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費正清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 |||||
費正清致力於中國問題研究長達50年，從他進入牛津直到他1991年去世，他的著作絶大部分都是論述中國問題的。在半個多世紀裏，費正清以自己獨特的視角審視、考察中國，他的研究、著作和主要觀點代表了美國主流社會的看法，不僅影響了幾代美國漢學家和西方的中國學界，而且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了美國政界和公衆對中國的態度、看法以及美國對華政策的製定，當今美國諸多有影響的中國問題專傢皆出自其門下。
一、生平簡歷
費正清1907年5月24日生於南得剋薩斯州鬍竜鎮，是亞瑟·波·費和羅萊娜的獨生子。父親是位牧師的兒子，早年立志跟隨其父從事教會，後從學法律，入考聖路易斯的華盛頓大學法學院。1901年畢業後在南德剋塔州定居，在鬍竜鎮做律師，任市鎮律師。
母親羅萊娜對費正清的成長影響很大。她出生於德剋塔，在芝加哥就學，最後又回到故鄉，但她所留戀的始終是芝加哥、紐約、波士頓和那裏的文化。她是美國大學婦女協會成員，隨後任該協會一分支機構主席。羅萊娜畢生為爭取婦女權利而工作，參加婦女選舉權的遊行和示威活動，組織各種集會，是位政治上相當活躍的人物，費正清早年的從政志嚮都與其母親的引導有關。
在1927年進入哈佛時，費正清尚未考慮研究中國，而且，當時的哈佛還沒有開設係統研究現代西亞的課程。他主攻文科，包括希臘語、歷史、哲學、政治、藝術和經濟。
1929年秋，費正清赴牛津大學。他的專業方向為東亞研究，但當時他尚不具備漢語和中國歷史文化的基礎，好在當時牛津大學的學位論文不要求參加考試，也不要求相關的學術經歷。1931年論文完成後，費正清開始攻讀博士學位。是年，費正清在華盛頓美國國會檔案局收集資料，隨後在劍橋和巴黎查資料。
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兩年研究收穫甚豐，他把現代中國作為研究主題，以中美外交和機構史為新視點，他的博士論文正是從以上三個方面探討中美關係的發展史，突破了傳統漢學的局限，具有相當的創新意義。
費正清認為中國研究不應衹局限於西方的資料，還應依靠中國本土的資源，考察中國的觀點，這自然要求掌握漢語和在中國的生活經歷。牛津的治學研究隊伍十分有限，而且沒有漢語課程。費正清嚮羅德奬學金委員會提出申請，羅德奬學金委員會批準了他的申請，費正清成為第一位在遠東地區的羅德奬學金學者。
1932年初，費正清來華，一面進修漢語，一面從師清華大學蔣廷黻進行研究工作。1936年1月，他回到英國牛津，獲得了博士學位，學位論文題為《中國海關的起源》。這篇論文後經過修改、補充，以《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為題，於1954年出版。
獲得博士學位後，費正清於是返回哈佛大學任教。從1939年起，他與賴肖爾一起在哈佛大學開設了東亞文明課程。太平洋戰爭爆發前的四個月，他被徵召到情報協調局工作，中間兩次來華任職。1946年8月，費正清回到哈佛大學，擔任區域研究(中國)項目的第一任主持人。1955年，他取得哈佛大學的支持和福特基金會的資助，創建了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並且親自出任主任，直至1973年。1977年，他從教職退休時該中心命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1966年3月，費正清在聽證會上作證：
二、中國學研究
美國的中國學研究始於費正清，是因為作為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首先成為由漢學研究嚮近現代中國研究演變的過渡性學者，他完成了從古典漢學研究嚮近現代中國研究的過渡，創立了以地區研究為標志的現代中國學。作為東亞地區研究的開創者，費正清把對近現代中國的研究作為東亞研究的主體，經他獨著、合著、編輯、合編的作品多達60餘部，還有大量的論文及書評，其論著大致可分四類：
第一類是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他的一些學術論文及根據博士論文改寫的專著，這一類著作的代表是《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通商口岸的開埠》，這一兩捲本的重要專著，是費正清在牛津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上完成的，論述了1842年至1854年間外國列強在中國強迫開放通商口岸的過程。
第二類是主要為學生和從事東亞研究的學者編寫的關於中國研究的提要目錄和文獻介紹，他與劉廣京合編的《近代中國：1898—1937年中文著作書目指南》，是關於中國歷史文獻書目介紹；《清代文獻》是有關中國歷史文獻註釋與譯文的教學參考資料，是特別有助於研究生的參考書；與鄧嗣禹等合編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文獻通考》及《中國對西方的反應：研究指南》也是這一類著作的代表。
第三類是為教育廣大公衆寫作的關於中國及中美關係的著作，其中最廣為人知的當屬《美國與中國》。從篇幅上說，第三類著述在他的全部著作中占的分量最大。這類著作依據的是第二手資料，是充分吸收最新研究成果，並把這些成果融會貫通在費正清自己的解釋框架之中的産物。
第四類是直接論述美國對華政策及中美關係的走嚮、提出政策建議的文章。這些文章與一般的時評文章不同。他總是從歷史與現實的結合上來闡述問題，論述當前問題的歷史背景和來竜去脈，而不是就事論事。這些論文在發表以後多被匯集成册，如《中國：人民的中央王國與美利堅合衆國》、《認識中國：中美關係中的形象與政策》等，其他著作還有：《中國的世界秩序：中國傳統的對外關係》、《中美兩國的相互影響：歷史評述》、《中美關係展望》等。
1.重要著述
——《美國與中國》
《美國與中國》是費正清的第一本著作，也是他多年研究所著的一部研究中國歷史及中美關係的力作，它是美國漢學研究的代表作之一。該書並沒有像一般歷史著作那樣追求細節的翔實，而是提綱挈領地簡略介紹中國的自然環境、歷史演變、社會結構、文化傳統、生活方式以及中美關係的過去和現狀，這樣的介紹正符合對中國和中美關係瞭解不多的美國公衆的需要。本書第一版於1948年問世，立即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獲得較高評價，被稱為經典著作。
此後，他又不斷補充修訂，在1958、1971、1979、1989年分別出了第二、三、四、五版，發行了數十萬册，成為西方有關中國問題著作中最暢銷的作品之一。後來尼剋鬆在準備對中國進行歷史性訪問時，《美國與中國》也是他瞭解中國與中美關係的二三種參考書之一。
費正清隨着中國歷史前進的步伐，不斷思考研究中國社會，其表現之一就是不斷修正、豐富《美國與中國》一書的內容。在此後的幾次再版過程中，費正清增加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後30年的歷史，完成了對中國歷史從傳統到現代的完整考察。《美國與中國》研究的是中國的過去與現在，並從中國的歷史發展和演變過程分析中美關係。作者的目的在於通過介紹、分析中國的歷史傳統和現狀，使美國人瞭解中國，從而消除中美兩國的隔閡和誤解，進而改善中美關係。
——《劍橋中國史》
作為美國中國問題研究的主要組織者，費正清還做了很多有益的學術普及工作。他主持編寫了有關“東亞文明”“中國問題”的教科書，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曾經主持編寫過一套15捲容量的《劍橋中國史》，中譯本為《劍橋晚清史》、《劍橋中華民國史》、《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及《偉大的中國革命》。《劍橋中國史》從1966年開始策劃到1991年最後一捲《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付印，為時共25年，每捲都由學科專傢執筆，最後由資深編輯總成，嚮世界介紹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演變，産生了較大的影響，堪稱為一項有影響的垮國工程。這套書凝聚了費正清的大量心血，他不僅擔任主編，而且也是主要的撰稿人之一。自1966年始，他與來自世界各地12個國傢的100多位中國研究專傢為《劍橋中國史》撰稿，使這部巨著基本上反映了當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從1985年起，這套“超級專題論文集”(費正清語)的中文譯本的各捲在中國陸續出版，受到學術界的廣泛歡迎和好評。留心學術前沿的人會註意到，這套《劍橋中國史》，尤其是晚清、民國以來各捲的某些觀點，已經在中國學術界發生了影響。
——《觀察中國》
提出切中要害的問題，是費正清長期職業生涯中一個核心的目標，也是他力求通過做書評來實現的目標之一。他的書評和他的專著一樣的出色。《觀察中國》是一本二十六篇論文的合集，其中大部分是書評，多數刊登在《紐約書評》上面。但是，費正清並不僅僅是簡單地將這些書評合集成册，而是重新編輯、刪減、修改，將零散的片斷加以重新組織，於是，這些書評就被分成不同的關於中國近現代以來五大歷史主題：外國帝國主義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中國的革命領袖與其人民的關係、二十年的敵對之後中美關係的“正常化”、文化大革命、近來一些美國人對中國問題做出判斷的嘗試，其價值遠非單純的論文集可比。
費正清的這部《觀察中國》於2001年由世界知識出版社出版，傅光明翻譯，其中共列出五大標題，它們是新帝國主義觀；毛的中國之內幕；正常化之路；文化大革命；餘波：美國樂觀主義的破滅。
2.創建東亞研究中心
作為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奠基人和開拓者，費正清不僅博學，而且也長於學術組織(有人戲稱，費正清不愧為是“學術企業傢”)，費正清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他有哈佛東亞研究中心為其堅實後盾，費正清所有的規劃和設想，都通過這一中心操作、實施，影響了美國乃至西方現代中國學研究隊伍的建設。
費正清在美國高等院校中以哈佛大學為基地，籌建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經費來自福特基金會。東亞研究中心主要研究中國，同時研究日本、朝鮮和其他東南亞各國與地區，中心搜集了大量資料，特別是註重搜集中國近代、現代史方面的資料。搜集的資料中包括重大史實、人物傳記和思想制度。這些資料都被整理成英文信息檔案，供研究者共同利用。
研究中心還出版了大批著述。自中心建立，最初20年共出版了圖書140種。1970和1971兩年就出版了43種，差不多每月出版兩種，數量很可觀，主要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費正清本人的著作，大部分也在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除以上外，研究中心還培養了一大批中國問題專傢和碩士、博士研究生。
3.呼籲對東亞的研究
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衆和政府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他曾不遺餘力，勸誡美國政府和人民關註東亞，認識中國，他一方面嚮學界同仁呼籲加強美國教育和學術界對世界的承諾，同時要求教育機構加大嚮美國公衆的傳播力度。1940年，費正清指出，如果把東亞列入美國的學校課程，將有助於美國民衆認清美國在東亞的利益。1950年，他又進一步指出，美國對中國的正確反應取决於對當代中國歷史、社會、文化的深刻理解。1970年，費正清再次呼籲美國政界和學術界深入、全面地研究整個東亞地區和國傢，以便加速中美關係正常化和從越南撤軍。1980年，他又強調東亞研究對改善美中貿易、文化關係的重要性，符合美國的國傢利益。
費正清的主張反映了他關於學術研究應服務於美國國傢戰略利益的觀點，在他的呼籲和倡導下，美國學術界和公衆引發了一場曠日持久的美國對外政策的討論。
4.扶植世界其他國傢和地區的中國學
費正清不僅開創了美國的現代中國學，而且也扶植世界其他國傢和地區的中國學，並且産生了重要的影響。1952—1953年，費正清在日本學習語言，研究目錄，最終與日本學者市古宙三教授共同編寫了一部關於中國問題的資料集。60年代，他先後兩次出訪，訪問了意大利、希臘、保加利亞、印度、尼泊爾、緬甸、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韓國，以及香港和臺灣等國傢和地區，在一些處於學術發展階段的“邊遠地區”，費正清幫助當地的研究者建立起研究中心。
三、學術思想與實踐
1.講求實證
費正清學術的一個主要特點是講求實證，不願意構築龐大的理論體係。人們無法理解，像他這樣富有開創性的學者，卻難以從他的著作中發現係統的學術思想。在1968年任第八十三屆美國歷史學會會長的演說中，費正清毫不諱言自己是主張經世治國的，他相信研究應當具有實際的效用，學者的責任不僅在於增加知識，而且在於教育公衆，在於影響政策。他在自己畢生的學術研究中始終強調歷史與現實的聯繫，強調學術研究與現實政治的關係。
在費正清的一生中，他花了很多時間來證明，欲瞭解今日的中國必須要瞭解中國的過去。費正清認為，那種以為中國的原始資料不可、甚至中國人的視野也不必要的觀點，是絶對錯誤的。西方人那種僅僅依靠英國、法國和美國檔案史料來寫中國學著作的做法，已經風光不再，對西方原始資料的依賴，反映了一種自以為是的態度。他竭力推動新的研究，主張深入發掘中國的史料，開展對人口問題、社會流動問題、知識分子傾嚮、文化史、經濟制度、稅製、考試制度等問題的係列調查研究。
使用中國的檔案、中國的原始資料研究中國歷史是費正清所提倡的，費正清是英國牛津大學的博士，但他的博士論文主要卻是在中國完成的，他把發掘中國檔案作為自己工作的重要部分。1932年他來中國時，故宮大內的檔案剛剛開放，費正清成為最早使用這些檔案的學者之一，很可能是第一個使用這些檔案的外國學者。1933年他用中英文檔案寫成了第一篇學術論文《1858年條約以前鴉片貿易的合法化》，在《中國社會及政治學報》第17捲第2期上發表，這是費正清登上學術舞臺的第一步。費正清根據博士論文修改而成的專著《中國沿海的貿易與外交》更是依據了大量中國檔案而寫成的。這部專著也許因為太專，不像《美國與中國》那樣廣為人知，但這是一部極具學術價值的著作，贏得了廣泛的贊譽，並牢固地樹立了費正清作為晚清外交和制度史方面的傑出歷史學家的地位。此後，使用中國檔案研究中國歷史成為費正清的一個學術規範。在他後來的一些學術論文中，如《天津教案背後的模式》等無不如此。費正清不僅把中國檔案作為一種資料來源，而且作為瞭解中國、瞭解中國特徵的重要依據。費正清不但自己這樣做，而且還引導、幫助和要求學生也這樣做。
在費正清看來，中國與西方是不可割裂的，必須像學世界史一樣研究這段歷史，而把中國假想成與美國一樣是錯誤的。正是由於堅持了中國的不同性，費正清纔有效抵製了長期以來美國人在中國衹尋找他們想尋找的這一傾嚮。費正清相信：越是更好地瞭解中國，就越能與中國和睦相處。
2.“衝擊—回應模式”
50—60年代，“衝擊—回應”模式在美國和西方相當流行，把持這種歷史觀的並非費正清一人，但費正清的影響最大，他的近現代中國研究確實始終貫穿了這一模式，無論是《美國與中國》，還是他與鄧嗣禹合著的《中國對西方的反應》，對“衝擊—回應”模式都作了極為深刻的論述，在《中國對西方的反應》中一開始就提出，中國文化“既有傳統的遺産，又受西方的影響，他們相互交織在一起” 。認定中國歷史進程是由一個更加強大的外來社會的入侵所推動的。
“衝擊—回應”模式的核心問題是中國的傳統社會和傳統文化。在費正清看來，中國傳統的儒傢學說在長期以來成功地占據了意識形態上的正統地位，從而使中國社會保持極大的穩定。當近代大量西方人來到中國沿海尋求貿易機會時，這個古老的中華帝國對外部世界表現出驚人的惰性，它閉關自守，排斥一切外來勢力。為此，費正清強調，西方的挑戰對中國是一種刺激，為中國提供了一種進步的機遇。
“衝擊—回應”模式是一個以西方人價值觀來認識東方的研究模式，它假設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動態的近代社會，而中國社會則是一個長期處於停滯狀態的傳統社會，其缺乏自身發展的內在動力，衹有經過西方的衝擊，中國傳統社會纔有可能擺脫睏境，獲得發展。這種以“西方為中心”的“外嚮型”模式在美國現代中國學界一直占有統治地位，成為一種“學術規範”。直到60年代後期，中國研究領域興起了一股批判思潮，纔有人公開對這一模式提出質疑。費正清部分地糾正了自己對中國歷史的觀點，承認自己的中國史觀並非無懈可擊，並在《中國新史》和再版的《美國與中國》中對自己以前的觀點進行了修正，承認中國的近代化主要是基於中國自身的內在生命和動力，西方的影響是有限的。
四、評價與爭議
1.學術貢獻
費正清的研究觸及現代中國的各個方面。在其有限的專業領域內，涉獵了中國現代歷史上幾乎所有的重要歷史人物。費正清的區域研究在衆多中國學者中獨樹一幟，自1929年以來，中國乃至整個東亞(包括日本、朝鮮和越南)及其與西方的關係均成了他整個學術生涯的焦點。其學術貢獻重要在於：
首先，費正清學術生涯的最大成就，就是創立當代中國學。這種“中國學”，就是有別於偏重語言學、文化學、傳統漢學的中國學。它和歐洲傳統漢學的最大區別在於，特別強調運用多種檔案、多種語言、多種社會科學方法研究中國，從而導致一種被稱之為“新漢學”的中國學的形成。
其次，費正清還為中美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做出了不懈努力。在費正清的著述中，有關中美關係以及外交政策方面的研究占很大比重。他的論述影響了整整幾代美國學人和戰後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為中美關係正常化做出了重要貢獻。從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費正清主張美國政府盡早放棄對中國的“遏製和孤立”政策，轉嚮“遏製而不孤立”政策，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實現關係正常化。這些主張凝聚着他多年來對中美關係的深入思考，是符合歷史發展趨勢的。費正清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美國政府的對華政策，他的學術經歷在影響和左右美國公衆和政策决策方面起了重大作用。作為中美關係的專傢、倡導者和闡釋者，費正清致力於影響歷史進程，而不是僅僅理解和解釋歷史。他遵循其導師查爾斯·韋氏勳爵的主張，即歷史學家應利用其知識和研究改變現實。他堅持認為，為了美國的未來和世界的發展，美國人必須重新認識中國，重新審視美國同中國的關係。費正清之所以對美國政府對華政策産生重大影響，恰恰是因為他的思想和政策觀點與决策者的務實、功利觀點相悖。
還有，費正清是一位史學家，致力於19世紀中葉東西方文化交流史的研究，探索傳統中國社會的特徵，改變中國歷史的重大變故和中西文化交流的整個過程。他還是一位資深望重的歷史教員，桃李滿天下。在哈佛大學教育了數以千計的本科學生，在他門下獲得博士學位的學生、學者在美國和世界其他國傢任教的達一百多人。
再有，費正清極力推廣東亞研究，其中包括現代中國史研究。經過他的畢生努力，東亞研究獲得了應有的學術地位和大量的財政資助。除了加強學術意識和籌集資金，費正清還幫助建立了一係列的研究項目，如在哈佛大學推廣東亞研究擴大該學科和領域在國內和國際上的影響。哈佛大學幾乎可稱之為他的學術研究基地。 1979年他曾把哈佛描述為他的終生信仰。
費正清與中國的接觸開始於20世紀30年代和40年代特殊的歷史時期，他的著作影響了國際輿論對中國革命的看法。在他的思想構成中有着許多因素，尤其是他的大衆民主思想，“新政”自由主義得到知識界、學術界同仁的認同。
2.爭議
費正清是一個頗有爭議的人物。他不僅是一位頂尖的學人，同時也是一位政治傢和外交評論傢；他既從事學術研究，又從事政策研究，是一位“兩棲人”。他的中國觀是一個復雜的“多面物”，既反映了他特有的西方自由主義的歷史觀念、文化觀念，又反映了他的特殊的歷史經歷，還反映了他在特定條件下的政治態度。
費正清是一位充滿矛盾的人物。他既要忠誠於學術，又要傾力為美國的國傢利益和現實政治服務，這不能不使他陷入兩難境地，也使他代表的“官學”不可避免地要招致各方的批判。他的某些“激進”之舉也會引起右翼政客們的強烈的不滿。理解費正清與中美關係的麯折發展進程密切相關，他的觀點隨着形勢的發展有很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也招致了來自各方的批評和責難。
作為現代中國學第一代學者代表的費正清，其開拓美國現代中國學的功績不可磨滅。但是，他自身的研究局限性亦不可否認，費正清領導的“哈佛學派”搞的主要是官方史，他們用的是官方資料，研究的是統治人物，反映了美國官方的觀點。他的“衝擊與回應”模式和他的著作實際上回避了帝國主義對華的侵略，有違於歷史事實，這一點也受到美國新一代中國學者的批判。費正清在與中國社會的復雜現實接觸過程中，也曾多次出現搖擺不定的時刻，這與其本人的社會經歷、政治背景和學術生涯有着多方聯繫。
費正清生平年表:
1907 5月24日，出生於南達科他州的休倫
1911 舉傢遷往南達科他州的蘇費爾斯
1923 進入新罕布什爾州菲力普斯·埃剋塞特學校
1925 進威斯康星大學
1927 轉入哈佛大學
1929—1931 獲得羅茲奬學金，就讀於英國牛津大學巴利奧爾學院
1932 2月到中國為其博士論文做研究；初夏，在北京與威爾瑪·迪尼奧·卡儂(Wilma，Denio·Cannon)結婚
1933—1935 任北京清華大學講師
1935 聖誕節離開中國返美
1936 秋，在哈佛大學任教
1941 8月，進華盛頓特區情報協調局遠東組工作
1942 被情報協調局(1942年6月改名為戰略情報局)派往重慶
1943 年底返回華盛頓，調陸軍情報局遠東部
1945 9月，到中國，為美國新聞處工作
1946 秋，重回哈佛大學任教
1948 《美國與中國》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1952 3月10—11 日遭控告，到麥卡倫委員會(參議院的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進行陳述
1952—1953 以古根海姆基金會學者的身份在日本訪問
1953 《中國沿海貿易與外交：1842—1854年條約口岸的開放》一書，由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
1956 任新成立的東亞問題研究中心(哈佛大學)主任(1961年更名為東亞研究中心，1977年又更名為費正清東亞研究中心)
1958 當選為美國亞洲研究協會主席
1960 第一次赴蘇聯，參加國際東方學家代表大會
1960 《東亞：偉大的傳統》[與賴肖爾(Edwin，O．Reischauer)合作]由洪頓·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5 《東亞：近代的變革》[與賴肖爾、剋雷格(Albert M． Craig)合著]由洪頓·米夫林出版社出版
1966 開始編著《劍橋中國史》，和特威切特(Denis Twitchett)共同主編(3月10日)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就對華政策作證
1967 在劍橋①舉行六十大壽慶祝會；費維愷(Albert Feuerwerker)、莫菲(Rhoads Murphey)、芮瑪麗(Mary Wright)等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史入門》(由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一書以作賀禮
1968 當選為美國歷史協會主席
1972 夏天，與威爾瑪重訪中國
1973 5月，辭去東亞研究中心主任，任哈佛東亞問題研究委員會主席
1977 3月，為哈佛大學作最後一次講課
1979 感恩節，幾乎致命的心髒病發作
1982 《心係中國》由哈勃一婁出版社出版
1991 9月12日完成《中國：一個新的歷史》書稿交哈佛大學出版社；兩天之後於9月14日在劍橋去世
註意:自從1978年以後，費正清先生開始否定了自己以前的一切關於中國問題的研究。
並且最終寫了集一生精華的一本書《新評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