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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皎撰有《高僧傳》十四，《全梁文》七十三載其《序》稱：
自漢之梁，紀彌遠，世踐六代，年將五百，此土桑門，含章秀，群英間出，迭有其人。衆記示，敘載各異：沙門法濟，偏敘高逸一跡；沙門法安，但列志節一行；沙門僧寶，止命遊方一科，沙門法進，乃通撰論傳。而辭事缺略，皆互有繁簡。出沒成異，考之行事，未見其歸宗。臨川康王義慶《宣驗記》及《幽明錄》、太原王琰《冥祥記》、彭城劉悛《益部寺記》、沙門曇宗《京師寺記》、太原王延秀《感應傳》、君《應傳》、陶淵明《搜神錄》，傍出諸僧，敘其風素，而皆是附見，亟多疏缺。齊竟陵文宣王《三寶記傳》，或稱佛史，或號僧錄。既三寶共敘，辭旨相關，混濫難求，更為蕪昧。琅邪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未足；沙門僧撰《三藏記》，止有三十僧，所無甚衆；中書郗景興《東山僧傳》、治中張孝季《廬山僧傳》、中書陸明霞《沙門傳》，各競舉一方，不通今古，務存一善，不及行。
慧皎此序，舉晉宋以來有關佛人、佛事著述，其中大多為《隋書·經籍志》所缺，它的史料價值自不待言。我們所感興趣的是，這一段述論，頗與嶸《詩品序》所述前代文論專著相似，由此見出慧皎在追溯源流的過程中，是施加評論的，此序實可作為佛學批評史看。在批評前賢諸作之，慧皎稱自己“以暇日，遇覽群作，輒搜檢雜錄數十余家，及晉宋齊梁春書史，秦趙燕涼，荒朝偽，地理雜篇，孤文片記；博咨故老，訪先達，校其有無，取其同異，始於漢明帝永平十年，終於梁天監十八年，凡四百五十三載，二百五十七人；又旁出附見者二百人”。此可見慧皎寫作《高僧傳》的態度和例。《高僧傳》非簡單的傳記，而是分為譯經、義解、神異、習禪、明律、遺身、誦經、興福、經師、唱導十類。這十類的順序安排也有深意，“蓋由傳譯之勳，或逾越沙險，或泛漾洪波，皆亡形殉道，委命弘法，震旦開明，一焉是賴，茲德可崇，故列之篇首。至若慧解開神，則道兼萬億；通感適化，則強暴以綏；靖念安禪，則功德森茂；弘贊毗尼，則禁行清潔；忘形遺，則矜吝革心；歌誦法言，則幽顯含慶；樹興福善，則遺象可傳：凡此八科，以軌跡不同，化洽殊異，而皆德效四依，功在三業，故為群經之所稱美，衆聖之所褒述。”慧皎這樣有深意地對全書分類的安排，暗示當日編集區分類的背景。從前節敘述可知，以類區分是漢魏六朝編集大都用的一個例，當然，每類順序的安排，應該是有深意的。如《文選》區分三十九文，以賦為首選，自有其意義，但是在蕭統的序文中，關於這一點就沒有明作交待。由是而言，慧皎的序，就越值得我們註意。從前所引序文看，《高僧傳》主部分是以人為綱，以類區分的，但即使是這樣一部傳記之書，慧皎仍然要考鏡源流，這就是每類之的傳論部分。慧皎說：“ 及夫討核源流，商榷取，皆列諸贊論，備之文。”以《譯經傳論》為例，慧皎詳敘佛經東傳過程中漢譯的源流，指出各譯人的優劣得失。認為由於譯經各有不同，學徒應當博覽群典，考校搜求精義，决正佛法之門。這樣的傳論，的確是“討核源流，商榷取”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