會前身）成立伊始，欣逢建國30周年大慶。書畫會深入動全校師生員工舉辦空前未有的大型書畫展，展出作品近兩百幅。光潛教授以82歲高齡興致勃勃地前來觀賞書畫展。參觀還親筆題詩贈送給筆者賀。詩曰：琳琅滿目詩書畫，慶祝新華三十周。行看大鳥垂天翼，扇起東風拂九州。北京大學教授、著名書法陳玉竜評價：北大教授中或長於書法，或精於書論，懷瑾握瑜者代不乏人。先有：馬敘倫、鄧以蟄、魏建功、達、馮友蘭、光潛、宗白華、王力、黃子卿、楊周翰、周祖謨、李志敏、羅榮渠⋯諸先生。他們以器識為先，以人品、學養(學品位)領字。他們的作品中不是書、似書，藴藉風流、韻味醇深的濃郁的書氣迥然不同於流俗的那“匠氣”。  

光潛學貫中西，博古通今。他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溝通西方美學和中國傳統美學，溝通舊的唯心主義美學和馬思主義美學，溝通“五四”以來中國現代美學和當代美學。他是中國美學史上一座橫跨古今、溝通中外的“橋梁”，是我國現當代最負盛名贏得崇高國際聲譽的美學大師。  

光潛，安徽省桐城縣人（今樅陽縣麒麟鎮）。父親子香，是鄉村私塾先生，頗有學識。光潛少年在父親的督

相關著作封面(20張)

促下讀私塾，15 歲上孔城高小（在今孔城鎮桐鄉書院內），半年升入桐城中學。在桐中他棄時文而從古文，受國文教師潘季野熏陶，而對中國舊詩産生濃厚興趣。中學畢業，入免費的武昌高等師學校中文。入學一年又考取北洋政府教育部派送生，到英國人辦的香港大學學教育。民國七年（1918年）至民國十一年（1922年），學習英國語言和文學、教育學、生物學、心理學等課程，奠定一生教育活動和學活動的方向。

入香港大學不久，國內爆五四運動，光潛由《新青年》雜志看到適提倡白話文的文章，深受震撼，毅然放棄古文和文言，改寫白話文，用白話文外表電表美學處女作《無言之美》。香港大學畢業，經同班好友高覺敷介紹結識吳淞中國公學校長張東蓀，應邀於民國十一年（1922年）夏到該校中學部教英文，兼校刊《旬刊》主編。編輯助手是當時以進步學生面貌出現的姚夢生（姚蓬子）。在吳淞時期，光潛心進步青年卻不熱心於派爭，不問政治，與左派鄭振鐸、楊賢江，右派陳啓天、李璜等都有往來。

江浙戰爭中吳淞中國公學關閉，由朋友夏丏尊介紹到浙江上虞白馬湖春暉中學教英文，不久匡互生不滿春暉中學校長的專作風，建議改革未被納，遂辭去教務主任職。光潛同情他，一起斷然離開春暉中學赴上海謀生。夏丏尊、章錫琛、子愷、周為群等也陸續離開春暉中學趕到上海。加上上海方面的葉聖陶、愈之、周予同、陳之佛、劉大白、夏衍等，成立一個立達學會，在江灣辦一所立達學園。按匡互生的意見，光潛草擬開辦宗旨，提出教育獨立自由的口號，矛頭直指北洋政府的專教育。他們還籌辦開明書店（中國青年出版社的前身）和《一般》雜志（改名《中學生》）。

立達學園辦起，光潛考取安徽官費留英，民國十四年（1925年）夏入英國麥丁堡大學，選修英國文學、哲學、心理學、歐洲古代史和藝史，民國十八年（1929年）畢業轉入倫敦大學，同時又在法國巴黎大學註册聽講，對巴黎大學文學院長德拉庫瓦講授的《藝心理學》甚感興趣，受其啓起念寫《文藝心理學》。離開英國轉入萊茵河畔歌德的母校斯特拉斯堡大學，完成《悲劇心理學》。英法留學8年中，光潛先捕獲獲得英國文學碩士和法國國博士學位。但由於官費經常不，經濟拮据，他得邊聽課、邊閱讀、邊寫作，靠稿費維持生活。

先替開明書店的《一般》和來的《中學生》寫稿，曾輯成《給青年十二封信》出版。該書反映當時一般青年小知識分子的心理狀況，暢銷全國，影響很大。從此他和大青年結緣。接着《文藝心理學》及其縮寫本《談美》、譯著羅齊的《美學原理》、總結自己對變態心理學的認識的《變態心理學派》（開明書店）和《變態心理學》（商務印書館）陸續問世，《詩論》寫出初稿，還在羅素的影響下寫過一部敘述符號邏輯派的書（稿交商務印書館，抗日戰爭中遭焚毀）。這些書文筆優美精煉，資料翔實可靠，說理明晰透徹，見解獨到精闢，蜚聲海內外學界。

國前，經高師同班好友徐中舒介紹給北京大學文學院院長適，委聘北大西語教授，除講授西方名著選讀和文學批評史外，還在北大中文和清華大學中文研究班開過《文藝心理學》和《詩論》，又應留法老友徐悲鴻之約到中央藝學院講一年《文藝心理學》。

當時正逢“京派”（多是文藝界舊知識分子）和“海派”（主要指“左聯”）對壘。光潛由適約到北大，自然就成京派人物。京派“新月”時期最盛，詩人徐志摩死於飛機失事日漸衰落。適、楊振聲等人想重振京派，由光潛、楊振聲、瀋從文、周作人、俞平伯、自清、林徽因等人組成編委會，籌辦《文學雜志》（月刊，商務印書館出版）。光潛任主編。自清、聞一多、馮至、李田、何其芳、卞之琳等經常為雜志撰稿。雜志於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5月創刊，至8月，出4期，是當時最暢銷的一種文藝刊物。抗日戰爭爆皇后停刊。民國36 年刊，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出6期終止，前共出322期。

抗日戰爭爆皇后，光潛應四川大學代理校長張頤約任川大文學院長。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國民二陳派程天放接替張頤正式長校，企圖推行化教育。光潛為維護學府的尊嚴，捍衛教育自由和學獨立，堅决反對易長。他主持全校教師大會，號召罷教，教師們紛紛響應，大公推他草擬抗議電文和罷教宣言。“易長風潮”轟動一時，但迫於壓力，以妥協告終：一方面不拒程天放任校長，一方面不許程天放動全校人事。這場爭得到中國共産的支持，沙汀和周文把消息傳到延安，周揚立即通過他倆轉信約光潛去延安參觀，光潛信欲去。這時陳立夫邀他去重慶晤談，又通過他的一些留歐好友勸阻，再由王星拱和陳西瀅位舊友把他拉到武漢大學任教，延安之行落空。晚年光潛憶此事，認為延安之行未果是因自己“當時根本沒有革命的意志”，是“一次慘痛的教訓”。

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武大校內湘皖兩派內訌，遂以光潛出任教務長來調和，因為他是皖人而和湘派較友好。按國民規矩，學校“長字號”人物都參加國民，光潛名義上被拉入國民（挂名三青中委和國民常務監委）。讓他在國民的《中央周刊》上經常寫稿。雖然如此，他並不屈從任何政治偏見，說詩、論文、談修養，來集成兩本書《談文學》、《談修養》。民國三十年（1941年）至民國三十一年，國民政府教育部、中央部每次密令武漢大學監視一批點名的“姦匪”和“姦匪嫌疑”學生的行動，強一批學生離校。身為教務長的光潛與校長王星拱、訓導長趙師梅一面應付教育部，一面學生通氣，提醒他們行動謹慎，維護他們到民國三十一年夏天畢業安全離校。

抗日戰爭勝利，光潛不去安徽大學當校長，仍北京大學文學院，任代理院長。受與地下有聯繫的化學家袁翰青影響，他的政治觀點逐漸明朗化，開始同情支持民主運動。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6月29日，他與北平各院校教授104人聯名外表電表宣言《抗議轟炸開封》；民國三十七年10月，他與鄭華熾、陳等17 名教授聯名寫信給蔣介石及行政院長翁文灝，呼籲“解除人為的經濟痛苦與不平”，宣言“停教”；民國三十七年11月4日，他與北平各院校47名教授聯名外表電表《我們對於政府壓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議書，抗議國民政府用所謂“處置方共産臨時辦法”強行解散民盟。

北平解放前夕，國民政府派專機接“知名人士”去灣，名單上適居首，光潛列名第三。這時袁翰青教授受地下的重托，輓留他熟悉的“文化人”不要離開北平。光潛毅然决定留下。建國初思想改造階段，他是重點對象，受到很多教育，特是在參加文聯和全國政協（先擔任全國政協第二、三、四、五屆委員，第六屆常委，民盟第三、四、五屆中央委員，全國文聯委員等），常有機會參觀訪問全國各地，經比較新舊中國，他心悅誠服地認識到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

1957年，全國開始6年之久的美學大討論。光潛積極投入到這場原本起自對他過去的美學思想“批判”的論爭，既不隱瞞或避自己過去的美學觀點，也不輕易接納他認為不正確的批判，客觀上他帶動大不斷前進，促進美學研究空前普遍地蓬勃展。這次討論外表電表的文章輯成6册《美學問題討論集》、光潛外表電表的論爭文章另輯成《美學批判論文集》，均由作出版社出版。

這次討論促使光潛認真鑽研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在年近60歲時，他還擠出時間攻讀俄文，達到能閱讀和翻譯的程度。他曾精選本馬思主義經典著作來摸索，譯文看不懂時就對照英、法、德、俄4文字的版本去琢磨原文的確含義，對中譯文的錯誤或欠妥處作筆記，寫“建議的校改譯文”。同時他驚訝地現不少參加美學論爭的人未弄通馬思主義，由於資料的貧乏，對哲學史、心理學、人類學和社會學之類與美學密切相關的科學，有時甚至缺乏常識。因此他立志翻譯一些重要資料，此20多年他陸續譯出柏拉圖的《文藝對話集》、萊辛的《拉奧孔》、袁曼輯的《歌德談話錄》、黑格爾的《美學》3、維柯的《新科學》等。

1962年，光潛受邀到中央校講授美學史。同年文科教材會議决定大專院校文科逐步開設美學課，指定他編寫教材。1963年，《西方美學史》這部傾註他多年研究成果、全唔系統闡述西方美學思想展的專著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它代受不了迄今為止我國對西方美學研究的水平，推動我國美學教育和研究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光潛被關進牛棚，儘管遭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從未動搖過對、對社會主義的信念以及為祖國、為人民服務的决心。他堅持鍛煉身體，時刻備重新拿起筆。“四人幫”垮皇后，他重振精神，老當益壯，積極翻譯名著、撰寫文稿、先出版《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還指導研究生，在學研究和教育領域馳騁不懈，成就蜚然。

1980年5月，在昆明召開的中華全國第一屆美學會議上，他被一致推選為中國美學會會長。

1983年3月，光潛應邀去香港中文大學主講“錢賓四（錢穆）先生學文化講座”，一開始就聲明自己的身份：我不是一個共産員，但是一個馬思主義者。這實為他半生的定論。

同年，北京大學為光潛舉辦執教60周年紀念會。翌年，香港大學授予他名譽博士學位。

1984年夏光潛由於多年工作過於疲，患疲勞綜症候，出現腦血栓。1986年3月6日，光潛在北京病逝，終年89 歲。在他逝世的前3天，他神志稍許清醒，趁人不防，竟艱難地沿梯獨自悄悄樓上書房爬去，人現急來勸阻，他囁嚅地說，要趕在死前把《新科學》的註釋部分完成。

光潛視野開闊，對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造詣。在他的700萬字的論著和譯著（已由安徽教育出版社出全集，共20）中，對中國文化作深入研究，對西方美學思想作介紹和評論，融貫中西，創造自己的美學理論，在我國美學教學和研究領域作出開拓性的貢獻，在我國文學史和美學展史上享有重要的地位，是我國近代繼王國維的一代美學宗師，享有很高的國際聲譽，日本、聯邦德國、英國、荷蘭、法國、美國都有人研究他。他鞠躬瘁，死而已，為中國人民留下寶貴的文化財富。

美學家光潛早年出版過《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是當時最流行的書籍之一。

過不久的1936年初，光潛在寫《文藝心理學》等專著之，又寫出一部親切自然的《談美》小册子。書店在出版時，將《談美》封面附註上“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字樣。書出版之，受到泛歡迎。

不久，上海書攤上便出現一本署名“光潸”，題目為“青年”的書。書名接近，姓名幾乎難辨不說，該書竟也有一個副題：“給青年的十三封信”；與光潛先生的著作副題少一個“第”字，打眼看去，沒有什麽分；封面設計也追蹤摹形：書名字形，位置相仿，連一些直綫中間嵌一些星星都一樣，所以，一位朋友寄這本書給光潛，連光潛自己也以為是自己的作品。

待看清楚，光潛先生竟然給這位“光潸”寫一封信。首先，他請光潸原諒，說是自己誤將此書認作自己的。接下說：

“光潸先生，我不認識你，但是你的面貌，言動，姿態，性格等等，為以上所說的一點偶然的因緣，引動我很大的好奇心……不認識你而寫信給你，似乎有些唐突，請你記得我是你的一個讀者。如果這個資格不夠，那得怪你姓名光潸，而又寫《給青年的十三封信》！”

接下，光潛先生將自己寫《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時的情形略作溯。認為當時“稚氣和愚?”，但因坦坦白白流露，得到青年的喜愛。這話的潛詞，大約是告訴那位“光潸”，人得“坦坦白白”、“老老實實”做人；否則就算一時得逞，也難免長久不被人戳穿，落得個不道德名。

這封信的落款也頗有意思：“幾乎和你同姓同名的朋友”。信當然無法寄出，好在《申報》上外表電表。

光潛先生是我國現代著名美學家，著作等身，建樹頗。他一生曾三立座右銘，給人們留下悠長的思索。

第一次，是在香港大學教育求學時。他以“恆、恬、誠、勇”這四個字作為自己的座右銘。恆，是指恆心，即無論做人做事，都要持之以恆、百不撓。恬，是指恬淡、簡、己持重，不追求物質上的享受。誠，是指誠實、誠懇，襟懷坦白，心如明鏡，不自欺，不欺人。勇，則是指勇氣，志氣，勇往直前的進取精神。這四個字不僅集中反映朱紅色光潛先生求學時的精神狀態，而且貫穿他的一生。光潛先生曾說：“這四個字我終生恪守不渝。”

第二次，是在英國愛丁堡大學學習時。光潛先生興趣泛，學過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經過比較和思索，他現美學是他最感興趣的，是文學、心理學和哲學的共同聯絡綫索，於是把研究美學作為自己終身奮的事業。當時，他的指導老師著名的康德專史密斯教授竭力反對。他告誡光潛說，美學是一個泥潭，玄得很。光潛先生認真思索，决定迎着難上。這時，他給自己立下這樣一條座右銘：“走抵抗力最大的路！”從此，他全身心地投入到美學研究中，終於寫出《悲劇心理學》、《文藝心理學》、《變態心理學》等具有開創意義的論著。

第三次，是在20世紀30年代。座右銘共6個字“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是說凡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决不推諉給別人；此時，是指凡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决不推延到將來；此地，是說凡此地（地位、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决不等待想象中更好的境地。在這條座右銘的激勵下，光潛先生不斷地給自己樹立新的奮目標，在他80多歲時，依然信心十足地承擔起艱深的維柯《新科學》的翻譯任務。

光潛先生三次所立的座右銘，由於環境不同，側重點自然有異。第一次，主要是確立做人求學之志；第二次，側重點是理想、事業的抉擇；第三次，在學有所成，對自己明確而具的要求。從光潛先生三立座右銘中，我們除看到一個自我砥礪、矢志以求的形象外，難道不應該取更多的人格力量和思想的啓迪嗎？

光潛先生晚年時，經常在北大燕南園一段殘垣斷壁邊，靜靜地坐在青石上。看到學生走近，老人拄起拐杖，慢慢繞到殘垣之，隔着那段殘破的矮墻，遞過一枝盛開的花朵。

同學們被老人浪漫的舉動嚇壞，便加快腳步，慌張地跑掉。

來同學們知道，老人竟是美學大師光潛。是那位寫過鴻篇巨的光潛，至今仍對中國美學有深切的影響力！他中西壁，學富五車，卻又是如此赤子心性。

那時的中午，先生總是獨自靜坐在青石上，目光中充滿童真，凝望着來來往往的生。

先生對生的愛，讓人動容。那時，許多境貧窮的學生時常到先生索要錢票。先生樂善好施，門大開，從他悟徹一切的目光中可以知道，先生不問得失，完全是一位打碎算盤的人。

那枝花朵不是自然界中一枝普通的花朵，它分明是人類精神之樹的果實，是一代宗師無言的暗示。在即將熄滅生命之火的歲月，先生不斷越過隔墻，把曠世的風吹進晚輩們的心靈中。

先生之風，山高水長。  

中國現代作中，與報刊沒有任何關係的，大概可以說是絶無僅有，不是編者，就是作者。很多作都當過報刊編輯，正是經過他們之手，一部部重要作品，從報刊走入讀者。現代美學大師光潛（1897～1986）先主編過多報刊，尤其是他在抗戰前兩度主編的《文學雜志》，是當時最暢銷的文藝刊物，每期行銷都在兩萬份以上，讀者印象極為深刻。

光潛是一個成功的報刊編輯，1948年有人頌揚說：“二十年來以最莊重、最熱誠的態度支持引導中國文藝界的幾乎衹有（光潛）先生一個人。”這話固然說得有點過頭，但就其主編刊物的態度而言，光潛則無愧於“最莊重、最熱誠”的稱謂。綜觀光潛《文學雜志》的編輯實踐，現出如下特色。

個性特色是報刊贏得讀者、占領市場的重要手段。沒有個性的刊物，即使短暫生存，也難以展。報刊的個性歸根結底是編輯者性格情趣的現。光潛在報刊編輯實踐中，追求報刊個性風格的編輯思想一直貫穿其工作始終。1935年年底，《人間世》小品文半月刊出至第42期停刊。該刊編輯徐訐於1936年春又創辦《天地人》半月刊。創刊前夕，徐訐兩次寫信請光潛為《天地人》寫點兒稿子。光潛寫《論小品文（一封公開信）》告誡他，不要把《天地人》辦成和《人間世》、《宇宙風》相類似的小品文刊物。“《人間世》和《宇宙風》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有許多我愛讀的文章，但是我覺得它們已算是受不了它們的使命，如果再添上一個和它們同性質的刊物，恐怕成功也是錦上添花，壞就不免畫蛇添足。”這裏就現出強烈追求新創刊物個性的設計思想。

光潛主編《文學雜志》，在創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明確宣稱要創辦出一種新刊物：“一種寬大自由而嚴肅的文藝刊物。”他賦予刊物獨特的使命是：它應該一部分糾正和導的義務；它應該集全國作做分途探險的工作，使人人在自由展個性之中，仍意識到彼此都望着開新文藝一個共同目標；它應該時常顧到已占有的領域，給以冷靜嚴正的估價，看成功何在，失敗何在，作前進努力的鑒；同時，它應該是新風氣的傳播者，在讀者群衆中養成愛好純正文藝的趣味與熱誠。應該在陳腐枯燥的經院習氣與油滑膚淺的新聞習氣之中，一清新而嚴肅的境界。

編輯者的創造意識是鍛造報刊個性的前提。光潛說編輯報刊與藝創作具有同樣的道理，“我始終相信在藝方面，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獨到，如果自己沒有獨到，專去模仿別人的一種獨到的風格，這在學童時代做練習，固無不可，如果把它當作一種正經事業來做，則似乎大可不必。”任何一種好的東西，模仿的人多，其結局必然是歸於俗濫。刊物設計是一門藝。創辦報刊尤其是文學、文化報刊的過程中，首先要對社會文化狀況予以深刻細緻的分析、研究，預測社會文化對擬辦報刊接納與拒絶的可能性，即如光潛所說，“它應該認清時代的弊病和需要”。在現有媒介之間現空白和薄弱之處，從而打破現有報刊市場的平衡、靜止狀態，對期刊文化結構作出重新調整，對讀者佈局予以重新分配。報刊擔負着引領時代風氣的重任，它是否具有創造的精神，對社會將會有直接的影響。報刊編輯通過對作品的選擇，必然會給作者以一種暗示、一種引導。一個沒有創造性的報刊，是無法引導作者進行創造性的勞動的，也無法人們奉獻出有創造性的精神産品。

光潛對於文化思想運動的基本態度是自由生、自由討論。受其文化思想的浸染，在報刊編輯工作中，他主張編輯不能把報刊辦成個人拉幫結、同伐異的工具。報刊編輯可以有自己的文藝思想，但他的文藝思想應現在自己的創作之中，而不能把自己所主張的文藝思想作為刊物稿件取的標。光潛堅决反對報刊編輯“把個人的特殊趣味加以鼓吹宣傳，使它成為彌漫一世的風氣”。他認為文藝上的偉大收穫都有豐富的文化思想做根源，編輯要真地希望能為文學、文化的展助一臂之力，那就不妨讓許多不同的學派思想同時在醖釀、騷動甚至衝突爭。衝突爭是思想生所必需的刺激劑。“別人的趣味和風格儘管和我們的背道而馳，要他們的態度誠懇嚴肅，我們仍應示相當的敬意。”他主編《文學雜志》的理想就是把它辦成一個全國性的刊物。“凡是愛護本刊而肯以好作品見投的我們都一律歡迎。”實際情況也確是這樣。在《文學雜志》上外表電表作品的，除京派文人以外，還有很多左翼作。蕭軍是著名的左翼青年作的代人物。他的長篇小說《第三代》就受到朱紅色光潛的青睞。光潛在《文學雜志》第1第2期的《編輯記》中讀者熱情推薦：“蕭軍的《第三代》是近來小說界的可寶貴的收穫，值得特註意。”適熱心創辦《文學雜志》，也許有振興京派的想法，但光潛主編的《文學雜志》並不是京派專有的田園。如自清和馮至並不隸屬於京派，而他們卻是《文學雜志》的核心成員。光潛曾剖析“文以載道”說的淺陋和“為文藝而文藝”說的不健全，反對空談什麽聯戰綫，主張通過多多的嘗試，讓不同的趣味和風格互相交流，從而造成新鮮自由的思想潮流，以洗清我們的成見和積習，推動新文藝的繁榮和展。

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我國，一般的文藝刊物往往重創作，人為地割裂文學創作和文學批評的關係，特是現出一種藐視文學理論批評的傾。光潛非常清醒地看到文藝報刊編輯界存在的這不足之處。他認為文學批評雖然來自於文學創作實踐，但又對文學創作具有巨大的能動的反作用，有時甚至成為决定文學展趨的有力因素。他在英國留學期間，留心過歐洲姓种种氏著名的文藝刊物的編排方法。因此他主編《文學雜志》時，就鑒歐洲文藝刊物理論與創作重的編排方法。

《文學雜志》在篇幅的分配上，創作約占五分之三，論文和書評約占五分之二，“比一般流行的文藝刊物，本刊似較着重論文和書評，但是這並不就是看輕創作。論文不僅限於文學，有時也涉及文化思想問題。這分配將來也許成為本刊的一個特色”。刻意地加大理論的力度，意圖讓讀者得到刊物以，“不僅要讀，還要談，要想”。可見，理論與創作重，這是他主編《文學雜志》時有意追求的一個編輯特色，王一的《語言的化裝》、郭紹虞的《宋代殘佚的詩話》、陸志韋的《論節奏》、知堂的《再談俳文》、錢書的《中國固有的文學批評的一個特點》、東潤的《說“衙內”》、迥之的《再談差不多》等，共十一篇。這些論文或隱或顯地凸現京派的文藝觀和文學史觀。

光潛認為編輯的作用猶如一座橋梁，“一個編輯者的地位是很卑微的，他是作者與讀者中間的一個媒介人”。不能因為自己手中有稿權，就以為能夠對作者頤指氣使，對讀者居高臨下。當然，光潛同時指出，編輯固然要在滿足讀者閱讀需要和為作者服務的基礎上實現自己的價值，但作為傳播中的一個主，他又有必要也有可能對傳播施加相應的影響。讀者需要是雜的，有的科學健康，有的消極低級，正確的做法是：編輯“不能輕視讀者，他不必逢迎讀者，他卻不妨由遷就讀者而逐漸提高讀者”。

光潛不以編輯名世，但他主編的《文學雜志》不僅推出一大批具有文學史意義的作品，還培養一大批文學新人。他的編輯思想是其報刊編輯實踐的概括和總結，很多觀點和做法有着深厚的實踐基礎，至今仍閃耀着理性和科學的光芒，我們能夠從中獲得很大的教益。

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美學批判和美學辯論中，光潛勇於解剖自己，嚴肅批判唯心主義美學思想，特是他自己曾經宣揚過的唯心主義。他不斷地批判自己，不斷提出新的 觀點和新的問題，堪稱學者的楷模。

光潛通過批判唯心主義認識到以往自己是在“迷徑使力繞圈子”，以開始學習馬列主義原著。他在近六十歲時開始自學俄語，用各種文本（中、德、俄、法、英）進行比較研究，取得一列新的成果。他提倡獨立思考，從不人云亦云，晚年的《談美書簡》和《美學拾穗集》就是他治學精神的具外表電表現。

光潛信奉“三此主義”，即此身，此時，此地：“此身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 由此身擔當起，不推諉給旁人”。“此時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時做，不拖延到未來。”“此地（我的地位、我的環境）應該做而且能夠做的事，就得在此地做，不推諉到想象中另一地位去做。”這是光潛不尚空談，着眼當代，腳踏實地的治學精神的現。

書是讀不的，就讀也是無用，許多書都沒有一讀的價值。多讀一本沒有價值的書，便喪失可讀一本有價值的書的時間和精力；所以慎加選擇。真正能夠稱為“書”的恐怕還難上十百。你應該讀的是這十百的書。在這些書中間你不但可以得到較真確的知識，而且可以於無形中吸收大學者治學的精神和方法。這些書才能撼動你的心靈，激動你的思考。你與其讀萬卷試卷考卷萬卷的詩集，不如讀一部《國風》或《古詩十九首》，你與其讀萬卷試卷考卷萬卷談希臘哲學的書籍，不如讀一部柏拉圖的《理想國》。

中國學生們大半是少年老成，在中學時代就歡喜煞有介事的談一點學理。他們――包括你和我自然都在內――不僅歡喜談談文學，還要研究社會問題，甚至於哲學問題。這既是一種自然傾，也就不能漠視，我個人的見解也不妨提起和你商量商量。十五六歲以的教育宜重發達理解，十五六歲以前的教育宜重發達想象。所以初中的學生們宜多讀想象的文字，高中的學生應該讀含有學理的文字。

我自己便沒曾讀過本“青年必讀書”，老早就讀些壯年必讀書。比方中國書，我最歡喜《國風》、《莊子》、《楚辭》、《史記》、《古詩源》、《文選》中的《書箋》、《世說新語》、《陶淵明集》、《李太白集》、《花間集》、《張惠言詞選》、《紅樓夢》等等。在外國書，我最歡喜溪茲(濟慈)、雪萊、考老芮基(柯爾律治)、白朗寧諸人的詩集，菲鄰里里程司(索福勒斯)的七悲劇，莎士比亞的《哈孟列德(哈姆雷特)》、《李爾王》和《奧塞羅》，歌德的《浮士德》，易生的戲劇集，杜(屠)格涅夫的《新田地(處女地)》和《父與子》，妥斯套夫斯(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福洛伯(福樓拜)的《華(包法利)夫人》，莫泊桑的小說集，小泉八關於日本的著作等等。

讀書方法，我不能多說，衹有兩點在此約略提起：第一，凡值得讀的書至少讀兩遍。第一遍快讀，着眼在醒豁全篇大旨與特色。第二遍慢讀，以批評態度衡量書的內容。第二，讀過一本書，筆記綱要精彩和你自己的意見。記筆記不但可以幫助你記憶，而且可以逼得你仔細。

學問不是讀書，而讀書究竟是學問的一個重要途徑。因為學問不僅是個人的事而是全人類的事，每科學問到現今的階段，是全人類分途努力日積月所得到的成就，而這成就還沒有淹沒，就全靠有書籍記載流傳下來。讀書是要清算過去人類成就的總賬，把一千千秋年的人類思想經驗在短促的十年內重溫一遍，把過去無數億萬人辛苦來的知識教訓集中到讀者一個人身上去受用。有這准尉備，一個人總能在學問途程上作萬長，去見新的世界。

歷史愈前進，人類的精神遺産愈豐富，書籍愈浩繁，而讀書也就愈不易。書籍固然可貴，卻也是一種纍贅，可以變成研究學問的障礙。它至少有兩大流弊。第一，書多易使讀者不專精。我國古代學者因書籍難得，皓首窮年才能治一經，書雖讀得少，讀一部卻就是一部，口誦心惟，咀嚼得爛熟，透入身心，變成一種精神的原動力，一生受用不。其次，書多易使讀者迷方向。許多初學者貪多而不務得，在無足輕重的書籍上浪費時間與精力，就不免把基本要籍耽擱；比如學哲學者儘管看過無數的哲學史和哲學概論，卻沒有看過一種柏拉圖的《對話集》，學經濟學者儘管讀過無數的教科書，卻沒有看過亞當斯密的《原富》。

讀書並不在多，最重要的是選得精，讀得徹底。與其讀十部無關輕重的書，不如以讀十部書的時間和精力去讀一部真正值得讀的書；與其十部書都能泛覽一遍，不如取一部書精讀十遍。"好書不厭百讀，熟讀深思子自知"，這兩句詩值得每個讀書人懸為座右銘。世間許多人讀書為裝點門，如暴戶炫耀私，以多為貴。這在治學方面是自欺欺人，在做人方面是趣味低劣。

讀的書當分類，一種是為獲得現世界公民所必需的常識，一種是為做專門學問。為常識起見，現今一般中學和大學初年級的課程，如果認真學習，也就很夠用。所謂認真學習，熟讀講義課本並不濟事，每科必須精選要籍三五來仔細玩索一番。常識課程總共不過十數，每選讀要籍三五，總計應讀的書也不過五十部左右。這不能算是過奢的要求。一般讀書人所讀過的書大半不止此數，他們不能得實益，是因為他們沒有選擇，而閱讀時又潦草滑過。

常識不但是現世界公民所必需，就是專門學者也不能缺少它。近代科學分野嚴密，治一科學問者多固步自封，以專門為藉口，對其他相關學問毫不過問。這對於分工研究或許是必要，而對於淹通深造卻是犧牲。宇宙本為有機，其中事理彼此息息相關，牽其一即動其餘，所以研究事理的姓种种氏學問在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上雖可分，在實際上卻不能割開。世間絶沒有一科孤立絶緣的學問。比如政治學牽涉到歷史、經濟、法律、哲學、心理學以至於外交、軍事等等，如果一個人對於這些相關學問未曾問津，入手就要專門習政治學，愈前進必愈感難，如老鼠鑽牛角，愈鑽愈窄，尋不着出路。其他學問也大抵如此，不能通就不能專，不能博就不能約。先博學而守約，這是治任何學問所必守的程序。我們看學史，凡是在某一科學問上有大成就的人，都必定於許多它科學問有深的基礎。

有些人讀書，全憑自己的興趣。今天遇到一部有趣的書就把預擬做的事丟開，用全副精力去讀它；明天遇到另一部有趣的書，仍是如此辦，雖然這兩書在性質上毫不相關。這讀法有如打遊擊，亦如蜜蜂蜜。它的好處在使讀書成為樂事，對於一時興到的著作可以深入，久而久之，可以養成一種不平凡的思路與胸襟。它的壞處在使讀者泛濫而無所歸宿，缺乏專門研究所必需的"經院式"的統訓練，産生畸形的展，對於某一方面知識過於重視，對於另一方面知識可以很蒙昧。如果一個人有時間與精力允許他過享樂主義的生活，不把讀當做工作而當做消遣，這蜜蜂蜜式的讀書法原亦未嘗不可用。但是一個人如果抱有成就一種學問的志，他就不能不有預定計與統。

讀書必須有一個中心去維持興趣，或是科目，或是問題。以科目為中心時，就要精選那一科要籍，一部一部的從頭讀到尾，以求對於該科得到一個概括的瞭解，作進一步作高深研究的備。讀文學作品以作為中心，讀史學作品以時代為中心，也屬於這一類。以問題為中心時，心中先有一個待研究的問題，然神采丰采情采采烈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去讀，用意在搜集材料和諸對於這問題的意見，以供自己權衡去取，推求結論。重要的書仍全看，其餘的這裏看一章，那看一節，得到所要搜集的材料就可以丟手。這是一般做研究工作者所常用的方法，對於初學不相宜。不過初學者以科目為中心時，仍可約略取以問題為中心的微意。一書作遍看，每一遍着重某一方面。東坡的《又答王庠書》曾談到這個方法：

"少年為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學者每一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作此意求之，勿生念；又作一次求事跡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仿此。若學成，八受敵，與慕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

子勸他的門人用這個方法。它是精讀的一個要訣，可以養成仔細分析的習慣。舉看小說為例，第一次但求故事結構，第二次但註意人物描寫，第三次但求人物與故事的穿插，以至於對話、辭藻、社會背景、人生態度等等都可如此逐次研求。

讀書要有中心，有中心易有統組織。比如看史書，假定註意的中心是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則全書中所有關於這問題的史實都被這中心聯繫起來，自成一個統。以讀其它書籍如經子專集之類，自然也常遇着關於政教關係的事實與理論，它們也自然歸到從前看史書時所形成的那個統。一個人心可以同時有許多統中心，如一部字典有許多"部首"，每得一條新知識，就會依物以類聚的原則，歸到它的性質相近的統去，就如拈新字貼進字典去，是人旁的字都歸到人部，是水旁的字都歸到水部。大凡零星片斷的知識，不但易忘，而且無用。每次所得的新知識必須與舊有的知識聯絡貫串，這就是說，必須圍繞一個中心歸聚到一個統去，會生根，會開花結果。

記憶力有它的限度，要把讀過的書所形成的知識統，原本枝葉都放在腦儲藏起，在事實上往往不可能。如果不能儲藏，過目即忘，則讀亦等於不讀。我們必須於腦以外另儲藏室，把腦所儲藏不的都移到那去。這儲藏室在從前是筆記，在現代是卡片。記筆記和做卡片有如植物學家採集標本，分門類訂成目錄，得一件就歸入某一門某一類，時間過久，採集的東西雖極多，卻各有班位，條理井然。這是一個極乎科學的辦法，它不但可以節省腦力，儲有用的材料，供將來的需要，還可以增強思想的條理化與統化。

光潛的美學、文藝學思想以人文主義為核心，結現代心理學，將現代人文主義心理學的美學思想運用於文學研究。在康德開始的近代美學研究，光潛將審美同情與道德同情的質的區分作出揭示，指出審美同情消除主客之間的界限，“把一瞬間的經驗從生活中孤立出來，主‘迷失’在客中”，也就排除理性的審美同情中的地位。

他和梁實等人都與當時的主流文化不一致，但他們對西方傳統的鑒有古今姓种种氏的不一。《給青年的十二封信》、《文藝心理學》比較統地述這些美學思想，在當時文學青年中影響較大。《文藝心理學》被一些大學作為文藝理論的教材。光潛對文學更直接鮮明的態度在《文學雜志》刊詞《我對本刊的希望》中露着，他提倡“自由生，自由討論”，“不希望某一種特殊趣味或風格成為‘正統’“，”殊途同歸地替中國新文藝開出一個泱泱大國“。這是當時一批立足於獨立自由的人文主義立場上的文學家的心聲的集中現：奉行嚴謹而超脫的風格，強調文學現人生和怡情悅性的功用，維護文學的獨立自足性。他是以一種學者的姿態來要求齊放爭鳴，以抗衡包括左翼文藝在內的占主流地位的文藝潮流。

黑格爾影響

黑格爾(4張)

在中國，光潛可以說是最早介紹黑格爾對其研究有成果的學者之一。從1929年7月寫《黑格爾哲學的基本原理》到20世紀70年代末譯完黑格爾《美學》，前達半個世紀之久。他自己多次講過：西方美學著作雖是汗牛充棟，但真正有科學價值且影響深的也衹有亞士多德的（詩學）和黑格爾的（美學）。

統觀光潛一生美學思想邏輯演化的軌跡，和黑格爾哲學有着極為深切的關係。從早期美學來說，光潛一方面接受黑格爾“一原主義”代替“二原主義”的觀點；另一方面又覺得唯理哲學太虛玄，畢竟和現實美感有距離。這樣他接受當時在西方流行的羅齊直覺說，這樣，不可避免地在光潛美學統産生矛盾：即黑格爾的唯理論無法架接羅齊的直覺感性之間的矛盾。抗戰期間（中期），在和馮友蘭討論馮氏《新理學》論戰過程中，逐漸感到自己的美學形而上（哲學）和藝之間的裂痕，這就促使他進一步研究羅齊及唯心派哲學。結果他現唯心派打破“二元論”的企圖終歸失敗。但在研究的過程中既現羅齊現說的毛病；又看到黑格爾打消“二元論”的不徹底。從而他開始用黑格爾“思有同一”命題的精神來修正氏的現說，提出“思想和語言是一致”的主客觀統一命題。不過，這裏的“語言”客觀性仍是在思想統攝下的，就

黑格爾相關著作封面(4張)

象黑格爾的“存在”被思維統攝一樣。

實際上，光潛此時的美是“主客觀統一”命題比起他早先“美既不在物，又不在心”的主客觀統一命題更徹底地嘲唯心立場傾斜。他自己也苦惱於跳不開“二元”和“一元”不徹底的循環“怪圈”。新中國成立，他在重新審視黑格爾，努力學習馬思主義的過程中，現黑格爾哲學中除一般認識論之外，還有實踐觀點的萌芽，也恰恰是這一點被馬思站在唯物辯證法的立場加以改造對哲學和美學産生“翻天覆地”的變革。光潛接受這一實踐的觀點，美學的主客觀問題實質上是一個實踐的辯證把握過程。這就在真正意義上消解他早年美學形而上和藝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總而言之，清理黑格爾和光潛美學思想展的關係，既能加深我們對光潛美是“主客觀統一”命題豐富內容的理解；同時又能促使我們對黑格爾哲學的包容性和伸展性有一個冷靜的判斷。

光潛是著名的美學家，但在寫作理論研究方面，光潛也頗有建樹。雖然其提出的寫作理論均散見於其他美學著作中，未形成專題性、統性地寫作理論專著，但其觀點確為真知灼見，為寫作理論的豐富和展作出貢獻。他提出：“簡潔是文章一個極可珍視的美德”“實用性與藝性不是互相排斥而是相輔相成的。實用性的文章也要求能産生美感，正如一座房子不但要能住人而且要樣式美觀一樣”“我很相信說理文如果要寫好，也還是動一點情感，要用一點形象思維”“人們一把‘作文章’稱為寫文章，西方稱作為寫，作品為寫品，這極易使人産生錯覺，‘寫’與‘作’有着‘用手’與‘用心’的區”等。（參考《應用寫作》雜志1992年第6期《應用寫作教學形象化初探》）

《我所認識的瀋從文》（光潛著/張兆和著） 嶽麓書社 1986年

《光潛選集》（光潛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3年、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7年

《我與文學及其他》（光潛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美學和中國美史》（光潛著） 知識出版社 1984年

《悲劇心理學：各種悲劇快感理論的批判研究》（光潛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3年

《悲劇心理學：中英文本》（光潛著）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年

《悲劇心理學》（光潛著） B83-06/2a1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光潛美學文集》（光潛著） （1）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82年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光潛著） 170.7/2593 開明書店 民國二十年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光潛著） I266/17b1 開明出版社 1996年；I266/17b2 開明書店 民國三十七年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光潛著） I266/17b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詩論》（光潛著） I052/20.1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I052/20 三聯書店 1984年

《變態心理學派》（光潛著） B84-06/59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

《文藝心理學》（光潛著） B849:I/15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

《談文學》（光潛著） I0/159d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6年；I0/159d1 上海文藝出版社 2001年；I0/159d2 康橋出版事業公司 1986年；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9年

《談美》（光潛著） I0/159a1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7年；I0/159a2 開明出版社 1994年；I0/159a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9年；I0/159a3 漢藝色研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1988年

《西方美學史》（光潛著） 700.9/2593.1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79年

《談讀書》（光潛著） I106/126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8年

《美學拾穗集》（光潛著） B83-53/5 百花文藝出版社 1980年

《變態心理學派》（光潛著） 155/2593a1上海文化出版社 1989年

《美學》（黑格爾/光潛） 700.1/0464:3.2 商務 1981年

《美學批判論文集》（光潛著） 700.1/2593a 作出版社 1958 年

《美學原理》（羅齊著/光潛譯） 700.1/2702a1 作出版社 1958年

《文藝心理學》（光潛著） 700.15/2593 開明書店 民國二十六年；700.15/2593/1936 開明書店 民國25年

《西方美學史》（光潛著） 700.9/2593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63年

《變態心理學派》（光潛著） 155/2593a2 上海書店 1989年

《柏拉圖文藝對話集》（柏拉圖 著/光潛 譯） 800.1/1703.1 新文藝出版社 1957年

《美學.談文學》（光潛著） I0/159 人民文學出版社 1988年

《光潛美學文學論文選集》（光潛著） I0-53/5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0年

《藝文雜談》（光潛著） I266/17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1年

《光潛批評文集》（光潛著） I206.7/501 珠海出版社 1998年

《光潛自傳》（光潛著） B83/168f 江蘇文藝出版社 1998年

《變態心理學派》（光潛著） 155/2593a （贈） 開明書店 1930年

《光潛學文化隨筆》（光潛著） I0/159e 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8年

《談美書簡二》（光潛著） D432.63/42 上海譯文出版社 1999年

《詩論》（光潛著） I052/20.3 三聯書店 1998年；I052/20.2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1年；I052/20.4（SH）西師大學出版社2004年

《變態心理學派》（光潛著） B84-06/59.1 商務印書館 1999年

《談修養》（光潛著） 188.6/2593 中周出版社 1946年；B825/160 西師大學出版社 2004年

《孟實文鈔》（光潛著） 817.8/2593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1936年

《美學原理》（光潛重譯） 700.1/2702a正中書局民國三十六年

《給青年的十二封信》（光潛著） 170.7/2593.1 愛麗書店 1931年；170.7/2593.2 開明書店 1929年

《Wit in the essay on criticism》（Empson,著/光潛著/錢學熙著/袁可嘉著/金?著/夏濟安著） 北京大學 1948年

《談美：給青年的第十三封信》（光潛著） 700.1/2593 開明書店 民國二十二年

《孟實文鈔》（光潛著） 817.8/2593.1 上海書店 1990年

《談美書簡》（光潛著，1979年完成） B83/252 北京出版社 2004年

《新文學作信札》（光潛著） I266/17a 業強出版社 1988年

《無言之美》（光潛著） 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5年

《談作文》 （光潛著）

《談翻譯》（光潛著）

《厚積落葉聽雨聲》（光潛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2016年

《一升露水一升花》（光潛著）江蘇鳳凰文藝出版社出版 2017年

北京大學一級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全國政協二、三、四、五屆委員、六屆常務委員，民盟三、四屆中央委員，中國文學藝界聯委員會委員，中國外國文學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