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屍佼即屍子，先秦諸子百之一，也是先秦三晉思想文化傑出代人物之一。他一生中對於社會改革、對於哲學思想都有重大的貢獻。是戰國時期著名的政治、思想。
屍佼，尊稱為屍子。約生於周安王十二年(前390年) ，約卒於周顯王三十九年(前330年)。魏國麯沃(令山西省麯沃縣)人。亦有魯人，楚人之說。最早倡屍佼為晉人說者為劉。他說：“今按《屍子》書，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衛鞅商君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佼規之也。商君被刑，佼恐誅，乃亡逃入蜀。自為造此二十篇書，又六萬言。卒，因葬蜀。”劉在這裏敘述佼的生平簡史，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時期在魏。時魏改革受阻，吳起，商鞅出走，晉人楚用、秦用甚多，商鞅與屍佼可能在這個時期在魏舊都安邑相識，於此時入秦的。第二個時期在秦。此時商鞅受秦孝公重用，他從前360年到秦，執政選20年，屍佼為其“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提供重要决策意見，為秦國富強，統一六國，做山自己的貢獻。第三個時期在蜀。秦孝公二十四年(前338年)，秦惠公處死商鞅，屍佼懼恐誅連，便離開政界，逃往蜀地，在那生活近10年，便去世。《麯沃縣志》說：“屍佼，晉人，衛鞅客。立法理民，與佼規。鞅誅，亡入蜀。著《屍子》二十篇。真西山謂《屍子》，晉書。”“真西山”即南宋時人真德秀，有《西山文集》。這裏所本，亦為劉《錄》。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中有“楚有屍子”一說，劉以“疑謂其在蜀”為由，加以否定。《漢書·藝文志》中有：“《屍子》二十篇。名佼，魯人，秦相商君師之，鞅死，佼逃入蜀”。這裏又有屍子魯人之說。對此，清人劉繼培說：“《漢志》班固自註，又以佼為魯人，晉魯字形相近，未能定其然否”似有否定佼為魯人之義。此，屍佼便為晉麯沃人。
屍佼的著述《屍子》，漢唐史籍的著錄，俱言20篇，共6萬言。唐代李賢等在註《漢書》中說：“屍子，晉人也，名佼，秦相衛鞅客也，鞅謀計，未嘗不與佼規也。商君被刑，恐誅，乃亡逃入蜀，作書二十篇，十九篇陳道德仁義之紀，一篇言九州險阻，水泉所起也。”這裏不僅又一次陳述屍佼的簡史，重要的是它說這部著作當時還存世，使人得知其20篇的內容中，19篇是論述社會思想文化的，一篇是論述自然界的。汪繼培說，此書在宋代“全書已亡”，“存二篇，為一。”清代汪繼培、孫星衍在嘉慶年間輯刻為現通行本《屍子》。
《屍子》一書，僅存十之二三，大多是一些互不相聯的片語言，自然難以成一個完整的唔系。《屍子》全書在隋唐時還存世，漢唐時期為流傳，一些學者作為論證多所用，以為立論的基礎。宋以全書僅遺殘斷篇章，汪繼培在此基礎上，又將散見於諸書中的引語摘輯成書，所以輯佚本文字雖少，但十分精彩，多為至理名言，用世誓句之類。從中也能窺出作者的思想梗概和精神面貌。
展的宇宙觀。在先秦老子、墨子學、惠施思想中，都有宇宙觀內容，論述也十分精闢。如老子提出“道”與“域” ，《墨經》有“久”、“宇”，惠施有“大—”、“小一”，使中國哲學思想，得到不斷的充實和展。但衹有屍佼賦予“宇宙”以精切而簡明的界說。他說： “天地四方曰宇，往來古今曰宙，”說明整個空間就是宇，整個時間就是宙，宇宙就是具有時空屬性的運動着的客觀世界。
屍佼對於空間觀還作進一步的論述．他說，“荊者，非無東西也，而謂之南，其南者多也，”這裏說明荊地在中國具方位座標點，具有上下四方這一空間特。但擴而言之，中國之東西南北四方，亦存在着各自的東西南北四方，說明每—座標點上的方位，既是絶對的又是相對的，是絶對與相對的統—。荊地亦然。還有，荊地是南方，但“其南者多也”，南方之南又是無限的，可見任何一個座標方位點所指的方位，既是有限的，又是無限的，它是有限與無限的統一。屍佼這以辯證思維的方法，揭示宇宙空間的內涵，研究和看待事物，這無疑是精闢的和正確的見解。
屍佼對於時間觀也作進一步的論述。他說：“其生也存，其死也亡。” “草木無大小，必待春而生。人待義而成。”“人之生亦少矣，而歲之往亦逮矣。”屍佼的這些字句說明，時間是客觀事物的根本屬性。人、草木等一切有機，它的産生，展和消亡，都是通過時間的連續性呈現出來，都是在時間的連續性的運動過程，是一個有限與無限的統一。“人待義而成”，說明人不僅具有自然屬性，而且屬有社會屬性，重要的是他將這一內容，視為宇宙觀不可分割的—個組成部分，這是應該重視和值得稱道的。
屍佼的宇宙論對中國理論思維彭響頗大，理學家對此也很重視。他的建立在唯物論與辯證法基礎上的宇宙觀，為進一步探討這個問題奠定基石，連同他創用的宇、宙作為疇，也波沿用下來。
“學積有生”的觀點，屍佼認為學問之道在於創造。他說：“生積成嶽，則楩楠豫章生焉，生積成川，則吞舟之魚生焉；夫學之積也，亦有所生焉。”在這樣短短的一段話中，屍佼—連用三個“生”宇，證明“學積有生”具有普遍意義。“學積有生”這一論斷，成為人的座右銘，輾轉被引用，長期受到贊賞和正視。這段話最先被引用的是荀子的《勸學篇》。他說：“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竜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循焉”此在一些有影響的著作，都作引述，如《文選》、《說苑》、《太平御覽》中，部使用這句話，雖文字略有改變，其義—也。“學積有生”，亦有被改為“學積有出”，“生”與“出”都是明學問之道在於創造之理，銳意開拓，推陳出新，是建立在既有的基礎之上，而突出一個“生”宇、一個“出”字，成為中華文化的優良傳統，屍子思想的傳播，成為國人理論思維的自覺活動，其章義是無可估量的。
“從道必吉”的革新觀點。屍佼認為事物展有其自然規律。自然與社會都是沿着自己的規律前展。人必須順動，他認為順之則存，則展；逆之則亡，則沒有前途。故而說：“舜，從道必吉，反道必兇，如影如響”。他的社會變革的思想，就是以此作為思想基礎的。他認為從道對於一個國來說，關鍵就是用賢使能。他說：“凡治之道，莫如因智，智之道，莫如因賢。”賢是德智兼備之人。衹有使用這樣的賢者，治之道才能得以暢，變革社會有希望。因為“用賢，則多功矣。 ”用賢充分揮其才智，才能收到變革社會的實效。他還進一步指出，有才華之人，是社會的“良寶”，必須百倍的珍貴。他認為選馬不能以白黑為儀，而要以足力為，擇玉不能大小為儀，而要以美惡為，“舉士不論，而以貴勢為儀，則管仲、伊尹不為臣矣。”他反對任人唯貴勢，主張不拘一格，收人材，任人唯賢。他還指出：“使進賢者有賞，進不屑者罪，無改進也者為無能之人。若此，則必多進賢矣。”提出以被進者的實績，評判進賢者的才能，這樣必然使賢者集，不屑者難以濫竽充數，使得變革社會的事業得到有效的展。屍佼認為社會變革的根本保證是用賢使能，將“從道”與用賢聯繫在一起，視為社會變革的重要問題，這是有識之見，值得重視。
“重民”的觀點。屍佼認為民為邦本，他說：“天子忘民則滅，諸侯忘民則亡。”欲保王位，絶不能忘民。這“保民為王”的政治理論，比屍佼晚出的孟子也作過重要的闡述。
屍佼為說明重民的重要意義，他形象地將民喻為水。他說：“民者，水也。”又說：“百姓若流，夫民之可教者衆，故日猶水也”。他認為民之猶如水，水的習性是决諸東流而東流，决諸西流而西流。所謂可以教者的藴義，就是水會按着指引的渠道而前奔流不息的。這裏述有另外一層含義，假如不以如水的習性進行疏導，它必然會員終衝决一切障礙，怒濤滾滾而往的。這也是他的“忘民則亡”的一個形象的說明。他還進一步指出：“君之為君”之理，猶如魚與水的關係一樣，“魚失水則死，水矢魚猶為水也。”這裏又一次強調民的重要性。屍佼“保民而王”的觀點，雖然是出於統治集最高利益之所在，但他將民與王權的存在緊緊聯繫在一起，如水與魚、水與盂、馬與等，客觀畢竟有利於民的一面，這是勞動者一定程度解放的反映，現時代的進步。因此，屍佼的重民觀點無疑具有進步意義，應該給予肯定。或有認為秦亡於嚴刑峻法，自然晉入韓非、商鞅以及為之謀的屍佼亦有責任。其實井非如此，他們在秦所行的三晉之法，開拓中國統一進步的局勢，秦亡於舊領主意識支配下的嚴刑濫法而已。漢承秦是剔除這一面的一些因素。因為屍佼與商鞅的重民思想，在秦地未得到徹底的貫徹，他們一個被誅一個潛逃，便說明這一切。
屍佼之學在古代頗受重視，被列為諸子百之一。劉說“《屍子》，晉書。”這是有道理的，得到代學者的承認。說明屍佼其學具有先秦戰國時期三晉思想的基本內容和特，他的《屍子》一書，含有他對在秦國社會改革總結的因素，實質上是對魏國思想的總結，集中現三晉思想的精神。
兼融諸之學，是屍佼思想的特點。《漢書》將《屍子》列入雜，《宋史》改列為儒，孫星衍又稱《屍子》為雜，歷史上這不同的評論，說明屍子之學有綜各的特點。孫星衍說：“屍子以為孔子貴公與諸子並論，不亦失言乎。”其實屍子並無失言，他將孔子之學視為二之言，是符歷史史實際的。班固說雜就是 “兼儒墨，名法，知國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此其所長也。”其實，班固這裏所說的是一般意義的雜，屍佼的思想是以三晉思想為基礎的“雜”，他的雜性質具有自己的特點。其中主要的有兩點：一是顯示三晉文化的超前性。神州大地有着共同的文化，但袤遼闊的古代中國展是不平衡的，三晉地區在當時較為發達，走在前列，他的思想就是這社會展的反映。所以在三晉大地社會變革起步較早，著名思想實李悝、申不害和韓非都在晉地産生。屍佼思想就是這思想的展和繼續。他提出宇宙論的界說，標志着中國古代理論思維的重大展，他的宇宙萬物展的觀點，是他社會變革的理論基礎和出點。二是他的思想的 “雜”，是以三晉文化為基礎，汲取和改鑄他鄉文化結的結果。他贊賞孔孟的仁義之說，坦作自己的解，他提出：“以財為仁，以力為義”之說，這顯然不是孔孟仁義的本義。“財”與“力”的內涵，說明他所重視的是充分揮人的能動性，力求展社會生産，增加財富，這是三晉思想文化的主內容，但在孔孟思想中卻是很缺乏的，在“仁義”內涵中也是沒有的。但贊賞墨子“罷不肖”之說，但更重視的是以實功的用賢使能，任人唯賢，“不以貴勢為儀”的原則。而這些內容是對墨子“尚賢”的補充和展。還有三晉地區是古代邏輯思維展酌地區之一。他說：“治天下之要在於正名，正名去偽。”正名則不虛。”他不同意以名正實的正名思想，主張名與實統一的正名原則，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他認為“名，實也。”這些觀點與《墨辯》是一致的。在這方面，他仍有自己的特色，他將名與實相統一的觀點，視為“治天下之要”，作為他進行社會變革的指導思想，貫徹三晉文化學用一致的特點，而這一點在墨思想也是缺乏的。由此可見屍子的思想之“雜”，是在三晉文化基礎上吸取和鑒其它學派觀點而形成，可見他的思想是先秦戰國時期三晉文化總結者之一，他所撰寫的《屍子》與古代三晉文化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