籍貫: | 倫敦 | ||
閱讀崔瑞德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崔瑞德曾與西門華德(Walter Simon)、白樂日(Etienne Balazs)及竜彼得(Pietvander Loon)等歐洲知名漢學家一道工作。60年代開始,他不斷訪問美國,尋求學術合作,又與芮沃壽和芮瑪麗夫婦(Arthurand Mary Wright)、楊聯升(Yang Lien-sheng),以及牟復禮(Frederick Mote)等學者結下友誼。
《泰晤士報》說,崔瑞德和善而好客,頗具幽默感,見識過人,但晚年苦於病患。夫人已先他於1993年去世。他遺下兩子,彼得與尼古拉斯。
他是二戰以來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也是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且因他所發起和主編的15捲《劍橋中國史》而享譽世界
《劍橋中國史》係列的發起人和主編之一、卓越的中國古代史學
者崔瑞德(Denis Twitchett)2月24日在英國劍橋去世,終年80歲。
《泰晤士報》、普林斯頓大學網站和《紐約時報》分別於3月15日、22日和30日刊發了訃聞。
上述報道均未提及崔瑞德的確切死因。
崔瑞德有中文名字杜希德,但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劍橋中國史係列叢書中文版寫作崔瑞德,本文從之。
崔瑞德是二戰以來最重要的漢學家之一,也是西方隋唐史研究的奠基人,他在這一領域的著述具有開創性的意義,填補了西方漢學研究的一大空白。
《泰晤士報》的訃聞雖依傳統沒有作者署名,但以專業文字回顧了20世紀西方漢學研究的發展。文章說,二戰結束前的漢學研究,除法國的沙畹(Edouard Chavannes)、伯希和(Paul Pelliot)以及德國的福蘭閣(Otto Franke)之外,很少有學者對中國漫長帝製時代的政治運作産生興趣。崔瑞德是這方面的先驅。他從唐代的官僚體製入手,以能為今人充分理解的方式,再現了當時的政治與社會環境,對唐朝的行政機構、政策法規、經濟調控,以及地區差異進行了深入而全面的考察,並細化到稅收徵集、貨幣制度、印刷術、佛教對社會生活影響、以至音樂表演以及中國與中亞及日本的關係等全方位研究。
“崔瑞德教授是定義了過去50年西方的中國歷史研究的權威之士,”崔瑞德的弟子、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助理教授Yang Lu說,“(他是)中古時期中國史領域最傑出的歷史學家,他的研究涉及了公元500到1000年間中國歷史的許多關鍵問題。他的大部分著作依然是有關那一時期的標準讀本。他作品的影響廣及多個領域,特別是中國社會史和經濟史的研究。他在這些領域內的觀點和方法激勵並驅使着幾代歷史學家謀求創新。”
《劍橋中國史》
不過,崔瑞德教授最為人所知的身份,還是總計15捲的《劍橋中國史》主編。這是迄今為止以英語出版的最大、也是最全面的中國歷史著作。崔瑞德是這一龐大學術出版工程的發起人,並與哈佛大學的費正清一起,出任叢書的主編,不僅負責製定研究方向與規劃,還要監督進度,評估成果。同時,崔瑞德也擔任了其中數捲的分編與撰寫工作。
這一項目在1966年啓動時,原計劃衹出六捲,然而隨着研究的進展,不得不一再壯大,目前已有12捲問世,另外3捲即出。
《泰晤士報》說,要大大感謝崔瑞德旺盛的精力和遠見卓識,因為《劍橋中國史》的出版,不僅使“歷史學家們得以不再把‘東亞’視作人文領域內無足輕重的因素,也讓當代中國問題專傢們沒有藉口,在未領悟其前輩一代的重要性的情況下,便對現代的發展妄下斷言”。
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這套叢書之前,英美史學界對中國的研究,往往受到混亂的、來歷可疑的各種資料的幹擾,甚至在一些基本問題和重大事件上也糾纏不清。崔瑞德、費正清和參與編寫《劍橋中國史》的百餘位學者一起,集前人之成果,使用新的方法,以對中國歷史諸階段——從遠古到當代,以及政治、社會和經濟各領域的係統化、規範化的考察,將西方的中國歷史研究引上了正軌。
《劍橋中國史》係列已陸續在中國翻譯出版,很難講它對本地史學界的影響到底有多大,但是這套書激發了很多普通讀者對真正歷史著作的興趣,儘管其體例、方法,甚至觀點和表述都是現代的、西方的。
崔瑞德教授主講唐史,但其研究並不局限於此,而延續至五代十國和元明兩朝。而且,除《劍橋中國史》外,他還主編過六捲本的《劍橋日本史》。
1963年,崔瑞德出版了首部主要著作《唐代金融機構》(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 Dynasty),此書已被視作中國古代史研究方面具有開創性意義的傑作。他的其他著作還包括1976年的《中國知識精英的誕生:唐代中國的官僚和科舉制度》(The Birth of Chinese Meritocracy: 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1983年的《中古時代中國的印刷與出版》(Printing and Publishing in Medieval China),1992年的《唐代官修史學》(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等。崔瑞德多年擔任《亞洲專刊》(Asia Major)的主編,在艱睏環境中支撐着這本老牌漢學雜志繼續出版,並最終將它由倫敦遷至臺北。
此外,他還著有、主編或合作主編了多本有關中國通史和唐代文化的專著,一部中國歷史地圖集,以及1974年的《泰晤士中國地圖集》(The Times Atlas of China),當時中國信息閉塞,數據難求,新的地名層出不窮,又要面對全新的拼音與舊式音譯之間的轉換,崔瑞德遇到的睏難可想而知。
(中華讀書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