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Konstantinos Petrou Kavafis | |||||
閱讀卡瓦菲斯 Constantine Peter Cavafy在诗海的作品!!! | |||||
卡瓦菲斯卡瓦菲斯生於埃及亞歷山大一個富裕的希臘家庭，這個家庭是從土耳其君士坦丁堡遷來的，是所謂的散居者。卡瓦菲斯少年時代在英國倫敦讀書，1880——1885年回到君士坦丁堡居住，然後返回亞歷山大。從此，除了因病到法國、英國、意大利和希臘做短期旅行之外，他都一直居住在亞歷山大。由於傢道中落，他在當地水利局任職，1922年纔退休。
卡瓦菲斯青年時代開始寫詩，但用的都是老一套的‘雕語“（後來他把自己在這個時期所寫的作品看成一批“廢料”），進入中年，他纔找到自己的聲音。在以另一位希臘詩人帕拉馬斯為主的“新雅典派”橫掃希臘詩壇的時候，他卻潛心創造一種無論在詞彙上或者句法上都很純樸的希臘語言。他給希臘詩歌註入了新的血液，帶來了覺醒。他的詩常常取材於歷史神話，有時則純粹虛構，例如把詩的背景安排在古代的某年某月，而詩中有名有姓的人物卻是杜撰的。大概是由於他的出身和他對於過去的迷戀的緣故，他的詩總是顯得很高貴（或者說，從他的詩感到他這個人很高貴）。但是不難發現，在高貴之中，藴含着他對於處在各種環境和不同的歷史時期的人的心智和靈魂的深刻透視。
很多批評傢都試圖給卡瓦菲斯的詩下一個總體性的定義，即試圖尋找一個恰當詞來概括他的詩，但都告失敗。有人認為他的詩是“抒情的”，但立即有人反對，認為應該是“教諭的”，緊接着又有“戲劇性”和“反諷”之說。其實每一種說法都有其道理，但都衹說到一部分。原因是在各種定義的背後，還有一個統攬這一切的最本質同時又是最神秘的東西，即那種無處不在然而又無影無蹤的獨特的語調。這種獨特的語調，正如W·H·奧登所言，是“不可以描述的；衹可以被模仿，即是說，被拙劣地模仿或者被引用。“奧登還說：“我讀過很多由不同譯者翻譯的卡瓦菲斯的詩，但每一首詩都立即可以辨認出是卡瓦菲斯的；沒有人可以寫出那樣的詩。“此外，卡瓦菲斯還以一種獨特的視野來看世界，這種獨特的視野使得他無論用哪種方式來寫，都能把平凡的場面提升至哲學的高度，賦予不平凡的意義，即使是他的情詩也帶有這種特色。他是個同性戀者，在他為數不少的情詩裏，對象常常是模糊的，常常以“我們”、“你”甚至“那……”等等不明確的稱呼來代替；這大概與當時的社會環境有關。當然也有以“他”來稱呼的，但在這種時候他總是比較節制。事實上他的大部分情詩都寫得溫柔，略帶無奈和悲哀，不至於使讀者感到難堪，而即使是在這種題材上，他所揭示的仍然是人的睏境和痛苦。
卡瓦菲斯生前沒有正式出版詩集，他的詩衹在少數的親友中傳閱。19O4年他曾私下出版一本衹有十四首詩的小册子，1910年作了修訂，增加了七首。這以後他的詩陸續以單面印刷的形式私下“出版”，這其實跟手稿差不多，因為印刷出來後他還用筆對一些詞語作了改正。他究竟寫了多少詩，說法不一。有的說一百多首，有的說二百多首。比較可信的說法是，經他親自選定的
有一百五十四首，此外還有幾十首“沒有印刷”或“沒有完成“的，在他死後陸續被發現。他的詩集遲至1953年，即他死後兩年，纔正式出版。但英國小說傢E·M·福斯特早在《亞歷山大指南》一書裏便介紹過他，並收錄了一首詩。 1924年福斯特將卡瓦菲斯的幾首詩（包括《伊薩卡島》）推薦給艾略特，在《標準》雜志發表。
如今卡瓦菲斯已被公認為最偉大的現代詩人之一。詩人兼翻譯傢羅伯特·費茲傑拉德說卡瓦菲斯“如此敏銳、如此憂傷，達到了如此簡潔的高度，遠遠超越了他的語言和他的時代。“英國小說傢約翰·福爾斯則說：“照我看來，卡瓦菲斯不僅僅是地中海東部諸國的偉大詩人，而且是所有衰退中的文化的偉大詩人。“喬治·史泰納形容卡瓦菲斯的“秘密的音樂和學者式的憂傷，影響了現代詩的其它潮流。“奧登和勞倫斯·德雷爾也經常提起他們在藝術道路上的迸展受惠於卡瓦菲斯。波蘭詩人米沃什在他的演講集《詩的見證》也用了頗大的篇幅來討論卡瓦菲斯，他說“卡瓦菲斯似乎屬於本世紀的後半期，之所以會有這種錯覺是因為他很晚纔透過翻譯出現在世界詩壇”。他還覺得“卡瓦菲斯所展示的希臘的過去對於一個波蘭詩人來說尤其容易理解，因為波蘭跟希臘一樣都屢次遭受失敗和挫折。”
意大利詩人蒙塔萊也很喜歡卡瓦菲斯，並寫過至少三篇文章介紹卡瓦菲斯。在一篇叫做《一位希臘詩人》的文章結尾時，蒙塔萊提到卡瓦菲斯雖然沒有什麽名氣，生前也沒有正式出版詩集，但是他的自印小册子還是少量流傳開去，並為年輕一代所喜歡。卡瓦菲斯死前到雅典治病時，當地文學界一些作傢曾去拜訪他。其中一位是傑出詩人西凱裏阿諾斯，他穿了一件很大的鬥篷，鬥篷裏藏着一大束白玫瑰，來到卡瓦菲斯房間的門前。卡瓦菲斯來開門，西凱裏阿諾斯解下鬥篷，把白玫瑰攤開在床上，然後擁抱卡瓦菲斯，喊道：“最敬愛的詩人和兄弟！“
俄裔美籍詩人布羅茨基也至少兩次寫文章談卡瓦菲斯，在《鐘擺之歌卜文中，他認為卡瓦菲斯“剔除詩歌的一切繁復表達手法“，並認為“這是一種成熟的簡練”。而為了進一步達到簡練，卡瓦菲斯訴諸“貧乏”的手段，
使用最原始意義的文字，例如把身體稱為“年輕而美麗“。布羅茨基進而指出：“這種技巧源自於卡瓦菲斯明白到語言不是認知的工具而是消化的工具，明白到人類是一個天生的小市民，使用語言的目的就像他使用住房和衣物一樣。詩歌似乎是惟一能夠擊敗語言的武器——利用語言自己的手段。“
有論者指出，卡瓦菲斯的出現使希臘詩人難以逃避他的影響。塞菲裏斯就非常推崇卡瓦菲斯。讀過塞菲裏斯的作品的讀者，不難發現他在某些方面（例如對於歷史神話的偏好，簡潔流暢的語言等）跟卡瓦菲斯是很接近的。但是卡瓦菲斯同時又是不可模仿的，即使是通過翻譯也仍能感到，他那種略帶懷疑若即若離同時又平靜如清晨的淡泊的月光的語調，確實是獨一無二的。
Constantine Peter Cavafy (/kəˈvɑːfi/; also known as Konstantinos Petrou Kavafis; Greek: Κωνσταντίνος Π. Καβάφης [ka'vafis]; April 29 (April 17, OS), 1863 – April 29, 1933) was an Egyptiot Greek poet, journalist and civil servant. His consciously individual style earned him a place among the most important figures not only in Greek poetry, but in Western poetry as well.
Cavafy wrote 155 poems, while dozens more remained incomplete or in sketch form. During his lifetime, he consistently refused to formally publish his work and preferred to share it through loc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or even print it out himself and give it away to anyone interested. His most important poems were written after his fortieth birthday, and officially published two years after his de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