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子》為文子所著。文子，姓文，尊稱子，其名字及籍貫已不可確考。《漢書·藝文志》道傢類著錄《文子》九篇，班固在其條文下衹註明：“老子弟子，與孔子同時，而稱周平王問，似依托者也。”沒有名字籍貫。北魏李暹作《文子註》，傳曰：“姓辛，葵丘■上人，號曰計然。范蠡師事之。本受業於老子，錄其遺言為十二篇。”宋人南𠔌子杜道堅《通玄真經纘義序》則據此得出結論：“文子，晉之公孫，姓辛氏，名鈃，字計然，文子某號，傢睢葵丘，屬宋地，一稱宋鈃，師老子學，早聞大道，著書十有二篇，曰《文子》。”現在看來，這段有關文子生平的文字仍有疑竇。 

總之，文子是老子的弟子無疑，與卜商子夏同時，而少於孔子，曾問學於子夏和墨子，是一位學無常師者。他雖學習了各傢學說，但經過自己的融會貫通，遂別生新義，乃過所承。世稱文子勤學■顔，故得道尤高，而卒歸本於老子。王充曾稱：“老子、文子，似天地者也。”對他極推崇。文子學道早通，遊學於楚。楚平王孫白公勝曾嚮他詢問“微言”。後又遊學到齊國，把道傢兼融仁義禮的思想帶到齊國，彭蒙、田駢、慎到、環淵等皆為其後學，形成齊國的黃老之學。後來文子又到南方的吳越遊歷，隱居在吳興餘英禺山，不知所終，或云成仙而去。 

《隋書·經籍志》著錄《文子》十二篇。前人認為今本係漢唐之間的偽書，或認為抄襲《淮南子》的西漢後期作品。如唐柳宗元即認為這本書是夾雜抄襲了儒、墨、名、法諸傢語句，來解釋《道德經》，故稱之為“駁書”。但是1973年河北定縣40多號漢墓出土的竹簡中，有《文子》的殘簡，其中與今本《文子》相同的文字有6章，不見於今本的還有一些內容，或係《文子》的佚文，但確證了《文子》一書的存在，為西漢時已有的先秦古書。文子在唐代時與老子、莊子並重，天寶元年唐玄宗詔封文子為“通玄真人”，詔改《文子》為《通玄真經》，與《老子》、《莊子》、《列子》並列為道教四部經典。 

對《文子》進行整理研究的，有《通玄真經》默希子註，十二捲；宋朱並註，七捲，（八捲以下已佚）；元杜道堅《文子纘義》，十二捲；清錢熙祚《文子校勘記》，俞樾《俞樓雜纂讀文子》。現今流傳的版本有：《正統道藏》十二捲本；《通玄真經贊義》十二捲本；《道藏》七捲本；《道藏輯要》本；《四部叢刊》縮印《通玄真經》十二捲本；《四部備要》本等。 

今本《文子》分十二篇八十八章。十二篇分別為：一、道原，二、精誠，三、九守，四、符言，五、道德，六、上德，七、策明，八、自然，九、下德，十、上仁，十一、上義，十二、上禮。 

《文子》主要解說老子之言，闡發老子思想，繼承和發展了道傢“道”的學說。它每篇皆以“老子曰”三字開頭，表明與老子的師承關係。明朝宋濂稱：“子嘗考其言，一祖老聃，大概道德經之義疏爾。”元代吳金節也稱：“文子者，道德經之傳也。”都說明了《文子》的主旨內容。但也有人認為“老子曰”三字乃後人竄入的。 

《文子》的首篇《道原》即開宗明義地解釋老子“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的“道”說：“夫道者，高不可極，深不可測，苞裹天地，稟受無形，原流泉浡，衝而不盈，濁以靜之徐靜，施之無窮，無所朝夕，表之不盈一握，約而能張，幽而能明，柔而能剛，含陰吐陽，而章三光；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烏以之飛，麟以之遊，鳳以之翔，星歷以之行，以之取存，是天地萬物的起源。道先天地而生，窈冥無形，渾而為一，一分為天地，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四時陰陽亦依此而生，萬物乃得以生存活動。因此道是自然的究竟根本，自然萬物皆循道而行。“生物而不有，成化而不宰，萬物恃之而生，莫之知德，悖之而死，莫之能怨。”道無形無狀，無所不包，無處不在。道也是氣，“陰陽陶冶萬物，皆乘一氣而生。” 

道是構成萬物的原始材料，德是萬物各得於道的一部分，蓄養成長為具體事物，道與德相輔相成。道是萬物的主宰，以無為方式生養了萬物，道使萬物生長，而德使萬物繁殖。道是整體，德是部分。《文子》中的《道德》、《上德》、《下德》諸篇都論述了道與德的問題。認為“天道為文，地道為理，一為之和，時為之使，以成萬物，命之曰道，大道坦坦，去身不遠，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物，其德不絶。天覆萬物，施其德而養之，與而不取，故精神歸焉；與而不取者，上德也，是以有德。高莫高於天也，下莫下於澤也，天高澤下，聖人法之，尊卑有敘，天下定矣。地載萬物而長之，與而取之，故骨骸歸焉；與而取者，下德也，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道亦是自然規律。“道者，物之所道也，”是陰陽陶冶而變化萬物的必由之路。因此他又認為：“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故一之理，施於四海，一之嘏，察於天地……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百事之根，皆出一門。”“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即無一之能知也。”因此，“萬物變化，合於一道。” 

《文子》對老子的無為思想也進行了發揮，認為無為並非絶對消極的不動，而是排除主觀偏見，按規律辦事，指出“所謂無為者，非謂其引之不來，推之不往，迫而不應，感而不動，堅滯而不流，捲握而不散也，謂其私志不入公道，嗜欲不枉正術，循理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推自然之勢也。”也就是要順應自然規律而成事。 

確立了“道”的觀念後，即發現了天地間最深微的奧妙，認為道不僅是物之所原，而且也可以引嚮人事，為人之所由。《九守》篇中即多處論到養生之道。他指出：“夫人所以不能終其天年者，以其生生之原。夫唯無以生為者，即所以得長生。”以為極力追求物質利益，縱情於聲色，則不得終其天年，衹有不追求這些東西，淡泊名利者，纔可長生。又曰：“所謂聖人者，因時而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夫哀樂者德之邪，好憎者心之纍，喜怒者道之過，故其生也無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合德，動則與陽同波。”以為聖人，即得道之人不貪求榮華富貴，依據自己所處的時代安居樂業，沒有喜怒憎恨等情緒擾亂道的修行，因此他的生死都符合自然的規律，與萬物變化一樣。 

文子以為，得道之人是可以達到不為是非左右的境界的，在生活中可以超越一切相對事物，從而得到一種超然的自由。《文子·道厚》曰：“真人者，知大已而小天下，貴治身而賤治人，不以物滑和，不以欲亂情，隱其名姓，有道則隱，無道則見，為無為，事無事，知不知也。懷天道，包天心，噓吸陰陽，吐故納新，與陰俱閉，與陽俱開，與剛柔捲舒，與陰陽俯仰，與天同心，與道同體，無所樂，無所苦，無所喜，無所怒，萬物玄同，無非無是。”又稱：“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善，而非其所惡，夫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非去邪也，去邇於心者，公吾俗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其所謂是非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而與殳致于千裏，轉於無窮之原也；故聖人體道反至，不化以待化，動而無為。”這就是要達到一種逍遙無為的境界，超脫一切榮辱得失的思慮，容身於自然，從而獲得至道。 

“道”也是統治者必由之路，“聖人所由曰道”。“夫道，無為無形，內以修身，外以治人，功成事立，與天為鄰，無為而無不為。”統治者要能很好地進行統治，就要修己體道。又曰：“故聖人不以事滑天，不以欲亂情，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是以處上而民不重，居前而人不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主張不用人事或貪欲等來破壞自然規律，要按道為政，不用謀略欺詐，不加重人民負擔，由此爭取人民的擁護，爭取政治上的勝利。文子還註重“得人心”的統治方法，稱：“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也，自得者，必柔弱者。” 

即得道者其德柔弱，用柔弱容衆，可以以柔剋剛。又稱：“用衆人所愛，則得衆人之力，舉衆人之所喜，則得衆人之心，故見其所始，而知其所終。”“得衆人之力者即無不勝也，用衆人之力者烏獲不足恃也。”“積力之所舉則無不勝也，衆智之所為則無不成也。千人之衆無絶糧，萬人之群無廢功。”這是論述得衆人之力來統治纔可以無往不勝，纔可以成事，而要得衆人之力，就須順民心，即要“用衆人所愛”，“舉衆人之所喜”。他認為：“故云上德者天下歸之，上仁者海內歸之，上義者一國歸之，上禮者一鄉歸之，無此四者，民不歸也，不歸用兵，即危道也。”他這種對於政治的看法，即加入了仁、義、禮的內容，與老子學說稍有不同，在這種思想裏，也表達了道傢所推崇的利用人民、統治人民的權術。為了統治需要，就要表現出仁慈虛和，甘居人後，用無為不爭為手段，以取得其主觀所要達到的目的。另外，從中也反映出道傢對於人及人的生命的重視和對於神力貶低的思想，這在當時是較先進的。 

此外，《文子》也肯定了矛盾的客觀性，以為矛盾雙方是互相依存，互相包含的，指出“陽中有陰，陰中有陽。”並肯定對立雙方可以轉化，指出“陽氣盛變為陰，陰氣盛變為陽。”“天道極即反，盈則損，物盛則衰，日中而移，月滿則虧，樂終而悲。”其中充滿辯證思想的光輝。 

《文子》成書後，在秦初即遭到禁毀。秦吞併六國，建立封建君主製的中央集權統治後，為了鞏固自己的政權，秦始皇采納丞相李斯的意見，施行文化箝製政策，公元前213年，下令沒收並焚毀詩、書、百傢語及秦紀以外的歷史書。《文子》亦在被禁毀之列。漢朝建立統治後，公元前124年，漢武帝劉徹因見“書缺簡脫”，下詔“廣開獻書之路”，被秦禁毀之書纔又逐漸面世。《文子》也在此時又得到了流傳。《漢書·藝文志》將之著錄於“道傢”一類。唐代尊崇道教，《文子》也得到重視，不斷有人為之作註，並且被太宗詔改書名為《通玄真經》，可見其地位。但隋唐以後，隨着道教在與佛教的鬥爭中失去優勢地位，《文子》也曾漸湮沒，對它的研究亦頗為冷清。 

《文子》一書闡明了文子的哲學思想，它發展了道傢的學說，同時又吸收了同期其它學派的某些思想，進一步完善了老子的學說，在中國古代哲學史上占有一席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