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
自述: 不妨樹一面旗幟/鄧遂夫為了滿足一些讀者和網友的要求，我把自己二十餘年來有關《紅樓夢》和曹雪芹的研究論文及隨筆漫談結集為這本小書出版。卻心血來潮地給它起了一個略顯異樣的書名——《草根紅學雜組》。貼上一個“草根”的標簽，並非為了標新立異，倒像是恰如其分的對號人座。當然也還有另外一層意思。面對近年來在紅學界愈演愈烈的門派傾軋，排斥異己，我一方面深感再陷入其間恐難應對；另一方面，又不甘心就此罷手，永別紅壇。故而决心步周汝昌先生後塵，索性遠離那個學風日下而有欠公正的隊伍，融人到真正屬於自己的更寬泛更自由的營壘中去。其實，這個營壘歷來就香煙不斷，聚者甚夥。從根抵上講，我打從步人紅壇起，一直都是這個營壘中的一員。衹不過這個營壘中的人們，從來就沒有一個可以藉以凝聚、惺惺相惜的旗號和陣地。但不能不承認，目前仍堅持在紅學領域裏“人自為戰”的這類非主流、非正統、非專業的研究者或曰愛好者，其人數之多，潛力之大，影響之廣，實不亞於某些自以為“正統”的人所把持操縱的少量“正規軍”。而另一方面，正統人士對這類研究者的不屑、鄙夷、排斥、壓製，也須臾不曾停止過。柔弱一點的，便衹好偃兵息甲，避而遠之；像我這樣稍頑固的，雖也在我行我素地繼續作戰，終不免瞻前顧後，大有迅翁當年不得不“橫站”以防背後冷箭之憂。堪稱當代紅學泰鬥的周汝昌先生亦憤然宣佈“退出紅學界”，便是一個顯例；近年於紅學頗下功夫的著名作傢劉心武所受冷遇和譏消，則是又一個顯例。然而紅學這門學問就是有點怪。它總是不以少數人的主觀意志為轉移，在任何艱難困苦的條件下都能頑強地生存和蓬勃地發展。因為它在國人尤其是知識階層的潛意識裏，從來就有着不同於其他任何一門學間的歷久不衰的吸引力和感召力。這是中華文化經過幾千年的積澱而集中體現在一部偉大巨著中的一個極特殊的文化現象，也是《紅樓夢》和曹雪芹本身所具有的無與倫比的魁力所使然——就像英國的莎士比亞及其作品對於英國民族一樣。所以，不論什麽樣的權勢者，試圖控製壟斷這一門學問，使之走嚮神秘化、模式化、單一化，成為少數人隨心所欲唬人欺人的私傢領地，其結果都是徒勞的。誰也限製不了這一門具有廣泛群衆基礎的“國學”在中華文化的廣袤大地上普遍生根、蓬勃發展。這是《紅樓夢》之幸，紅學之幸，更是中華傳統文化之幸！可是也要看到，權勢者的打壓，雖不能從根本上阻止紅學的正常發展，卻會在一定程度上敗壞其學風，助長邪氣的上升，有損於紅學的聲譽，挫傷大多數研究者包括許多專業研究者的積極性。而更嚴重的是，還會壓抑、摧殘或扭麯紅學新人的健康成長。有鑒於此，不妨藉拙著結集出版的機會，冒昧地給自己。也給和自己相類的同道們樹一面旗幟——草根紅學。甚至還想在不久的將來，邀集一些有志於此的朋友，闢出一塊真正能夠正常開展學術爭鳴的生動活潑的紅學園地。所謂草根紅學，衹不過是藉用了社會學和人類文化學中常常提及的“草根文化”（grsss－rooted culture）這個概念，來標榜像我這樣非主流、非正統、非專業、甚至純然出自民間草澤的人所構成的邊緣紅學研究群體，使之區別於那種固步自封、惟我獨尊的所謂“主流紅學”、“精英紅學”或曰“經院紅學”。區別於對方，不等於拒絶對方。更希望與對方在並行不悖的發展過程中相互接近，正常溝通，乃至最終達到融合——這應該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毋庸諱言，至少在現階段，草根紅學自有其獨立存在的理由和獨特優勢。它在熱愛中國古典文學的普通讀者中更具親和力，學風更純正，文風也更生動靈活，具有廣阔的發展空間和強勁的生命活力。一切禁銅和蔑視都無濟於事，所謂“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是也。這本文集，收入了我1979：2003年整整二十四年間所零星撰寫的長長短短的紅學研究論文及評論、序跋文章共40篇。除過去曾收入《紅學論稿》（重慶出版社1987年版）一書的《曹雪芹續妻考》、《〈紅樓夢〉主題辨》、〈紅樓夢八十回後的原作是怎樣迷失的》等ZI篇（包括後記）均悉數保留外，還收人了近年新寫的18篇一這些新寫的文章，篇目略少，篇幅卻比以前的文章多一些，大部公開發表過，如《重新解讀＜紅樓夢〉、《“縧洞花主”確屬後人妄改》、《紅學的世紀回眸與前瞻》、《紅學興衰漫議》、《走出象牙二塔〉等；少數篇章則屬首次面世，如《＜紅樓〉成書問題對話錄>、《曹雪芹箱公案解密——關於所謂＜舊雨晨星集）的訪談紀要〉、《新發現＜脂硯齋重評石頭記）北師大藏本之我見》等。收入這本文集的文章，別的不敢說，在內容上應該是豐富的，兒乎涉及到了紅學研究的方方面面；在觀點上，亦非拾人牙慧，人云亦云，更不是信日雌黃，故弄玄虛，而是經過了深思熟慮之後所發表的個人新見；在文風上，也力求剋服在學術研究中常見的八股腔和
酸腐氣，盡可能做到生動活潑，雅俗共賞。但總的說來，還是帶有明顯的草根文化氣息，有別於那種正統的紅學研究著述。 毫無疑問，我的這些文章的産生，或多或少都受到過紅學界前輩著述的啓迪與滋養，這在我的文章裏大都作了說明或註釋。但我必須再次明確表達我歷來治學的一個基本理念：絶不盲從任何一位前輩，更不承認自己屬於過去的任何一個學術流派。畢竟，衹是漫漶於山野的草根而已。可喜的是，剛剛出版的周汝昌新著《紅樓奪目紅》，竟在不到三個月的時間裏接連印了六次，可見讀者之踴躍。被正統人士所不屑的劉心武和周汝昌之間的論紅通訊，日前喜獲《文匯報·筆會》徵文大奬，更見出知識界及傳媒對學術不分軒輕的熱誠。看來，有草根們喧闐造勢的紅學的春天，亦如大自然的春光一樣近在眉睫了！韓愈詩云： 天街小雨潤如酥， 草色遙看近卻無； 最是一年春好處，絶勝煙柳滿皇都！ 2003年12月8日於蜀南釋夢齋 2004年 2月 28日改定 譯者簡介： 本書精彩片斷： “釵黛合一”補正四、“釵黛合一”補正關於曹雪芹不惜采用形式上的。“釵黛合一”來強調和突出《紅樓夢》兩位並列女主人公的處理手法，不衹是表現在“十二釵圖册”上，在人物的命名以及其他許多相關的細節安排上，也處處滲透着作者這一構想。。凡搞紅學研究的人，也許都有這個感覺：在提到寶玉、黛玉、寶釵這三個人物時，往往要在他們的名字的簡稱上遇到一些睏難。比如寶玉可以簡稱。“寶”，黛玉可以簡稱“黛”，寶釵卻不能簡稱“寶”了，衹能改稱“釵”。這照樣存在問題。將寶玉、黛玉連起來，可以並稱“寶黛”；將寶釵、黛玉連起來，亦可並稱“欽黛”；將寶玉和寶釵連起來，卻不好辦了，既不能並稱為“寶釵”，也不好倒過來叫做“釵寶”，於是衹好再換一種簡稱法，把寶玉改稱為“玉”。這樣，即可勉強將寶玉、寶釵並稱為“玉釵”或“釵玉”了。然而，當我們同時提到寶、黛、釵三人，又需要兩個兩個地並稱時，便什麽通融的辦法都不能奏效了。比如筆者起草這篇文章，在並列提到“寶玉、黛玉的愛情悲劇”的“寶玉、寶釵的婚姻悲劇”時，本想照舒蕪先生敘述“寶黛愛情悲劇”和“釵黛性格矛盾”那樣，也把其中的人名簡稱一下，可是我始終未能辦到。因為我不能眼睜睜在同一個地方把寶玉的名字變出兩種花樣來，簡稱為什麽“寶黛愛情悲劇和玉釵婚姻悲劇”——這豈不成了四個人的事兒了嗎？上述這種稱謂上的矛盾，大約連最早的《紅樓夢》研究者——曹雪芹的親人和著書助手脂硯齋、畸笏叟等人，也感到棘手。在他們所作的《紅樓夢》批語中，對這三個人物的簡稱可以說花樣百出。對寶玉、黛玉，時而稱“寶黛”，時而稱“二玉”；對寶玉、寶纔釵，時而稱“玉釵’，時而也稱“二寶”；對寶釵、黛玉，時而稱 “釵黛”，時而稱“釵顰’，時而又稱“薛林”……反正是根據不同的情況而隨意改變着稱呼，缺乏應有的規律性。不過最能說明問題的是，竟連《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本人，也在這個問題上顯得無所適從。翻一翻書中的有關描寫，有的人稱寶玉為“寶兄弟”、“寶哥哥”，而同時又稱寶釵為“寶姐姐”、“寶姑娘”。如果去掉顯示其性別的“哥哥”。“姐姐”之類，豈不過於混淆！所以，當描寫到賈母。王夫人呢稱寶玉時，便不稱“寶兒”，而稱“玉兒”。這樣當然又可能與對黛玉的呢稱發生抵晤，所以作者又別出心裁地專門替黛玉取了個昵稱的別號——“顰兒”。更有甚者，“悲金悼玉”裏面的“金”、玉”，分明是以寶釵、黛玉並提；而 “好知運敗金無彩，堪嘆時乖玉不光”的“金“、“玉”，卻又成了寶釵和寶玉對舉。可見，包括作者本人在內，任何人在《紅樓夢》這三個人物的簡稱上，都會大傷腦筋，甚至完全亂套。請想一想，一部小說中的主要人物的名字，居然有如此許多的彆扭，恐怕算得上是古今中外文藝作品中所罕見的一個特例吧！為什麽會發生這樣的情況呢？其原因正在於，《紅樓夢》這三個人物的命名，是互相關聯着的確切地說，寶欽和黛玉的名字，都與男主人公寶玉的名字有着聯繫：寶釵和他有一個共同的“寶”，黛玉和他有一個共同的“玉”。換一句話來說，寶釵黛玉二人的名字，實際上分別包含了寶玉名字的各半；而寶玉的名字，則正好是釵、黛二人名字的“合一”。書中這三個人物的奇妙命名，不僅充分地表達出釵、黛二人在書中所處的並列女主人公地位，而且充分體現了寶、黛、釵三人由全書主綫上不可分割的特點——藉用脂硯齋等人的說法，或許就叫“三人一體’吧！此外，反映作者將“釵黛合一”作為書中並列女主人公的這種處理和暗示，在書中其他地方還有不少。例如，寶玉神遊太虛幻境是在裝飾性的繪畫上表現同一個物體的兩個不同側面那樣，總要在一種均衡、對稱的佈局中，顯示出不同的明暗和色調對比——比起單獨描繪物體的某一個側面來，自然會更具立體感和豐富性。所以我想要強調的一點是，《紅樓夢》中的這一並非偶然的“釵黛合一”的處理，絶不是作者的遊戲筆墨或形式主義的賣關子。曹雪芹所希望達到而且客觀上確已達到的目的，正是為了強調和突出釵黛二人在書中的井列女主人公地位。應該承認，《紅樓夢》從不同的兩個側面去立體地構築作品主綫，不僅在結構方式上突破了傳統的“才子佳人”小說舊套，而且在客觀效果上使整個作品達到了不同凡響的獨特而深刻的藝術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