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 | 魏蓁一 | ||
| 籍貫： | 北京 | ||
閱讀韋君宜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韋君宜 - 在"南開女中"成長
韋君宜原名魏蓁一，1917年農歷10月26日出生於北京，為傢中長女。祖籍湖北建始。"君宜"是她1936年在《清華周刊》45捲第1期上發表《哀魯迅》一文時首用的筆名，抗戰後流亡到武漢參加湖北省委主辦的黃安訓練班時，將自己的姓名改為韋君宜。
韋君宜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父魏仲衡早年留學日本，專修鐵路，是孫中山手下一批年輕人之一，發表文章，從事民主革命活動。1913年回國後在北京鐵路管理學校（即今北方交通大學前身）任教，後到交通部任職，又派長春任鐵路局長。參加修建吉長綫、吉敦綫兩條鐵路。韋君宜在北京叔叔傢裏讀完小學二年級時去長春，入了當地的鐵路子弟小學三年級。鐵路局長魏仲衡很重視鐵路子弟的教育，在長春車站附近辦了一所扶輪小學和一所職業中學，從大城市北京等地延請名教師為學生開課。母親司韻芬，為湖北沙市舉人之女，婚前念私塾九年，在君宜與妹妹蓮一上學前，便在傢裏叫她們背誦《琵琶行》、《阿房宮賦》等古典詩詞以及新舊《三字經》等。這是一個不算守舊的家庭，十分重視對子女的教育。傢裏還為他們延請家庭教師教授英文、古文等課程，此間讀了"四書"、"五經"等古籍。隔段時間,父母還帶領她們去書店購書，以增長知識，培養學習興趣。讀到小學五年級時，為了提高學業水平，傢長便把她和蓮一一起送回北平，經考試韋君宜插班升入了北京實驗小學（今師大附小的前身）六年級。1928年魏仲衡離職，不久在天津法租界定居下來。君宜與蓮一也由北京到了天津先後考入南開女中。父親也有了較多的時間親自對她們施以教育，對長女尤其器重，非常關註她的發展，贊賞她的才華。後與人談，她女兒的這支筆頗有《老殘遊記》的風格。
南開女中
天津南開女子中學的六年學習生活，使韋君宜一生受益匪淺，為她勤奮上進、憎惡舊制度、憧憬真善美的人生理想打下了良好的基礎。韋君宜曾寫道："在南開我度過了由孩子變成懂事的青年這一人生最重要的階段。南開除了教給我語文、數學、理化、史地這些基礎知識之外，我覺得重要的是教我打開了眼界。"（《憶南開》）入學不久的一次校慶日，"南開新劇團"排演易卜生劇作《娜拉》，由大學部萬傢寶（曹禺）主演，使她有生以來第一次接觸外國名劇，在一個 不滿十一歲的女孩眼前展現了一個新的天地，從中呼吸到了時代的氣息。"那時人傢是大學部學生，可是我是初一小孩子，他當然不認識我，可是我這個小觀衆卻對此戲印象極深。至今，在末幕換上深色衣群的娜拉站在臺中央說：'我原來是一個洋娃娃！'訣絶出走的模樣兒，還留在我的腦際。"（《憶南開-為母校南開校請作》）
南開校長張伯苓以教育改革為己任，派教師到美國、蘇聯學習，回來改革教學，設置新課程門類。"九·一八"事變東北淪陷，民族危機已降臨到每個中國人的頭上，校長雖不贊成共産黨，卻很愛國，對屈服日本十分不滿，因此經常嚮學生灌輸抗日思想。每年學校都舉行"五七"、"五九"、"五三"、"五卅"紀念活動，在學校的運動會上組字"毋忘國恥"、"毋忘東北"，所有教室門上貼有"毋自餒，毋因循，多難足以興邦"、"要沉着，要堅毅，立志必復失土"的對聯。學校設置的《中國近百年史》 , 《東北地理》 、《西洋近代史》等課程，以及"社會觀察"到校外工廠、法院、監獄參觀等活動，對培養學生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民主主義思想産生了積極的影響。韋君宜是一個敏感多思的女孩，這些校內外的活動，激發了她對民族前途和社會現實的關註，在少作《少年書憤》（1931）中她寫到："隨身半載一薄書，日日讀它又甚餘，清夜攤開增我恨，終朝對爾欲何如。"
高一時，一位激進的國文教師把當代左翼文學介紹給這些"關在教室裏的女孩子們"。這段時間韋君宜閱讀了不少三十年代的作傢作品和蘇俄文學作品，訂閱了《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文學》等文學刊物。上海左翼作傢的"熱烈空氣"，使她"簡直着了迷"。這位國文教師還嚮學生們提出"女青年該看看章秋柳、孫午陽（註：為矛盾三部麯《蝕》中的人物形象）那樣的認識那樣的人是怎麽生活的。--當然，不必那麽浪漫。"韋君宜後來談到，她是從這裏纔"劃破鴻蒙"看到另一個世界的。革命的進步的文學作品使中學生韋君宜萌發了對新的社會理想的嚮往與追求，對她日後從事文學創作也産生了潛移默化的影響。
置身於中國大變革前奏中的韋君宜，在敏感着時代前進腳步的同時，還衹是一個很知道用功的好學生。她的國文課和作文課尤其學得很出色，多次受到教師和學校的嘉奬。到了高年級，她對文學研究産生了濃厚的興趣。高三的一位國文先生以講中國詩史為綫索，貫穿名傢作品，從詩經、楚辭、古詩、漢魏樂府，一直講到唐詩、宋詞、元麯，中間還介紹《西廂記》 、 《牡丹亭》 ,《桃花扇》等作品，並且引導她們閱讀有關的文獻和研究著作。韋君宜很為這些燦爛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所迷戀。於是逛書店、選擇參考書成了她一段時間不可或缺的精神需求。北京琉璃廠的那些售書者，以驚異的眼光看着這個年少的女學生那種認真選購的神情。她們哪裏知道這個女孩子當時正懷着想作一個學者的人生夢想呢。臨近高中畢業時，她曾主動嚮老師交了一篇題為《論陶淵明》的畢業論文。
韋君宜也從傢中的藏書吸吮着文化、精神的營養。除了《紅樓夢》、 《三國演義》等古典作品，她還看過不少的通俗作品，直到九十年代還能記得一大串。《再生緣》是她母親經常讀並推薦給她的一篇長篇彈詞，上小學時就讀過，上中學後仍很着迷，讀了不止一遍。"這本約兩百年前的婦女作品，使一個十六歲的我自覺到我是一個婦女，我將來要走的路是艱難的。"無獨有偶，幾十年後，曾任清華中文係教授的陳寅恪和任中科院院長的郭沫若這兩位大師，都曾為此書及其作者，付出過很大的熱情。看來韋君宜這時更多的是從課內外的閱讀中感悟人生、思索人生。
韋君宜性格內嚮，是個感受敏銳、善於思考的學生。她似乎並沒有想要成為一個作傢，但她卻知道怎樣使用手中的筆"自抒胸臆"，為自己也為她人"請命"。高中臨近畢業時，她經歷了人生第一次痛苦的經歷。在河北省教育廳臨時組織的一次中學畢業會考中，她的化學課因一分之差而得了不及格的成績。而且在天津《大公報》連續兩天將考試按及格生、一兩科不及格生和三可以上不及格生的名單公開登載出來。魏蓁一的名字赫然列在一科不及格的第3名，下面括號為（南開，女，化學）。雖然官方註明"以上學生均發給報考升學證明書並準參加下屆各該會考"，可對於一個自尊自強的女孩子來說，無異是一場從天而降的災難，她無顔面對父母親和師長同學，甚至産生了輕生的念頭。但她覺得教育當局也太不講理，於是她振作起來提筆給這份報紙寫了一篇稿子，要求他們幫助中學生評評理。 《大公報》還真幫助了中學生的忙，這篇短文很快在該報"會考問題特刊"欄登了出來，而且在社論中還引用了這個中學生的呼聲，表示了贊同與支持。這篇散文體的說理文在層層說理中筆調委婉而犀利。文中開宗明義提出拖到一年後補考是很不合理的，而且"日子拖得越久，必致忘得越幹淨，大約拖來拖去。這張中學畢業證書永不會到手，也就衹有'死而後已'。"但是"教育廳難道竟是要我們過年年應考'死而後已'的生活麽？"文中轉爾呼籲"把補考的日期挪近一些，趁我們為會考而預備的書還沒全忘，再加緊念幾星期，也許會一考及格免了這身上背的'不及格學生'的牌子，這個成不成，我為我一個人請命，同時也代許多一、二科不及格的同學請命，願教育廳註意及之。"當我們幾十年後看了這篇衹有一千多字的短文時，衹覺得作者聰敏過人、文思敏捷，在這個少年人身上藴藏着一股對"不講理"的社會現實進行抗爭的精神。
韋君宜 - "清華園"的崢嶸歲月
1934年9月，韋君宜被清華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三所高校同時錄取，面臨着人生的第一次選擇。她原是對文學很感興趣的，但當她確定自己的攻讀方向時，卻選擇了清華大學的哲學係，著名哲學家馮友蘭、金嶽霖、張岱年等都執教於此。其中的思考，韋君宜後來曾談到，是想"探討一些更深刻的東西"，如同很多青年學子一樣。她的志嚮是攀登學術研究的高峰。於是她成了清華十級新生中的唯一女生。係主任馮友蘭把這批十來人的新生招到自己傢中談了話，着重介紹了哲學係的課業情況。
清華女生宿舍靜齋有一個很幽靜的環境。宿舍後面環圍着一帶小丘，生長着密密的樹叢，不遠處一片湖水便是有名的"環池"，再遠眺就是一帶西山。宿舍前門面嚮一條南北走嚮的人行道，橫過人行道是一條小溪環繞着的錯落的樹林連着寬闊的草坪。草坪的北部便是校園中心的大禮堂、圖書館和工字廳了。在這裏韋君宜開始了大一的學習生活，依然十分用功，除了跑圖書館、閱覽室，有時也坐在二樓的宿舍裏看書、寫作。深秋季節，靜齋周圍一片肅颯的景象，引動了她的詩情，便用新詩的形式抒發了自己的感受。並以《靜眺》 、《倚窗》為題投給了《清華周刊》（署名陶清）。兩詩表達了詩作者對清華園秋景詩情詩意的主觀感受，很有點現代派的詩味："鳥聲在東邊鳴了西邊又鳴，/樹影成行，/已倒沉在水底。/禮堂裏的琴波顫了起來，/諧和了水波的顫。/滿地都靜。/天有黃葉還戀着這一池殘水，/橫直綜錯，滿地都親吻遍。/……"（《靜眺》）。用舊體詩來狀物抒情也是韋君宜自幼的愛好， 《清華園》 （七絶）便是其中的一首："夕暉一點透林明，坐聽蟲聲共鳥鳴；斂黛西山初浴罷，雲清霧薄晚妝成。"詩作者用擬人的手法把個清華園初夏黃昏描繪得如同寫意畫一般，風格清新、意境淡遠，讀起來也朗朗上口。和新詩相比較，韋君宜的舊體詩顯得頗有功底，這可能得益於舉人外祖父對她的指點。看來大學生韋君宜對"水木清華"的秀美景色很是陶醉，對這新的學習環境也頗自樂。如果從個人的前程來看，如此的才智、這樣的一所學府，清華學子的她，儼爾不能成為一個出類拔萃的女學者呢。
"清華園"裏地火在運行着。日本侵略中國的形勢已經逼近華北。1934年由中國共産黨提出來經宋慶齡等簽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已經公佈。這年鼕天在清華校園有革命組織"現代座談會"公開招收會員，一同考入清華的南開女中同學毛掬是這個組織的常委，便以"學術活動"的名義動員韋君宜參加。韋君宜被編在哲學組，學習《辯證唯物論教程》等書籍。不久清華發生了靜齋逮捕革命學生的事件，毛掬亦被列入被捕名單，衹是由於大傢的掩護纔得以逃脫。隨之成立半年的"現代座談會"亦遭解散。這段短短的經歷，使韋君宜的學習和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35年春，經學生會選舉中文係九級學生蔣南翔擔任了第43捲《清華周刊》總編輯，"魏蓁一"被聘為該刊的"特約撰稿人"。在5月15日出版的《清華周刊》第43捲第1期"清華論壇"刊出了韋君宜題為《理論能拉往事實麽》的長篇哲學論文，署名陶清。這是我們所見到的韋君宜所發表的唯一的一篇哲學論文。論文本着"理論與實踐是一個對立的統一，實踐在其中處着主導地位"的理論命題，闡述了"我們不能用理論拉住實踐"，而應在實踐中把握到"理論"從而"創造一個不能說是繼續現狀的新形勢"，"現狀必將由本質的轉化而被一個更高級的新形態所替代了"。論文的思辨能力和邏輯分析，均顯示出這位哲學係大一女生的才華。同時也反映了她投身革命的思想基礎，為我們瞭解此一時期韋君宜的思想發展，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
在43捲《清華周刊》第2期和第5期的"書報評介"欄，韋君宜尚發表有兩篇書評：《中國大學生日記》和《由一本書看到―――讀〈革命哲學〉後》，均署名陶清。前者為萬迪鳴所著日記體長篇小說，1934年出版，在當時學生中頗為流行。書評指出了這部作品'"似曾是想由一粒砂子中，表現出大海的動態。這雖失敗了，當那個小角落卻描寫得夠活的。"而且"其中每個人都無聊卑鄙討厭到了極處。我們討厭他們，這'討厭'正是作者的成功！"但"這《中國大學生日記》並不能代表中國大學生生活的全面！作者忽略了這學生的另一面，衹能絶望地告訴着，這是他最大的錯誤。讀此書，這是不能忘記的……"。後一篇是針對蔣介石《革命哲學》一書，這書當時被指定為清華"讀書競進會"大學組第二本參考書。作者認為有必要幫助讀者正確地認識這部著作。書評在指出其唯心論實質的同時，着重以嘲諷犀利的筆調分析了其反動本質所在，由此而"看出許多近來蓬蓬勃勃的運動的根芽"。諸如"建設中國本位文化運動"、復古讀經尊孔、"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僵屍的復活、新生活運動、節婦宴等大小事件"都可以由此找出根核來"。文章更進而論述了這個理論自己的根核，衹就其思想文化本身來說衹不過是資本主義和"臭腐的封建勢力攜了手"。明敏的思考力，以及善於透過現象抓住實質，從而進行入情入理的分析，且行文酣暢，使書評很具有說服力。
1935年大二開學後，韋君宜參加的靜齋小組是秘密的"社聯"組織，同時也受清華大學"民族武裝自衛會"的領導。參加的成員除了她與韋毓敏，還有外語係九級學生王作民，以及許榴芬、李立睿、魯心貞一共六人。他們在地下黨員蔣南翔的領導下秘密開會，讀《中國大革命史》等革命書籍、進行"時事分析"、"工作檢討"、"自我批評"等項討論。"靜齋"不靜，這個小組在"一二·九"學生運動中發揮了不小的作用。他們團结了許多進步同學，成立同學會、開展時事問題討論會、出版靜齋壁報、成立流動圖書館，還率先組織了一個海燕歌詠團，唱《國際歌》 《畢業歌》等革命歌麯。韋君宜並且是他們中間的一枝"筆桿子"。
這時她與王作民同一寢室。給人的印象是："性格內嚮，話不多，看不出和誰特別要好，喜歡什麽人，穿着質地講究，但並不特別打扮。愛好讀書，會寫文章，抱着書出門、上課、進飯廳，走起路來蹬蹬很快。對組織的活動十分熱心，有時缺少經費，就跟她說：'喂，小魏，把你的存折拿出來吧。'她總是十分樂意慷慨地解囊。"（據王作民1989年7月26日談話記錄，經本人審閱）
到了這一年的鼕天，華北的局勢更加動蕩，偽政權冀察政務委員會正在籌備，日本浪人在天津製造事端，漢姦雇傭流氓在許多地方進行華北獨立的請願鬧劇。為了動員和組織青年學生加入到民族救亡運動中，在中共北方局領導下，這一年11月18日"北平學聯"成立（全稱"北平學生九國聯合會"）。繼之蔣南翔起草的《清華大學救國聯合會告民衆書》亦在《怒吼吧》上發表，喊出了"華北之大，已經放不得一張平靜的書桌了"的響亮口號。在清華大學的全體學生大會上，幾經爭論，終於通過了《通電全國，反對一切偽組織、偽自治，聯合北平各大中學進行遊行請願》的决議。清華校園已是"山雨欲來風滿樓"。十二月九日這一天，北平各大中學在"北平學聯"的組織領導下，爆發了大規模的請願遊行。一周後，十二月十六日又舉行了一次全市學生的抗日大示威。韋君宜積極地投入了這場運動，她和靜齋小組的人，不顧天寒地凍、艱難險阻，走在遊行隊伍的前列。遊行示威中她寫的對口詞《老百姓》傳單，散發給沿途的老百姓，以至多少年後，當年北方局領導人之一的彭真，都還記得這份傳單和它的作者。
清華園內外逮捕和反逮捕的鬥爭相當激烈。在靜齋發現了告密者的地形圖，在校園裏發生了"二二九"逮捕和反逮捕的鬥爭，參加遊行示威的不少進步學生也有遭逮捕而被投入監獄的。其中北平十七中女學生郭清慘死獄中的事件引起了進步學生很大的震動。"北平學聯"决定舉行北平學生追悼郭清烈士大會以示對反動派的抗議。韋君宜奉命撰寫的祭文，用毛筆寫成大橫幅懸挂在臺上，祭文憤怒揭露了反動派破壞愛國運動、迫害進步青年的罪行，喊出了廣大愛國學生的心聲："我們今後沒有眼淚，沒有悲哀，沒有凄涼。我們衹有沉痛的憤恨，火一樣的烈，海一樣深的憤怒和仇恨。"
做為"一二·九"運動中的筆桿子，韋君宜是出了名的。同室王作民回憶說："我們靜齋女生宿舍有個墻報，掌握在進步學生手中，君宜經常給墻報寫稿，還在校內外刊物上發表文章。那時看出來她是個作傢的材料。""她對生活感受深，觀察細微，善於思索，加以書讀得多，所以下筆成章。在一起的時候，看她似乎不經意，但通過她的筆，使人感到她看的、聽的比誰都多，一件普通的事，由她的筆寫出來，能從中看出深一層的東西，與衆不同。"韋君宜在後來談到自己作為"筆桿子"時是這樣寫的："若說筆桿子強，別位筆桿子寫論文寫散文寫詩成了氣候，我這個筆桿子卻專門趕任務。一會兒要公祭郭清同學，叫我來一篇祭文；一會兒出外宣傳，需要通俗唱詞，又讓我來十二段孟薑女調'正月裏來正月正……'；有一個刊物上刊登出東北義勇軍李紅光的軼事，……於是由我動手改編成了一段鼓詞'李紅光女英雄'印發出去，其實我連這紅光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對此她總是"樂此不疲"的。除了寫壁報、傳單，韋君宜還為當時出版發行的許多小報像《民族解放》、《我們的生活》、《北平學生》等，寫了不少稿子。編者爭相嚮她求助，她也給予很多支持。如《北平學生》10期的"編餘"就提到："編者的春愁，是愁缺稿，愁印刷費貴，愁刊物發行不好。……稿件與錢，多虧陶清與李江兩君，特此感謝。"由此可見一般了。（陶清為當時韋君宜的筆名）
韋君宜的思想是激進的。1936年暑假她曾跑到山西去參加革命組織"犧盟會"。她對傢裏不支持她參加革命是不能容忍的。考上清華後，父母對她期望很高，希望她走畢業出國留學深造的路，但是國難當頭，她走的卻是另一條路。母親總想用親情、享受來改變她，然而家庭並沒有改變她，她卻影響了這個家庭。父親留日的日本同學中有許多是當政的官員，東北淪陷後曾請他就任鐵道部長一職，他堅决拒絶，與人說子女將來還要做人。日本入侵北平後，也有人勸他任偽職，他索性躲到上海租界，以經商為生計，來往於上海、北平之間。至於韋君宜的弟妹，抗戰期間和解放戰爭期間，都陸續參加了革命，大弟留學美國，是解放後最早一批回國的人員。
韋君宜 - 早期文學作品
《思痛錄》
韋君宜的創作、編輯生涯是從這時纔真正開始的。她手中的這枝筆同她對真理、對光明的執着追求精神和對美好社會理想的憧憬與探索，是密不可分的，是同她所處的時代緊密相連的。寫於此間的兩篇散文《寄不出的信》和《告訴》（發表於1935年天津《庸報》和《大公報》）便表現了她在人生道路上執着追求和上下求索的精神歷程。《寄》着重表現了她對真理的不懈追求和渴望投身革命的熾熱感情。"朝一鋤，暮一鋤，我不知掘了多少日子，費了多少勁，把自己的雙眼逼成近視，末後竟出我不意的，在庫的深處遇見了你。""我隱約聽見你在人間的另一角落叫我，想找你，卻不知道怎麽能打通從我這兒到你那裏的一條路。假如我找着你了，無論那路上有多少砂石，多少荊棘，我也情願去走。"《告訴》則側重揭示了她在追求路上所出現的精神苦悶：她曾尋到一綫光明，但"這點明白不但不曾幫助別人，就對我自己都沒有一點改變。我照舊的念書、上課、思索、說話、發怔……沒有半點不同地方，除去心裏多了一點希望。"全文感情跌宕起伏，她苦悶、厭倦，想自殺，剛強的郭如鶴（《鐵流》中的主人公）和他所屬的人群，以及"天地間怎樣偉大的事，偉大的感情"都想到了，這些雖然給她安慰信賴，但她覺得對自己仍然是無用的。於是發出了"我不願意啊！我要告訴！"的呼聲。兩篇散文直抒胸臆、感情真摯、行文酣暢，顯示了韋君宜散文創作的基本風貌。
"一二·九"前後韋君宜尚發表兩個短篇。處女作《小坑》刊於天津《國聞周報》，署名陶清。這個刊物刊載了許多像老捨的《月芽兒》這樣的名傢名片，韋君宜的處女作刊於此，自然令人矚目。可惜由於作者本人覺得"幼稚"而未能收入後來的文集中。但是一個作傢處女作的"幼稚"又往往具有其獨特的魅力所在。
1936年《清華周刊》45捲由中文係十級學生共産黨員王瑤主持擔任總編輯，韋君宜受聘任該刊"哲學欄"編輯，除了編輯每期關於哲學方面的大量稿件，仍然堅持筆耕不輟。時值魯迅逝世，10月24日在清華大學舉行了魯迅追悼會，在11月1日出版的《清華周刊》第45捲第1期上，韋君宜發表了署名"君宜"的散文《哀魯迅》。她在中學時代就閱讀了魯迅的不少雜文，經過一段鬥爭生活後她纔覺得真正地理解了魯迅。這是一篇優秀的散文，開篇便寫道："我覺得魯迅不是從九萬八千裏的雲間把光芒射下來的星，我覺得他是和我們一起生活着的朋友。"全文通過作者的切身感受，昭示着"魯迅的名字將照透了昏黑的長夜，在光明的國土裏永生"這樣一個真理。文章字裏行間飽含着一個革命青年對國事的憂慮，對未來的信念，相信光明正在人們的心頭升起。散文仍然保持着熱情呼喚的風格，但同時又塗上了一層沉鬱睿智的色采，說明韋君宜正在走嚮成熟。"一二·九"一周年紀念之際，韋君宜在《清華周刊》第45捲第7期發表了她的第三個短篇《第一道光》，署名蓁藍。
在短短的兩、三年時間裏，在參加學生救亡運動的火熱的鬥爭生活中，韋君宜無論詩歌、散文、小說、書評，抑或雜記、通俗文體，寫起來得心應手，顯示了相當的創作潛力。這些早年作品，繼承了三十年代左翼文壇直面現實人生的傳統，具有鮮明的時代使命感，雖是一朵朵小小的浪花，卻以它獨特的取材、獨特的視角給當時的進步文化潮流帶來了新的氣息。同時作品所顯示的一個女青年作者對生活的敏銳感受和浪漫主義情懷，對瞭解作者的精神風貌和性格氣質也具一定的意義。
韋君宜 - 放棄留美奔赴延安
延安
在宜昌，省委錢瑛大姐决定送韋君宜去延安時親切地對她說："回延安就到傢了。你會覺得心裏好過些.。"韋君宜到重慶見到二叔謊稱去昆明上學，要了一筆錢便於12月5日從女友王作民傢動身，乘飛機去了成都。經過數日準備又啓程，1939年元旦剛過，心中的革命聖地延安便出現在她的眼前了。
回到延安不久，韋君宜復參加了由"中央青委"組織的"西北青年考察團"遠行至晉西北。一行五人，團長丁琇，支書馮直，成員有武剋仁、張方海。此行的目的是東渡黃河，前往剛剛開闢工作不久的晉西北，調研前方農村"青救會"、"婦救會"等革命組織的組建情況，並寫成調查報告。從陝甘寧的延安到達晉西北首府興縣，不但要自負行囊徒步行二千餘裏，而且路途艱險，戰爭也還在進行，真是到了抗日戰爭的前沿了。他們日間行軍，夜則宿於十八集團軍的兵站，或住到百姓傢。行軍途中聞"三五八"旅"嵐縣之捷"韋君宜耐不住心中的激動，曾賦詩云："兩年流浪已堪驚，回首傢山萬里程。戎服更非慈母綫，風霜改盡舊時容。悼亡漸痛雙框竭，赴死何難一命輕。聞道將軍新破虜，願隨旌旗指河東。"一路上，"訪百姓、訪農婦、居農傢"，親歷發生在身邊前綫的戰事，使韋君宜受到了艱險生活的鍛煉。
從《中國青年》第1捲第8期起，韋君宜共發表六篇文章，除《陝北農村的一勺》，有三篇是工作雜談：《那個村子工作好？》、《"手工業"與"機械工業"》、《壯丁隊化到童子軍化》；一篇論文《新娜拉走後怎樣》（三八特輯）；一篇人物剪影《悼紀毓秀》，以上均署名韋君宜。六篇文章實屬三類。來到延安一年許，韋君宜與延安中央"青委"組織部幹部蘇展參加了由"青委"舉行的十對新人的集體婚禮，陳雲同志當時兼"青委"書記主持了儀式。蘇展原為北京河北美專的學生， "七·七"事變後奔赴根據地參加了中央"青委"的工作。
抗戰以後山西的抗日力量有很大發展。1939年鼕閻錫山反目，動用軍隊摧殘革命力量及抗日團體，史稱"十二月事變"。當時晉西根據地的軍事力量比較分散，局勢十分不利，根據中央保存實力集中鞏固晉西北的指示，成立了晉西北軍政委員會，賀竜任書記兼軍區司令員，林楓任區黨委書記。為了加強晉西北的青年工作，中央"青委"决定先從組織部抽調蘇展、馮直兩名幹部充實那裏的領導班子。結婚半月餘，蘇、馮兩人便銜命從延安出發奔嚮晉西北黨委所在地興縣，在晉西"青委"裏擔任常委，籌備召開晉西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
1940年夏7月，韋君宜受延安中國青年出版社委任，帶着出版《中國青年》地方版（晉西版）的使命，從延安出發第二次奔赴西北，同行的還有馮直的愛人康琳。途中趕上黃河漲水，戰事緊張，興縣丟失，遂在綏德停留。《中國青年》（晉西版）為月刊，發行數額1500份以上，主要讀者對象為各縣青年幹部、小學教師、高小初中學生。以及相當程度的區縣軍政幹部。創刊號陣容較強，欄目也較多樣。韋君宜編輯5期（中國青年出版社後派黃照來接替了她的工作，共出版到二捲六期停刊）。
在離開晉西之前，韋君宜與蘇展之間感情隔膜已難以愈合。1941年3月，蘇展被派往山東抗日根據地，臨別時在歡送的人群中他們握手相別。走前蘇展給韋君宜留下一封信，這第一次婚姻便這樣結束了。
韋君宜 - 從陝甘寧到晉察冀
陝甘寧地區
1941年4月韋君宜從晉西北返回了延安，時值《中國青年》（延安版）已停刊，她被安排在延安青年幹校執教。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創刊，不久又由丁玲主編開闢了"文藝副刊"專欄。晉西北的那段歲月依然縈繞於韋君宜的腦際，她萌發了創作的欲望。很快，她在根據地的第一個短篇《竜》便發表在這一年7月8日創刊不久的《解放日報》第二版上。
《竜》 （原題為《竜》--晉西北的民間傳說））以傳奇故事的形式反映現實生活的內容。大旱之年天上的竜並沒有應驗來解救虔誠求雨的農民，人間的竜（賀竜）卻給他們帶來了希望。作品從一個側面表現了根據地農民思想面貌發生的變化。短篇構思新穎，巧妙地將富於傳奇色彩的傳說故事與現實生活溶為一體，文學語言也獨具匠心，給人以美的感受。《竜》是韋君宜的成名作，和丁玲、孫犁等名傢代表作一起，被收入了由周揚1946年、1947年東北書店相繼出版的《解放區短篇創作選》中，全國解放後被編入了初中語文課本，又為各種版本的解放區創作選所選入。另一篇短篇《群衆》發表於1942年8月2日出版的《解放日報》"文藝副刊"上。短篇以清新的筆調，寫了三個從城市奔嚮根據地的女青年，在下鄉做群衆工作時，他們怎樣用眼睛尋找群衆，到終於認識了群衆就在自己身邊的一段故事。作品人物形象生動鮮活，故事情節富於戲劇性，文學語言在自然中透出幽默，反映了知識女性到根據地後對生活的新鮮感受。兩個短篇標志了韋君宜文學創作的新起點。在作品的創作傾嚮上，既表現了新的現實、新的生活感受，又與"一二·九"前後的創作有着一脈相承之處，都具有鮮明的時代特色和一定的浪漫主義氣息。很可惜，這種創作勢頭不久便中斷了，這很可能同不久發生的那場"搶救失足者"的運動和工作環境的變化有關。
1942年在延安開始的整風運動，又發展為審幹運動、"搶救失足者"。楊述、韋君宜都捲入這場運動中。武漢失陷前，楊述由組織安排轉入四川，任川東組織部長兼"青委"書記，在重慶被捕，經周恩來保釋出獄後來到了延安。此次"搶救失足者"運動中也被打成了"紅色政策"下的國民黨特務。筆者有機會看到這段時間的《抗戰報》，韋君宜在《思痛錄》中所寫的這場運動的過程、思想認識大體是符合實際的。
當運動鋪天蓋地而來時，作為編輯記者，韋君宜一開始是"深信不疑的"，後來雖覺察出一些破綻出來，"但是我不敢否定這些編造，我還在每天為搜集這些'材料'而奔跑。"（見《思痛錄》第8頁、第9頁）直到這場"搶救"不斷的擴大，引嚮"不遠萬裏來投奔革命的知識青年"，引嚮"四川偽黨"，引嚮了韋君宜所熟悉的成都地下黨的負責人，包括韓天石--"一二九運動中北京大學學生領袖"，韋君宜已經從震驚感到害怕了。毀傢紓難的楊述也被誣衊成執行國民黨"打着紅旗反紅旗"政策的特務，被關押近了整風班。畫傢李又罘僅因為請了幾天假到解放區的邊緣地帶去看望哥哥，也被打成國民黨特務。到這時候韋君宜纔懂得了這場運動"是胡闹，是毫無常識又對共産主義毫無信心的奇怪創造"，她覺得這樣懷疑他們實在是太冤枉了。
1945年抗戰勝利，韋君宜沉浸在勝利的喜悅中："塞下忽傳勝利聲，八年苦戰竟全功；下山歌笑光火躍，東去歸程指日中；萬裏河山憑放手，千章織錦下名城；生還父老應猶健，子弟兵歸唱大風。"
此間在《晉察冀日報》發表了她在根據地創作的第三個短篇《三個朋友》，自10月2日起在《人民日報》（晉察冀版）轉載了這個短篇。《三個朋友》描寫的是根據地發動農民群衆參加查租的故事。作品以第一人稱的敘事角度，描寫了"我"與三個朋友--農民、農村紳士和知識分子之間，在尖銳的階級鬥爭中的種種關係，着重表現了也是知識分子的"我"的思想感情深處所發生的變化。短篇將根據地真實生動的生活畫面與作品的思想傾嚮作了較好的結合，使它在解放區的短篇小說創作中占據一定的地位，和短篇《竜》一起作為韋君宜的代表作被選入了各種解放區短篇創作選中。從《竜》、《群衆》到《三個朋友》，反映了作者小說創作傾嚮所發生的明顯變化，即由偏於理想色彩轉而着重表現在現實中人與人之間的階級關係和他們的政治思想面貌。短篇最後通過"我"表明衹有農民朋友纔是自己的"良師益友"，與農民朋友在一起"真是勝讀十年書!"這種文字表述強化了作品的思想傾嚮，創作態度固然真誠，然而作為文學作品卻是理念大於形象。而且對知識分子朋友作為農民朋友的陪襯人物，在描寫上也存在着簡單化的缺點，說明了作者在適應當時政治環境的同時，開始嚮模式化思維方式的傾斜。
十年的戰爭環境中，韋君宜還用淺近的文言文寫出了紀實性散文"三部麯"。第一篇是1938年流亡一年後在宜昌作《流浪記》 ，此篇已經軼失。據作者談一直保存在身邊，"文革"中抄傢時被抄走，後來歸還材料中不見了此件。第二篇《八年行腳錄》寫於"八·一五"光復之際，（全文收入散文集《海上繁華夢》，為未完成之作，實際衹寫至1942年到米脂後為止，發表時刪去部分文字，文章以簡練而富於文采的淺近文言，生動地記述描寫了作者從武漢撤退到大後方，以及在根據地最初幾年的足跡。文中特別用了較多的筆墨寫出了在敵後所面臨的饑餓和艱苦的戰鬥環境，看來不是那麽豪情滿懷，也沒什麽豪言壯語，但平凡與神聖本來就是革命者的本色，作者正是從這裏着眼寫出了一代革命者是在怎樣的條件下肩負起了歷史的使命。第三篇是寫於1948年1月間的《還鄉記》 ，主要記述作者在1947年底從解放區化裝潛回北平傢中治病的見聞，從一個側面反映了國統區北平的衰敗景象。三篇散文表現了韋君宜文言文的功底，寫作風格從青春期的熱情傾述轉而記述描寫自己親歷目睹的生活方方面面，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歷史的演進，具有較強的紀實性。此外在戰爭環境中韋君宜還寫了相當數量的詩詞，上述所引及後來問世者如《夫子廟拾炭詩》、《離延安》等，衹是其中的少數，此處不一一記述。
1948年韋君宜與楊述參加到中國新民主主義青年團的籌備工作，主要負責《中國青年》的復刊。1949年3月，他們所在單位隨中央機關來到了剛剛解放不久的北平。從此，韋君宜步入了她人生道路新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