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西默爾 Johannes Mario Simmel在小说之家的作品!!! | |||
1949年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我如此高興，真奇怪》（Michwundert,dassichsofröhlichbin）問世，並因此受到當時文學社團“47社”的邀請。
1950年移居西德，就職於《快捷》（Quick）畫報。西默爾十七歲便出版了他第一部小說集，二十五歲成為收入頗豐的畫報作者，三十五歲又因長篇小說《一定不會總是魚子》(EsmußnichtimmerKaviarsein1960)，獲得巨大成功，而後被改變成電影，由大名鼎鼎的奧地利演員O·W·菲捨爾（O.W.Fischer）擔任主角，另外還被改編成電視連續劇。同年他的劇作《校友》(Schulfreund)也被搬上舞臺。
從1963年起他成為職業作傢，開始陸續創作了一大批膾炙人口的文藝作品。如今進入古稀之年的西默爾，仍然筆耕不輟，用他那臺老式機械打字機，在他的瑞士居所每天工作八小時以上。
1999年他推出了自己第三十部長篇小說《愛情是最後一座橋》，該書首印十萬册，一出版便立刻進入《明鏡》周刊暢銷書排行榜。
約·馬·西默爾 - 職業生涯
約·馬·西默爾作品
在德語國傢乃至全球很多地方，奧地利作傢約翰內斯·馬裏奧·西默爾的名字早已傢喻戶曉、婦孺皆知了。這不但是由於他是一位著名的暢銷書作傢，而且是因為他的作品具有高度的社會責任感和教化意義，深深打動與感染了衆多的讀者。他把一個個浪漫麯折的愛情故事，植根於當今世界發生的各種醜惡現實之中，巧妙地將文學虛構與一係列真實事件融為一體，在充滿戲劇化地敘述這些動人故事的同時，酣暢淋漓地揭露與鞭撻了西方社會生活的醜惡弊端，表現出對人類自身、未來、前途的強烈憂患意識。此外他的這些文學性和藝術感染力兼備的作品對廣大讀者進行了理性的啓蒙，使人們在閱讀之中認清這些醜惡現實，喚醒人們的理性與良知。
西默爾在幾十年的創作生涯中，先後嚮廣大讀者奉獻了數量衆多的小說、電影文學劇本、兒童讀物。迄今為止他的作品印量已逼近八千萬册，被譯成四十幾種文字在世界各國出版，這種市場上的空前成功是當今不少作傢夢寐以求的。西默爾的圖書雖然如此暢銷，為那麽多不同階層的讀者所喜愛，可是由於他的作品有着通俗文學的特徵，長期以來視為“廉價的低級趣味的圖書（Kolportage）”，正統的德語文學批評界自然看不上眼。對於他的作品一部部的推出，一部部的暢銷，專傢們曾一直抱着不屑一顧的態度。
直到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德語文學界一些知名評論傢纔開始發現西默爾小說中所藴涵的各種政治信息並非一無是處。赫爾穆特·卡拉賽剋（HellmuthKarasek），弗蘭剋·席馬赫（FrankSchirrmacher），約阿希姆·凱澤（JoachimKaiser）等德國著名評論傢突然之間高聲贊揚他，因為他的小說對大衆進行了自由，寬容和民主信念的教育。凱澤認為：“西默爾的成功得益於他對加速中的令人窒息的災難，以及令人激動的幻想事件描寫的直覺。他與漢德剋(Handke)沒有關係，與霍夫曼斯塔爾(Hoffmanstahl)也扯不上邊。更確切地說，他可定位於雷馬剋(ErichMariaRemarque)，卡爾·麥(KarlMay)，法拉達(HansFallada)，也許還有迪倫馬特（Dürrenmatt）之間。海因利希·伯爾（HeinrichBöll）尊敬他。瓦爾澤(Walser)尊敬他。”社民黨的智庫成員彼得·格羅茨（PeterGlotz）甚至稱贊他為：“共和國最有影響的啓蒙者。”二十世紀的萊辛，也許還算不上。但起碼還可以與年輕的海因利希·伯爾，埃裏希·瑪利亞·雷馬剋和漢斯·法拉達相提並論。例如卡羅拉·斯特恩（CarolaStern）。德國著名作傢施特凡·海姆(StefanHeym)在《論暢銷書作傢約翰內斯·馬裏奧·西默爾》演講中稱：“約翰內斯·馬裏奧·西默爾在他的每部作品中都實施了對這個國傢的文學權威的對抗——無疑是大獲全勝；當然一位暢銷書作傢在有些人看來是不文雅的。一種對“我們時代的巴爾紮剋”的同事般的敬意。請多寫這些廉價的讀物”。“文學教皇”馬塞爾·萊希·拉尼茨基（MarcelReich-Ranicki）的評價則更加切中肯綮：“沒有一位同時代的作傢像西默爾那樣對主題，問題，題材具有絶妙的洞察力。”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國內出版界就已認識到西默爾作品在西方世界的巨大影響。1984年和1986年江蘇人民出版社，中國文藝聯合出版公司先後於出版了他的《吉米走嚮彩虹》（UndJimmygingzumRegenbogen1970）、《我留給人間的自白》（Ichgestehealles1952）。但並沒有引起多少人的關註。譯林出版社2002年推出了西默爾的最新長篇小說《愛情是一最後座橋》(LiebeistdieletzteBrücke)，2004年推出他的環保題材的小說《雲雀在春天最後一次歌唱》（ImFrühlingsingtzumletztenmaldieLerche）纔又形成了西默爾作品出版的一個新高潮。但是國內對於西默爾的研究仍然停滯不前，對這位影響深遠的奧地利作傢的研究成果更是十分稀少。本文力圖通過對西默爾faction體小說的藝術特徵，語言風格和社會影響的分析，揭示西默爾這些作品的真實輪廓及其藴涵的文學價值。
約·馬·西默爾 - 主要作品
著有：《秘密面包》、《我留給人間的自白》、《上帝保佑戀愛的人》、《尼娜B事件》、《直到苦澀的盡頭》、《愛情衹是一句話》、《愛祖國，你就會安心》、《大夥兒都是兄弟》、《吉米走嚮彩虹》、《讓人做夢的物質》、《答案衹有風知道》、《沒有人是一座島》、《好啊，我們還活着》、《我們管你們叫希望》、《請你讓鮮花活着》、《黑暗中什麽也看不見》、《與小醜們一起流淚》、《雲雀在春天最後一次歌唱》、《儘管我想笑，可是我得哭》、《做不可能的夢》、《畫扁桃體的男人》、《愛情是最後一座橋》、《蜜蜂已經瘋了》等等文學作品。
據德國哈倫貝格出版社（HarenbergVerlag）1997年的統計，自1961年以來在德國出版的30本最成功的小說中(包括國外翻譯小說)，西默爾的就占了三本，分別是《沒有人是一座島》（第15位），《使人做夢的物質》（第21位），《吉米走嚮彩虹》（第21位）。在這項依據圖書在暢銷書榜上榜時間的統計中自然也有西格弗裏德·倫次、伯爾、格拉斯等人的作品，其中倫次的《德語課》（Deutschstunde）排在第8位（36周），《家乡的博物館》(Heimatmuseum)排在第13位（29周）。格拉斯的《比目魚》(DerButt)與西默爾的《沒有人是一座島》並列15位（28周），伯爾的《一次出差的終結》（EndeeinerDienstfahrt）排第19位（25周），《小醜之見》(AnsichteneinesClowns)排第21位（25周）。可見西默爾能與這些實力派德語作傢比肩，絶非等閑之輩。
西默爾先後獲得奧地利科學與藝術一級榮譽十字勳章，奧地利共和國大金字榮譽勳章以及聯合國社會作傢優秀奬等多項大奬。2005年3月，德國總統赫斯特·科勒(HorstKöhler)授予這位奧地利人德意志聯邦共和國一級大十字勳章，以表彰他在文學創作和社會批評方面的傑出貢獻。至此他的文學成就，已得到社會各界的全面承認。
約·馬·西默爾 - 藝術特徵
面對這樣一位在西方世界影響如此之大的著名作傢，以下問題是十分耐人尋味的：究竟是什麽神秘力量，讓西默爾以如此旺盛的創作精力，成為當代德語文壇既高産又影響深遠的作傢？西默爾的衆多厚達數百頁的小說，又是如何憑藉其起伏跌宕的故事情節吸引了如此衆多的讀者，讓他們如癡如醉，深受震撼呢？西默爾的faction體小說是否有不同於傳統紀實文學的特質，而達到了類似中國通俗文學大師金庸先生的武俠小說所藴藏的巨大社會影響力與啓蒙價值？
西默爾在他最新小說《愛情是最後一座橋》的中文版前言裏對中國讀者說：“作為記者，我曾經被派去報道許多戰爭，我報道過那麽多的死亡、鎮壓、災難、困苦、不公正和恐怖，所以當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就打算寫寫所有這些以及其他威脅人類的危險，例如，破壞環境，不負責任的分裂原子核的試驗，或者分裂細胞核的試驗，即使用脫氧核糖核酸這種生命的組成部分做試驗，或者寫那些今天已經能夠在幾分鐘之內使地球上的全部生活完全癱瘓的所謂‘計算機病毒’，寫酗酒和吸毒,由於一種冷酷無情的資本主義而出現的全球化，或第三世界受到的剝削，我想用一種簡單明了的語言來寫,為的是讓我的話進入讀者的大腦和心靈,使他們能夠在驚愕和憤怒之餘最終完全清醒地認識到和感受到，是誰在今天給他們的生活帶來痛苦，所有這一切以及造成這一切的原因和肇事者。”
上面這席話，是西默爾對自己文學創作動機最直白的表述，是他文學創作始終遵循的倫理與道德標準。西默爾童年的不幸以及早年的記者經歷，使他萌生了從文學的視角來揭示與批判當今世界種種極端反人類的惡行。然而以何種方式來吸引各階層的讀者，並使他們取得最佳的閱讀效果呢？西默爾充分發揮了faction體這種文學形式，並加入了他自己的特色。1998年10月12日他在接受德國廣播電臺的采訪時說：“我對自己說：假如要我寫作（雖然許多人奉勸我，說我的努力純屬徒勞。但我認為，我能，起碼可以反映其中一部分。），决不能單單衹寫一些愛情故事或者純情小說，而是要寫像美國作傢諾爾曼·梅勒(NormanMailer)所說的‘faction’，也就是說把“虛構(Fiktion)”與“真實(Fakten)”柔和在一起。所以我特別偏重於事實的重要性。我自己清楚，我要是選取暢銷的主題，我的書不可能不暢銷。而實際上我的書全都是一些與市場上賣點截然相反的主題。我描寫了身心受到摧殘的兒童，尤其是納粹及新納粹，我認為這是歷史上最大的犯罪，决不能讓這些噩夢在人類社會中再次重演！”
所謂faction(紀實體)來源於英語，係植根於虛構的和現實人物和事件之間的一種現代的文學形式，與fiction相反，faction體通常采用報告文學或者有事實依據的紀實小說的方式，利用諸如錄音記錄或者草圖等事實資料。西默爾正是發揚了美國作傢約翰·梅勒的傳統，成為紀實體文學創作方面最成功的作傢之一。他強調要想創作出好的作品必須具有高度獨立的思想意識。早在他當普通記者時，就這麽做了。所以西默爾在每次創作前，都要進行詳細的調研，自掏腰包，平均每出版一本書，要花掉40萬馬剋用於收集各種第一手材料。在占有大量的真憑實據的基礎上，纔開始充分發揮作傢的想象力，進行創作。他能夠把這些材料合理有序地放入自己編織的敘述框架內，使每一個故事變得麯折離奇，起伏跌宕，充滿懸念。而這些故事往往包含着男女主人公的愛恨情仇，主人公命運和遭遇與這些重大事件密切相連，使故事更加引人入勝，讓讀者一開篇，就牢牢地被這些似曾相識的現實事件所吸引。因為在西默爾的宇宙中，啓蒙與浪漫並不是一對不可調和的對立體，兩者可以高度統一。西默爾用來烘烤出他的一本本書的面團，不是始終含有魚子，還有足夠的親吻，以及人類面臨的各種災難與睏境。例如《吉米走嚮彩虹》就是講生物武器的交易，《與小醜們一起流淚》是講基因移植的危險，《雲雀在春天最後一次歌唱》主題則是核污染以及全球範圍內的環境惡化。《愛情是最後一座橋》是圍繞着計算機病毒專傢菲利普的個人感情和命運展開的，而小說的背景則是全球性的工業兼併浪潮引發的新一輪國際恐怖主義。依據事實進行文學虛構與創作，德國許多作傢都身體力行。比如作傢格拉斯在創作《蟹行》(Krebsgang)之前也專門聘請歷史顧問，在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基礎上，經過作傢本人的剪裁取捨纔開始動筆。而西默爾在事實調查方面最捨得投入，內容的準確與翔實對讀者的吸引力自然也最大。
雖然每次創作，西默爾都占有大量的事實充當素材，但是任何一位有作為的作傢，當然不會囿於事實所提供的框架內。在事實基礎上充分發揮文學的想象與虛構，把自己對待社會的深刻見解，把自己的倫理觀與道德觀始終貫穿於自己的作品中，才能達到潛移默化的效果。離奇的題材雖然具有吸引人眼球的作用，但衹是為了新奇而新奇，這樣的作品並不具有長久的生命力。而衹有把貌似離奇的故事，分解成許多我們平時常見的真實畫面，那纔會使讀者具有親近感，從而容易被打動，在心靈上被觸動。例如他的作品《愛情衹是一句話》，主人公是一位生活在寄宿學校的富傢子弟奧利弗，居然愛上了比自己大十幾歲的有夫之婦維蕾娜，兩個主人公都有極其坎坷的經歷，這樣的故事框架其實許多讀者並不陌生。故事一開頭以奧利弗的自殺開始，而整部書卻是奧利弗遺留下來的一部手稿，這樣的編排就充滿了戲劇性。手稿裏面不僅記載了奧利弗對維蕾娜真實情感和無望的愛情，而且描述了上世紀六十年代初德國社會的方方面面，像寄宿學校的孩子們的枯燥生活和畸形心理，參觀達豪集中營對法西斯暴行的深刻認識，對大資本傢之間的爾虞我詐，殘暴無情的揭露等等，圍繞着奧利弗與維蕾娜這條愛情主綫展開。比如對寄宿學校孩子們的畸形生活的描寫，顯得十分可信。如果作者沒有深入生活，並有過切身體驗，沒有第一手資料做鋪墊，不可能寫得那麽行神兼備。一口氣讀完此書，不僅讓讀者對這種無望的愛情悲劇扼腕嘆息，而且促使讀者思考到底是什麽原因造成了這一悲劇。這就是西默爾的小說與一般通俗小說最大的不同之處。讀者受到了感化和觸動，並因此陷入沉思。
西默爾的幾乎所有的作品雖然有真人真事為依據，但是作者進行了大量的文學虛構，讓讀者在貌似麯折離奇的愛情面前，深刻地體會到男女主人公與自己所處的社會激烈的衝突，人類美好願望的是怎樣在這種冷酷的現實面前破滅。憑藉着一位作傢的良知與社會責任感，將真實與虛構巧妙地結合，把faction體的小說提升到了一個罕見的高度，它們雖然在形式與內容上有通俗文學許多特徵，但卻超越了通俗文學本身。西默爾早在1983年接受瑞士雜志的采訪時就明確地說：“對我而言，這個世界的重大問題遠遠比我描寫的細節要重要”。西默爾把這些重大問題，用盡可能麯折離奇的形式和巧妙的包裝傳遞給讀者。這種巧妙的敘述手段，能夠自然而然地促使讀者讀完作品之後受感染，甚至去思考造成這些人類社會醜惡現象的深層原因。他的作品因而取得了藝術與現實的高度統一，從而使廣大讀者深受教育與感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社會效果。這種獨特的創作風格和表現手段，是西默爾小說成功的一個重要砝碼，如今已被愈來愈多的人所認識。
約·馬·西默爾 - 語言風格
西默爾faction體小說的另一大特徵在於語言的樸實和簡練，西默爾曾經說過：“當年，在我開始寫小說的時候，我曾經在一篇文章裏這樣描述了我的意圖：在我想寫的書裏出現的人物，是每一個人都認識的，為的是所有的人都能夠在我的小說的人物形象裏重新看見自己。我從來不願意將枯燥和文學混在一起，總是希望寫得和現實一樣激動人心。而且全是真心話!在我的書裏，不應該出現一句誰也看不懂的話。所有的人都應該能夠讀懂我的書裏的每一句話，無論是洗衣女人、郵遞員、電話接綫員、有軌電車司機、工廠的工人，還是國傢政要、百萬富翁、大型企業的總裁。我想讓這些掏錢買我的書的人，花了錢也要有所得，不僅僅得到娛樂和解釋，而且還要得到一種寬慰,讓他們覺得有一個在那裏寫作的人,也有着和他們相同的問題、恐懼和憂慮,這個人有的時候(非常罕見)成功地找到瞭解决一個問題的辦法或者成功地消除了一個恐懼和一個憂慮……”多年的記者生涯讓西默爾深刻地領悟到，語言作為溝通讀者心靈的橋梁作用，因此他一直努力使用最通俗易懂的文字寫作，讀他的作品沒有語言的羈絆。
衆所周知，許多早有定論的德語文學作傢是非常講究自己作品的語言特色的。因此他們語言的表現方式大多具有德國式的思辨特徵，既艱深難懂，還大量使用復合句、方言俚語，運用各種豐富的修辭手段，使不少讀者一開篇就陷入了語言的迷宮中。04年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奧地利女作傢耶利內剋在回答譯林出版社編輯的提問“您曾在訪談中談到翻譯您的作品的難度和不可翻譯性……?”時，回答道：“通常我的經驗是，如果一個奧地利人（以奧地利德語為母語，因為我經常使用維也納地方方言）為主譯，然後由母語為目標語言國的人來作修改，這樣的配合最可能取得成功。我非常睏惑的我的作品能在國際上獲得種種的承認，我經常會問自己：讀者到底讀到了什麽？如果他們衹讀到了我作品的翻譯，那他們根本不會看到我寫的是什麽。這一切讓我的作品的譯者很沮喪，他們常常會對他們的工作感到絶望。”耶利內剋的表白是十分坦誠的，因為許多著名的德語文學作品最大的特色之一就是作傢獨具一格的語言，但是這些語言有時卻成為不可逾越的屏障使譯者與讀者望而卻步。
獨特的語言表達方式雖然是作者們在文學創作中刻意體現自己風格的一種追求和創新，但是這種以作者為中心的語言試驗或者探索，實際上也正好限製了作品的傳播和理解。比如格拉斯的《比目魚》，馬丁·瓦爾澤的《批評傢之死》(TodeinesKritikers)等作傢的作品有時候不要說德國的普通百姓，就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也要花很大功夫，耐着性子才能讀懂。在《比目魚》的前言裏，譯者馮亞琳曾引用了格拉斯老朋友希爾德斯海姆緻格拉斯的一封信：“我們有兩本書。西爾維婭和我人手一册，晚上各讀各的，早晨吃早飯的時候互相交流我們的閱讀體驗(我們從沒有那麽早起來過)。當然也談到了翻譯的睏難。西爾維婭這麽說：‘每逢這個時候我就很慶幸我懂德語，能讀懂原文。’”格拉斯知道自己作品翻譯的睏難，從《比目魚》開始，他就一再堅持，並最終與出版自己作品的Steidl出版社談妥，自己的每部作品都必須由出版社出面邀請譯者參加翻譯說明會。格拉斯擔心自己的作品被誤讀，采取這種方式處理翻譯問題也是衆多德國作傢中絶無僅有的。
而中國國出版界對德語文學的翻譯和介紹可謂不遺餘力，幾乎所有知名德語作傢的作品都有中譯本，但是真正翻譯得非常出色，並又得到國內讀者認可的小說並不是非常多。出版社出版德語文學作品絶大多數都要虧本。這一方面說明了德語純文學本身的高深莫測和理解的障礙，另一方面說明譯者所面臨的既要傳達德文原作的神韻又必須用鮮活的現代漢語表達方面的睏境。這也是德語文學雖然在世界文學中的地位很高，但卻不大被國內讀者所接受與認可的重要原因之一。當讀者對文本的理解都發生了睏難，談何充分地理解，更不要說是受到震撼和得到啓發了。
而西默爾的所有作品恰恰相反，讓許多讀者實實在在體驗到了德語輕鬆明快的一面。西默爾的每部小說都厚達五六百頁，這些大部頭作品如果一開始就讓讀者陷入語言的羅網中，不可能會打動讀者。西默爾的語言簡潔明了，讀西默爾的書，看不到一環套一環的長句，讀者面對的是生動活潑的對話與敘述。對於這位七十多歲寫作這種高科技題材的作傢來說，如何表達很專業的計算機術語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挑戰。但是西默爾仍然找到了最簡單的表達方式，讀者絲毫未察覺是一個外行人在講故事。讀他的小說，再也不用絞盡腦汁地去理解復雜的德語長句和大作傢們玄妙與高深的意圖，也不用在一些方言俚語面前裹足不前。在這種流暢的敘述中，西默爾采用的這種最貼近各階層人士的簡單樸實的語言，讓讀者真正體驗到了一種閱讀的愉快。所以以這種語言為載體的作品，其廣泛的影響力也就不足為奇了。
約·馬·西默爾 - 社會價值
西默爾是一位高産的作傢，在二十多年裏他的作品像流水綫那樣被源源不斷地“生産”出來。因而有人譏諷：西默爾文字的特殊分量不是按照藝術的範疇，而是按照書架上的沿米來確定的。他的作品有很長一段時間被評論界視為廉價的低級趣味的圖書，而長期受到冷淡。在許多評論傢看來西默爾的圖書無論在形式與結構上都與純文學保持着距離。在文學上沒有新的探索，故事情節多落於俗套。雖然他的書大多反映了社會衝突，但是並沒有提供解决這些問題的靈丹妙藥。他是在不斷地愚弄人民！但是隨着西默爾的“廉價作品”不斷地大量面世，成了許多讀者的案頭讀物時，德語文學評論界纔開始逐漸轉變態度，開始註意和發掘西默爾作品深層次的東西。
德語文學評論界對西默爾的高度評價，前文已大量引述。然而西默爾的作品到底憑藉着什麽力量産生如此重大的震撼效果呢？《雲雀在春天最後一次歌唱》是西默爾1989年推出的一部以環保為主題的長篇小說。作者飽蘸激情地以戲劇化的筆調描寫了以馬爾文為首的一群環保人士參與的拯救星球的鬥爭。主人公馬庫斯·馬爾文博士是德國黑森州環保部監視局的核科學家，作為政府的環境官員他逐步發現政府所推崇的發展核能的技術，是以付出巨大的環境代價為前提的。面對這樣一個重大的社會體裁，西默爾以他一貫的歷練，駕輕就熟地讓讀者隨着隨主人公的行動，與一個個冷酷的環境災難的現實所面對。但是僅僅羅列一係列的可怕的數據，出示一張張恐怖的照片還不足以使讀者深刻地體驗到環境災難的致命性，並使讀者在靈魂上受到真正的觸動。對於這些重大的社會問題，西默爾敢於從大量的實際調查與研究出發，讓筆下的主人公每次都能以專傢的面目，用最簡練的話語和行動，讓讀者體驗到一個個現實危險，這些“專傢”作出的一係列最現實，最客觀的陳述，能非常準確地洞穿社會上種種醜惡現象的本質，揭開造成這些災難的黑幕真正的原因，讓讀者幡然省悟人類環境的最大威脅者竟然是一切以追逐利益為目標的跨國公司和那些依靠這些利益集團維持政治生命的技術官僚和政客。現在對比世界超強美國的環境政策以及總統布什漠視環保的一係列行為，以及這些行為給地球環境造成的惡果，使我們異常震驚地發現，這部十六年前出版的小說就已經一針見血地揭穿了這一巨大的黑幕。讀完這樣的小說，讀者能不受到震撼嗎？而書中揭露的這些跨國公司，大財團以及政客仍然在世界舞臺上興風作浪，讀者能不對我們地球的前途，人類的未來而憂心忡忡嗎？
西默爾具有職業記者捕捉社會重大題材的敏銳觸角，同時也知道文學對大衆具有潛移默化的感染和教化的力量。因此他的每一部作品不僅包含了易於為大衆所接受的外在形式，簡練的語言風格，最主要的是他把道德力量和理性啓蒙貫穿於每一部作品中，讓它們進入讀者的靈魂深處，使讀者自然而然地受到觸動，得到啓發。西默爾發揚光大的faction體小說，以通俗的表現形式，展示了更高的主題。其産生的巨大的社會影響是不容低估的。
當然西默爾的作品也不是毫無瑕疵：他的有些小說會出現一些沒有必要的重複，比如對一些女主角眼睛外形和乳房的輪廓的描寫等等。當然這些瑕疵不足以掩蓋他的作品的絶妙和偉大。
約·馬·西默爾 - 創作花絮
據德國媒體報道，已八十多歲高齡的西默爾正在埋頭創作一部沒有“政治調料”的愛情小說《毛皮蕩婦》（Pelzschlampe），他在愛情小說上能否有所突破，讀者將拭目以待。與金庸的武俠小說的在中國的經歷相似，西默爾的30部faction體小說的價值已日趨顯現，也得到了愈來愈多的專傢的肯定。這些貌似通俗文學的faction體小說不但具備文學理論所說的認識、教育、審美和娛樂功能，而且能使讀者在閱讀過程中心靈得到淨化，汲取巨大的精神力量，因而值得我們做更深入的介紹與研究
He was born in Vienna and grew up in Austria and England. He was trained as a chemical engineer and worked in research from 1943 to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After the end of the war, he worked as a translator for the American military government and published reviews and stories in the Vienna Welt am Abend. Starting in 1950, he worked as a reporter for the Munich illustrated Quick in Europe and America.
He wrote a number of screenplays and novels, which have sold tens of millions of copies. Many of his novels were successfully filmed in the 1960s and 1970s. He won numerous prizes, including the Award of Excellence of the Society of Writers of the UN. Important issues in his novels are a fervent pacifism as well as the relativity of good and bad. Several novels are said to have a true background, possibly autobiographic.
According to his Swiss lawyer, Simmel died on 1 January 2009 in Lucerne, at 84 years of age.
[edit]Bibliography
' ("Mich wundert, daß ich so fröhlich bin.", Zsolnay, Wien 1949)
The Secret Bread (?) ("Das geheime Brot.", Zsolnay, Wien 1950)
The Murderer does not drink milk (?) ("Der Mörder trinkt keine Milch. Ein Kriminalroman.", Demokratische Druck- und Verlags-Gesellschaft (Bären-Bücher 19), Linz 1950)
You only live twice (?) ("Man lebt nur zweimal.", Demokratische Druck- und Verlags-Gesellschaft (Bären-Bücher 21), Linz 1950)
I Confess ("Ich gestehe alles." Zsolnay, Wien 1953)
The Pretender (?) ("Der Hochstapler. Immer, wenn er Kuchen aß...", (mit Hans Hartmann). Südverlag, München/Konstanz 1954
God Protects Lovers (?) ("Gott schützt die Liebenden.", Zsolnay, Wien 1957),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s The Sibyl Cipher
The Affair of Nina B. ("Affäre Nina B.", Zsolnay, Wien 1958
It can't always be caviar ("Es muß nicht immer Kaviar sein.", Schweizer Druck- und Verlagshaus, Zürich 1960)
To the bitter end ("Bis zur bitteren Neige.", Knaur, München 1962)
Love Is Just A Word ("Liebe ist nur ein Wort.", Knaur, München 1963)
The Berlin Connection a.k.a. "Dear Fatherland" or "Double Agent - Triple Cross" ("Lieb Vaterland magst ruhig sein." Knaur, München 1965)
Cain '67 ("Alle Menschen werden Brüder." Knaur, München 1967)
The Caesar Code ("Und Jimmy ging zum Regenbogen.", Knaur, München 1970)
' ("Der Stoff, aus dem die Träume sind.", Knaur, München 1971)
Only the Wind Knows the Answer ("Die Antwort kennt nur der Wind.", Knaur, München 1973)
No One is an Island (?) ("Niemand ist eine Insel.", Knaur, München 1975)
' ("Hurra, wir leben noch.", Knaur, München 1978)
' ("Wir heißen euch hoffen.", Knaur, München 1980)
Let the Flowers Live ("Bitte, laßt die Blumen leben.", Knaur, München 1983)
You cannot see the ones in the dark (?) ("Die im Dunkeln sieht man nicht.", Knaur, München 1985)
The Clowns brought the Tears (?) ("Doch mit den Clowns kamen die Tränen.", Knaur, München 1987)
' ("Im Frühling singt zum letztenmal die Lerche. Knaur, München 1990)
' ("Auch wenn ich lache, muß ich weinen. Knaur, München 1993)
Dream the Impossible Dream (?) ("Träum den unmöglichen Traum. Knaur, München 1996)
The Man who painted Almond Trees (?) ("Der Mann, der die Mandelbäumchen malte.", Knaur, München 1998)
The Last Bridge is Love (?) ("Liebe ist die letzte Brücke.", Knaur, München 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