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arina Ivanovna Tsvetaeva | |||||
| 瑪琳娜·伊萬諾夫娜·茨維塔耶娃 | |||||
閱讀茨維塔耶娃 Marina Tsvetaeva在诗海的作品!!! | |||||
茨维塔耶娃茨維塔耶娃的詩以生命和死亡、愛情和藝術、時代和祖國等大事為主題，被譽為不朽的、紀念碑式的詩篇。勇敢、豪爽、自信、酷愛藝術，是詩人一生的精神支柱，使她剋服了難以想象的生活睏難和沒有保護、沒有同情的孤獨，緊張地進行創作，“在不該笑的時候”發出爽朗的笑聲。1941年8月31日，在孤立的，極端痛苦中，詩人自縊身死，結束了一場永遠令人感傷的悲劇。
人生經歷
茨維塔耶娃首先是一個瘋狂的女人，雌性這一性徵天然地决定她女人的天性，追求肉體贈予人的天然的愉悅；其次纔是不羈的詩人，將愛情幻化為信念，不斷追求愛情，正是作為詩人的詩性。
她一生都在追求愛情，渴望心靈之愛。
茨維塔耶娃自小受到普希金的影響。她在1937年流亡國外寫的自傳體小說《我的普希金》裏曾提到：她母親是位富有天才的音樂傢，臥室裏挂着以普希金為題材的《决鬥》的畫，從而使她對死亡産生了一種神聖感；而她父親則身為莫斯科大學的教授、魯緬采夫博物館館長，精美藝術博物館的創建人。父親這種身份使她在普希金紀念像下成長起來，作品《我的普希金》說“……真是個絶妙的想法——把巨人放在孩子中間。黑色的巨人在白色孩子中間，真是絶妙的想法——註定讓白人的孩子去和黑人結婚……”。可見，她深受詩人普希金的影響。
茨維塔耶娃接觸的第一部普希金作品是《茨岡人》，她由此接受一個全新的詞——愛情。普希金的愛情觀傳染給了茨維塔耶娃。她一生都與這個神秘的詞彙糾纏不清。她為愛情而活着，大膽追求愛情，並因此寫出或凄美或激越的詩歌，為世界詩壇留下了不朽的詩篇。
茨維塔耶娃對十月革命很反感。這並不是她不理解俄羅斯而不接受革命，而是由於她憑着詩人特有的敏感一下子意識到“革命即暴力”，所以不接受。然而正是女詩人對十月革命采取不接受的態度，造成了她一生的不幸。
茨維塔耶娃的丈夫埃夫倫一直反對沙皇專製政體。1917年11月，反對暴力革命的茨維塔耶娃卻親自把丈夫送往白衛志願軍，使之成為沙皇專製政體的捍衛者。也因此同埃夫倫失去聯繫。1922年春，她帶着女兒投奔在巴黎就讀的丈夫，開始了她悲慘的流亡生活。
在流亡期間，茨維塔耶娃雖過着落魄的生活，但時刻未忘精神生活：追求愛情。她追求丈夫的同學羅澤維奇，一度使她那忍隱有餘的丈夫埃夫倫也無法承受。還有與裏爾剋、帕斯捷爾納剋、巴赫拉赫等世界名人留下有趣的情感史。
茨維塔耶娃十分重視心靈之愛。這一點在她處理與奧地利著名詩人裏爾剋的關係時，可窺視到她內心世界。茨維塔耶娃在緻裏爾剋的信中說：“我不是活在自己的嘴上，吻過我的人，會錯過我的。”並且她挑明自己追求的是“無手之撫，無唇之吻”，反對“把對方舉起，就近唇邊——一口一口地啜飲”的肉體之愛。 同樣性質的信是她在緻瓦洛申的信：“我有一種無法醫治的完全孤獨的感覺。旁人的肉體是一堵墻，阻礙我窺視他的心靈。噢，我多麽恨這堵墻啊！”可過了幾個月後她又在給瓦洛申的信中說：“我主要的熱情是同人傾心交談，可性愛必不可少，因為衹有這樣才能鑽進對方的心靈。”
茨維塔耶娃承認愛情有追求肉體層面的淫欲，但是她還是強調真正的渴望還是心靈的交融，肉體的結合正是她達到心靈交融的必然橋梁。於是，她瘋狂追求愛情時渴望與對方的肉體融合在一起，並且生下新的生命——“兒子”。因此，她不僅渴望與羅澤維奇生兒子，而且渴望同帕斯捷爾納剋、巴赫拉赫生“兒子”。這裏“兒子”，即是她作為女人本能的需要，又是她詩性的體現，是詩的“生命”。愛情到底需要靈肉之分還是靈肉相融？女詩人在這個難題面前躊躇着、選擇着，也正是如此種種獨特於別人的感受，女詩人把之化為詩歌的形式與人見面。她的詩因此得到人們的喜愛。
1939年，她帶着兒子返回祖國，結束了17年辛酸的僑民生活。回國後，她的丈夫和女兒卻遭到了無理的迫害。蘇德戰爭爆發後，她又被疏散到荒涼的葉拉布加，終因愛情枯竭、思想痛苦、政治孤立而難以自持而自殺。
女詩人隨着肉體一同毀滅了，然而詩歌依然放射光芒。縱觀女詩人的一生，我們衹能試圖對待詩那樣，去理解、甚至去愛戴她！
在詩歌中生存
從某種意義上講，瑪琳娜·茨維塔耶娃的生存歷程——或者說是死亡歷程——比一切寫在紙上的詩都更接近於詩的本質。但是正如沃洛申在詩人剛剛步入詩壇之際所說：茨維塔耶娃不在思考，她在詩歌中生存。茨維塔耶娃的詩可以被看作是她對自己不斷發出的咒語和預言。“尚未寫出的詩歌並不可惜！”，覺得她仿佛事先替這個世界宣讀了對自己的判决。然而對此詩人同樣事先有所回答：“至於我——屬於所有的世紀。”也許世界既容納不下她這個人，也容納不下她可能更好的作品——那“尚未寫出的詩歌”；一切已經足夠了：無論她的苦難，抑或她的成就。茨維塔耶娃，“她的詩仿佛是由激情、痛苦、隱喻、音樂所匯成的雄偉的尼亞加拉瀑布。”這好像是葉甫圖申科講的，很難有比這更切實地道出我們的感受的話了。
詩既是一種不同尋常的體驗方式，又是一種不同尋常的思維方式或語言方式，而從根本上講，這一切都是一回事。可以換個說法：詩人是特殊的人，詩是特殊的思維方式或語言方式。這裏我說“思維方式或語言方式”，並無“或此或彼”之意，衹是一時難以把握究竟哪種表述方式更其準確，其實二者也是一回事：這一思維方式如果不訴諸語言它就不是詩，同樣如果僅僅停留在語言層面它也不是詩。話說至此，很接近於古人所謂“詩有別纔”，如果把“纔”理解為思維之才和語言之才的話。詩相對於這個世界來說是獨立的存在；我們衹能走嚮它，它不可能來湊合我們。從這個意義上講，茨維塔耶娃比此前此後絶大多數詩人更當得起詩人這一稱號。“人在世間的唯一任務是忠於自己，真正的詩人總是自己的囚犯；這種堡壘比彼得保羅要塞還要堅固。”她這句話用來形容她的人或她的詩都是恰當的。即便藉助譯文我們也能感到，在詩人那急切、強烈甚至狂暴的詩的思維的驅趕下，她的句子追逐着句子，詞彙追逐着詞彙，其間有些掉了隊，造成了她的詩的獨特的跳躍性或片斷性。茨維塔耶娃較晚的詩作，多是匪夷所思之作。茨維塔耶娃嚮來為尋常體驗與尋常思維所無法企及。
正如布羅茨基所說：“散文不過是她的詩以另一種形式的繼續。”當茨維塔耶娃回首往事，無數思緒挾裹着無數細節，鋪天蓋地涌來。一個人站在彼岸，幾乎不可能如此；除非間隔着的時間與空間都不存在，也就是說，此人並非回溯既往，她就置身於這一現實之中。而這正是茨維塔耶娃不同於他人之處。她寫散文和回憶錄如此，寫詩也是如此。茨維塔耶娃是個始終處在“當下”狀態的詩人。沃洛申所謂“她在詩歌中生存”，正就此時此刻而言；而作為詩人的她，也在此時此刻寫作。在我看來，這對詩人來說既是睏難的，也是危險的。因為詩是當下的，而詩的藝術卻往往不是當下的，它需要深思熟慮。然而傑作與倉促粗糙之作同時同地誕生，區別在寫詩的人。有的作者不免要等上一等，讓自己的體驗去將就自己的詩；對茨維塔耶娃來說則永遠是同步的，因為她有足夠的才能在當下去充分表現它，包括其間所有復雜、麯折、細微和延伸之處。激情與痛苦既為詩人所需要，又足以致其於死地，而茨維塔耶娃在寫作時一概駕馭得住。所以當她說出“我是手藝人，——我懂得手藝”時，乃是世界詩歌史上的一個特例。對茨維塔耶娃衹能閱讀，無從效仿。從另一方面講，她的激情與痛苦也無須積澱——它們永遠是最深切的，最強烈的，最成熟的；何況命運從不給她提供寬裕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