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地： | 上海 | ||
閱讀曹德謙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
近日在讀《中國現代史演義》該書以演義體的形式，敘述了從辛亥革命孫中山締造共和到今天海峽兩岸企盼統一的現狀。它把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鄧小平歷史人物在百年中國的“歷史三峽”驚濤駭浪中表現得淋漓盡致。這是一本給讀者以深思的書。作者以史學家的負責精神和文學家的形象生動語言把中國現代史上的那些傢喻戶嘵和鮮為人知的事情以平實感人的文字表現出來，它給讀者以知識，給讀者以興趣。
作者曹德謙先生今年八十八歲，上世紀四十年代留學美國，勤奮治學，欣聞新中國始建的喜訊，毅然回國。無奈國運挫折、歷史動蕩，在後來反復的政治運動中先生本未得張的報國雄心如同當時多數有良心的知識分子一樣遭受到了粗暴和不公正地對待。
月湖網是老年網，許多網友和我一樣退休了，年歲“奔七奔八”而去。人類社會進入廿一世紀，雖然曾經讀過一點書，但對於“現代社會”、“公民意識”、“理性太陽”、“普世價值”這些做人最基本的認識瞭解很少，我們是被愚弄的一代。溫傢寶說：“在人類歷史上，在反對封建專製鬥爭中形成的民主、法治、自由、平等、人權等觀念，是人類精神的一次大解放。”那些八十多歲、九十多歲的“二頭真”所剩時日屈指可數，但他們仍不為名利，不懼強暴，不惜辛勞，大聲疾呼，著書立說；為的就是中國人的精神解放，因為衹有這樣，中國纔有前途，中國纔有希望。這批耄耋老人是可歌可泣的。下面我轉載曹德謙先生的一篇短文供網友們餐閱。
為什麽我竟活得如此久？
——曹德謙先生自述
每當久違的朋友見面的時候，他們會說：你的身體真不差。而我總要回應說：不，我的身體並不好，衹是精神好而已。
1996年，我因冠心病在同仁醫院住院達半年之久，同仁醫院已嚮美國所發出病危通知。後來轉院朝陽醫院做了心髒搭橋手術，稀裏糊塗地活了下來。所以我的身體是不行的，而且是非常地差。
但我已經習慣於過苦日子，包括經濟上的苦和肉體上的苦，再加精神上的苦。因為我是57年的右派分子，是黑五類。所以我對死亡一點也沒有恐懼，因為正如瞿秋白先生所說，睡眠是小休息，死亡乃大休息也。
我高壽的第一條原因就是不懼怕死。我的不怕死决非出於勇敢，而是出於cynicism.因為對我而言，活未必勝於死，右派的生活猶如地獄，衹有親臨其境的人，纔懂得其中慘相。這種生活實在是不值得活的，何必多活呢。
我曾讀了三個學校的新聞係，即上海聖約翰大學.成都燕京大學和美國密蘇裏大學，因此得了一種頑固不化的思想，那就是：報導必須客觀，用英文來說，就是Call spade a spade. 歷史是過去的新聞，當然也必須Call spade a spade. 作為新聞係的學生，我决心要嚮林肯·斯蒂芬斯學習，要做一名耙糞者，英文叫muckraking. 也就是盡力要揭開歷史真相，而且樂此不倦，雖粉身碎骨亦往矣。
我高壽的第二條原因就是生活有了上述的目標。像鬍風一樣，我要寫真實。《白毛女》中有一句唱辭是“我要活，我要活”。我的唱辭是;“我要寫，我要寫”。用英文來表達就是：live to write, not write to live.
早在1950年代，我就在紐約時報上讀到林語堂先生發明中文打字機的消息，我感到非常興奮，但不久又知道林先生以失敗告終，令人傷心。然後到1980年代，我讀到了個人電腦消息，我立即意識到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但我沒有看到個人電腦是什麽樣的東西，當然也買不起任何電腦。但我决心要學會電腦。怎麽辦?我是英文打字員，所以我自己擁有一部老式的雷明頓臺式打字機。我在市場上買了王永民先生的五筆王碼讀本，我把130多個筆劃放大，貼在墻壁上，每天練習王碼五筆打字。最後可以說打得滾瓜爛熟。便我沒有辦法check 是否有誤，我衹能心中假定我沒有錯。直到1990年代初，我女兒送了我一臺東芝筆記本，我纔第一次擁有筆記本電腦。在接通電源後，我click click 四下，電屏上就顯示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七個大字，我知道我成功了。這是我新生命的開始。
我高壽的第三個原因就是因為我學會了王碼。它給我的生活帶來了無窮的樂趣。
我高壽的第四個原因是因為我勤奮，而且是特別地勤奮，它使我忘卻痛苦，很可能它起了一種鴉片的作用。作為右派，我本是一個十分可悲的“被污辱和損害者”，衹能浸在苦海之中。但我在勤奮的工作中往往忘掉痛苦，享受到了人生的意義。
美國總統傑斐遜在卸任後第二天寫信給朋友說，他離開白宮時好像是離開了監獄的大門。我的這種同樣感覺並不是發生在“改正”之時，而是發生在退休之時。衹有在那時我纔覺得我自由了，我可以寫我想寫的東西了。在職時，我衹是為上級工作，不可能充分發揮我的passion。現在我可以了。我决不是為稿費而寫，也不是為名譽而寫，而是為“真實”而寫，我的工作時間遠遠超出了我在職之時，真正做到了夜以繼日。我每年七個月呆在北京，五個月呆在美國。我既是社科院圖書館的常客，也是芝加哥郊外柯剋圖書館的常客。我得意的是我的“三部麯”----《美國演義》(160萬字)、《孫蔣毛鄧演義》(80萬字)和《俄羅斯演義》(40萬字)。我自己吹捧自己，認為我的演義三部麯肯定勝過了巴金的三部麯。人們肯定會更喜歡讀我的三部麯而不是巴金的三部麯。
我的最productive 年華“被右派掉了”，我决心要把它填補過來，所以我拼命地寫，我覺得我做到了。當然，由於“衆所周知”的原因，我的許多稿子和文章是不能在北京出版的，衹有在我死後若幹年才能見世。不過我不在乎這些，我衹求我自己盡力而已。也就是衹求問心無愧，足矣。
卡特總統最喜歡發話說：“Why not the best?”我將回應說;“Yes, I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