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獻帝好文學，亦好典籍，因班固《漢書》文繁難懂，讓荀悅依《左傳》體製，作《漢紀》30篇。《後漢書。荀悅傳》稱其書“辭約事詳，論辯多美”。唐代劉知幾《史通。六傢》列《漢紀》為“左傳傢”之首。宋代王銍《兩漢紀後序》亦稱《漢紀》“於朝廷紀綱，禮樂刑政，治亂成敗，忠邪是非之際，指陳論著，每致意焉。故其詞縱橫放肆，反復辯達，明白條暢，既啓告當代，而垂訓無窮”。可見《漢紀》於史事、史識均有可與《漢書》相互印證處。
荀悅見當時曹操專權，漢獻帝僅存虛名，因作《申鑒》5 篇。其中對現實政治的評論，對讖諱符瑞的譏刺，都切中時弊，是西漢以來政論文傳統的繼承和發展。明代何孟春稱“其論政體，無賈誼之經製而近於醇，無劉嚮之憤激而長於諷”（《申鑒註序》），從中可以窺見荀悅文章風格的特點。
《後漢書·荀悅傳》稱其另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多佚。明代輯有《荀侍中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傢集》中。《申鑒》有明黃省曾所作註，《四庫全書總目》稱其“引據博洽，多得悅旨”。有四部叢刊影印明文始堂刊本。
附《後漢書·荀悅傳》：
悅字仲豫，儉之子也。儉早卒。悅年十二，能說《春秋》。傢貧無書，每之人間，所見篇牘，一覽多能誦記。性沉靜，美姿容，尤好著述。靈帝時閹官用權，士多退身窮處，悅乃托疾隱居，時人莫之識，唯從弟BE77特稱敬焉。初闢鎮東將軍曹操府，遷黃門侍郎。獻帝頗好文學，悅與BE77及少府孔融侍講禁中，旦夕談論。纍遷秘書監、侍中。
時，政移曹氏，天子恭己而已。悅志在獻替，而謀無所用，乃作《申鑒》五篇。其所論辯，通見政體，既成而奏之。其大略曰：
夫道之本，仁義而已矣。五典以經之，群籍以緯之，詠之歌之，弦之舞之，前監既明，後復申之。故古之聖王，其於仁義也，申重而已。
緻政之術，先屏四患，乃崇五政。
一曰偽，二曰私，三曰放，四曰奢。偽亂俗，私壞法，放越軌，奢敗製。四者不除，則政末由行矣。夫俗亂則道荒，雖天地不得保其性矣；法壞則世傾，雖人主不得守其度矣；軌越則禮亡，雖聖人不得全其道矣；製敗則欲肆，雖四表不得充其求矣。是謂四患。
興農桑以養其生，審好惡以正其俗，宣文教以章其化，立武備以秉其威，明賞罰以統其法。是謂五政。
人不畏死，不可懼以罪。人不樂生，不可勸以善。雖使契布五教，臯陶作士，政不行焉。故在上者先豐人財以定其志，帝耕籍田，後桑蠶宮，國無遊人，野無荒業，財不賈用，力不妄加，以周人事。是謂養生。
君子之所以動天地，應神明，正萬物而成王化者，必乎真定而已。故在上者審定好醜焉。善惡要乎功罪，毀譽效於準驗。聽言責事，舉名察實，無惑詐傷，以蕩衆心。故事無不核，物無不切，善無不顯，惡無不章，俗無姦怪，民無淫風。百姓上下睹利害之存乎己也，故肅恭其心，慎修其行，內不回惑，外無異望，則民志平矣。是謂正俗。
君子以情用，小人以刑用。榮辱者，賞罰之精華也。故禮教榮辱，以加君子，化其情也；桎梏鞭撲，以加小人，化其刑也。君子不犯辱，況於刑乎！小人不忌刑，況於辱乎！若教化之廢，推中人而墜於小人之域；教化之行，引中人而納於君子之塗。是謂章化。小人之情，緩則驕，驕則恣，恣則怨，怨則叛，危則謀亂，安則思欲，非威強無以懲之。故在上者，必有武備，以戒不虞，以遏寇虐。安居則寄之內政，有事則用之軍旅。是謂秉威。
賞罰，政之柄也。明賞必罰，審信慎令，賞以勸善，罰以懲惡。人主不妄賞，非徒愛其財也，賞妄行則善不勸矣。不妄罰，非矜其人也，罰妄行則惡不懲矣。賞不勸謂之止善，罰不懲謂之縱惡。在上者能不止下為善，不縱下為惡，則國法立矣。是謂統法。
四患既蠲，五政又立，行之以誠，守之以固，簡而不怠，疏而不失，無為為之，使自施之，無事事之，使自交之。不肅而成，不嚴而化，垂拱揖讓，而海內平矣。是謂為政之方。
又言：
尚主之製非古。釐降二女，陶唐之典。歸妹元吉，帝乙之訓。王姬歸齊，宗周之禮。以陰乘陽違天，以婦陵夫違人。違天不祥，違人不義。又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於廟。廟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書事。事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善惡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苟有茂異，鹹在載籍。或欲顯而不得，或欲隱而名章。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宜於今者備置史官，掌其典文，紀其行事。每於歲盡，舉之尚書。以助賞罰，以弘法教。
帝覽而善之。
帝好典籍，常以班固《漢書》文繁難省，乃令悅依《左氏傳》體以為《漢紀》三十篇，詔尚書給筆札。辭約事詳，論辨多美。其序之曰：
昔在上聖，惟建皇極，經緯天地，觀象立法，乃作書契，以通宇宙，揚於王庭，厥用大焉。先王光演大業，肆於時夏。亦惟厥後，永世作典。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章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日著功勳，五曰表賢能。於是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粲然顯著，罔不備矣。世濟其軌，不隕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漢四百有六載，撥亂反正，統武興文，永惟祖宗之洪業，思光啓乎萬嗣。聖上穆然，惟文之恤，瞻前顧後，是紹是繼，闡崇大猷，命立國典。於是綴敘舊書，以述《漢紀》。中興以前，明主賢臣得失之軌，亦足以觀矣。
又著《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年六十二，建安十四年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