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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王充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王充擅長辯論，開始的話好像很詭異，最卻又實在的結論。他認為庸俗的讀書人做學問，大多都失去儒受不了本質，於是閉門思考，謝絶一切慶賀、吊喪等禮節，窗戶、墻壁都放着刀和筆。寫作《論衡》八十五篇，二十多萬字，解釋萬物的異同，糾正當時人們疑惑的地方。
刺史（官職名）董勤聘他為從事（官職名），改任治中（官職名），自己辭職學家全家家庭家乡。他的朋友同郡人謝夷吾上書推薦王充有才學，漢肅宗特地下詔派遣公車（朝廷聘賢人特定的車馬）去聘他，因為得病沒有去。當時年近七十，力和腦都衰弱，於是寫作《養性書》十六篇，倡導節制欲望，守住原神。永元（漢和帝年號）年間，病死在中。
王充是東漢時期傑出的思想。整個東漢二百年間，稱得上思想的，僅有三位：王充、王符、仲長統。王符（公元85—162年），字節信，著有《潛夫論》，對東漢前期各種社會病端進抨擊，其議論愷切明理，溫柔敦厚；仲長統（公元180年—220年），字公理，著有《昌言》，對東漢期的社會百病進行剖析，其見解危言峻，振聾聵。王充則著《論衡》一書，對當時社會的許多學問題，特是社會的頽風陋俗進行針砭，許多觀點鞭入理，石破天驚。范晔《漢書》將三人立為傳，世學者更譽之為漢世三傑。三中，王充的年輩最長，著作最早，在許多觀點上，王充對二的影響是十分明顯的，王充是三中最傑出，也最有影響的思想。
但是由於王充在書中對傳統的儒學，特是漢代經學，進行論難，有時甚至懷疑古經，上問孔孟，著有《儒增》《書虛》《問孔》《刺孟》等專篇，公然神聖的經典挑戰，孔孟聖賢難，這就有犯天下之大不韙，因而被視為名教之罪人。清乾隆皇帝批：王充“刺孟而問孔”，“已有非聖無法之誅！”其他學人雖然不能治其“非聖無法”之罪，但也多揮毫濡翰，口誅筆伐。素以危言危行著稱的大史學家劉知，因《論衡》書中記載王充父祖橫行鄉的不光彩行徑，不乎子為父隱的綱常名教，說王充“實三之罪人”！章學誠亦對王充非難儒學的作法，對他的儒身份提出質疑。
自《隋書•經籍志》以下，代目錄書都將王充《論衡》列入無所宗師的“雜”類。近代經學大師劉師培又說王充是“南方墨者之支派”。進入20世紀70 年代，在中國學上又曾有人說王充是儒的反對派，是反孔的急先鋒……凡此等等，不一而足。自然我們今天不必為這些帶有濃厚政治偏見的褒貶，去為古人的恩恩怨怨糾纏不休，但是，從學的角度看，我們認為不能僅憑“問孔、刺孟、非儒”這些當面表面反面方面正面迎面滿面封面地面路面世面平面斜面前面下面四面十面一面洗心革面方方面面面貌面容面色面目面面俱到現象就斷定他的學派，而應視其所問、所刺、所非的具內容。根王充的整思想來分析定性，筆者認為：綜觀王充的一生言行，他不僅是一位儒者，而且是一位博學的奇儒。
一、孤門細族
王充一生業儒，仕路不亨，作過任郡縣僚屬，且多坎坷沮阻，從事跡上看，既無悲歌慷慨之行，也無驚天動地之業。因此無論是他自己寫的長篇自紀，還是范晔為他作的正史傳記，他的事跡都甚寥寥，實在無法引人入。
王充自謂出自“孤門細族”，但姓种种氏跡象明，王祖上還是比較風光的。《論衡•自紀篇》（下引此書，註篇名）曰：王充者，會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孫一，世從軍有功，封會稽陽亭。一歲倉卒國絶，因焉。以農桑為業。世祖勇任氣，卒不揆（原諒）於人。歲兇，橫道傷殺，怨仇衆多。會世擾亂，恐為仇所擒，祖父汛舉擔載，就安會稽，留錢唐縣，以商賈為事。
元城，舊縣，在今河北大名縣東北。充說其先“一姓孫一”，字頗費解，論者疑有脫誤，甚是。根上下文意，“一”字下當脫“姓王”二字。王氏意謂其先祖“ 一姓孫，一姓王”。同祖兩姓，必是一姓之分化。頗疑王充祖先乃王孫氏之族，為先秦某工族之，來才分為二姓：一姓王，一姓孫。由此看來，王充的血統曾是很高貴的。
在漢代，王充祖先因功受封會稽陽亭。亭侯是漢代軍功爵之一。漢，從軍立功者，依軍功大小可食邑於縣、鄉、亭。十一亭，十亭一鄉，鄉以上則是縣。亭的大小，約相當於世的堡或村。級不高，但可坐食其稅，是個中小地主。可惜好景不長，有一年，王充在一次突事變中，失掉爵命和地位。無爵可繼，有難歸，王充的祖先們好就近安置下來，男耕女織，以農桑為業，成會稽郡人氏。
失掉封爵的王充列祖列宗，都驍勇使氣，結果結怨甚多，衆人皆怨。一遇天災歲歉，王充的祖先們又些攔路搶劫，殺人越貨的勾當，弄得夫所指。在王充祖父王汛手上，正值西漢末年天下動蕩，秩序大亂，王汛擔心亂中被仇綁票，於是收拾細軟，“舉擔載”，或肩挑，或車載，離開陽亭，先遷會稽（今浙江紹興），最留居於錢塘縣，以轉手倒賣，賈販經商為業。由此可見，王充的世，由先秦王孫，而西漢封侯，進而農桑賈販，真是江河日下，一代不如一代。
王充的父輩共有二人：王蒙、王誦。王誦即是王充的父親。王充祖輩好勇任氣之習，至王蒙、王誦更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終於又與地方豪強丁伯結下深仇，錢塘也不能呆下去，遂又舉遷入上虞。
這真是一個十足的破落之，到王充出世時，已是“貧無一畝庇身”，“賤無石之秩”，再加“宗祖無淑懿之德”。確實是一個“孤門細族”之（《自紀》）。在這個鄰里里程，迎接王充降臨的，不僅沒有任何財産、名譽地位，而且更讓他背上一個先人無德，祖宗無行的沉重包袱。以致來王充成名，還有人以此來譏諷他。王充在《論衡•自紀篇》中詳地記載這些家庭狀況，是比較真實的。對此，劉知卻不以為然，認為：“王充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州閭所鄙 ”，“必責之以名教，實三之罪人也！”（《史通•序傳篇》）實在不是通達之論。
二、幼讀經史
王氏族雖然不是地方大戶，但還沒到揭不開鍋的地步，田昌五《王充評傳》說“他的家庭是屢受排擠而行將落入貧苦勞動群衆隊伍中的家庭。”（《中國古代著名哲學家評傳》第二）這個估計是乎實際的。王祖宗儘管在社會上大耍無賴，好勇氣，但對王充還是十分痛愛的，也十分註意培養。《漢書》本傳說：“充少孤，鄉稱孝。”似乎他從小不是失去父愛，就是缺乏母慈。這並不符實際。王充《自紀》曰：充少“有巨人（大丈夫）之志，父未嘗答，母未嘗非，閻未嘗讓（譴責）。”可見雙親俱在，且很慈愛，未嘗見背。王充少時，不喜歡押呢戲辱等無聊遊戲。其他小孩喜歡掩雀捕蟬，戲錢爬樹，王充從來不去參與，現出孤介寡和，端莊嚴整的氣質。這引起王誦的重視，六歲便教他讀書寫字，八歲進他上小學。書館中學童百人，都因過失和書法不工遭到先生罰，唯有王充書法日進，又無過錯，未嘗受責。學會寫字，王充告別書館，開始儒經典的專經學習和儒道德的修練。
《自紀》說：手書既成，辭師，受《論語》《尚書》，日諷字。經明德就，謝師而專門，援筆而衆奇。
可見王充接受的正規教育仍然是儒的倫理，使用的統教材仍然是儒的經典《論語》《尚書》，與常人並無兩樣。鄉學既成，王充乃負笈鄰里里程，遊學於京都洛陽。在洛陽，王充入太學，訪名儒，閱百，觀大禮，大開眼界，大增學問，初步形成他博大求實的學風格。
三、負笈京師
東漢的京師在洛陽，當時是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中心。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即光武帝）本是南陽的一位書生，奪得天下，特註重文雅，尤儒。史稱他 “未及下車，先訪儒雅”，收集典籍，招遺隱，“於是四方學士，莫不抱負墳籍，會京師。”為安撫這批飽學通經之士，光武皇帝特起太學，設博士，用他們來教授生徒，造就人才。太學既是當時全國的最高學府，而且典籍豐富，名流革集，也是全國最權威的學活動中心。因此四方郡縣都挑選優秀青年進入太學深造，王充亦因成績優異被保送到太學學習。
王充到太學的時間，大約在建武二十年（公元44年），謝承《漢書》載：“班固年13，王充見之，撫其背謂班彪曰：‘此兒必記漢事。’”謝承書已佚，此文見於范晔《漢書•班因傳》李賢註。班因生於建武八年，比王充小5歲，班固13歲，王充到京師時，已年滿18，正當漢光武二十年。風華正茂，正是學知識，長見識的大好時機。不過，當時太學受今文經學的影響，盛行章句之學。傳經註重法師承，先生們將先師的遺教記下，章有章旨，句有句解，稱為“章句”。弟子們反記誦，味同嚼；恪守師訓，不敢越雷池一步。加之光武皇帝沉迷緯書讖記，事無巨細，皆决於圖讖，神學迷信，充斥學。太學教育，不僅方法僵死，而且內容虛誕。好在這時王充的前輩學者社林、鄭衆、桓譚、班彪等人都在京師，他們都是古文經學家，博學淹貫，號稱大儒。在數之中，王充對桓譚和班彪最為推崇，受他們的影響也最深。
班彪（公元2年—公元54年），字叔皮，扶風安陵（今陝西陽市東）人，東漢有名的古文經學家、歷史學家，史稱“通儒上材”。曾續司馬遷《史記》，作《史記傳》。他為人的特點是：“仕不為祿，所如（往）不”；治學的特點是：“學不為人，博而不俗”；寫作的特點是：“言不為華，述而不作。”（《漢書•自紀》）其子班因，宇孟堅，即《漢書》的作者，亦博學多通。史書說他“博貫載籍，九流百之言，無不窮究。所學無常師，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漢書 •班彪列傳》）當時亦在太學肄業。王充對班氏父子十分贊賞，說：“班叔皮續太史書百篇以上，記事詳悉，義理浹備，觀讀之者以為甲，而太史公乙。於男孟堅為尚書郎，文比（媲美）叔皮，非徒五百（小國）也，乃夫周召魯衛（大國）之謂也。”將班氏父子視為超人奇士，比作文華秀美的泱泱大國（《超奇》）。王充以班彪為師，以班因為友，日誦詩書，砥礪德行，在學問文章、立身道德上都大受其影響。本傳說王充“至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不守章句。”
班彪未任職太學，王充師之，乃私淑弟子。王充“好博覽不守章句”，正是師承於班氏“博而不俗”，“不為章句，舉大義而已”的學風格。來王允“仕郡為功曹，以數諫諍不去”；著書“形露易觀”，“直露其文，集以俗言。”這些都與班彪“仕不為祿，所如不”，“言不為華”的為人處事方法和文章風格絶相類似。
在思想方法上，王充又得益於桓譚。桓譚（公元前23年一公元50年），字君山，沛國相（今安徽濉溪縣）人。“博學多通，遍習五經”，是兩漢之際著名學者。著有《新論》一書。他治學的特點也是“訓詁舉大義，不為章句”，與班氏父子學風相同。在思想方法上，頗具求實精神，喜好古文經學，常與劉歆、揚雄“辨析疑異”，尤其反對當時盛行的讖緯神學，他曾在光武皇帝前冒着殺頭的危險非議讖緯神學，對俗儒的鄙俗見解更是深惡痛絶，常常調筆譏諷，“由是多見排抵”。桓譚求實的治學精神，王充特欣賞，他在《論衡》書中多次贊賞說：“（桓譚）又作《新論》，論世間事，辨照然否，虛妄之言，偽飾之辭，莫不證定。”（《超奇》）“世間為文者衆矣，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論之，可謂得實矣。論文以察實，則君山漢之賢人也。”（《定賢》）
王充本來對漢代的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等人十分贊賞，但在數之中，王充對桓譚最為激賞，說“仲舒之文可及，君山之論難追”（《案書》片“彼子長（司馬遷）、子云（揚雄）說論之徒，君山為甲。”（《趙奇》）認為舒仲其文雖奇，猶可學而及之；桓譚出語高峻，非可企及。甚至與以論說為長的太史公、揚雄相比，桓譚也是首屈一指的。他說桓譚為漢世學界值定是非，就像一個公正的執法官一樣。從前漢朝的丞相陳平出佳之前，在閻“分均若一”，這是能當丞相的象徵。桓譚論議平實如陳平之分物，也是當丞相的料。可惜他因非毀讖緯，貶死途中。王充將這位沒過過一天丞相癮的落拓之士稱為“素丞相”，以配孔子“素王”；將桓譚作《新論》與孔子作《春》相比美：“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然則桓君山不相，素丞相之跡在於《新論》者也。”（《定賢》）又說“質定世事，論難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案書》）評定世間的事情，討論世間疑難，沒有一個比得上他。受桓譚的影響，王充對神學迷信、俗說虛妄也深不以為然，他來撰著《論衡》一書，其主旨也是“解釋世俗之疑，辨照是非之理”（《對作》），與桓譚《新論》的主題如出一輒。
當時在京師的青年學者除班因外，還有賈逵、傅毅、楊終等，俱曾為官蘭，王充也與他們有所往來。蘭是東漢的皇圖書館和國史館，在那讀書作文，皆由公供應紙墨，條件優越，待遇優厚，是一個清高又實惠的學機構，因此時人稱進入蘭為登蓬萊，世以為榮。
賈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東漢歹（的古文經學家。其父賈徽從劉歆習《左氏春》。逵少承庭訓；通《左傳》及五經本文。《漢書》本傳又說他“自為兒童，常在大學，不通人間事”，是一個兼得家庭教育和太學教育雙美的幸運兒。他博通五經，兼明今古，對《左傳》、《國語》、《周禮》尤其專門，特是對《左傳》的興旺發達，功勞甚大。同時他對於今文的《大夏侯尚書》、《梁傳》也十分精通。他還是漢代第一個遍註群經的大儒，史書說“逵所著經傳義詁及論難百萬言，學者宗之，世稱為通儒。”明帝時，拜為郎官，與班固同在蘭校書。
傅毅，字武仲，扶風茂陵人，少博學，水平中在平陵習章句，深為章句之學的破碎支離所苦惱，因作《迪志詩》，以殷高宗賢相傅說裔自居，說：“先人有訓，我訊我誥。訓我嘉務，誨我博學。”遂以大義文為務，斐然成章。章帝時，授蘭今史，與班賈同業，楊終，字子山，蜀郡成都人。年13為郡小吏，太守遣至京師習《春》。隨郡上計吏至京師，見三府為《哀牢傳》不成，楊終因來自四川，熟悉西南民族情況，作傳上之，今天《漢書•南蠻西南夷列傳》中的《哀牢傳》就是楊傳的改編本。明帝奇其，詣蘭，拜校書郎。
班賈傅楊，俱為同學少年，風華正茂，共在蘭，酬酌詩文，好不風光！明帝水平十七年，五色雀群集，明帝下詔群儒學士各獻《神雀賦》。百官衆僚，紛紛響應，結果衹有他們四人和侯諷的賦受明帝欣賞。王充記其事曰：“永平中，神雀群集，孝明詔上《神雀頌》。百官頌上，文皆比瓦石，唯班固、賈逵、傅毅、楊終、侯諷五頌金玉，明帝覽焉。”（《俠文》）
王充親睹其盛，好不羨慕！一再贊美說：“蘭之史，班固、賈逵、傅毅、楊終，名香文美。”（《通》）到晚年，窮居陋巷，還希望朝廷有朝一日也把他王充在蘭，“蹈班、賈之跡”，一則以還平生未遂之，二則以“論功德之實”（《頌》），報主隆思。
四、博覽百
王充在洛陽除從名師，交友外，還沙博覽，窮讀群書。《漢書》說王充在洛陽，“貧無書，常遊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途通衆流百之言。”在熟讀經史之，王充還兼及百，通諸子之學。淺學俗儒多拘守經本，認為經為聖人所造，是真理所在，皓首窮經；一經之中，又專守一師之說，抱殘守缺，排斥異己。更莫說儒書以外的諸子百受不了。因此他們目光短淺，見解鄙俗。王充通過對儒書與諸子百的對比研究，認為諸子與儒經同等重要，有時子書甚至比經書還為可靠。他說：五經遭秦朝“燔燒禁防，伏生之徒，抱經深藏”，漢興，“經書缺滅而不明，篇章棄散而不具”、晁錯之徒受經於伏生，自名師儒者，“各以私意，分析文字”，師徒傳相授受，形成所謂的法和師法。經書本身的正誤已難以辨，更莫說經師講解的是是非非。相反的是，“秦雖無道，不播諸子 ”。由此看來，經書有遺篇，而諸子無缺文。孰劣孰優就不辯自明。
王充認為：“諸子尺書，文篇俱在，可觀讀以正說。”王充說：聖人作經也有文獻依，“六經之作皆有”。由此言之，“書（於史）亦為本，經亦為末。末失事實，本得道質”。可見諸子群籍，還是經書賴以造作的依，哪麽正可之以定正經書。因此他說：“知屋漏者在字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經誤者在諸子。”就像立身屋檐底下知道屋漏，身處草莽看得清政治得失一樣，讀讀諸子百的書，就容易看出經書的錯誤。可是章句之儒知信守師說，鸚鵡學舌地“師師相傳”，代代相襲，殊不知“初為章句者，非通覽之人也”（《書解》）。這是就經與子的關係來說的。
從一個希望成為心胸開闊、知識淵博的人來說，博涉經書以外的衆流百更顯必要。他形象地比喻說：“涉淺水者見蝦，其頗深者察魚鱉，其尤深者觀蛟竜。”所涉的程度和深淺不同，其所見聞和收穫自然也不同。他說做學問也是如此：“入道淺深，其猶此也。淺者則見傳記諧文，深者入聖室觀秘書。故人道彌深，所見彌大。”他又比喻說：人們遊都想進大都市，就是因為“多奇觀也”。而“百之言，古今行事，其為奇異，非徒都邑大市也。”他又說：“大川相間（兼），小川相屬（歸屬），東流歸海，故海大也。”倘若“海不通於百川，安得巨大之名”？人做學問也是如此，“人含百之言，猶海懷百川之流也。”（《通篇》）其淵博的知識就會自然而然形成。王充經子重，博涉衆流的特點，正是他成就其博學通的原因之一。
王充還註意訓練自己通博致用和造書屬文的能力，他將當時儒學之士分為四等，即：儒生、通儒、文人、鴻儒，他說：“能說一經者為儒生，博覽古今者為通人，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為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為鴻儒。”且認為：“儒生過俗人，通人儒生，文人逾通人，鴻儒超文人。”（《超奇》）儒生托身儒門，治聖人之經，學聖人之道，遠遠過不學無的俗人；但儒生僅能死守一經，不知世務，不通古今，“守信師法，雖辭說多，終不為博”（《效力》），故不及博覽古今的通人；通人識古通今，誠然可貴，王充曾說過：“知古不知今，謂之陸沉；知今不知古，謂之盲瞽。”（《謝短》）但是識古通今，是一種知識的象徵，要“好學勤力，博聞強識”即可做到，能力如何不得而知。如果“通人覽見博，不能攝以論說，此為匿書主人”，好像那藏書有書不能觀讀一樣，他認為：“凡貴通者，貴其能用之也”，如果學而不能用，“雖篇以上，是鸚鵡能言之類也。”
文人能草章屬文，正是“博通能用”的人，故貴於通人。但是，文人僅能作單篇文章，不能“連結篇章”，寫成專書，所以不及能寫長文大著，自成一之言的鴻儒。他認為鴻儒最為珍貴，如果說文人是知識分子中的超人奇士的話，那麽鴻儒就是“超而又超”，“奇而又奇”的特級人物，若與儒生相比，就好像裝飾華美的車子與破車，錦綉與舊袍子相比一樣；如果與俗人相比，更是猶如泰山的山頂與山腳，長狄的頸項與腳掌一樣，具有天壤之！他們是人中超奇，“世之金玉 ”。（《超奇》）漢代的永、唐林，能上書言奏，依經論事，屬於“文人”；而董仲舒、司馬遷、揚雄、劉、劉歆、桓譚等人能鴻篇大論，著書立說，則是“鴻儒”。王充把他們與聖人同科，視為稀世之珍：“近世劉子政父子、楊子云、桓君山，其猶文武周公出一時……譬珠玉不可多得，以其珍也。”（《超奇》）王充對鴻儒如此看重，自然他的努力方向也就是成為一名為世所貴的鴻儒。他師事班彪，不守章句，博覽百……都是通往鴻儒之路的有效措施。
王充在京師遊學時多久，史無明文，袁山《漢書》說王充趕上漢明帝臨辟雍的盛典：充幼聰朗。詣太學，觀天子臨辟雍，作《大儒論》。袁山書已佚，這條材料見於李賢《漢書註》。註文作《六儒論》，根王充推崇鴻儒的思想，“六儒”當為大儒之誤。辟雍，周代為太學之一，漢代則作為尊儒學、行典禮的場所。《漢書•儒林列傳》，東漢辟雍始建於光武皇帝中元元年（56年），尚未來得及親臨其境，光武帝便駕崩。到“明帝即位，親行其禮。”《明帝紀》說，水平元年（58年）十月“幸辟雍”，那麽，至少在永平元年，王充尚在京師，其時他已32歲，在洛陽訪學已經14歲。明帝在即位之年，恢受不了許多久廢的儒禮，以示對禮治的提倡。這年正月，皇帝戴上九寸高的通天冠，穿上綉着日月星辰的禮服，先祭光武皇帝於明堂，既而登靈，望物，吹奏迎春的樂麯，觀察物候的變化，定《時令》書，頒給列侯、諸王，重演一番早為孔子所嘆惜的授時“告朔之禮”。
這年鼕天，明帝又親臨辟雍，舉行尊老養賢之禮。事先推定年老博學的李躬為“三老”，曾授明帝《尚書》的桓榮為“五更”，這天，天子先行到達辟雍，舉行典禮，然派人用安車蒲輪（用蒲草裹輪以免巔簸）將三老五更接來，皇帝親自到門屏之間迎接。以賓主（而非君臣）之禮迎上柞階。皇帝下詔“尊事三老，兄事五更 ”，三公九卿，各就各位。皇帝輓起竜袍，操刀親割，將肉獻（不是賜）給三老，還親自給他酌酒；五更，則由三公如此這般地侍候。接着舉行射禮，射禮完畢，明帝歸坐於講堂之上，正襟危坐，執經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不夠級的“冠帶縉紳”，衹有環繞着辟雍璧水，隔岸觀望。這天，平時被人駡為窮酸腐儒的儒生算是揚眉吐氣一。王充看到這出從前在禮書上記載着、在儒生們口頭傳誦着的敬老尊儒大典，無疑是十分興奮的，於是欣然作《大儒論》以頌其事。就是事隔數百年，范晔作《漢書》，在寫到這一盛況時，也不無激動地說：“（明帝）坐明堂以朝群，登靈以望物，襢割辟雍之上，尊事三老五更……濟濟乎！洋洋乎！盛於永平矣。”
五、仕途落拓
和所有的讀書人一樣，王充學成之，也曾抱着君堯舜的夢想，走“學而優則仕”的路子。可是王充在官場的境遇並不比他的老師們好多少，《自紀篇》自敘其為官履曰：在縣，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椽功曹；在太守，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入州為從事。王充一身當過地方官，東漢地方機構，實行州、郡、縣三級，王充仕三級，但都位不離“掾”。掾，是漢代各極機構中的屬官。在縣，他作官至掾功曹，主管一縣人事和考功。在郡，他曾先在軍事長官都尉府作過掾功曹，在行政長官太守府代理五官曹和功曹。在州，他亦被州刺史复辟大辟辟召辟引辟除辟雍辟雝為從事屬官。生平就沒逃脫過為人下僚的命運。
王充為官的地方，可考知者有揚州、丹陽、九江、廬江等地，《自紀篇》曰：“充以元和三年（86年）徙复辟大辟辟召辟引辟除辟雍辟雝詣揚州部丹陽、九江、廬江，入為治中。材小任大，’職在刺割。章和二年（88年），罷州居。”這條自紀《北堂書鈔》73和《太平御覽》602引作“章和二年，徙避難揚州丹陽。”有誤，“章和二年”應作元和二年，章和二年是充自免居年，非始往之年。，指复辟大辟辟召辟引辟除辟雍辟雝，被去作官，不是避難。《漢書》亦載：“刺史董勤為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字正作复辟大辟辟召辟引辟除辟雍辟雝講。揚州是漢武帝所置十三部（州）之一，東漢為郡上一級行政機構。丹陽、九江、廬江皆郡名，當時屬揚州部所轄。在元和三年前，王充為任何所尚不清楚。劉汝霖《漢晉學編年》建初元年條，根王充《對作篇》“建初孟年，中州頗歉，穎川汝南，流民四散，聖主憂懷，詔書數至，《論衡》之人，奏記郡守，宜禁奢侈，以備乏。言不納用，退題記草，名曰《備乏》”的自述，遂懷疑“充所仕者非在會稽而在中州之郡邪？”但無旁證，難成定論。
造成王充這徘徊州縣，淹滯不進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來王充結自己的切身體會，曾對仕路窮通作過全的分析和論述。《逢遇篇》將入仕宦的達與不達歸結為遇與不遇：操行有常賢，仕宦無常遇。賢不賢，也；遇不遇，時也。才高行潔，不可保以必尊貴；能薄操濁，不可保以必卑賤。或才高行潔，不遇，退在下流；薄能濁操，遇，進在衆上。世各自有以取士，士亦各自得以進。進在遇，退在不遇。處尊居顯，未必賢，遇也；位卑在下，未必愚，不遇也。
古人常說“鄰里里程馬常有，伯樂不常有”，賢才常有，但仕宦的機會不常有。生逢其時，仕遇其主，雖淺德薄也因緣得進；反之，如果生不逢時，所遇非人，即使才高八，德比夷齊，也會落拓在野，沉淪下僚。這在缺乏健全的競爭機時更是如此。不過王充生當光武、明帝、章帝、和帝之世，正是東漢王朝的上升時期，复辟大辟辟召辟引辟除辟雍辟雝舉拔之，還是比較正常的，似乎談不上生不逢時的問題，但並不排除其所遇非人的可能。《漢書》說他“仕郡為功曹，以數諫爭不去”。王充也曾自紀建初初年，中州欠收，充曾上書郡守，主張厲行節儉，以備乏，但“言不納用”；時俗嗜酒，充以為酒耗五穀，又有醺酒滋事之憂，奏記郡守：主張“禁酒”，亦不被重視。讀書人的看本領就是建言獻策，既然言不納用，可見他遇到的確實非知己。
王充在《害篇》中又提出“害”說：凡入仕宦有稽留不進，行節有毀傷不全，罪過有積不除，聲名有暗昧不明，非下，行非悖，又知（智）非昏，策非味也，連遭外禍，害之也。
仕宦留滯，行跡誣傷，有罪不除，聲名狼狽……這一切並不一定是他本人的過錯，很可能是外物的連累和陷害。王充將這些來自外物的毀傷歸納為“三三害”。何謂三三害？充說：鄉有三，朝廷有三害。鄉之三指仕宦之前遇到的麻煩：朋友反目，相為毀傷，一也；庸忌妒，毀傷高才，二票也；交遊失和，轉相攻擊，三也。朝之三害指出佳之遭受的陷害：竟進者為有限的職位互相詆毀，在長官前捏造誇大事實，長官又不明察，信納其言，一害也；同僚愛好不同，清濁異操，“清吏增濃郁郁郁葱葱之白，舉涓涓之言”，名聲越來越潔白，見解越來越高明，濁吏自漸形穢，懷恨在心，暗中收集清吏的過失，陷害重罰，二害也；長官親幸佐吏，佐吏人品不高，提拔邪之人，對不肯附從的“清正之士”必然心懷不滿，在長官前詆毀他，三害也。王充所舉的三三害，生動而具，恰如自己的切身遭遇。
六、王充的哲學思想
王充是東漢傑出的唯物主義思想和教育，他的哲學思想可以概括為以下點：
(一)"天自然無為"
王充認為天和地都是無意志的自然的物質實，宇宙萬物的運動變化和事物的生成是自然無為的結果。他認為萬物是由於物質性的"氣"，自然運動而生成的，"天地氣，萬物自生"，生物間的相是因為各種生物筋力的強弱、氣勢的優劣和動作的巧便不同，非天的有意安排，天不是什麽有意志能禍福的人格神。
(二)"天不能故生人"
王充認為天是自然，而人也是自然的産物，"人，物也；物，亦物也"，這樣就割斷天人之間的聯繫。他揚荀子?quot;明於天人之分"的唯物主義思想。他說："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能隨行而應人"。他認為社會的政治、道德與自然界的災異無關，所謂"天人感應"的說法是人們以自己的想法去比擬天的結果。
(三)神滅無鬼
王充認為人有生即有死。人所以能生，由於他有精氣血脈，而"人死血脈竭，竭而精氣滅，滅而形朽，朽而成灰土，何用為鬼?"他認為人死猶如火滅，火滅為何還能有光?他對於人的精神現象給予唯物的解釋，從而否定鬼的存在，破除"善惡報應"的迷信。
(四)今於古
王充反對"奉天法古"的思想，認為今人和古人相"齊"，今人與古人氣稟相同，古今不異，沒有根說古人總是於今人，沒有理由頌古非今。他認為漢比過去進步，漢在"百代之上"，因為漢在"百代"之。這見解與"天不變道亦不變"的思想是完全對立的。
王充（27—97？），字仲任，會嵇上虞（今屬浙江省）人。出身“細族孤門”，自幼立志好學，至洛陽受業於太學，師事班彪，遂博通衆流百之言。任本縣、本郡功曹，揚州治中，因與上官不，於漢章帝章和二年（88），罷官居，專心著述。時三十年，寫成《論衡》一書。《論衡》註本以近人劉盼遂《論衡集解》為最佳，考證校註、集齊備，足資參考，今人黃暉《論衡校釋》亦可讀。王充事跡見《論衡?自紀》、《漢書》四十九本傳。《論衡》以樸素的唯物主義觀點批判讖緯神學的天人感應觀。《論衡》中的《藝增》、《超奇》、《佚文》、《書解》、《案書》、《對作》、《自紀》等篇，對文學問題受不了許多有創見的意見，是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寶貴遺産。
王充堅持文學的真實性原則，反對“華偽之文”、“虛偽之語”，提出“疾虛妄”之說：“是故《論衡》之造也，起衆書失實，虛妄之言，真美也。 ”他要求“詮輕重之言，立真偽之平”。（《對作》）他要求文章現作者的真實思想，“文由胸中而出，心以文章為”（《超奇》），文章要與作者的思想互為鄰里里程，作者不能說假話：“實誠在胸臆，文章著竹帛。內外表裏，自相副稱。意奮而筆縱，故文見而實露也。”他認為衹有真實的文章具有感人的藝力量：“精誠由衷，故其文語感動人深。”（《超奇》）
王充重視文學的社會功用，反對“空為”、“妄作”，提倡“為世用”。他說：“為世用者，百篇無害；不為世用者，一章無補。”（《論衡?自紀》）他認為文學的社會功用主要是“勸善懲惡”（《佚文》），但是，他的善惡觀，是以儒的“教化”功能為標的。他認為“夫聖賢之興文也，起事不空為，因因不妄作；作有益於化，化有補於正。”（《對作》）因此，他反對辭賦的過度渲染，沒有諷喻之意，指斥辭賦“文麗而務巨，言眇而趨深，然而不能處定是非，辯然否之實”（《定賢》）。
王充還反對古、擬古和貴古賤今，主張創新。他贊揚孔子作《春》有“眇思自出於胸中”《超奇》的獨創精神。針對當時貴古賤今的傾，說：“蓋有淺深，無有古今；文有真偽，無有故新。”（《案書》）他批評古擬古的風氣，說：“謂文當於前，是舜眉當八彩，禹目當重瞳。”（《超奇》）
王充又肯定文學作品的不同風格：“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類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稟，自為佳好。”（《自紀》）主張文章語言應力求自然曉暢，反對故作艱深，說：“口則務在明言，筆則務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無不可曉，指無不可睹。……故口言以明志；言恐遺滅，故著之文字。文字與言同趨，何謂猶當隱閉指意？”（《自紀》）
王充的文學理論，雖有理之處，但也有其缺點和局限性。他要求文學要為統治階級歌功頌德，因而忽視文學自身的特點，否定文學的想象、誇張的修辭手法和文學的浪漫主義因素，認為這些都是“虛妄”的東西而一概予以否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