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字： | 藎忱 |
| 籍貫： | 山東臨清唐園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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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時代
生於憂患
1891年，張自忠出生於山東臨清。
臨清，是魯西平原上的一座小城，位於衛河與古運河交匯的三角洲上。衛河古稱清河，“臨清”也就是臨近清河的意思。由於水陸交通發達，臨清成為聯繫南北的要津，商業繁華，名列江北五大商埠之一，號稱“小天津”。
齊魯為孔孟故地，山東人素有忠義之名，臨清亦不例外。史稱，這一帶的人民“性強悍，負義氣，遇事敢為”。明萬歷年間，稅監馬堂以徵稅為名搜刮民財，臨清人民群起暴動。當朝廷派大軍前來鎮壓時，工匠王朝佐挺身而出，一人擔過，從容就義，掩護了抗稅群衆。清乾隆年間，農民王倫為反抗暴政發動起義，後遭官兵鎮壓，王倫舉火自焚，壯烈殉難。到了鹹豐年間，臨清又發生了宋景詩領導的黑旗軍反清起義。起義受挫後，宋景詩不甘屈服，重舉義旗，抗擊清軍，直至戰死。
這幾個事件典型地反映了臨清人民強悍的民風和近乎悲壯的性格，張自忠成長在這樣的環境裏，自然會受到潛移默化的熏陶。
張自忠出生於19世紀末葉，中國正處於內憂外患的煎熬之中。清廷昏庸腐敗，國勢極端衰弱，列強瓜分中國的狂潮一很高過一浪；1894年，清軍在甲午戰爭中一敗塗地。四年後，旨在救亡圖存的戊戌維新運動也以戊戌六君子的殺身成仁而告失敗。1900 年，山東人民率先掀起了“扶清滅洋”的義和團運動。包括臨清在內的魯西一帶，成為義和團運動的發源地和活動中心之一。義和團運動雖然打擊了外國侵略者，但這種自發的無組織無綱領的混亂的農民運動，不可能拯救中國於危亡。在八國聯軍的聯合鎮壓之下，義和團運動也失敗了，中國人民陷入了更為悲慘和苦難的境地。
張自忠的少年歲月，就是在這樣一個黑暗時代度過的。這個背景對他的成長影響至深。
張自忠六歲開始入私塾就讀，但他最喜歡的還是帶領小孩子們玩打仗的遊戲。念書之餘，村裏的小孩子們在他的指揮下分成兩陣，彼此對打。玩完了，他就把身上帶的東西和錢分給大傢，作為犒賞。若有誰不守規矩，不聽指揮，他就發脾氣，瞪着烏亮的眼睛厲聲斥駡，不留情面。小夥伴們又伯他，又喜歡他，都願意跟着他玩。
三年後，父親張樹桂前往江蘇贛榆就任巡檢，把自忠也帶了去。1905年，張樹桂因政績不錯，署理贛榆知縣，官晉五品。此時的張自忠年屆十四，已長成一個英姿勃發的少年。贛榆縣衙的深宅大院已關不住生性好動的自忠。一得空，他就溜出門去，四處轉悠。一天，他跑到街上閑逛，見一個無賴在欺侮二個賣菜的老頭。他二話沒說，衝過去對準無賴就是一拳，倆人便扭打起來。自忠雖年少，卻身高力大，那無賴見不敵對手衹得服輸，給老者認了錯，自忠這纔放過了他。張樹桂見兒子長大了，又不安心學習，就把自忠送回了臨清老傢。未曾想，自忠回臨清不久，就從贛榆傳來噩耗：父親因病卒於任上。父親病故，全家悲痛，自忠更為自己沒有好好孝敬父親而難過。
張樹桂故後，夫人馮氏就成了一傢之主。馮氏雖沒有讀過書，但為人通達，處事幹練，治傢教子都頗有章法，很受子女尊敬。每逢鼕春之交，青黃不接，，心地善良的馮夫人總是拿出糧食和棉布接濟貧窮的鄉親，深得鄉民愛戴。由於父親早逝，實際上張自忠的成長受到母親的影響更大一些。
回到臨清以後，張自忠繼續在私塾裏讀書。他仍舊很調皮，不怎麽安心學習。這時，他玩耍的花樣更多了，先學騎驢，以後又學會了騎馬，時常跟隨青年們出去打獵。他從這種勇敢、冒險的遊戲中找到了樂趣，有時一連幾天不回傢。
慷慨仗義、同情弱者是張自忠在少年時代就顯露出來的性格特徵。據鄉人回憶，他兩三歲的時候，母親總在他的胸前係一個小兜兜，在裏面裝些花生糖果之類的吃食。自忠一看到小夥伴，就大把地抓花生糖果給他們吃，直到分光吃淨為止。長大一些，有時他與夥伴們賭錢玩，贏了窮人的錢他一文不要，若是富傢子弟則毫不客氣，一文不能少。
他生長在一個富裕家庭，從沒有為衣食犯愁，但村裏有些佃戶吃糠咽菜，傢境貧寒。張自忠於心不忍，常常從傢裏拿來白麵饅頭換人傢的糠窩頭。為顧全對方的自尊，他一再說自己愛吃糠窩頭，從不擺出一副施捨的樣子。遇到街上賣梨桃的，他常常把整筐包下來，讓大夥吃光分淨，然後嚮母親討錢付賬。傢裏有人責怪他，他則滿不在乎地說：“人傢買不起，咱們送一點給人傢吃算什麽?”
1907年，十六歲的張自忠由母親做主，與臨清縣咨議局議員李化南之女、十七歲的李敏慧結了婚。
結婚以後，張自忠漸漸變得成熟起來，增加了對家庭的責任感，讀書也開始用心了。1908年，他考入了臨清高等小學堂。當時的高等小學堂，相當於今天的中學。在這裏，教授的仍是以四書五經為主的舊學，衹不過較私塾更為係統罷了。可以說，張自忠從懂事起，就開始接受舊學的熏陶，父親的影響和學校的教育，都毫無二緻地歸一於孔孟之道，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紮下了根。學習之餘，張自忠常藉一些小說來閱讀消遣。最讓他喜愛的是《三國演義》、《說唐》和《說嶽精忠傳》。這些古典名著對傳統道德作了活生生的註釋，關雲長、嶽武穆和秦叔寶的忠義俠行和浩然之氣令他心馳神往，由衷敬慕。
1910年夏，張自忠從高等小學堂畢業，至此他的少年時代結束了。
對於未來，張自忠沒有什麽明確打算，但他的內心一直有一種強烈的衝動——好男不吃傢裏飯，長大了要出去闖天下!
投筆從戎
寧為百夫長，不做一書生
1911年10月，以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發動的武昌起義，引發了全國規模的資産階級民主革命運動——辛亥革命。
一時間，革命浪潮激蕩全國，腐朽的清政府搖搖欲墜。
這一年的鼕天，張自忠考入了當時中國北方有名的法律學校天津北洋法政學堂。臨清雖號稱“小天津”，但畢竟不能和真正的天津相比。天津的一切都使他感到新鮮，學校中的進步思想和革命氣氛尤其令他興奮。在這裏，他第一次接觸到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學說和 “驅除撻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的資産階級革命政綱。這些振聾發聵的進步思想在他原本衹知孔孟的頭腦中增添了嶄新的內容，對他日後的成長産生了相當大的影響。武昌起義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勢使張自忠興奮難捺，沸騰的熱血已不容許他安坐在學堂裏讀書了。1911年底，張自忠秘密加入同盟會，親身投入了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
當時，濟南有一所“山東省法政專門學校”，校長丁惟汾是山東同盟會的負責人。1911年，他聯合各界進步力量迫使山東巡撫孫寶琦宣佈獨立。一時間，山東出現了和平革命的大好形勢。張自忠聽到這個消息，便由天津徑自來到濟南，轉入山東法政專門學校，投身於山東的革命浪潮之中。
然而，辛亥革命的勝利和山東的獨立衹不過是縣花一現。袁世凱憑藉北洋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支持，篡奪了辛亥革命的果實，山東的獨立也被取消。隨後，袁世凱指派親信入魯捕殺同盟會員，革命黨人在山東掀起的革命浪潮被徹底平息了。革命黨人軟弱無力和慘遭殺戮的命運使張自忠意識到，要輓救民族危亡，僅靠坐在學堂裏埋頭苦讀或四處奔走呼號、鼓吹革命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擁有強大的武力纔有取勝的希望。經過深思熟慮，張自忠毅然决定投筆從戎。選擇從軍的道路，也與張自忠對自己的認識有關。他體格魁梧強健，生性好動，渾身上下洋溢着英武剛毅之氣，這種性格氣質顯然更適合於當兵，而不是做學問。張自忠後來談及此事時曾說：“我對於學習軍事，比學習法律更有興趣。”這表明，他對於自己的所長具有明確的認識。後來的事實證明，投筆從戎的决定成為張自忠一生成功的起點。不過，對他來說，幾年的讀書生活並沒有白費，尤其是學習法律的經歷，對於他後來的治軍大有裨益。
投奔馮玉祥
轉眼之間又到了秋天，張自忠找到隱居故裏的車震，告訴他還想當兵，請他代為推薦。車震見他遇挫不餒，意志堅韌，贊許地說：“蛟竜終非池中物，我看你在家乡是呆不住的。這樣吧，過幾天我帶你去廊坊，把你推薦給十六混成旅旅長馮玉祥，他是我的把兄弟。”
馮玉祥字煥章，原籍安徽巢縣，1882年出生於河北青縣。他自幼入保定“五營練軍”當兵。後改投袁世凱的新軍衛隊，因勤奮好學，埋頭苦幹，逐步嶄露頭角，歷任管帶、營長、團長，治軍才能得到充分施展。他按照自行製定的標準招募的新兵，大多身材高大，體格健壯，作風淳樸，能吃苦耐勞，也易於接受組織和訓練。他打破了當時一般軍隊因循守舊的陳規陋習，創造了獨具特色的練兵方法，培養造就了一批能徵善戰的青年軍官。
1914年，馮部擴編為第十六混成旅，已成為北洋軍中獨樹一幟的勁旅。1916年9月，車震偕張自忠到了廊坊，將他推薦給了馮玉祥。馮聽了老友的介紹，又將張自忠上下打量一番，見他長得高大英武，且頗有“沉毅之氣”，便很滿意地收下了他。
投奔馮玉祥實際上是張自忠軍旅生涯的真正開始。這時，他已經二十五歲。按常例，此時從軍已為時太遲。就連年紀比他小的佟麟閣、劉汝明、馮治安、吉鴻昌等人，都已經參軍多年，當了連長。但對於一個有抱負的人來說，最重要的不是站在什麽位置上，而是他是否找到了正確的奮鬥方向。馮玉祥的十六混成旅使張自忠真正得到了施展才華的用武之地和實現理想的奮鬥舞臺。在這裏，他埋頭苦幹，發奮進取，開始了轟轟烈烈的創業。
投奔馮玉樣之初，張自忠被委為中尉差遣。差遣，是當時軍隊中的一種編外附員，需要隨初級官長班見習一段時間方能正式就任軍官，所以又被稱為見習官。
不久，張自忠由見習官升任排長，所在連連長就是後來頗有名氣的“倒戈將軍”石友三。
為了增進初級軍官的軍事知識和技能，1918年9月馮玉祥在常德設立了軍官教導團，以炮兵團團長鹿鐘麟任團長。張自忠奉派進入教導團軍官隊深造。主要學習戰術、率兵術、地形、兵器、兵史、築城、簡易測繪及典、範、令等。張自忠對軍事的興趣極為濃厚，故學習起來格外勤勉刻苦，加之他文化基礎好，所以每次考試總是名列第一。鹿鐘麟對他十分賞識，將他樹為“標準學員”。馮玉祥也誇奬說：“在教導團中，他非常勤學，對人處事都極其真誠友愛，又能刻苦耐勞，這時便顯出他未來一定是個將纔。”
西北軍名將
半年之後，學習期滿結業，張自忠升任學兵隊第二連連長。隊長馮治安待人恢諧風趣，與張自忠的剛毅寡言恰好形成對照，二人剛柔相濟，配合默契。張自忠與馮治安私交雖厚，且比馮年長五歲，但在官兵面前對馮諸事服從，禮節周到。
張自忠的帶兵天賦很快顯露出來。就任連長三個月後，他的第二連便在全旅各連軍事考核中奪得第一，成為十六混成旅的“模範連”。模範連是馮玉祥治軍的樣板，張自忠得此殊榮，幹得更加起勁了。經他訓練出來的全連126名士兵，後來幾乎個個成纔，僅軍長、師長就出了十個，旅長、團長就更多了。從這時起，張自忠註重軍紀、治軍嚴厲的風格已經十分突出。遇有違反軍紀者，他初則說服教育，再則嚴厲訓斥，三則軍棍伺候。正如士兵們在歌謠裏所唱的：“教你學好不學好，鴨嘴軍棍挨上了。”後來，因張自忠對於違反軍紀的官兵常說一句口頭禪：“看我扒不了你的皮!”於是，被官兵們冠以“張扒皮”的諢號，全軍上下無人不曉。一首順口溜說：“石友三的鞭子，韓復榘的繩，梁冠英的扁擔賽如竜，張自忠扒皮真無情!” “張扒皮”的渾號使人誤以為此公是個無情無義、粗暴蠻橫的武夫，實則不然。張自忠愛兵如子，嚴中寓恩，深知“治兵先治心”的含義和“恩威並用”的運用之妙。以打軍棍為例，張自忠並不是遇過即打，濫施棍杖，而是實行“八不打”，即：有病不打，盛氣不打，盛暑不打，飯前不打，無恩不打，罰過不打，夯兵不打，不知不打。可見，張自忠對於如何使用軍棍是十分講究輕重分寸的。
1921年，張自忠升任馮玉祥衛隊團第三營營長。三年之後，也就是1924年春，張自忠被馮任命為學兵團團長。但他覺得，以自己的才能和經驗，衹能勉強當個營長，因而上書懇辭，結果未獲批推，衹好從命。是年秋，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吳佩孚任命馮玉祥為第三軍總司令，令其出古北口進擊開魯，但馮玉祥暗中班師回京，與駐防北京的孫嶽部裏應外合，發動北京政變，囚禁直係首領曹錕，並將溥儀皇帝驅逐出宮。直係軍隊因後院起火而告失敗。在此過程中，張自忠部受命由古北口直趨長辛店，截擊吳佩孚的交通兵團，迫其繳械投降。
不久，張自忠奉命移駐豐臺。當時豐臺已為英軍盤踞多年。張自忠率部到達豐臺時，英軍不準其進入，雙方發生爭執。那時候的許多中國軍人，在外侮的積威之下，對洋人不免是“聞鳴鏑而驚心，對彎廬以屈膝”，但張自忠血氣方剛，硬是派一個連強行進駐車站。英方派人前來交涉，張自忠說：“豐臺車站是中國的領土，中國軍隊在自己的領土上執行任務，外國無權干涉：”英軍見交涉無效，就武裝包圍了豐臺車站，嚮我軍射擊，氣焰囂張。張自忠當即命令車站守軍：“他不犯我，我不犯他，他若犯我，堅决消滅他!”守軍根據張的命令，一面從正面還擊敵人，一面派出一個班突襲敵後，英軍不支，被迫撤退。但駐守鐵道的英軍仍不準我軍士兵攜帶武器，致使雙方再起衝突。這次英軍派遣一位中國人為代表前來談判，要求中國軍隊撤兵。張自忠義正辭嚴：“這是中國的領土，不是英國的地盤，撤退的應該是他們!”一句話說得來人啞口無言。英軍見碰上了強硬的對手，衹好認輸。從此，被英軍盤踞多年的豐臺車站重新回到中國人手中。
“勇於私鬥，怯於公戰；內戰內行，外戰外行。”這是對那些熱衷於國內混戰，而慣於對外妥協的軍閥們的生動寫照。而張自忠第一次與洋人接觸，便顯示了鐵骨錚錚、不畏強暴的本色。時人評論說：“張自忠以他平時的人格的修養，獨能以不屈不撓的態度，應付他們，較之當日的統兵大員，已覺出人頭地一等。”
初露鋒芒
中原大戰
二次“北伐”後，西北軍的實力得到擴張，成為蔣、馮、閻、桂四大軍事集團中兵力最為雄厚的一個。這自然引起蔣介石的嫉妒。為削弱馮、閻、桂各係軍隊實力，蔣介石以減少軍費負擔、從事經濟建設為名，提出裁軍問題。1929年1月1日，蔣介石主持召開編遣會議，強行確定全國設立8個編遣區，其中4個由自己控製。蔣介石還規定，全國軍隊的一切權力收歸中央；各軍原地靜候改編；各集團軍無權自行調動和任免軍官。這種做法引起馮、閻、桂各派的強烈不滿。馮、閻、桂各係遂組成反蔣聯軍，武力倒蔣。1930年5月，中國近代史上規模空前的軍閥混戰——蔣馮閻中原大戰爆發了，雙方投入的兵力高達130萬人。此時，張自忠任第6師師長，編入張維璽統領的南路軍。5月初，南路軍首先在平漢綫嚮蔣軍開戰，拉開了中原大戰的帷幕。5月中旬，當張自忠指揮第6師進抵許昌十五裏店時，此地已為蔣軍徐源泉部占領。因十五裏店是雙方必爭的戰略要點，張維璽嚴令張自忠限期奪回。張自忠遂指揮所部乘夜暗發起猛攻，勢如疾風暴雨，一夜之間剋復十五裏店。6月中旬，第6師將蔣軍丁治磐部擊退，得到孫連仲部支援後又轉守為攻，猛烈出擊，蔣軍抵擋不住，全綫潰退至漯河一帶。此時，南路軍如乘勝南追，直趨信陽，戰局將十分有利。但馮玉祥顧慮蔣軍主力從豫東發動進攻，故將張自忠等部由平漢綫轉用於隴海綫，支援東路軍。到達隴海綫戰場後，張自忠奉命嚮蔣軍左側攻擊，在杞縣、太康之間的高賢集與蔣軍精銳張治中之教導第2師相遇。這兩位姓氏相同，名字相近，且被許多人誤為一人的名將，隨即展開了激烈的對攻戰。教導第2師是蔣介石聘請的德國軍事顧問團精心訓練出來的兩個“近衛師”之一，編製整齊，擁有當時中國軍隊最先進的裝備。張自忠針對敵軍裝備精良的特點，指揮第6師發起突然猛烈的攻擊，奮勇接敵，與之展開近戰，發揮刺刀、手榴彈和大刀的威力，使敵軍重兵器無法發揮作用。經反復拼殺，終於將敵擊潰。蔣軍其他各部也因不善白刃戰，傷亡慘重，紛紛嚮南潰退。張治中部奉命擔任掩護。張自忠指揮第6師乘機追殺，再殲其一部。教導第2師經此一役，元氣大傷。作戰中，張自忠勇猛果斷，指揮若定，顯示了大將之才。他的參謀長張剋俠評價說：“其决心堅強，臨危振奮。每當情況急迫之時，輒鎮靜自持，神色夷然。”
反蔣聯軍當中，雖然西北軍屢有勝績，但桂軍與晉軍均作戰不力。桂軍方面，李宗仁於5月下旬揮師入湘，但遭到蔣軍反擊，7月撤回廣西。津浦綫方面，晉軍節節敗退，連丟麯阜、泰安、濟南。濟南之失對戰局影響尤大。閻錫山見戰局不妙，即開始圖謀自保，甚至斷絶了對西北軍的糧彈供給，致使西北軍陷入孤軍苦戰。
9月18日，一直坐山觀虎鬥的東北軍統帥張學良宣佈放棄中立立場，通電擁蔣，隨即揮師入關，占領華北。戰局急轉直下，反蔣聯軍敗局已定。西北軍一部被迫繳械；吉鴻昌、梁冠英、焦文典、葛運隆、孫連仲等部相繼投蔣，接受改編；龐炳勳、孫殿英、劉春榮等部脫離西北軍，自由行動。馮玉祥眼看衆叛親離，山窮水盡，被迫渡黃河北上。
中原大戰結束時，張自忠的第六師除了配屬粱冠英的第十七旅隨梁投蔣外，尚有第十五、十六旅一部和手槍團大部，約5000人，是西北軍殘部中最完整的部隊之一。
西北軍的土崩瓦解，使張自忠同其他將領一樣面臨着何去何從的選擇。當他聽說馮玉祥已經北渡，即帶領第六師由鄭州渡河北上。恰在這時，蔣介石派飛機給他空投委任狀，任命他為第二十三路軍總指揮，但張自忠拒絶投蔣。他對部下說：“我們做軍人的，很要緊的就是忠誠。現在西北軍失敗了，很多人背叛了馮先生，但我張自忠不會這樣做。”第六師隨即渡河北上，進入蔣軍尚未控製的山西省。
張自忠自1916年加入第十六混成旅，至1930年西北軍失敗，追隨馮玉樣14年。這期間，他埋頭苦幹，轉戰南北，由一名差遣依次遞升，成為西北軍的一員高級將領。他的從軍較之同輩要晚四五年之久，卻能後來居上，這一方面是他努力奮鬥的結果，同時也與馮玉樣的慧眼識人、大力栽培有關。
正因如此，張自忠的命運緊緊地同馮玉祥聯繫在一起。十餘年間；他與馮玉樣同呼吸，共命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西北軍最初脫胎於北洋軍，爾後逐漸從軍閥行列中遊離出來，表現了革命的傾嚮。反段護法、討伐張勳、首都革命、五原誓師、參加北伐，都是西北軍史册上精彩的段落；然而，隨着馮玉祥的立場轉變，西北軍又陷入爭權奪利的無義混戰。這一係列行動，張自忠基本上都參與其問，個中是非功過，也都應有他的一份。這是由他的地位所决定的。
西北軍的失敗葬送了一大批將領的政治前程。但張自忠是幸運的，他仍掌握着數千人的部隊，這成為他謀求新的政治生命的基礎。從此，一種不同於西北軍時代的新生活開始了。
長城會戰
1937年10月上旬，張自忠率部進入山西。在他前後入晉的西北軍將領還有劉汝明、張人傑、呂秀文、童玉振、孫良誠、宋哲元、秦德純、趙登禹、張維藩等人，各部合計約六七萬人。
11月中旬，國民黨三屆四中全會在南京召開。關於北方軍事善後問題，蔣介石决定將晉軍和西北軍殘部改編為邊防軍，由張學良負責改編，並歸其節制。張北返後即着手改編，確定將西北軍殘部改編為一個軍。
在入晉的西北軍諸將領當中，以宋哲元資望最高。宋哲元字明軒，山東樂陵人，是西北軍五虎上將之一。馮玉祥對他十分賞識，稱贊他“勇猛沉着”，“忠實勤勉”，“遇事不苟”，“練兵有方”。為收拾殘局，宋哲元派蕭振瀛、秦德純等人同各方聯絡。張自忠對宋頗有好感，願意擁戴宋哲元為軍長，並推薦好友馮治安為師長。由於第六師在各殘部中是裝備整齊的勁旅，因此張的態度舉足輕重。
1931年1月16日，西北軍殘部正式編成東北邊防軍第三軍，宋哲元任軍長，秦德純、劉汝明任副軍長，馮治安任三十七師師長，張自忠為三十八師師長。同年6月，南京政府開始整編全國陸軍，第三軍改番號為第二十九軍。
二十九軍改編一就緒，張自忠就投入了艱苦緊張的練兵工作。雖然糧餉不足，處境艱難，但張自忠的精神並未餒喪，因為艱苦對他來說早已習以為常。1931年夏，國民政府財政部長孔祥熙北上考察華北政務，便道歸晉掃墓。宋哲元特派張自忠請其檢閱三十八師。孔祥熙所得印象是：“卒伍整飭，無矜氣，無怠容。”
中原大戰的失敗對於張自忠猶如一次脫胎換骨。西北軍慘遭敗績、馮先生下野隱退固然令他難過；但同時他也敏銳地意識到，中原大戰的結局為避免自相殘殺、斷送國脈的無益內戰的重演提供了可能。作為一個愛國軍人，他多麽渴望全國的軍人能夠團结一致，槍口對外，為捍衛祖國而效力!
因日本軍隊嚮關內侵略，張自忠殺敵報國的願望提前實現了。
九一八事變後，日軍占領東三省，並於1932年拼湊了偽滿洲國。但日本軍閥並不以此為滿足，復於1933年開始了新的侵略擴張。這次擴張的目標就是與東三省毗鄰的熱河省。
1933年元旦之夜，日本關東軍突然嚮天下第一關山海關發動攻擊，3日占領山海關，取得了進攻熱河的有利態勢。
1933年2月21日，日本關東軍以第六、第八師團，獨立混成第十四、第三十三旅團和騎兵第四旅團等部為主力，並糾集偽滿軍張海鵬等部約10萬人，在關東軍司令官武滕信義指揮下，兵分三路進攻熱河。熱河省主席兼第五軍團總指揮湯玉麟部連同義勇軍不下10萬人，或逃或降，一觸即潰。湯玉麟本人以200輛汽車裝運私産，逃往天津。3月4日，日軍先頭部隊128人不費一槍一彈，耀武揚威地占領了熱河省會承德。
熱河在短短十餘天裏競被日軍全部占領，舉國上下為之震驚和憤慨。張學良被迫辭職，遺職由何應欽代理。
宋哲元雖為第三軍團總指揮，但所轄衹有一個二十九軍。該軍擴編後兵力有所增加，但武器裝備仍極為低劣，全軍衹有野炮、山炮10餘門，重機槍不過百挺，輕機槍每連衹有兩挺。步槍多為漢陽造和38式，還有一些老毛瑟槍和土造槍。由於槍械陳舊，型號不一，彈藥補給十分睏難。根據西北軍的傳統，二十九軍給每位士兵打一把大刀，並多製造一些手榴彈，以資彌補。
1月10日，二十九軍主力奉命由山西陽泉開赴通州、三河、薊縣、玉田待命。
這是張自忠有生以來第一次同日軍交戰。部隊出發前，他召集全師營以上幹部開會，作戰前動員。他慷慨激昂地說：“日本人並沒有三頭六臂，衹要我們全國軍民齊心協力，與日寇拼命，就能將日寇打出中國去。國傢養兵千日，用兵一時，為國捐軀，重如泰山!” 他還要求部隊特別註意兩點：第一，要與當地老百姓打成一片，不動老百姓一草一木；第二，戰鬥中要節省子彈，不瞄準敵人不準打槍。
3月4日承德失陷後，二十九軍奉命赴冷口策應萬福麟部作戰。不料，二十九軍正行進中，萬福麟部已敗退至喜峰口附近。鑒於敵情變化，華北當局改變計劃，令二十九軍迅速趕赴喜峰口阻敵，冷口防務交商震部接替。宋哲元即命趙登禹率一O九旅先頭出發，其餘各部跟進。
3月7日，張自忠與馮治安抵達遵化三屯營。此地距喜峰口30公裏，張、馮在此設立二十九軍前綫指揮所，就近指揮前方作戰。在與馮治安、趙登禹商討作戰計劃時，他鼓勵他們說：“人生在世總是要死的，打日寇為國犧牲是最光榮的。衹要有一兵一卒，我們决心與日寇血戰到底!”馮、趙二人甚為贊同。
喜峰口，位於河北省遷西縣北部燕山山脈的中段，是萬裏長城的一個重要關隘，也是塞北通往京都的交通要衝。這裏山屏聳秀，層巒疊峰，險山深𠔌，絶壁危崖，構成天然之險。進攻喜峰口的日軍為獨立混成第十四旅團和第八師團第四旅團及偽滿軍一部，共3萬餘人。3月9日上午，日軍先頭部隊攻占喜峰口東北製高點孟子嶺，以火力控製了喜峰口，形勢對我極為不利。
9日午後，趙登禹率一O九旅抵達喜峰口。日軍亦源源增兵，雙方展開激烈遭遇戰。經過兩天連朝接夕的交戰，我軍雖然頂住了日軍的攻勢，卻未能剋復孟子嶺高地，處境仍然被動。張自忠感到這樣與敵人硬拼消耗終非善策，於是同馮治安、趙登禹商議，决定組織大刀隊對日軍實施大規模夜襲。
11日夜，王長海率領二一七團，趙登禹、董升堂率領二二四團，李九思指揮二二六團楊幹三營，分路夜襲敵營，大獲成功，殺敵上千人；一一O旅乘機發起正面攻擊，有力地牽製了敵人。楊幹三營尖兵排士兵李大興還繳獲了一架極為珍貴的高倍望遠鏡。張自忠拿到這架望遠鏡，稍加端詳，即喜形於色地說：“這是指揮炮兵射擊用的十二倍望遠鏡，我們花錢也買不到。”他當即叫人取重金奬賞李大興。
15日一早，張自忠由三屯營親臨喜峰口前綫，視察陣地，慰勞官兵。他將全國民衆送來的錢物一一分發給大傢，以示犒勞。針對視察陣地中發現的問題和自己的作戰經驗，他嚮各旅、團長下達了五條指示
這些指示，是張自忠在總結長城抗戰打響以來的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提出的，體現了他最大限度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和積極防禦的一貫作戰思想。佟澤光旅長說：“我們一一執行了張師長的指示，在以後的戰鬥中，確實避免了不必要的傷亡。”
二十九軍在喜峰口一帶固若金湯的防禦，使日軍志氣餒敗，他們見雷池不可逾越，遂將主攻方向轉到羅文峪方面。
鑒於羅文峪守軍暫編第二師衹轄3個團，兵力薄弱，張自忠、馮治安决定將三十七師劉景山二一九團和三十八師祁光遠二二八團調往羅文峪方面，歸劉汝明師長指揮。戰鬥結果，日軍再遭敗績，狼狽撤退。
在保定的蔣介石得到二十九軍捷報，喜不自勝，特電宋哲元、張自忠赴保一晤。19日，宋、張、馮三人赴保謁蔣，受到盛情款待。據說，蔣“神情歡愉，面有喜色”。這是張自忠第一次與蔣介石見面。
但長城抗戰最後以失敗告終，這個結局决非偶然。因為蔣介石此時的主要註意力仍放在“圍剿”共産黨和紅軍上，故有意將長城抗戰限製在一定規模之內，而不願增派後續部隊；再者，長城抗戰本身是一種分兵把口的綫式防禦，這種防禦的穩固程度取决於最薄弱的環節，而不是最堅固的環節。所以二十九軍的出色表現並不足以輓救長城抗戰全盤失敗的結局。由於日軍從冷口突破商震部防綫，攻入長城以內，繼而占領遷安，二十九軍陷於腹背受敵、孤立無援的境地，被迫放棄喜峰口、羅文峪陣地，嚮西南方向退卻。國民政府加緊嚮日軍謀求停戰，最終被迫同日方簽訂了屈辱的《塘沽協定》。該協定在事實上承認了日軍對東三省的占領，並使察東、冀東成為日軍可以自由出入的地區。從此，長城即為國境，平津化為邊塞，華北的冀、魯、晉、察、綏五省全部暴露於虎口之下。
張自忠認為，二十九軍之所以能夠用低劣的裝備打退日軍幾十次猛攻，並殲滅日軍5000多人，除以攻為守約戰術原則和註重野戰工事的構築等因素外，主要得益於全軍同仇敵愾的戰鬥精神。張自忠將其歸納為四點：
具和睦無間之精神，全軍上下一心一德，藉收指揮單應之效果者一也；抱絶大犧牲决心，冒死爭先，有進無退，足以沮喪敵人之鬥志者二也；持堅忍不拔之毅力，苦撐於危急震撼之際，而卒賴以戰勝睏難環境者三也；絶對守軍紀不擾民，造成武力與民衆結合，為戰事有效之援助者四也。
人生低𠔌
盧溝橋畔起風雲
隨着國內外形勢的發展變化，國民政府的對日政策開始發生引人註目的變化。1935年，日本通過華北事變攫取了對冀察兩省的種種特權，並迫使國民黨及中央軍退出平津河北，這對於國民政府是一個深重刺激。日本在華北的侵略擴張也損害了英美的利益。招致了英美的不滿。在這同時，中國共産黨和工農紅軍通過萬裏長徵轉移到西北地區，無形中減輕了對國民黨統治的威脅和壓力。“兩害相權取其輕”。從1936年開始，蔣介石的對日政策逐漸趨嚮強硬化，並在暗中通過種種渠道與共産黨接觸，探索聯合抗日的可能。西安事變的和平解决，基本上結束了十年內戰。1937年2月召開的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又在實際上接受了共産黨提出的國共合作的主張。至此，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初步形成。
在華北，處於日蔣之間的冀察當局也逐漸趨嚮中央化，與南京政府的關係日益緊密，並開始大規模組織平津學生軍訓。國民政府和冀察當局的政策轉變，引起日本的強烈不滿。為阻止這一趨勢，日本加緊了對華戰爭準備。
一場石破天驚的大事變果然發生了。
7日深夜，在盧溝橋外回竜廟一帶演習的日軍中國駐屯軍步兵旅團第一聯隊第三大隊第八中隊，突然以聽到“非法射擊”和“一名士兵失蹤”為由，要求進入宛平城內搜查，遭到守軍拒絶。7月8日清晨，日軍悍然嚮盧溝橋和宛平城發動攻擊，守軍奮起抵抗。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七盧溝橋事變。
盧溝橋事變使中國人民壓抑很久的抗日情緒如火山一般爆發了。一時間，舉國上下同仇敵愾，群情激憤。中國共産黨也發表通電，呼籲抗戰。
事變發生時，宋哲元在山東老傢樂陵，馮治安在河北省會保定，張自忠在北平臥床治病，高級官員中惟有北平市長秦德純在平主持工作。
9日，三十七師一一O旅旅長何基灃請示師長馮治安同意後，準備會同其他部隊嚮豐臺日軍發動突襲，殲滅該敵。張自忠得知後對何說：“現在尚有和平解决的可能，你們要大打，是愚蠢的。”何旅長回答說：“現在的情況，不是我們要打日本人，而是日本人要打我們。”張自忠感到何旅長不易說服，而自己又不是他的直接長官，於是通過軍部下達了“衹許抵抗，不許出擊”的命令。該命令使前綫部隊喪失了一次殲敵良機，引起官兵們對張自忠的不滿。
10日夜裏，日軍駐北平特務機關長鬆井太久郎與日本駐平陸軍助理武官今井武夫冒雨來到椅子鬍同張自忠私邸，徑直找他交涉。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寫道：看到他那種容顔憔悴、橫臥病榻而進行交談的樣子，甚至對他産生令人憐惜的悲壯之感，其誠懇的態度更給人一種好感。
然而出乎他們的意料，張自忠聽了鬆井提出的條件之後，非但不答應處分“肇事”的負責人，對於撤退盧溝橋附近中國軍隊的問題，也不過主張調換一下部隊而已。鬆井和今井無功而返。中國駐屯軍參謀長橋本群與張自忠的交涉，也因意見相左而沒有結果。
11日晚，宋哲元從山東返抵天津，張自忠由平返津迎宋。此時宋哲元同張自忠一樣，認為“目前日本還不至於對中國發動全面戰爭，衹要我們表示一些讓步，局部解决仍有可能”。實際上，日本政府已經做出了擴大戰爭的决策，華北日軍與冀察當局的交涉衹是緩兵之計，宋哲元與張自忠等人對此缺乏清醒判斷，仍致力於通過交涉解决事變，並與日方簽訂了停戰協定。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南京國民政府以“應戰而不求戰”為應付事變的基本方針。從這一方針當中，冀察當局看不出蔣介石發動全國抗戰的决心，儘管蔣介石多次致電宋哲元，要他去保定坐鎮指揮，但宋認為事變尚有就地解决的可能，因而沒有從命。
時間在一天一天地過去，局勢仍不明朗。24日晚，張自忠吃過晚飯，獨自一人在市府大樓的走廊往來徘徊。適值天津交通銀行行長徐柏園前來看他，當徐問及時局和對策時，張自忠緊握雙拳，如虎相撲，狠狠地說：“混蛋的日本人，當然要殺盡他們纔痛快!”過了片刻，他又搖搖頭，嘆息着說：“但如若仍有一綫的希望，目前總以弭患為是。”其內心的矛盾，溢於言表。
張自忠力求就地解决事變的態度使輿論界對他的誤解進一步加深了。在一般人看來，張自忠無疑是 “主和派”的代表人物，離漢姦衹有一步之遙。平津輿論界乃至二十九軍當中都廣泛流傳着“三十七師打，三十八師看”的說法，言語中透着對張自忠的不滿。當時的一傢報紙刊登了一篇題為《要對得起民衆》的短文，說：“張自忠在津宣言：‘我姓張的决不做對不起民衆的事。’我們聞其‘聲’，如見其人。拍着胸膛硬碰，好像不失‘英雄’本色。……這樣並無用處，事在做給人看。”張自忠看了這篇文章，神色嚴肅地說：“我倒是同意他的觀點，誰是民族英雄，誰是混賬王八蛋，將來看事實吧!”
逃離虎口
自從第一次突圍出城的嘗試失敗後，張自忠又有幾次試圖冒險出城，但均未成功。從此，睏處孤城，一日數遷，椅子鬍同也被日軍查封。在此之前，他的傢眷已遷至天津。
8月6日，張自忠偕副官廖保貞、周寶衡躲進了東交民巷德國醫院；同時通過《北平晨報》等媒體發表聲明，宣佈辭去所有代理職務。
8月8日，日軍舉行大規模入城式。5000名日軍荷槍實彈，耀武揚威地從永定門經前門開進城內。古都北平，在夏季沉悶的死氣中，被日軍正式占領了。
主意一定，張自忠即派廖保貞前往東城喜雀鬍同福開森傢中接洽。福開森得知詳情，慨然應諾。次日，張自忠即秘密轉移到福開森傢中。為防被人識破，福開森特意把張自忠裝扮了一番，讓他身着長袍，扮成學者模樣，在傢中隱藏下來。
福開森僑居中國期間，曾搜刮了大量中國文物，遭到中國文化界的抨擊和譴責。
但這次他卻辦了一件大好事。此事由於秘密辦理，因而不為外人所知。
為及早脫離虎口，南下參加抗戰，張自忠一面派廖副官密赴天津，找趙子青商量脫險之計，一面派周副官南下，瞭解部隊情況。
趙子青是英國怡和洋行的買辦商人，因為二十九軍購辦軍火而與張自忠熟識。他年輕幹練，為人仗義，結交也很廣，與許多外國商人有聯繫。當他得知張自忠的處境，連夜找到一位被稱為“甘先生”的美國商人，此人經常駕車往來於平津之間，具有便利條件。甘先生表示樂為效力。在得到美國駐天津領事館批準後，他即同趙子青研究營救辦法，由廖副官暗中佈置，密傳消息。
再說周寶衡副官，潛出北平後一路嚮南追尋，終於在黃河南岸東阿一帶找到了隊伍。李文田、黃維綱、劉振三、李致遠等幾位將領得知師長的消息，大為驚喜，一致要求師長早日歸隊，率部抗戰。劉振三更是急切地表示：“師長什麽時候回來?我親帶400便衣到北平城郊外接他。”
周寶衡風塵僕僕返回北平報告情況，張自忠即給幾位部將回了一封信，命周即刻返送，信中用暗語寫道：我自接了聘書，怎麽能不去上課呢?期滿，我就要辭職回傢，你就不用來了。
[張自忠將軍紀念館]
張自忠將軍紀念館
一切計劃佈置就緒，張自忠開始行動了。9月3日凌晨，他一身工人裝束，從福開森傢中徒步而出，來到大煙筒鬍同至朝陽門的一條馬路旁，等候汽車來接。不一會兒，甘先生果然開着一輛挂有意大利國旗的小臥車，來到預定地點。張自忠上車坐在甘先生身旁，裝成司機助手的模樣。趁天色未明，他們疾馳至朝陽門。當時日軍在平津所有交通綫上均設卡盤查，極為嚴緊。朝陽門的日軍士兵見有臥車駛至，即示意停車檢查，他們翻騰、端詳了一陣，沒有看出破綻，便放行通過了。
張自明事先接到趙子青通知，已等候在趙傢客廳內。張自忠進屋後，倚坐在沙發上。持續多日的疾病折磨，加上沉重的精神壓力，使得他面黃肌瘦，疲憊不堪。他凝目沉思，呆呆地坐了很久。室內靜悄悄的，誰也沒有開口講話。後來，張自忠打破沉默，對自明說： “你回傢去吧，以後傢裏的一切事情，同你嫂子商量處理，不要問我了。”
將軍一去
血戰臨沂
1930年中原大戰後，馮玉祥軍事集團被瓦解，張自忠所部被蔣介石收編。1931年後，張自忠曾任第29軍第38師師長、第59軍軍長、第33集團軍總司令兼第5戰區右翼兵團司令等職。1937年，上海、南京相繼淪陷後，日本侵略者又把兵鋒直指徐州，志在奪取這一戰略要地。1938年3月，日軍投入七八萬兵力，分兩路嚮徐州東北的臺兒莊進發。待至臨沂、滕縣時，同中國軍隊發生了激烈的戰鬥。當時守衛臨沂的是龐炳勳的第3軍團。由於實力過於懸殊，傷亡慘重，龐部急待援軍。張自忠奉調率第59軍以一晝夜180裏的速度及時趕來增援。張自忠與龐炳勳原是宿仇，但他以國傢、民族利益為重，擯棄個人恩怨，率部與龐部協力作戰。敵軍在飛機大炮掩護下，配合坦剋、裝甲車嚮茶葉山陣地發起進攻。張自忠以“拼死殺敵”“報祖國於萬一” 的决心，與敵激戰，反復肉搏。茶葉山下崖頭，劉傢湖陣地失而復得達三四次，戰況極其慘烈。經過數天鏖戰，敵軍受到重創，節節敗退。中國軍隊相繼收復蒙陰、莒縣，共殲敵4000餘人。不久，日軍再派坂本旅團嚮臨沂、三官廟發起攻勢，妄圖有所突破。張自忠和龐炳勳部兩軍奮力拼殺，經徹夜激戰，日軍受到沉重打擊，其嚮臺兒莊前綫增援的戰略企圖被完全粉碎，保證了臺兒莊大戰的勝利。
一九三八年的臨沂戰役中，五十九軍與敵鏖戰七晝夜，卒將日軍號稱“鐵軍”的板垣師團擊潰，取得了振奮人心的勝利，自己也付出了重大的犧牲。經過這次戰役，人們對張自忠的看法有了很大變化。不久之後，張自忠又率部參加了武漢會戰，重創日寇於河南潢川，隨即又被晉升為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進駐鄂西荊門縣一帶，在漢水兩岸與日寇展開了周旋。
將星隕落
1940年5月，日軍為了控製長江交通、切斷通往重慶運輸綫，集結30萬大軍發動棗宜會戰。當時中國軍隊的第33集團軍衹有兩個團駐守襄河西岸。張自忠作為集團軍總司令，本來可以不必親自率領部隊出擊作戰，但他不顧部下的再三勸阻，堅持由副總司令留守， 5月6日晚致書副總司令兼77軍軍長馮治安一函：
“仰之吾弟如晤：因為戰區全面戰爭之關係，及本身之責任，均須過河與敵一拼，現已决定於今晚往襄河東岸進發，到河東後，如能與38師，179師取得聯絡，即率兩部與馬師不顧一切，嚮北進之敵死拼。若與179師，38師取不上聯絡，即帶馬師之三個團，奔着我們最終之目標(死)往北邁進。無論作好作壞，一定求良心得到安慰，以後公私均得請我弟負責。由現在起，以後或暫別，永離，不得而知，專此布達。”他自己親自率領2000多人渡河作戰。
5月1日，張自忠親筆昭告各部隊、各將領：“國傢到了如此地步，除我等為其死，毫無其他辦法。更相信，衹要我等能本此决心，我們國傢及我五千年歷史之民族，决不至亡於區區三島倭奴之手。為國傢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爛，决不半點改變。”張自忠率2000多人東渡襄河後，一路奮勇進攻，將日軍第13師攔腰斬斷。日軍隨後以優勢兵力對張自忠所部實施包圍夾攻。張自忠毫不畏縮，指揮部隊嚮人數比他們多出一倍半的敵人衝殺10多次。日軍傷亡慘重。
5月7日拂曉，張自忠東渡襄河，率部北進。在日軍集結重兵南下時，我方主力本應暫時規避，尋機集中力量分別圍殲來犯之敵。但是，蔣介石被日方的假情報迷惑，錯誤判斷形勢，下令第五戰區部隊同時圍殲南北兩路日軍。雖然張自忠在河東的部隊衹有五個師、二萬餘人，兵力僅及對方一半，但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他立即根據自身情況調整部署。然而不幸的是，張自忠的電報密碼被日軍截獲破譯，他的軍事部署已完全被敵方掌握。日軍當即調集兩個師團另加四個大隊奔襲而來。14日，雙方發生遭遇戰。
15日，張自忠率領的1500餘人被近6000名日寇包圍在南瓜店以北的溝沿裏村。當日上午，日軍發動進攻。敵我力量極其懸殊，戰鬥異常慘烈。至下午三時，張自忠身邊士兵已大部陣亡，他本人也被炮彈炸傷右腿。此時，他已撤至杏仁山，與剩下的十幾名衛士奮勇抵抗，竟將蜂擁而至的日軍阻於山下達兩個多小時。激戰到16日佛曉，張自忠部被迫退入南瓜店十裏長山。日軍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嚮中國軍隊的陣地發起猛攻。一晝夜發動9次衝鋒。張自忠所部傷亡人員急劇上升，戰況空前激烈。
5月16日一天之內，張自忠自晨至午，一直疾呼督戰，午時他左臂中彈仍堅持指揮作戰。到下午2時，張自忠手下衹剩下數百官兵，他將自己的衛隊悉數調去前方增援，身邊衹剩下高級參謀張敬和副官馬孝堂等8人。
不久，大群日兵已衝到面前。根據日方資料，日軍第四隊一等兵藤岡是第一個衝到近前的。突然，從血泊中站起來一個身材高大的軍官，他那威嚴的目光竟然使藤岡立即止步，驚愕地愣在那裏。衝在後面的第三中隊長堂野隨即開槍，子彈打中了那軍官的頭部，但他仍然沒有倒下!清醒過來的藤岡端起刺刀，拚盡全身力氣猛然刺去，那軍官的高大身軀終於轟然倒地。這時是1940年5月16日下午4時。
張自忠戰死後，日本人發現張將軍遺體，審認無訛，一起膜拜，用上好木盛殮，並竪木牌。並全軍嚮他行禮，甚至在他的遺體運回後方之時，日軍收到消息便下令停止空軍的空襲一日，避免傷到張自忠的忠骸。可見，張自忠將軍在對日抗戰所展現軍人武德，連當時崇尚軍國主義的日軍都為之感動。
當天深夜，日軍設在漢口的廣播電臺中斷正常廣播，插播了張自忠陣亡的消息，並稱：“我皇軍第三十九師團官兵在荒涼的戰場上，對壯烈戰死的絶代勇將，奉上了最虔誠的崇敬的默禱，並將遺骸莊重收殮入棺，擬用專機運送漢口。”
日軍對張自忠將軍表現了極大的崇敬，由軍醫用酒精仔細清洗遺體，並包紮好傷口，鄭重裝殮，放進趕製的棺材裏。此棺被葬於一處山坡上，並立墓碑，上書：“支那大將張自忠之墓”。
事隔十六年之後，1956年岡村寧次在日本東京與來訪的何應欽曾談到了張自忠之死，岡村寧次說：“我們成了冤傢對頭，不過這種冤傢對頭其妙無比。您也許知道，我以前在北平認識了張自忠司令官，而在進攻漢口之後，不幸得很，我們在漢水(即襄河)東岸之戰兩相對峙下來。那個時候戰事爆發，張先生勇往直前，揮兵渡河，進入我方陣地，惟遇我方因戰略關係嚮前進擊，他竟衝至我軍後面戰死。他之死令我感慨無量，因我本身也隨時有陣亡的危險。”
舉國同悲 十萬百姓送英靈
蔣介石驚聞張自忠殉國，立即下令第5戰區不惜任何代價奪回張自忠遺骸。一百多名優秀將士，搶回張將軍的屍骨，經檢視，張自忠身有八處傷口，其中炮彈傷二處，刺刀傷一處，槍彈傷五處。當靈柩經過宜昌時，全市下半旗，民衆前往吊祭者超過十萬人。全城籠罩在悲壯肅穆的氣氛中。敵機在上空盤旋吼叫，卻無一人躲避，無一人逃散。1940年5月28日晨，當靈柩運至重慶朝天門碼頭，蔣介石、馮玉祥等政府軍政要員臂綴黑紗，肅立碼頭迎靈，並登輪繞棺緻哀。蔣介石在船上“撫棺大慟”，令在場者無不動容。蔣介石親自扶靈執紼，再拾級而上，護送靈柩穿越重慶全城。國民政府發佈國葬令，頒發“榮字第一號”榮哀狀。將張自忠牌位入祀忠烈祠，並列首位。28日下午，蔣介石與軍政要員和各界群衆在儲奇門為張自忠舉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奠儀式。氣氛莊嚴，極盡哀榮。蔣介石親自主祭，同時以軍事委員會委員長的名義通電全軍，表彰了張自忠一生的勳績。隨後，國民政府在重慶北碚雨臺山為張自忠舉行下葬儀式。蔣介石題詞“勳烈常昭”，李宗仁題詞“英風不泯”，馮玉祥題詞“藎忱不死”。據史沫特萊記載，蔣介石的辦公桌從此擺上了張自忠的遺像。張自忠殉國時，年僅49歲，他的夫人李敏慧女士聞耗悲痛絶食七日而死，夫妻二人合葬於重慶梅花山麓，後建有張自忠將軍陵園和張自忠將張自忠將軍紀念館軍生平事跡陳列館。周恩來曾親自寫下文章稱贊張自忠“其忠義之志，壯烈之氣，直可以為中國抗戰軍人之魂”。
11月16日，張自忠被以國葬之禮權厝於重慶雨臺山。後來，馮玉祥在墓畔種植梅花，並仿效明代史可法所葬的揚州梅花嶺，將此山改名為梅花山。
中國共産黨對於張自忠將軍的犧牲也深為震驚和痛惜。8月15日，延安各界1000餘人舉行了隆重的追悼大會，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分別為張自忠將軍題寫了‘盡忠報國’、‘取義成仁’、‘為國捐軀’的輓詞。
1982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政部批準張自忠為革命烈士。隨後，北京、天津、上海、武漢均恢復設立張自忠路。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屬於反法西斯陣營的五十多個國傢中，張自忠是陣亡將士中軍銜最高的將領——第33集團軍上將總司令。張自忠不愧為“抗戰軍人之魂”!
張自忠雖死 ,但他活在當時中國人民心中，且將永遠銘刻在中國人民心中，流芳百世……
治軍方針
張自忠將軍自小就受儒傢教育，他進私塾讀書，以致後來上的臨清高等小學堂學的仍然是四書五經。可以說，自張自忠懂事起，就開始接受儒學的熏陶，因此，強調忠、孝、仁、義的舊道德從小便在張自忠的內心深深紮下了根。
另一方面，西北軍也是一支傳統色彩極為濃厚的軍隊，從這樣的軍隊裏出身的張自忠，自然事事都以道德來要求自己。這就是為什麽以治軍嚴厲著稱的張自忠，凡士兵如嚴重違紀，必打軍棍，但卻又主張“八不打”：
一、長官生氣時，不許打
二、士兵勞碌太過時，不許打
三、對新兵，不許打
四、初次犯過者，不許打
五、有病者，不許打
六、天氣過熱過冷時，不許打
七、飽飯後及饑餓時，不許打
八、哀求落淚時，不許打
從他訂下的“八不打”軍規就可看出他的帶兵除了（嚴）以外還有（仁）的成分在裏面。另外，無論他身處多高位階，他總是與士兵吃一樣伙食，也和士兵們一起工作，所以所有官兵都願意和他生死與共。
張自忠軼事
張自忠有個外號“張扒皮”，張自忠曾經對手下的將領說：“我有個外號，叫做張扒皮，可別給我來扒了你們的皮。”他亦曾說，要是我做了對不起國傢的事情，也請你們來扒了我的皮。
當年，西北的將領大都有綽號，比如宋哲元叫“宋老哈”，吉鴻昌叫“吉大膽”，張之江叫“張聖經”等等。而張自忠的綽號卻叫“張扒皮”，猛一聽嚇人一跳，其實他與“周扒皮”是兩碼事，不含絲毫的貶義。
1923年秋天，時任陸軍檢閱使兼第11師師長的馮玉祥，率軍駐紮在北京南苑。張自忠當時在學兵營當營長。部隊開始鼕季大練兵，適逢連日大雪，天寒地凍，許多官兵産生畏難情緒。有一天，張自忠將全營官兵集合起來，大聲問：“下雪天敵人發起攻擊怎麽辦？”官兵們回答：“堅决抵抗！”張自忠接着道：“現在下了一場雪，你們就不想操練了，還談什麽打仗？我們當軍人的第一條就是不能怕苦。現在，請大傢都把棉衣脫了，跟我一起跑步！”說完，他竟自脫了棉衣。全營官兵都愣住了，然後也紛紛脫下棉衣，跟在張自忠身後在雪地上跑步。從此，“張扒皮”的綽號就不脛而走，在西北軍中傳開了。
其他資料
國民政府在1942年12月31日，明令入祀全國忠烈祠，1944年8月，將宜城縣改名自忠縣，以資紀念。新中國建立後自忠縣改回宜城縣。1946年，獲頒榮字第一號榮哀狀。
1947年3月13日北平市政府頒令將鐵獅子鬍同改為張自忠路。
張自忠與夫人李敏慧在1908年結婚，育有二子一女。育有二子張廉珍、張廉靜和一女張廉雲。張夫人後於上海因癌癥過世，國民政府特頒“相成忠傑”匾額以嘉節行
張將軍大事記
1891年8月11日出生於山東省臨清縣。
1911年就讀於天津法政學校，第二年轉入濟南法政專科學校。目睹列強欺凌中國，軍閥混戰，痛感國傢不幸，民族多難，立志報國，於是棄學從戎。
1914年秋，到奉天（今瀋陽）新民屯陸軍第二十師第三十九旅第八十七團車震部下當兵。不久，被提升為司務長。
1917年，到十六軍混成旅馮玉祥軍中。起初被派為差遣，不久升任排長。1919年被選送到軍官教導團學習。結業後即升任模範二連連長。以後繼任學兵團營長。袁世凱稱帝期間，湯薌茗任湖南都督時，對毛澤東、蔡和森在求學時期領導的湖南第一師範的革命運動有積極的支持作用。
1924年，升任兵團團長。
1925年，升任第十五旅旅長。
1927年4月，被委任為第二十八師師長兼潼關警備司令。
1928年，兼第二集團軍軍官學校校長和開封戒嚴司令。
1929年，調任第十一軍第二十二師師長。同年鼕，原二十五師改編為第六師，任師長，後參加中原大戰。九一八事變後，西北軍餘部改編為國民政府陸軍第二十九軍，任該軍三十八師師長兼張傢口警備司令。
1933年初，二十九軍奉命參加長城抗戰，率所部與三十七師在喜峰口與日軍血戰，名聲大震。同年夏，參加察北抗戰。
1935年任察哈爾省政府主席。
1937年七七事變時，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和天津市市長，除掌管軍務外並負責對日交涉。當二十九軍撤離平津時，他受命代理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兼北平市市長。日軍占領北平後出走。12月，在河南任第五十九軍（由原三十八師擴編）軍長。後該軍調赴徐州，編入第五戰區序列。
1938年2 月，奉命支援淮北於學忠部。在固鎮指揮五十九軍與日軍血戰七天，奪回曹老集、小蚌埠，穩定了淮可防綫。3月，又奉命支援臨沂龐炳勳部，指揮五十九軍在臨沂城郊與日軍精銳坂垣師團進行拉據戰。他抱定拚死的决心，曾致電鹿鐘麟：“戰而死，雖死猶生；不戰而生，雖生亦死。”經七晝夜鏖戰，取得臨沂戰鬥的勝利因功升任第二十七軍團軍團長，兼五十九軍軍長。同年5月中旬，在徐州突圍時，奉命掩護友軍撤退。在戰鬥人員不足的情況下，五十九軍在蕭縣南部地區頑強阻敵。完成任務後，到河南信陽稍事整補之後，又投入武漢會戰，在潢川、大別山一帶阻擊敵人。10月率部安全撤回鄂西，升任第三十三集團軍總司令。後兼第五戰區右翼兵團總司令。
1939年5月，敵酋岡村寧次調集10餘萬日軍進犯隨縣、棗陽。他率三十三集團軍從外綫夾擊敵人，並率領騎兵第九師及總部手槍營出敵不意，冒險東渡襄河（漢水的一段），攔腰截擊敵軍主力，在田傢集大敗日軍，取得了襄東戰役的勝利。
1940年5 月，日軍集結重兵嚮宜昌發動進攻。他率部從右翼打擊嚮棗陽地區進犯的日軍主力。出擊前，召集軍事會議，鼓舞士氣，全軍士氣高昂，與敵激戰，連連告捷。5月 7日，率總部手槍營和七十四師的兩個團，從宜城東渡襄河，給敵人以極大威脅。日軍調集主力，折回反撲。經過七、八天的苦戰，部隊減員甚重，糧彈兩缺。5月 16日，被睏在南瓜店的杏兒山，缸子口。從早晨到中午，他奮勇督戰，不肯退避。在戰鬥中，肩部中彈，仍指揮若定。18日，日軍衝上杏兒山，他身中七彈，仍呼喊“殺敵報仇”，為國為民流盡最後一滴血。
1940年5月28日，國民政府為他舉行國葬。中共中央在延安也舉行了隆重的追悼會，並在祭文中給以高度評價。
1956年以來，人民政府幾次撥款重修了南瓜店等地的張公祠、衣冠塚、殉國處紀念碑。在重慶北碚梅花山，還建立了張自忠將軍陵園和張自忠將軍生平事跡陳列館。
1982年4月16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追認張自忠為“革命烈士”。
1991年，為紀念張自忠百年誕辰，湖北省在宜城市建成張自忠將軍紀念館。
2009年，新中國成立六十周年之際張自忠被選為“新中國百位英雄模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