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江蘇常州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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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1月13日生於江蘇省常州市，後來遷居蘇州。1923年開始就學上海聖約翰大學；1925年上海發生“五卅慘案”，隨同全體同學和華籍教授離校，改讀離校師生創辦的光華大學，1927年畢業。1928年至1949年，任教光華大學、江蘇和浙江教育學院；任職新華銀行，由銀行派駐美國紐約。1949年上海解放後回國，擔任復旦大學經濟研究所和上海財經學院教授。1955年10月參加全國文字改革會議，會後擔任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和國傢語言文字工作委員會研究員，兼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參加製訂漢語拼音方案，提出方案的三原則，方案在1958年公佈。主持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的製訂，提出正詞法的基本規則和內在矛盾，基本規則在1988年公佈。1979至1982年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的文獻技術會議，該組織通過國際投票認定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 7098）。參加製訂聾人教育用的漢語手指字母方案（1963年公佈）和漢語手指音節設計。1958年開始在北京大學和人民大學開講漢字改革課程，講義《漢字改革概論》1961年出版第1版，1979年第3版，1985年譯成日文在日本出版。1980年開始，擔任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中美聯合編審委員會和顧問委員會中國方面三委員之一。出版《新語文的建設》（1992）、《新時代的新語文》（1999），闡述語言生活的歷史進程、人類的雙語言生活、國傢共同語和國際共同語的形成和發展。出版《中國語文縱橫談》（1992），提出漢字效用遞減率、漢字聲旁的有效表音率，闡述整理漢字的四定原則（定形、定音、定序、定量）。發表《現代漢字學發凡》（1980），出版《漢字和文化問題》（2000），倡導研究現代漢字學；上海師大、華東師大、北京大學先後開設現代漢字學課程。發表《漢語內在規律和中文輸入技術》（1983），闡述按詞定字的原理和拼音變換漢字的原理，提倡以語詞、詞組和語段為單位的雙打全拼法，使拼音變換漢字技術代替字形編碼，1983年製成軟件。1997年出版《世界文字發展史》，1998年出版《比較文字學初探》，提倡比較文字學的研究，在世界文字發展史中理解漢字的歷史地位；提出六書有普遍適用性、文字三相分類法；對人類文字的發展規律進行新的探索；清華大學等校采用作為教材。1989年83歲離休，繼續在傢中研究和著述。2000年出版《現代文化的衝擊波》，闡述世界四種傳統化的歷史比較和華夏文化的光環和陰影。 2001年選取90歲後發表的部分文章編成《周有光髦耋文存》，提倡華夏文化百尺竿頭更上一步，適應信息化和全球化時代。先後共出版書籍20多種，發表論文300多篇。退休後，著述不斷，2005年亦有《周有光百歲新稿》一書出版。曾任第四、第五、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人物事跡
從《西遊記》到《資本論》
周有光的祖上在江蘇常州是望族，用他自己的話說是書香門第，藏有很多書，“不過全是文言的。”
作為出生在晚清的周有光，小時候接觸的依然是《三字經》之類的書，“那時我們傢的書很多，隨便我看，但書都是文言，我都看不懂，小時候我對《三字經》也不感興趣，”給周有光印象最深刻的還是《西遊記》。
“我們那一代人，小孩子認得幾個字以後，都喜歡看《西遊記》，不像現在可以看的東西多了，我們以前沒什麽好看的，”不過，周有光卻自言自己看《西遊記》是看了兩遍纔看懂的，“讀書是件很好玩的事，第一遍看不懂，不要放棄，看第二遍，也許就能看懂了，”就是通過這樣的閱讀，周有光認為自己的“閱讀能力也就提高了。”
1923年，周有光進上海聖約翰大學就讀，“那是教會學校，圖書館隨便去看，那時我不僅看中文書，也看英文書，”那時的周有光受到左傾思潮影響，由此便决心閱讀《資本論》，“對我們來說，《資本論》很重要，但是那時沒有中文的，我埋頭苦幹閱讀英文版，結果看不懂，不是文字看不懂，而是內容看不懂。”由此，閱讀的樂趣往往就跳躍在第一遍的不懂到第二遍的懂之間。
書櫥兼做菜櫥，菜有書香
1956年，周有光從上海調來北京，住沙灘原北京大學內，那是民國初年為德國專傢造的一所小洋房，周有光占其中兩間半房間。“一間我母親和姐姐住，另一間是老伴和我帶小孫女住，半間做我的書房、客室、吃飯間。”而周有光也衹能將書放在半間書櫥內，“另一半留着放菜碗，由此我在《新陋室銘》中寫道：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書櫥兼做菜櫥，菜有書香，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
書櫥與菜櫥功能合一的境遇衹有到了改革開放之後，纔有好轉。當時，周有光所在的單位建造新簡易樓，分得兩大兩小四居室。其中一小間，9平方米，也就功能獨一地做了他的書房兼客室，“我的書桌很小，衹有90釐米長，55釐米寬，一半放書稿，一半放電子打字機。書桌又破又小，一次我玩撲剋牌，突然一張不見了，原來從桌面裂縫漏到下面抽屜裏了。”
書桌雖小，書櫥卻很大。在這個9平米的空間內，除了在窗口放小書桌，入口放個沙發，其餘之地全是周有光的書架。周有光嫌這個書房小，進而，四個房間全都被佈置成以書架為主，書成了這個傢的主角，“我傢裏沒有什麽傢具，因為放了傢具就不能放書了。”
儘管四間房子全被用來藏書，但周有光還是認為自己是有書無齋，“我國外親戚朋友，做教授的，都住的小洋房，他們都有書房。什麽叫書房呢，不僅有看書、寫文章的地方，還有一個藏書的地方，等於是個小圖書館。我這是破房子，是有書而無齋。”
瀋從文叫他“周百科”
從小時候開始，就讀了很多書，喜歡看《西遊記》是周有光還記得起的，至於其他的書，則因為“太多了，說不上來了。”不過，周有光還清楚地記得對自己終身受益的書，那就是《不列顛百科全書》。在周有光的書房中，《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是占據了一定的地位。
周有光專門有一書架擺滿了《不列顛百科全書》，共三排，從上至下分別是中文版、英文版、日文版。
事實上，周有光還有“周百科”的外號，那是拜連襟瀋從文所賜。而在大學時，周有光與百科全書的情緣就結下了。
當時，大學老師指定《不列顛百科全書》的一些篇章作為周有光及其同學必須閱讀的課外讀物，“比如說世界歷史，就告訴我們下課到《不列顛百科全書》看哪些條目。”
“這部書非常好。一個題目，簡簡單單給你講，而如果去看書，一個小問題就是一本書，看百科全書反而可以節約時間，”周有光自認《百科全書》的作用非常大，“對我非常有用，其實對每個人也有用。百科全書是沒有圍墻的大學，你可以先瞭解大致情況，然而再查看其他比較專業的書。”
到了後來更有趣，改革開放時期，中美兩國要搞文化合作工作，當中有一項就是要翻譯美國的《不列顛百科全書》。周有光竟然做了《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中文版的三位編委之一，其他兩位編委是劉尊棋和錢偉長。“其實，《不列顛百科全書》本來是英國的，因為二戰期間英國的很多企業都賣給了美國，《不列顛百科全書》也是如此。我們翻譯《不列顛百科全書》，不過由於當時國內購買力很差，就壓縮成10本，稱為《簡明不列顛百科全書》，”由此，大傢更有理由叫周有光為“周百科”。
語言學家的“前世今生”
周有光最初是搞經濟學的，對金融特別熟悉，解放初期還寫過《新中國的金融問題》、《資本的原始積纍》一類著作。不過，在周有光傢裏卻很少可見經濟方面的書籍。
周有光解釋，自己所住的隔壁就是辦公樓，有一個小房間全都放着他的經濟學書籍。不過，離休後，他把這些書全部捐給單位圖書館了，“我已經改行了，不搞經濟學了，而搞語言文字學了。”由此，在周有光的書架上所列的大都是語言學、文字學的書：《語言文字學術論文集》、《外來語詞典》、《常用構詞字典》，甚至小到一個國傢語言研究的書籍，都在其內。
“經濟學當中最重要的亞當·斯密斯和凱恩斯，可以說經濟學都是外國的，但是文字學中國古代就有，”周有光認為文字學是中國最早的，就必須看古代的東西，由此在他的書架中《說文解字》是不可少的，“作為一個中國人，要研究語言文字學，一定要研究中國古代到現在文字學的發展。中國古代沒有語言學，文字學中包括了很多語言學的知識。”
“事實上，我的學術研究在離休以後就結束了，”為了查閱書籍，此前周有光要到文津街的北京圖書館去，“我年紀大了，在傢都可以自理，但出去不方便，站不住了，不能去圖書館了。”
離休後，周有光開始隨便看書，主要看世界歷史、各地研究文化問題的，這成了他研究的另一個興趣點。書架上也多了歷史、文化方面的書籍：《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神光沐浴下的文化再生》、《文明的狂飆疾進時代》。“《全球通史》、《世界文明史》很重要，之前的歷史不是全球化的，這兩本書卻有全球化的眼光。”
人與書，俱不老
儘管周有光認為自己的書房很破舊，但書卻很時髦，往往引領潮流。這也難怪，周有光書架中書的來源很多都是漂洋過海的。
“現在做學問，你不看外國書是不行的。”由此，周有光在國外的親戚朋友經常給他從國外書店買書、寄書。直到現在英文版的《年鑒》是周有光每年必買的書之一，“我每年都從外國買《年鑒》，因為要查閱資料。”
也正因為有着國外書籍的補充，周有光書架上的書頗為時髦。三年前，《世界是平的》就已經擺進了他的書架中。那是本英文版的，在《世界是平的》被譯成中文版前，周有光就已經接觸了弗裏德曼關於“世界是平”的思想。
周有光書架中時髦書籍還有《張氏四姐妹》，英文版的。周有光的妻子是張氏四姐妹中的老二，張允和。前不久《合肥四姐妹》中文版出版。而周有光是在幾年前就已經看了這本與其有着密切關係的書，“這種書在外國人看看還是好的，中國人看就不夠味了。因為外國人寫中國的東西，常常不地道，這不能怪他們，文化是有差異的。”
儘管周有光基本上是足不出戶，不過對於新的文化現象他一點都不陌生。在他的書架中就有於丹的書，甚至連批駁於丹的書也一並俱全。
“於丹論《論語》的書我也看，包括批評她的書我也看，於丹做了個通俗化的工作，做得很好，我們需要這個工作，”周有光還專門寫了文章，“現在許多人都駡於丹，如果從學術水平來看，於丹並不是最高的。但於丹做的不是學術工作，是科普工作，把孔老二的學問給大衆，這是件好事。”
百歲新稿
往今來，學術界、文藝界乃至社會各界，都有一些被稱為大師的人。人們崇敬大師，但往往並不清楚大師“大”在何處。我從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周有光身上感受到一些非常獨特的東西。
前些時候，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了他的《百歲新稿》。日前，他將此書封寄於我，並在書的扉頁上題寫道：“文喜先生指正。”我現在工作在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周有光先生自20年前開始就擔任這所大學的顧問。去年春節時，我代表學校領導去給他拜年，恰逢《周有光語言學論文集》由商務印書館出版。他當即將此書贈我一本，當時在書上題寫的就是“文喜先生指正。”一年之內，他兩次贈書於我，而且兩次要我“指正”，我真的是受寵若驚。無論從哪個角度講，我都是地地道道的無名小輩。他卻如此對待，其謙遜之胸懷可見一斑。
周有光先生已經103歲了，在不知情的人看來，他肯定已是老態竜鐘、朽氣十足了。然而，事實恰恰相反。他除了稍微有些耳聾之外，其它方面都“平安無事”，而且思維清晰，充滿活力。何以如此？不妨講兩個我所知道的小故事。一是：周有光先生剛從上海調來北京時，住在沙灘原北京大學內民國初年為德國專傢建造的一所小洋房裏。說是小洋房，但分配給他的房間其實很狹小，而且年久失修，透風漏雨。就此，他專作《新陋室銘》予以寫實：“臥室就是廚室，飲食方便；書櫥兼作菜櫥，菜有書香。”“門檻破爛，偏多不速之客；地板跳舞，歡迎老友來臨。”二是：常聽老年人說：“我老了，活一天少一天了。”周有光的想法則與此不同。他說：“老不老我不管，我是活一天多一天。”於是，他把81歲視為1歲，從頭開始計算年齡。在他92歲的時候，有位小朋友給他送賀年卡，上面寫的是：“祝賀12歲的老爺爺新春快樂！”見了這張賀年卡，他高興得三天沒睡着覺。
以上這些，已讓我十分驚奇了，但讓我驚奇的還遠不止這些。譬如，他依然在堅持學習。他說：“學然後知不足，老然後覺無知。”他甚至把孔夫子的“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改成了“學而不思則盲，思而不學則聾”。於是，退休以後，他閱讀了大量專業以內和專業以外的有關文化和歷史的書籍。他不僅自己堅持學習，而且盡一切可能教育別人努力學習、終身學習。前一時期，為大興學習之風，助推學習型社會建設，中國邏輯與語言函授大學在歷屆學員中開展了“學習之星”評選活動，並編寫、出版了《“學習之星”風采錄》一書。就此，他專門緻信學校說：“這是知識化時代的號角”，“祝邏大朝着‘大興學習之風，助推學習型社會建設’的目標步步前進！”
主要著作
《中國拼音文字研究》，上海東方書店1952年第1版，1953年第6版。
《字母的故事》上海東方書店1954年第1版。上海教育出版社1958年修訂版。《拼音字母基礎知識》文字改革出版社1959年第1版。
《漢字改革概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1年第1版，1964年修訂第2版，1979年第3版，香港爾雅社1978年修訂本；“日本羅馬字社”1985年日文翻譯版，譯者橘田廣國。
《電報拼音化》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漢語手指字母論集》（周有光等著），文字改革出版社1965年第1版。
《拼音化問題》文字改革出版社，1980年第1版。
《漢字聲旁讀音便查》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版。
《語文風雲》文字改革出版社，1981年第1版。
《中國語文的現代化》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第1版。
《世界字母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版。越南有潘文閣教授譯本。
《漢語拼音詞彙》（主編）文字改革出版社，1958年初稿本，1964年增訂版，語文出版社，1989年重編本。
《語文閑談》（初編上下）1995年第1版，1997年第2版；（續編上下）1997年第1版，（三編上下）2000年第1版，北京三聯書店。
《新中國的金融問題》（新經濟叢書第2種）香港經濟導報社1949年第1版。
《資本的原始積纍》華東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
《文化暢想麯》中國青年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世界文字發展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版。
《中國語文的時代演進》“瞭解中國叢書”清華大學出版社1997年第1版。
《比較文字學初探》語文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新時代的新語文》（戰後新興國傢的語文新發展）北京三聯書店1999年第1版。
《人類文字淺說》“百種語文小叢書”，語文出版社2000年第1版。
《多情人不老》張允和、周有光合著，“雙葉集叢書”，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漢字和文化問題》費錦昌選編，“漢字與文化叢書”，遼寧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版，日本有竹中憲一教授譯本。
《現代文化的衝擊波》北京三聯書店2000年第1版。
《周有光語文論集》蘇培成選編，共4册，上海文化出版社。
《周有光髦耋文存》北京三聯書店。
《周有光百歲新稿》 新知三聯書店。
《漢語拼音 文化津梁》三聯書店，2007年9月
成果解讀
半個多世紀以來，周有光在語言文字學領域辛勤耕耘、開拓創新，在國內外産生了廣泛的影響。他的研究領域十分廣泛，研究中心是中國語文現代化，其成果主要有：
一、參加製訂漢語拼音方案。1955年，周有光提出普及普通話的兩項標準：全國漢族學校以普通話為校園語言，全國公共活動以普通話為交際媒介，並提出漢語拼音方案三原則：拉丁化、音素化、口語化。1958年，漢語拼音方案經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1979年-1982年，周有光出席國際標準化組織會議，促成國際投票通過漢語拼音方案為拼寫漢語的國際標準（ISO7098）。之後，周有光繼續研究以詞語為單位的拼音正詞法，形成《漢語拼音正詞法基本規則》，1988年公佈。他從上世紀五十年代開始主編《漢語拼音詞彙》，成為電腦中文詞庫基礎。
二、研究中國語文的現代化問題。1961年出版《漢字改革概論》，對語言學和文字學提出了許多新問題，如詞的結構問題、同音字和同音詞問題、簡化和繁化問題等，擴大了語言學和文字學的研究範圍。
三、研究比較文字學和文字的發展規律。周有光研究發現，文字的特點决定於文化（包括宗教）的傳播，不决定於語言的特點；他提出了“文字三相分類法”（符形、語段、表達法），並把漢字的傳播歷史分為“學習、藉用、仿造、創造”四個階段。
四、研究中文的信息處理和無編碼輸入法。周有光緻力於研究無編碼的“從拼音到漢字”的自動變換法，認為漢語的內在規律可以作為中文電腦智能化的依據。他提出“兩個雙語言”建議，認為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急需實行兩個雙語言：方言和共同語的國內雙語言；漢語和英語的國際雙語言。
衆人評價
周先生是老一輩語言文字學家，已屆耄耋之年，但是論學術思想他卻一直走在時代的前面。周先生所以能夠這樣，重要的原因是他有世界的眼光，能從世界來看中國。
——蘇培成（北京大學中文係教授）
楊國亮、周有光等九位百歲老校友，用知識改造社會、用文化重塑民族、用奮鬥書寫自我，是一百年來無數有志之士的精神象徵。
——王生洪（復旦大學校長）
周先生與時俱進的進取精神，追求真理的科學精神，淡泊名利的奉獻精神，海納百川的寬廣胸懷，是我們學習的榜樣。
——中國語文現代化學會
爸爸說過，觀察自己的一生要跳出自己。後來他的確跳出了自己。他從中國人的識字問題，到世界文字發展、比較文字學，進而研究人類文化發展規律的問題，研究結果出了三本書。他對我們和我們的下一代係統地把知識組織起來是很有幫助的。
——周曉平（周有光之子，中科院大氣物理研究所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