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生地： | 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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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江健三郎日本作傢。1935年１月３１日，大江健三郎出生於日本四國島的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在七兄弟中排行老三。1941年入大瀨國民學校就讀，1944年喪父。戰爭結束後，大江健三郎於1947年進入戰後設立的新製中學——大瀨中學接受民主主義教育，並以同年5月頒布的新憲法作為自己的道德規範。1950年入縣立內子高中，翌年轉入縣立鬆山東高中，在校期間編輯學生文藝雜志《掌上》。1953年高中畢業後大江健三郎赴東京，入補習學校做報考大學的準備。1954年考入東京大學文科，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剋納和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1955年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在渡邊一夫教授的影響下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並創作劇本《死人無口》和《野獸們的聲音》。大江健三郎積極從事文學活動，於1957年5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奇妙的工作》並獲該報“ 五月祭奬”。著名文藝評論傢平野謙在《文藝、時評》上談到該短篇小說時，認為這是一篇“具有現代意識的藝術作品”。在這一年裏，大江健三郎還相繼發表了習作《死者的奢華》、《人羊》和《他人的腳》等短篇小說，其中《死者的奢華》被薦為芥川奬候選作品，著名作傢川端康成稱贊該作品顯現出作者“異常的才能”。自此，大江健三郎作為學生作傢開始嶄露頭角。1958年又發表了《飼育》和《在看之前便跳》等短篇小說，其中《飼育》獲得第39屆芥川奬，使得這位學生作傢得以與石原慎太郎、開高健和江藤淳等人齊名，同被視為文學新時期的象徵和代表；而稍後發表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摘嫩菜打孩子》，則更是决定性地把他放在了新文學旗手的位置上。
1959年3月，大江健三郎完成學業，從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畢業，其畢業論文為《論薩特小說裏的形象》。同年，作者接連發表了長篇小說《我們的時代》和隨筆《我們的性的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來觀察人生，試圖表現都市青年封閉的內心世界。當時，這種嘗試在社會上引起了軒然大波，作者也受到了種種攻擊性批評。1960年2月，大江健三郎與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長女伊丹緣結婚，積極參加“安保批判之會”和“青年日本之會”的活動，明確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並因此而與石原慎太郎和江藤淳等人嚴重對立。在這一年裏，大江健三郎還發表了長篇小說《青年的污名》，虛構性自傳體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也於9月開始在《新潮》雜志連載。這一時期的作品大多具有較濃厚的民主主義色彩，反映出作者對社會和人生的思索。
1994年瑞典文學院以其作品《個人的體驗》、《萬延元年的足球隊》授予大江健三郎諾貝爾文學奬。《個人的體驗》這部長篇小說以作者的親身生活經驗為基礎寫成。大江健三郎生有一殘疾兒子，後去廣島搞社會調查，對原子彈造成的迫害深有感觸。小說表現了現代人的孤獨，以主人公下决心承擔起撫育畸形兒的重任為終局。小說獲日本第十一屆新潮文學奬。《萬延元年的足球隊》寫兩兄弟回四國山村故園尋根，卻發現這個山村仍陷於百年前（即萬延元年）農民起義的影響中。作品在暴動、自殺、通姦、畸形兒誕生等互相交織的社會場面中，插入維新精神和戰後精神，無論在思想上和文體上都堪稱大江健三郎的創作高峰。小說獲日本第三屆𠔌崎潤一郎奬。瑞典文學院宣佈，日本文學家大江健三郎以“詩的力量創造了一個想象的世界，並在這個想象的世界中將生命和神話凝聚在一起，刻畫了當代人的睏惑和不安”，認為大江健三郎 “深受以但丁、巴爾剋、艾略特和薩特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響”，“開拓了戰後日本小說的新領域，並以撞擊的手法，勾勒出當代人生百味”，因此决定授予他諾貝爾文學奬。大江健三郎成為２６年來，第二位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日本作傢。
個人的體驗封面
這一時期作品中的民主主義思想並不是偶然和孤立的。據作傢本人回憶，他12歲時正逢日本公佈新憲法，他認為憲法中“主權在民，放棄戰爭”的內容對他的思想形成具有很大影響。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和日本政府大規模整肅共産黨員的事件，使得這位15歲的少年為理想在現實中難以實現而感到苦悶。1960年5月底，在日本國內反對日美安全條約鬥爭的高潮中，這位已在日本文壇小有名氣的戰後派青年作傢，參加了以野間宏為團長的第三次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訪問了中國。在中國進行訪問的半個多月裏，大江健三郎和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先後受到了毛澤東、陳毅、郭沫若和茅盾等人的接見，大江健三郎本人還在《世界文學》雜志發表特約文章，認為日本人民在反日美安全條約的鬥爭中“報答了中國人民的友誼，從而結成了永恆的友誼”，並且充滿熱情地寫道：“我們日本人民嚮中國人民保證並發誓决不背叛你們，永遠和你們保持友誼，從而恢復我們作為一個東方國傢的日本人民的榮譽。”
創作歷程
大江健三郎的這些經歷，很難不對他的創作生涯産生影響。早在1958年，這位東京大學法文專業的學生作傢在以小說《飼育》獲芥川奬後即對報界表示：“我毫不懷疑通過文學可以參與政治。就這一意義而言，我很清楚自己之所以選擇文學的責任。”獲得諾貝爾文學奬後，在進一步談及文學的責任時，這位作傢認為：“所謂文學的責任，就是對20世紀所發生過的事和所做過的事進行總清算。關於奧斯威辛集中營、南京大屠殺、原子彈爆炸等對人類的文化和文明帶來的影響，應給予明確的回答，並由此引導青年走嚮21世紀。”1961年，他以右翼少年刺殺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的事件為題材，寫了《十七歲》和《政治少年之死》兩部小說，通過對17歲少年淪為暗殺兇手的描寫，揭露了天皇製的政治制度。《政治少年之死》在《文藝春秋》雜志發表後，大江健三郎立即遭到右翼勢力的威脅，而《文藝春秋》雜志則未經作者本人同意，便刊登了道歉聲明。自此，這篇小說再也未能收入到他的任何作品集裏。
對於大江健三郎的創作生涯來說，1963年是個非常重要的年頭。在這一年裏，他的長子大江光出世了。這原本應該是一件喜事，卻給這位28歲的青年作傢蒙上了厚厚的陰影——嬰兒的頭蓋骨先天異常，腦組織外溢，雖經治療免於夭折，卻留下了無法治愈的後遺癥。就在這一年的夏天，大江健三郎還去廣島參加了原子彈在廣島爆炸的有關調查，走訪了許多爆炸中的幸存者。這兩件與死亡相關聯的事給這位作傢帶來了難以言喻的苦惱和極為強烈的震撼，使他把小的“死”(殘疾病兒大江光的死的威脅)與大的“死”(全人類所面臨的核武器爆炸的死的威脅)聯繫在一起，認為死亡的危險正經常性地顯露出來。這種思考又使得作者在生活中不得不時時意識到死亡，並且將這種生活態度自覺不自覺地與自己的文學創作結合起來。諾貝爾文學奬獲奬作品《個人的體驗》(1964年)，正是作者在這種苦悶之中創作的一部以自身經歷為背景的長篇小說。如同日本著名文學評論傢平野謙所盛贊的那樣，“在大江健三郎至今的所有作品裏，這是最為出色的一部”。在這部發表後即獲得新潮文學奬的作品中，當主人公鳥在面臨腦殘疾嬰兒的生死抉擇——或聽從情婦勸告，藉黑市墮胎醫生之手埋掉病兒，或接受醫院建議，為病兒施行腦疝氣手術以拯救其生命——時，最終决定聽從醫生的建議。這也就意味着，自己要同將會留下嚴重腦殘疾的兒子共度生涯，從而把個人的不幸升華為人類的不幸。同時獲得諾貝爾文學奬的另一部作品《萬延元年的足球隊》(1967年)也屬於這一類表現殘疾人題材的長篇小說。在這部被稱之為現代傳奇小說的作品中，白癡兒的父親蜜三郎與從美國回來的弟弟鷹四，一起返回故鄉四國的群山之間，賣掉了百年老屋並尋找這座老屋所象徵的祖先的譜係。早在萬延元年(1860年)的農民起義中，他們的曾祖父 (身為村長的老屋主人)與其任義軍首領的弟弟相互對抗，最後曾祖父殺死了縱火焚燒老屋的弟弟。為把村裏年輕人組織起來同朝鮮人抗衡，鷹四用賣老屋的錢辦起一支足球隊，蜜三郎卻通過此事從鷹四身上看到了曾祖父弟弟的暴力基因。在計劃搶劫朝鮮人的超級市場失敗後，鷹四承認了姦污白癡妹妹並在緻其懷孕後逼迫她自殺的事實，隨後自己也用獵槍自殺身亡。蜜三郎與妻子商定，要把白癡兒子接回來，並收養鷹四的孩子。在整部作品裏，作者以故鄉四國的群山、森林和山村為舞臺，把虛構與現實、過去與現在、畸形兒、暴動、通姦、亂倫和自殺交織在一起，勾畫出一幅幅離奇的畫面，並藉該作品表現出自己的焦慮：人類應如何走出那片象徵着核時代的恐怖和不安的“森林”。與前一時期的作品相比，作者在1963年以後發表的作品大多以殘疾人和核問題為主要題材，具有較濃厚的人道主義傾嚮。就其藝術特色而言，在更成熟地藉鑒西方現代派文學技巧的同時，充分運用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把現實與虛構巧妙地結合在一起。這一時期的主要作品還有《日常生活的冒險》(1964年)、《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1968年)、《洪水淹沒我的靈魂》(1968年)等長篇小說。此外，大江健三郎在隨筆和文學評論領域也非常活躍，著有《廣島日記》(1965年)、《作為同時代的人》(1973年)和《小說方法》(1978年)等作品和文論。
榮獲諾貝爾文學奬
◆授奬
瑞典文學院常務秘書、諾貝爾文學奬評選委員會主席埃斯普馬剋在授奬辭中指出：“核武器的悲慘後果是與腦功能障礙的兒子問題自然相關的另一個主題。大江通過薩特的存在主義獲得的哲學要素——人生的悖謬、無可逃脫的責任、人的尊嚴——貫徹其作品始終，形成了大江文學的一個特徵。……大江說他的眼睛並沒有盯着世界的聽衆，衹是在對日本的讀者說話。但是，他的作品中卻存在着‘變異的現實主義’這種超越語言與文化的契機、全新的見解和充滿凝練形象的詩。使他回歸自我主題的強烈迷戀消除了 (語言等)障礙。我們終於對作品中的人物感到親切，對其變化感到驚訝，理解了作者有關真實與肉眼所見的一切均毫無價值這一見解。但價值存在於另外的層次，往往從衆多變相的人和事物中最終産生純人文主義的理想形象，我們大傢全都關註的感人形象。”
◆獲奬演說
1994年12月7日，大江健三郎在斯德哥爾摩瑞典皇傢文學院發表了題為“我在曖昧的日本 ”(直譯應為《曖昧的日本的我》。因受奬辭中多處藉此標題進行對比說明，為便於理解，除標題外，其他各處均直譯為“曖昧的日本的我”)的演講，比較全面、係統地論述了自己的文藝理念和文學主張。
大江說，第一個站在這裏的日語作傢川端康成，曾在此發表過題為《美麗的日本的我》的講演。這一講演極為美麗，同時也極為曖昧。這裏使用的英語單詞vague，即相當於日語中“曖昧的”這一形容詞。川端或許有意識地選擇了“曖昧”，並且預先用講演的標題來進行提示。這是通過日語中“美麗的日本的”裏“的”這個助詞的功能來體現的。以“曖昧”這個詞為起點，大江的受奬辭着力描述了自己所生存的世界《日本》的文化處境和自己獨特的文學觀的關聯。
“倘若可能，為了我國的文明，為了不是因為文學和哲學，而是通過電子工程學和汽車生産工藝學而為世界所知的我國的文明，我希望能夠起到葉芝的作用。在並不遙遠的過去，那種破壞性的盲信，曾踐踏了國內和周邊國傢的人民的理智。而我，則是擁有這種歷史的國傢的一位國民。”
“作為生活於現在這種時代的人，作為被這樣的歷史打上痛苦烙印的回憶者，我無法和川端一同喊出 ‘美麗的日本的我’。剛纔，在談論川端的曖昧時，我使用了vague這一英語單詞，現在我仍然要遵從英語圈的大詩人凱思琳?雷恩所下的定義——‘是 ambiguous，而不是vague’，希望把日語中相同的曖昧譯成ambiguous。因為，在談論到自己時，我衹能用‘曖昧的日本的我’來表達。”
受奬辭認為，日本現在仍然持續着開國一百二十年以來的現代化進程，正從根本上被置於曖昧(ambiguity)的兩極之間。而大江自己，身為被刻上子傷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說傢，就生活在這種曖昧之中。
把國傢和國人撕裂開來的這種強大而又銳利的曖昧，正在日本和日本人之間以多種形式表面化。日本的現代化，被定性為一味地嚮西歐模仿。然而，日本卻位於亞洲，日本人也在堅定、持續地守護着傳統文化。曖昧的進程，使得日本在亞洲扮演了侵略者的角色。而面嚮西歐全方位開放的現代日本文化，卻並沒有因此而得到西歐的理解，或者至少可以說，理解被滯後了，遺留下了陰暗的一面。在亞洲，不僅在政治方面，就是在社會和文化方面，日本也越發處於孤立的境地。
就日本現代文學而言，那些最為自覺和誠實的“戰後文學者”，即在那場大戰後背負着戰爭創傷、同時也在渴望新生的作傢群，力圖填平與西歐先進國傢以及非洲和拉丁美洲諸國間的深深溝壑。而在亞洲地區，他們則對日本軍隊的非人行為做了痛苦的贖罪，並以此為基礎，從內心深處祈求和解。大江則志願站在了表現出這種姿態的作傢們的行列的最末尾，直至今日。
現代日本無論作為國傢或是個人的現狀，都孕育着雙重性。以大約五十年前的戰敗為契機，正如“戰後文學者”作為當事人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日本和日本人在極其悲慘和痛苦的境況中又重新出發了。支撐着日本人走嚮新生的，是民主主義和放棄戰爭的誓言，這也是新的日本人最根本的道德觀念。然而，藴涵着這種道德觀念的個人和社會，卻並不是純潔和清白的。作為曾踐踏了亞洲的侵略者，他們染上了歷史的污垢。而且，遭受了人類第一次核攻擊的廣島和長崎的那些死者們，那些染上了放射病的幸存者們，那些從父母處遺傳了這種放射病的第二代的患者們(除了日本人，還包括衆多以朝鮮語為母語的不幸者)，也在不斷地審視着我們的道德觀念。
西歐有着悠久傳統——對那些拒絶服兵役者，人們會在良心上持寬容的態度。在那裏，這種放棄戰爭的選擇，難道不正是一種最容易理解的思想嗎?如果把這種放棄戰爭的誓言從日本國的憲法中刪去——為達到這一目的的策動，在國內時有發生，其中不乏試圖利用國際上的所謂外來壓力的策動——無疑將是對亞洲和廣島、長崎的犧牲者們最徹底的背叛。身為小說傢，大江不得不想象，在這之後，還會接二連三地發生何種殘忍的新的背叛。
支撐着現有憲法的市民感情超越了民主主義原理，把絶對價值置於更高的位置。在長達半個世紀之久的民主主義憲法下，與其說這種情感值得感懷，不如說它更為現實地存續了下來。假如日本人再次將另一種原理制度化，用以取代戰後重新生發的道德規範，那麽，我們為在崩潰了的現代化廢墟上建立具有普遍意義的人性而進行的祈禱，也就衹能變得徒勞無益了。
另一方面，日本經濟的極其繁榮——儘管從世界經濟的構想和環境保護的角度考慮，這種繁榮正孕育着種種危險的胎芽——使得日本人在近、現代化進程中培育出的慢性病一般的曖昧急劇膨脹，並呈現出更加新異的形態。關於這一點，國際間的批評之眼所看到的，遠比我們在國內所感覺到的更為清晰。如同在戰後忍受着赤貧，沒有失去走嚮復興的希望那樣，日本人現在正從異常的繁榮下竭力挺起身子，忍受着對前途的巨大擔憂，儘管這種說法有些奇妙。我們可以認為，日本的繁榮，有賴於亞洲經濟領域內的生産和消費這兩股潛在勢力的增加，這種繁榮正不斷呈現出新的形態。
在這樣的時代，我們所希望創作的嚴肅文學，與反映東京泛濫的消費文化和世界性從屬文化的小說大相徑庭，那麽，我們又該如何界定我們日本人自身呢?
為了界定理想的日本人形象，大江試圖從喬治?奧威爾時常使用的形容詞中挑選“正派的”一詞。奧威爾常用這詞以及諸如“仁慈的”、“明智的”、“整潔的”等詞來形容自己特別喜愛的人物形象。這些使人誤以為十分簡單的形容詞，完全可以襯托大江在“曖昧的日本的我”這一句子中所使用的“曖昧”一詞，並與它形成鮮明的對照。從外部所看到的日本人形象，與日本人所希望呈現的形象之間，存在着顯而易見的差異。
“倘若我將‘正派的’的人這一日本人的形象，與法語中‘人道主義者’的日本人這一表現重疊起來使用的話，我希望奧威爾不會提出異議，因為這兩個詞都含有寬容和人性之義。”
接着，大江的受奬辭談到了自己的恩師，日本的法國文學專傢、評論傢渡邊一夫。在大戰爆發前夕和激烈進行時期的那種愛國狂熱裏，渡邊儘管獨自苦惱，卻仍夢想着要將人文主義者的人際觀，融入到自己未曾捨棄的日本傳統審美意識和自然觀中去，這是不同於川端的“美麗的日本”的另一種觀念。
與其他國傢為實現近、現代化而不顧一切的做法不同，日本的知識分子以一種相互影響的復雜方法，試圖在很深的程度上把西歐同他們的島國連接起來。這是一項非常辛苦的勞作，卻也充滿了喜悅。尤其是渡邊一夫所進行的弗朗索瓦?拉伯雷研究，更是取得了豐碩的成果。
“我是渡邊一夫在人生和文學方面的弟子。從渡邊那裏，我以兩種形式接受了决定性的影響。其一是小說。在渡邊有關拉伯雷的譯著中，我具體學習和體驗了米哈伊爾?巴赫金所提出並理論化了的‘荒誕現實主義或大衆笑文化的形象係統’——物質性和肉體性原理的重要程度；宇宙性、社會性、肉體性等諸要素的緊密結合；死亡與再生情結的重合；還有公然推翻上下關係所引起的哄笑。”
“正是這些形象係統，使我得以植根於我周圍的日本乃至周圍的土地，同時開拓出一條到達和表現普遍性的道路。不久後，這些係統還把我同韓國的金芝河、中國的鄭義和莫言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的基礎，是亞洲這塊土地上一直存續着的某種暗示——自古以來就似曾相識的感覺。當然，我所說的亞洲，並不是作為新興經濟勢力而受到寵愛的亞洲，而是藴含着持久的貧睏和混沌的富庶的亞洲。在我看來，文學的世界性，首先應該建立在這種具體的聯繫之中。”
“渡邊給予我的另一個影響，是人文主義思想。我把與米蘭?昆德拉所說的‘小說的精神’相重複的歐洲精神，作為一個有生氣的整體接受了下來。像是要團團圍住拉伯雷一般，渡邊還寫了易於讀解的史料性評傳。他的評傳涵蓋了伊拉斯謨和塞巴斯齊昂?卡斯泰利勇等人文學者，甚至還包括從圍繞着亨利四世的瑪爾戈王後到伽布利埃爾?黛托萊的諸多女性。就這樣，渡邊嚮日本人介紹了最具人性的人文主義，尤其是寬容的寶貴、人類的信仰、以及人類易於成為自己製造的機械的奴隸等觀念。”
“他勤奮努力，傳播了丹麥偉大語法學家剋利斯托夫?尼羅普的名言‘不抗議(戰爭)的人，則是同謀者’，使之成為時事性的警句。渡邊一夫通過把人文主義這種包孕着諸多思想的西歐母胎移植到日本，而大膽嘗試了‘前所未聞的企圖’，確實是一位‘龐大固埃 (拉伯雷《巨人傳》中的巨人王)式的、了不起的企圖’的人。”
作為渡邊的人文主義的弟子，大江希望通過自己這份小說傢的工作，能使那些用語言進行表達的人及其接受者，從個人和時代的痛苦中共同恢復過來，並使他們各自心靈上的創傷得到醫治。“我剛纔說過被日本人的曖昧‘撕裂開來’這句話，因而我在文學上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力圖醫治和恢復這些痛苦和刨傷。這種工作也是對共同擁有日語的同胞和朋友們確定相同方向而作的祈禱。”
相關評論
大江對傳統文化十分執著和尊重，從本民族的土壤中充分汲取營養，很好地繼承並大量使用了自《竹取物語》(859—877年間)延續下來的象徵性技法和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力。與此同時，這位戰後成長起來的作傢異常熱情地藉鑒外來文化，並在充分消化的基礎上予以吸收，顯現出一種“衝突?並存?融合”的文化模式，使得自己的創作活動不僅面嚮日本和東方，同時也面對世界和現代。在談到授奬原因時，瑞典文學院認為，大江氏在其作品中“通過詩意的想象力，創造出一個把現實和神話緊密凝縮在一起的想象世界，描繪出了現代的蕓蕓衆生相，給人們帶來了衝擊”。作者在把現實引入小說的同時，致力於非現實性的虛構(即日本文學傳統中的玄虛)，兩者之間既截然分明，又隨意重疊，而將這兩者巧妙結合起來的，則是大江氏從日本文學傳統中繼承下來、又具有濃郁個人特色的象徵性表現手法(即日本文學傳統中的幽玄)。在這個獨特、豐富的想象世界裏，出生於森林之中的大江氏似乎對森林情有獨鐘，在諸多以森林為舞臺的小說中，大量導入日本文學傳統中的想象力和日本神話的象徵性，意在把現實中的神話意義剝離出來，好像在有意印證英國詩人布萊剋的論點——出自森林的是生命，回歸森林的則是完成了的死亡。其實，這是作者在人為地拉開與現實之間的距離，用虛構這一形式來表現和渲染潛於表層之下的現實。
年表
１９３５年１月３１日，出生於日本愛媛縣喜多郡大瀨村（今內子町大瀨），父大江好太郎。兄妹七人，兄弟間排行第三。大瀨為一森林峽𠔌間的村莊，這裏的自然環境、民間習俗，對大江健三郎後來的創作頗有影響。
１９４１年 ６歲 ４月，入大瀨國民學校讀書。是年１２月２８日，太平洋戰爭爆發。
１９４４年 ９歲 祖母和父親相繼故去，兩個哥哥均被“戰時集中徵訓”，傢裏男人衹有健三郎一人。
１９４５年 １０歲 國民學校小學五年級。是年八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
１９４７年 １２歲 ３月，大瀨小學畢業，４月，入大瀨中學。是年，日本學校制度改革。５月，戰後日本新憲法公佈、實施。新製中學把原來的修身課改為新憲法學習，這對大江健三郎的思想形成産生了重要影響。
１９５０年 １５歲 ３月，初中畢業；４月，入愛媛縣縣立內子高中。
１９５１年 １６歲 ４月，轉學至愛媛縣立鬆山東高中。編集學生文藝雜志《掌上》。自是年起，開始了以後持續十二年之久的寄宿生生活。
１９５３年 １７歲 ３月，高中畢業；赴東京，入補習學校，準備大學考試。
１９５４年 １９歲 ４月，考入東京大學文科。
１９５５年 ２０歲 ９月，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基礎教育部）學生雜志《學園》上發表作品《火山》， 獲銀杏並木奬。熱衷於閱讀加繆、薩特、福剋納、梅勒、索爾?貝索、安部公房等人的作品。
１９５６年 ２１歲 ４月，入東京大學法文專業，於本年開始，閱讀薩特的法文原作；創作劇本《死人無口》、《野獸之聲》。
１９５７年 ２２歲５月，在《東京大學新聞》上發表小說《奇妙的工作》，獲該報五月祭奬，並獲著名文藝評論傢平野謙的註意。８月，小說《死者的奢華》發表於《文學界》雜志，成為日本文學界最為推重的“芥川文學奬”候選作品，著名作傢川端康成稱贊這篇小說顯露了作者“異常的才能。”大江健三郎作為學生作傢由此正式登上文壇。
１９５８年 ２３歲 １月，中篇小說《飼育》發表於《文學界》，並於當年獲第３９屆“芥川文學奬”；同年，早期作品集《死者的奢華》由文藝春秋新社出版。發表《感化院的少年》等作品。因突然進入作傢生活，寫作過度緊張，服用安眠藥過度，幾至中毒。
１９５９年 ２４歲 ３月，畢業於東京大學文學部法國文學專業，畢業論文的題目是《論薩特小說裏的形象》。畢業後，專註於文學創作；是年，發表《我們的時代》、《我們的性世界》等作品，開始從性意識的角度觀察人生、構築文學世界。
１９６０年 ２５歲２月，與著名電影導演伊丹萬作的女兒伊丹緣結婚。創作電視歌劇《昏暗的鏡子》；參加“安保批判之會”、“青年日本之會”，明確表示反對日本與美國締結安全保障條約。５月，作為第三次日本文學家訪華代表團成員，與野間宏等訪問中國。９月，長篇小說《遲到的青年》開始在《新潮》雜志連載。
１９６１年 ２６歲 以日本社會黨委員長淺沼稻次郎遭右翼青年刺殺事件為題材，創作並發表《政治少年之死》等作品，因此遭到右派勢力威脅。本年８月起，赴歐洲旅行，曾在巴黎訪問薩特。
１９６３年 ２８歲 ５月，發表中篇小說《性的人》；６月，長子大江光誕生，頭骨先天殘疾。夏，訪問廣島，調查遭受原子彈爆炸後的種種情況。
１９６４年 ２９歲 ８月，長篇小說《個人的體驗》出版，獲新潮文學奬。１０月，長篇隨筆《廣島札記》開始在《世界》雜志連載，至翌年三月載完。
１９６５年 ３０歲 夏至秋，赴美國旅行，參加哈佛大學的研討班。
１９６６年 ３１歲 ４月，新潮社開始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翌年二月全六捲出齊。本年，為創作新的長篇小說而係統閱讀福剋納的作品。
１９６７年 ３２歲 １月，長篇小說《萬延元年的足球隊》開始在《群像》雜志連載，７月刊完，９月，由講談社出版單行本。同年獲第三屆𠔌崎潤一郎奬。長女菜采子於同年７月誕生。赴衝繩旅行並發表《為與衝繩共嘆共怒》等文章。
１９６８年 ３３歲３月，赴澳大利亞旅行。４月，發表《參院選舉反映了民意嗎——當投票意味着放棄權利的時候》等文。５月，《個人的體驗》英譯本出版，應譯者與出版社邀請赴美旅行。８月，發表《核時代的森林隱遁者》等文。
１９６９年 ３４歲 ８月，長篇隨筆《衝繩札記》開始在《世界》雜志連載，翌年６月刊完。
１９７０年 ３５歲 ７月，講演集《核時代的想象力》由新潮社出版。是年，三島由紀夫剖腹自殺，大江健三郎曾就此事件多次發表意見。
１９７１年 ３６歲 夏，參與創辦並編輯季刊《衝繩經驗》；７月，出版與重藤文夫的對談錄《遭受原子彈爆炸之後的人》。本年起，“啓示錄”“末世”、“末日”等詞彙頻頻出現於大江的作品和談話裏。
１９７３年 ３８歲 長篇小說《洪水涌上我的靈魂》（上、下）由新潮社出版，同年１２月獲野間文藝奬。
１９７４年 ３９歲 ２月，在日本作傢要求釋放索爾仁尼琴的聲明上署名。１１月，出版《文學筆記》（新潮社），其中詳細記錄了《洪水涌上我的靈魂》的推敲修改過程。
１９７５年 ４０歲５月，為抗議韓國當時的政府鎮壓詩人金芝河而參加有關活動。大學時代的恩師、東京大學教授渡邊一夫去世；本年，山口昌男著《文化的兩義性》由岩波書店出版。大江後來曾把這稱為“兩個重大事件”，並說，這兩個事件在他的內心是緊密聯結在一起的。他把渡邊一夫視為終生之師，而他開始關註俄國-形式主義、結構主義、文化人類學，則是受了山口昌男的影響。
１９７６年 ４１歲 赴墨西哥首都，用英語講授“戰後日本思想史”。
１９７７年 ４２歲 ９月，新潮社出版《大江健三郎全作品》第二輯，全六捲，翌年２月出齊。１０月，參加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研究所舉辦的“東西文化在文學裏的相遇”研討會，做了“關於邊緣性文化”的報告。
１９７８年 ４３歲 ５月，《小說的方法》由岩波書店出版；在這部小說論著裏，可以明顯看到形式主義、新批評以及結構主義理論的影響。
１９７９年 ４４歲 １１月，長篇小說《同時代的遊戲》由新潮社出版。
１９８０年 ４５歲 １月，短篇小說《聰明的雨樹》發表於《文學界》雜志。６月，《大江健三郎同時代論集》由岩波書店出版，全十捲，翌年８月出齊。
１９８１年 ４６歲 先後參加陀斯妥耶夫斯基逝世百年祭、正岡子規紀念館開館等活動並發表講演。
１９８２年 ４７歲 ７月，係列短篇小說集《傾聽雨樹的女人們》由新潮社出版，翌年獲第３４屆讀賣文學奬；係列短篇《新人呵，醒來吧》第一篇《天真之歌，經驗之歌》發表於《群像》雜志。
１９８３年 ４８歲 係列短篇小說集《新人呵，醒來吧》由講談社出版。係列隨筆《小說的圖謀?理性的愉悅》開始在《波》雜志連載（４月），翌年１２月刊完。
１９８４年 ４９歲 １月，與作傢堀田善衛的通信，以《核時代的烏托邦》為題發表於《朝日新聞》；５月，參加國際筆會東京大會，做了題為《核狀況下的文學——我們為什麽寫作》的講演。９月，辭去芥川文學奬評委職務。
１９８５年 ５０歲 長篇小說《MBT》序章發表。
１９８６年 ５１歲 《MBT與森林裏奇異的故事》由岩波書店出版。
１９８８年 ５３歲 理論著作《為了新的文學》由岩波書店出版；該書結尾部分，大江提到了自己“最後的小說”；他說，關於廣島，關於核籠罩的當今世界的問題，將構成這部作品的核心。
１９８９年 ５４歲 獲歐洲共同體設立的猶羅帕利文學奬；評奬委員會認為，大江對歐洲文學也給予了相當的影響，他創造了能夠表現個人體驗與普遍性經驗相結合的文體。同年，《萬延元年的足球隊》瑞典文版出版。
１９９２年 ５７歲 ４月，擔任《朝日新聞》“文藝時評”欄專欄作傢，持續至１９９４年３月；所撰評論，表示出對中國“文革”後文學的關註，認為從中國青年作傢莫言等的小說日譯本，可以看出潛藏着破壞舊文體的力量。
１９９３年 ５８歲 創作長篇三部麯《燃燒的緑樹》；獲意大利蒙特羅文學奬。
１９９４年 ５９歲 １０月１３日，瑞典科學院宣佈大江為本年度諾貝爾文學奬得主；１２月，赴斯德哥爾摩參加授奬儀式，本月７日發表受奬紀念講演《我在暖昧的日本》。同年，表示拒絶接受日本政府擬議頒發的文化勳章。《小說的經驗》由朝日新聞社出版。
Ōe was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in 1994 for creating "an imagined world, where life and myth condense to form a disconcerting picture of the human predicament today."
Life
Ōe was born in Ōse (大瀬村, Ōse-mura?), a village now in Uchiko, Ehime Prefecture on the island of Shikoku in Japan. He was the third son of seven children. Ōe's grandmother taught him art and oral performance. Ōe's grandmother died in 1944, and later that year, Ōe's father died in the Pacific War. Ōe's mother took over his father's role as educator. The books she bought him -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 left him with an impression Ōe says 'he will carry to the grave'.
After attending local school, Ōe transferred to a high school in Matsuyama. At the age of 18, he made his first trip to Tokyo and in the following year began studying French Literature at Tokyo University under the direction of Professor Kazuo Watanabe, a specialist on François Rabelais. He began publishing stories in 1957 while still a student, strongly influenced by contemporary writing i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He married in February 1960. His wife, Yukari, was the sister of film director Juzo Itami. The same year he met Mao Zedong on a trip to China. He also went to Russia and Europe the following year, visiting Sartre in Paris.
Ōe now lives in Tokyo. He has three children; the eldest son, Hikari, has been brain-damaged since his birth in 1963, and his disability has been a recurring motif in Ōe's writings since then.
In 2004, Ōe lent his name and support to those opposing proposed changes in the post-war Japanese constitution of 1947. His views were seen as controversial by those who wanted Japan to abandon the constitutional impediment to "the threat or use of force as a means of settling international disputes," which is explicitly renounced in Article 9.
In 2005, two retired Japanese military officers sued Ōe for libel for his 1970 essay, Okinawa Notes, in which he had written that members of the Japanese military had coerced masses of Okinawan civilians into committing suicide during the Allied invasion of the island in 1945. In March 2008, the Osaka District Court dismissed all charges against Ōe. In this ruling, Judge Toshimasa Fukami stated, "The military was deeply involved in the mass suicides". In a news conference following the trial, Ōe said, "“The judge accurately read my writing."
Writing
Ōe's output falls into a series of groups, successively dealing with different themes. He explained, shortly after learning that he'd been awarded the Nobel Prize, "I am writing about the dignity of human beings."
After his first student works set in his own university milieu, in the late 1950s he produced several works (such as Prize Catch and Nip the Buds, Shoot the Kids) focusing on young children living in Arcadian transformations of Ōe's own rural Shikoku childhood. He later identified these child figures as belonging to the 'child god' archetype of Jung and Kerényi, which is characterised by abandonment, hermaphrodism, invincibility, and association with beginning and end. The first two characteristics are present in these early stories, while the latter two features come to the fore in the 'idiot boy' stories which appeared after the birth of Hikari.
Between 1958 and 1961 Ōe published a series of works incorporating sexual metaphors for the occupation of Japan. He summarised the common theme of these stories as, "the relationship of a foreigner as the big power [Z], a Japanese who is more or less placed in a humiliating position [X], and, sandwiched between the two, the third party [Y] (sometimes a prostitute who caters only to foreigners or an interpreter)". In each of these works, the Japanese X is inactive, failing to take the initiative to resolve the situation and showing no psychological or spiritual development. The graphically sexual nature of this group of stories prompted a critical outcry; Ōe said of the culmination of the series, Our Times, "I personally like this novel [because] I do not think I will ever write another novel which is filled only with sexual words."
Ōe's next phase moved away from the earlier sexual content, shifting this time towards the violent fringes of society. The works which he published between 1961 and 1964 are influenced by existentialism and picaresque literature, populated with more or less criminal rogues and anti-heroes whose position on the fringes of society allows them to make pointed criticisms of it. Ōe's admission that Mark Twain's Huckleberry Finn is his favorite book can be said to find a context in this period.
Hikari was a strong influence on Father, Where are you Going?, Teach Us to Outgrow Our Madness, and The Day He Himself Shall Wipe My Tears Away, three novels which rework the same premise—the father of a disabled son attempts to recreate the life of his own father, who shut himself away and died. The protagonist's ignorance of his father is compared to his son's inability to understand him; the lack of information about his father's story makes the task impossible to complete, but capable of endless repetition, and, "repetition becomes the fabric of the stories". More generally, Ōe believes that novelists have always worked to spur the imagination of their readers.
Teach Us to Outgrow Our Madness introduces 'Mori' as a name for the 'idiot-son' (Ōe's own term); 'Mori' means both 'to die' and 'idiocy' in Latin, and 'forest' in Japanese. This association between the disabled boy and the forest recurs in later works such as The Waters Are Come in unto My Soul and M/T and the narrative about the marvels of the forest.
The Nobel laureate believes that he is a very Japanese writer. He said, "I have always wanted to write about our country, our society and feelings about the contemporary scene. But there is a big difference between us and classic Japanese literature." In 1994, he explained that he was proud the Swedish Academy recognized the strength of modern Japanese literature and hoped the prize would encourage others.
Ōe's novella The Catch, about the treatment of an African-American soldier shot down during World War II by Japanese villagers, was made into a film by Nagisa Oshima and released in 1961.
Silence
Ōe did not write much during the nearly two years he was involved in a trial from 2006 to 2008. He is beginning a new novel, which The New York Times reported would feature a character "based on his father", a staunch supporter of the imperial system who drowned in a flood during World War II. Another projected character is a contemporary young Japanese woman who “rejects everything about Japan” and in one act tries to destroy the imperial order." In this, as in so much else, Kenzaburo Ōe remains the master of an ambiguous Japanese expression, exploring that which is neither white nor black, but somewhere in between.
Honors
* Akutagawa Prize, 1958.
* Shinchosha Literary Prize, 1964.
* Jun'ichirō Tanizaki Prize, 1967.
* Jiro Osaragi Prize (Asahi Shimbun), 1983.
* Noma Prize, 1973.
* Nobel Prize in Literature, 1994.
* Order of Culture, 1994 - refused.
Selected works
The number of Oe's works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and other languages remains limited. His literary output includes many publications which are still only available in Japanese.
List of books available in English
* Memeushiri Kouchi, 1958 - Nip the Buds, Shoot the Kids (trans. by Paul Mackintosh & Maki Sugiyama)
* Sebuntiin, 1961- Seventeen (Trans. by Luk Van Haute)
* Seiteki Ningen 1963 Sexual Humans, published as J (Trans. by Luk Van Haute)
* Kojinteki na taiken, 1964 - A Personal Matter (trans. by John Nathan)
* Hiroshima noto, 1965 - Hiroshima Notes (trans. by David L. Swain, Toshi Yonezawa)
* Man'en gannen no futtoboru, 1967 - The Silent Cry (trans. by John Bester)
* Warera no kyōki wo ikinobiru michi wo oshieyo, 1969 - Teach Us to Outgrow Our Madness (1977)
* Mizukara waga namida wo nuguitamau hi, 1972 - The Day He Himself Shall Wipe My Tears Away in Teach Us to Outgrow Our Madness (1977)
* Pinchiranna chosho,' 1976 - The Pinch Runner Memorandum (trans. by Michiko N. Wilson)
* Atarashii hito yo mezame yo, 1983 - Rouse Up O Young Men of the New Age! (trans. by John Nathan)
* Jinsei no shinseki, 1989 - An Echo of Heaven (trans. by Margaret Mitsutani)
* Shizuka-na seikatsu, 1990 - A Quiet Life (trans. by Kunioki Yanagishita & William Wetherall)
* Kaifuku suru kakozu, 1995 - A Healing Family (trans. by Stephen Snyder, ill. by Yukari Oe)
* Chugaeri, 1999 - Somersault (trans. by Philip Gabriel)
Year Japanese Title English Title Comments
1957 奇妙な仕事
Kimyou na shigoto The Strange Work His first short story
死者の奢り
Shisha no ogori Lavish Are The Dead Short story
他人の足
Tanin no ashi Someone Else's Feet Short story
飼育
Shiiku Prize Stock Short story awarded the Akutagawa prize
1958 見るまえに跳べ
Miru mae ni tobe Leap before you look Short story
芽むしり仔撃ち
Memushiri kouchi Nip the Buds, Shoot the Kids His first novel
1961 セヴンティーン
Sevuntīn Seventeen Short novel
1963 叫び聲
Sakebigoe Cry
性的人間
Seiteki ningen The sexual man (Also known as "J") Short story
1964 空の怪物アグイー
Sora no kaibutsu Aguī Aghwee the Sky Monster Short story
個人的な體驗
Kojinteki na taiken A Personal Matter Awarded the Shinchosha Literary Prize
1965 嚴肅な綱渡り
Genshuku na tsunawatari The solemn rope-walking Essay
ヒロシマ・ノート
Hiroshima nōto Hiroshima Notes Reportage
1967 萬延元年のフットボール
Man'en gan'nen no futtobōru The Silent Cry Awarded the Jun'ichirō Tanizaki prize
1968 持續する志
Jizoku suru kokorozashi Continuous will Essay
1969 われらの狂氣を生き延びる道を教えよ
Warera no kyōki wo ikinobiru michi wo oshieyo Teach Us to Outgrow Our Madness
1970 壞れものとしての人間
Kowaremono toshiteno ningen Human being as a fragile article Essay
核時代の想像力
Kakujidai no sozouryoku Imagination of the atomic age Talk
沖繩ノート
Okinawa nōto Okinawa Notes Reportage
1972 鯨の死滅する日
Kujira no shimetsu suru hi The day whales vanish Essay
みずから我が涙をぬぐいたまう日
Mizukara waga namida wo nuguitamau hi The Day He Himself Shall Wipe My Tears Away
1973 同時代としての戰後
Doujidai toshiteno sengo The post-war times as contemporaries Essay
洪水はわが魂に及び
Kōzui wa waga tamashii ni oyobi The Flood invades my spirit Awarded the Noma Literary Prize
1976 ピンチランナー調書
Pinchi ran'nā chōsho The Pinch Runner Memorandum
1979 同時代ゲーム
Dojidai gemu The Game of Contemporaneity
1980 (現代 ゲーム)
Ume no chiri Sometimes the Heart of the Turtle
1982 「雨の木」を聽く女たち
Rein tsurī wo kiku on'natachi Women listening to the "rain tree" Awarded the Yomiuri Literary Prize
1983 新しい人よ眼ざめよ
Atarashii hito yo, mezameyo Rouse Up O Young Men of the New Age! Awarded the Jiro Osaragi prize
1984 いかに木を殺すか
Ikani ki wo korosu ka How do we kill the tree?
1985 河馬に嚙まれる
Kaba ni kamareru Bitten by the hippopotamus Awarded the Yasunari Kawabata Literary Prize
1986 M/Tと森のフシギの物語
M/T to mori no fushigi no monogatari M/T and the Narrative About the Marvels of the Forest
1987 懐かしい年への手紙
Natsukashī tosi eno tegami Letters for nostalgic years
1988 「最後の小説」
'Saigo no syousetu' 'The last novel' Essay
新しい文學のために
Atarashii bungaku no tame ni For the new literature Essay
キルプの軍團
Kirupu no gundan The army of Quilp
1989 人生の親戚
Jinsei no shinseki An Echo of Heaven Awarded the Sei Ito Literary Prize
1990 治療塔
Chiryou tou The tower of treatment
靜かな生活
Shizuka na seikatsu A Quiet Life
1991 治療塔惑星
Chiryou tou wakusei The tower of treatment and the planet
1992 僕が本當に若かった頃
Boku ga hontou ni wakakatta koro The time that I was really young
1993 「救い主」が毆られるまで
'Sukuinushi' ga nagurareru made Until the Savior Gets Socked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第一部 Moeagaru midori no ki dai ichi bu
The Flaming Green Tree Trilogy I
1994 揺れ動く (ヴァシレーション)
Yureugoku (Vashirēshon) Vacillating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第二部 Moeagaru midori no ki dai ni bu
The Flaming Green Tree Trilogy II
1995 大いなる日に
Ōinaru hi ni On the Great Day 燃えあがる緑の木 第三部 Moeagaru midori no ki dai san bu
The Flaming Green Tree Trilogy III
曖昧な日本の私
Aimai na Nihon no watashi 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 The Nobel Prize Speech and Other Lectures Talk
恢復する傢族
Kaifukusuru kazoku A Healing Family Essay with Yukari Oe
1999 宙返り
Chūgaeri Somersault
2000 取り替え子 (チェンジリング)
Torikae ko (Chenjiringu) The Changeling
2001 「自分の木」の下で
'Jibun no ki' no shita de Under the 'tree of mine' Essay with Yukari Oe
2002 憂い顔の童子
Ureigao no dōji The Infant with a Melancholic Face
2003 「新しい人」の方へ
'Atarashii hito' no hou he Toward the 'new man' Essay with Yukari Oe
二百年の子供
Nihyaku nen no kodomo The children of 200 years
2005 さようなら、私の本よ!
Sayōnara, watashi no hon yo! Farewell, My Books!
2007 臈たしアナベル・リイ 總毛立ちつ身まかりつ
Routashi Anaberu rī souke dachitu mimakaritu The beautiful Annabel Lee was chilled and killed
2009 水死
sui si The death by drowning
Nobel Lecture
Ōe gave his Nobel Lecture on December 7, 1994, entitled Aimai na Nihon no watashi (Japan, the Ambiguous and Myself). This acceptance speech begins with a commentary on his life as a child and how he was fascinated by The Adventures of Huckleberry Finn and The Wonderful Adventures of Nils, which he comments he used as escapism from a world engulfed in the terror of World War II. He goes on to further comment on how he has survived the various hardships of his life by using writing as an escapism, "representing these sufferings of mine in the form of the novel.", and how similarly his son Hikari uses music as a method of expressing "the voice of a crying and dark soul".
Ōe dedicates a large portion to his speech to his opinion of Kawabata Yasunari's acceptance speech, saying that the vagueness of Kawabata's title and his discussions of the poems written by medieval Zen monks were the inspiration for the title of his acceptance speech. However, Ōe continues by saying that rather than feeling spiritual affinity with his compatriot Kawabata, he feels more affinity with the Irish poet William Butler Yeats, whose poetry had a large effect on his writings and his life, even going so far as to be a major inspiration for his trilogy A Flaming Green Tree and the source of its title. Ōe is quoted as saying, "Yeats is the writer in whose wake I would like to follow." He mentions that based on his experiences of Japan, he cannot utter in unison with Kawabata the phrase "Japan, the Beautiful and Myself". In addition to these points, Ōe discusses the current state of Japan with respect to the revival of militaristic feelings and the necessity for Japan to reject these feelings, and how Ōe himself desires to be of use in a cure and reconciliation of manki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