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山東諸城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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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介】
劉墉，清朝書畫傢、政治傢（1719～1804年），字崇如，號石庵，另有青原、香岩、東武、穆庵、溟華、日觀峰道人等字號，諸城縣逄戈莊（今屬山東省高密市）人，大學士劉統勳之子。
一生廉潔奉公，處處從人民利益着想，深受百姓愛戴，沒貪過國傢一分銀兩，一件器物。修壩建橋時，自己帶領百姓及工作人員努力奮幹在第一綫。衣着簡陋，粗糧雜飯。他最愛的食物是煎餅捲大蔥，可以看出為官的他生活是相當艱苦。劉墉是乾隆十六年的進士，做過吏部尚書，體仁閣大學士。劉墉的傳世書法作品以行書為多。
【生平】
劉墉於清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一年後散館，授編修，進入仕途，再遷侍講。乾隆二十年（1755年）十月，其父劉統勳（時任陝甘總督）因辦理軍務失宜下獄，劉墉受株連而遭逮治，旋得寬釋，降為編修。次年六月，充廣西鄉試正考官。十月，提為安徽學政。任職期間，針對當時貢生、監生管理的混亂狀況，上疏“請州縣約束貢監，責令察優劣”，並提出了切實可行的補救辦法，“部議準行”。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十月，調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他又上疏：“生監中滋事妄為者，府州縣官多所瞻顧，不加創艾。（行政官員）既畏刁民，又畏生監，兼畏胥役，以致遇事遲疑，皂白不分，科罪之後，應責革者，並不責革，實屬闒茸怠玩，訟棍蠹吏，因得互售其姦。”這一看法深刻而又切中時弊，因此深受乾隆皇帝的賞識，稱贊其“知政體”，並於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任命他為山西省太原府知府。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升任冀寧道臺。第二年，因任太原知府期間，失察所屬陽麯縣令段成功貪侵國庫銀兩，坐罪革職，判死刑。乾隆帝因愛其纔，特加恩詔免，發軍臺（清代西北兩路傳達軍報及官文書的機構，即郵驛）效力贖罪。次年赦回，命在修書處行走。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授江寧府知府，有清名。第二年，遷江西????驛道。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擢陝西按察使。第二年，其父劉統勳病故，回傢服喪。
乾隆四十一年（1776年）三月，劉墉服喪期滿還京，清廷念劉統勳多年功績，且察劉墉器識可用，詔授內閣學士，人直南書房。十月，任《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並派辦《西域圖志》及《日下舊聞考》，任總裁。次年七月，充江南鄉試正考官，不久，復任江蘇學政。在任期間，曾劾舉秦州舉人徐述夔著作悖逆，要求按律懲辦。是年底（乾隆四十三年），劉墉以劾舉徐述菱著作悖逆事有功和督學政績顯著，遷戶部右侍郎，後又調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授湖南巡撫。時值湖南多處受災，哀鴻遍野，無災州縣也盜案迭起，貪官污吏猖獗，百姓怨聲載道。劉墉到任後，一面查明情由，據實彈劾貪官污吏，建議嚴辦；一面稽查庫存，修築城郭，建倉儲𠔌，賑濟災民，井准許民間開採硝石。僅一年餘，庫銀充實，民糧豐足，劉墉贏得了百姓的愛戴。
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遷劉墉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三月，仍入直南書房；不久，又充任三通館總裁。此時，御史錢灃彈劾山東巡撫國泰結黨營私等。劉墉奉旨偕同和珅審理山東巡撫舞弊案。劉墉至山東，假扮成道人，步行私訪，查明山東連續三年受災，而國泰邀功請賞，以荒報豐。徵稅時，對無力繳納者，一律拿辦；並殘殺進省為民請命的進士、舉人9人。及至濟南，經審問，查清國泰已知貪贓案發，遂湊集銀兩妄圖掩飾罪行。劉墉如實報奏朝廷，奉旨開倉賑濟百姓，捉拿國泰回京。此時皇妃已為國泰說情，有的御史也從旁附和，和珅亦有意襢護國泰。劉墉遂以民間查訪所獲證據，歷數國泰罪行，據理力爭，終使國泰伏法。在處理國泰一案上，劉墉不畏權要，剛正無私，足智多謀，與錢灃一起挫敗了皇妃及和珅等人的阻撓而成功地執行了大清律法，為民除了害。後來，民間曾據此事寫成通俗小說《劉公案》，對這位“包公式”的劉大人大加頌揚。
國泰案結，劉墉被命署吏部尚書，兼管國子監事務。不久授工部尚書，仍兼署吏部，並充任上書房總師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六月，命署直隸總督。八月，又調吏部尚書，不久，充順天鄉試正考。是年底，充經筵講官。次年五月，復兼理國子監事務。六月，授協辦大學士。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充玉牒館（修帝王族譜之處）副總裁。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四月，以上書房阿哥師傅們久不到書房，劉墉身為總師傅而不予糾正，被降職為侍郎。不久，授內閣學士，提督順天學政。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初，遷都察院左御史，旋擢禮部尚書，並再次兼管國子監事務。五月，又署吏部尚書。嘉慶二年（1797年）四月，授劉墉為體仁閣大學士。五月，奉旨偕同尚書慶桂到山東辦案，並察看黃河决口的情況。察看黃河之後，他上疏請求於秋後在决口處“堵築”，下遊“寬瀎”。朝廷采納了他的意見。嘉慶四年（1799年）三月，加太子少保。後奉旨辦理文華殿大學士和珅植黨營私、擅權納賄一案。劉墉不畏權勢，很快查明和珅及其黨羽橫徵暴斂、搜刮民脂、貪污自肥等罪行20條，奏朝廷。皇上處死了和珅，沒收了他的傢産。
嘉慶四年底，劉墉上疏陳述漕政，對漕運中的漏洞體察至深，憂國憂民之情溢於言表，嘉慶皇帝看後，深以為然。嘉慶六年（1801年），劉墉充任會典館正總裁。
劉墉不僅是政治傢，更是著名的書法傢，是帖學之集大成者，是清代四大書傢之一（其餘三人為成親王、翁方綱、鐵保）。清徐珂在其《清稗類鈔》中稱贊劉墉道：“文清書法，論者譬之以黃鐘大呂之音，清廟明堂之器，推為一代書傢之冠。蓋以其融會歷代諸大傢書法而自成一傢。所謂金聲玉振，集群聖之大成也。其自入詞館以迄登臺閣，體格屢變，神妙莫測。”劉墉是一位善學前賢而又有創造性的書法傢，師古而不拘泥。劉墉書法的特點是用墨厚重，體豐骨勁，渾厚敦實，別具面目。劉墉之書，尤善小楷。後人稱贊他的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顔真卿和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的風緻。劉墉兼工文翰，博通百傢經史，精研古文考辨，工書善文，名盛一時。著有《石庵詩集》刊行於世。
嘉慶七年（1802年），皇上駕幸熱河，命劉墉留京主持朝政。此時，他八十有餘，卻輕健如故，雙眸炯然，寒光懾人。
嘉慶九年(1804年)十二月，劉墉卒於官，享年85歲。卒後贈太子太保，謚號文清，入祀賢良祠，諭祭葬。
【劉墉仕途】
劉墉出身於山東諸城劉氏傢族，這個傢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麽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33歲的劉墉纔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謚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絶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志》稱贊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絶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衹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纔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嚮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蒙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乾隆三十四年（1769），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托，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贊。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麯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臺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閑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麽“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 ”。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决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着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贊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後，劉墉歷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面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傢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𠔌，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志》也贊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衹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臺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嚮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傢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衹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係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藉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為朝廷效力多年，纔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麯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為不忠，於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捲草率，違製和不合格的捲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ｃｈì）”。
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嚮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嚮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胜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胜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衹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嚮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為之噴飯。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問和珅，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姦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姦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衹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傢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姦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絶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為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欲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衹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為。御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傢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為什麽當劉墉為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
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為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為詼諧之語。
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衹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衹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為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藉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嚮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鬍同傢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註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劉羅鍋逸事】
劉墉就是傢喻戶曉的“劉羅鍋兒”，因為他為官“忠君、愛民、清廉”，深得百姓喜愛。有關他的事跡廣為流傳。當代的影視劇作傢也很瞭解民衆這種渴盼清官的心理，於是，劉墉成了清代大臣中“上鏡率”最高的大臣之一（其他兩位是和珅和紀曉嵐）。在劇作傢的安排下，他和大貪官和珅成了死對頭和歡喜冤傢，和珅在他面前總是顯得笨手笨腳，經常弄巧成拙，想算計人反遭算計。乾隆皇帝對他又愛又恨、又有點無可奈何。這個人物寄托了中國老百姓太多的理想和願望，他是智慧的化身，也是正義的化身，甚至連他的羅鍋兒也讓人不惟不覺其醜陋，反成為他的標志性特徵。其實，熒屏上的劉墉和歷史上的劉墉並不完全重合，從形象到事跡有許多地方源自劇作傢的想像。
要回答這個問題，首先要瞭解一下清代的取士、選官標準。
在封建社會，選官嚮來是以“身、言、書、判”作為首要條件的。所謂身，即形體，需要五官端正，儀表堂堂，否則難立官威。所謂言，即口齒清楚，語言明晰，否則有礙治事。所謂書，即字要寫得工整漂亮，利於上級看他的書面報告。所謂判，即思維敏捷，審判明斷，不然便會誤事害人。
在這四條標準之中，“身”居首位，是最重要的。因為觀瞻所係，不能不特別強調。
劉墉係科甲出身，必在“身言書判”四方面合格，方可順利過關。因此幾乎可以肯定地說，劉墉不會是“羅鍋兒”。薑緯堂先生早在1996年時，就曾在《北京晚報》上專門撰文《劉墉綽號“羅鍋”考》，指出過這一點。
還有一個旁證，可以從側面說明一定的問題。按照當時制度，舉人應會試三科不中者，還可以應“大挑”一科。這一科不考文章，衹論相貌，標準是“同田貫日身甲氣由”八個字，以字形喻體形、相貌。“同”指長方臉，“田”指四方臉，“貫”指人的頭大而身體直長，“日”指身體端直而高矮肥瘦適中。以上這四個字是好字，符合者有中選的可能；“身”指身體不正，“甲”指頭大身子小，“氣”指一肩高聳，“由”指頭小身子大。這四個字是不好的字，沾上一個就會落選。可見，清代選官很重視被選者的相貌，所以，劉墉即使算不上儀表堂堂，總也不至於體有殘疾。
當然，“劉羅鍋”的稱號，也事出有因。史書上記載，嘉慶帝曾稱劉墉為“劉駝子”，可見他確實有些駝背。不過，劉墉當時已經年屆80歲，難免會駝背彎腰，這就很可以理解了。如果以此認定劉墉年輕時即為“羅鍋”，那就不準確了。
可見，從形象言之，歷史上的劉墉與民間傳說和文藝作品中的劉墉並不一致。那麽，從為官行事的角度看，歷史上的劉墉是不是像劇作傢描寫的那樣清廉幹練，不畏權勢，是不是真的能將大貪官和珅戲弄於股掌之中，在乾隆皇帝面前從容不迫、遊刃有餘。
劉墉出身於山東諸城劉氏傢族，這個傢族是當時的名門望族，通過科舉走上仕途的人很多。劉墉的曾祖父劉必顯為順治年間進士，祖父劉棨（qǐ）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父親劉統勳更是一代名臣，官至東閣大學士兼軍機大臣，為官清廉果敢，乾隆帝說他“遇事既神敏，秉性復剛勁，得古大臣風，終身不失正”。
劉墉生長在這樣世代書香、以科舉仕進為榮的家庭，從小受到良好的教育自不必言，後來他成為四庫全書館副總裁也證明了其學識的淵深。但不知什麽原因，滿腹經綸的劉墉卻遲遲沒有參加科舉考試，至少目前尚未發現他在30歲之前參加科舉考試的記錄。直到乾隆十六年（1751年），33歲的劉墉纔因為父親的關係，以恩蔭舉人身份參加了當年的會試和殿試，並獲進士出身，旋改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的預備資格，一般從科考成績優異的進士中選拔，然後在庶常館學習深造，期滿考試合格者，授翰林院編修。清代翰林雖然薪俸較薄，但作為皇帝身邊的文學侍從近臣，號稱“清貴”，“有清一代宰輔，多由此選”。而且，大臣死後如果想得到皇帝賜謚的“文”字，則必須是翰林出身。所以，清代以科舉仕進者尤重翰林出身。應當說，劉墉在仕途上開局良好。
從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開始，劉墉被外放做地方官，此後20餘年的絶大部分時間裏，他主要做地方官，由學政、知府，直至一方面的督撫大員。在做地方官期間，他基本上還是秉承了乃父劉統勳的正直幹練、雷厲風行的行事風格。對科場積弊、官場惡習進行了力所能及的整頓，為百姓做了不少實事。《諸城縣志》稱贊他：“砥礪風節，正身率屬，自為學政知府時，即謝絶饋賄，一介不取，遇事敢為，無所顧忌，所至官吏望風畏之。”同時，他也不遺餘力地貫徹乾隆皇帝的意旨，查禁書，興文字獄，捉拿會黨，積極推行文化高壓政策。
劉墉做過提督安徽學政和提督江蘇學政。提督學政是一省的教育長官，類似於現在的教育廳長，但不同之處在於，學政不受當地最高行政長官的節制，獨立開展各項事務，督撫大員也不能侵其職掌。衹有在特殊情況下學政離任，督撫纔可暫時代管其事。學政還可以直接嚮皇帝上書，反映地方情況，吏治民風。
劉墉在前往安徽赴任前，乾隆帝特意召見並賜詩，其中有“海岱高門第，瀛洲新翰林”之句，意思是希望劉墉能夠不辱門楣、有所建樹。在出任江蘇學政前，乾隆皇帝仍有詩相贈，可見對劉墉抱有厚望。劉墉也不辱使命，很是嚴肅認真。據清人筆記記載：“昔日劉石庵相國視學江蘇，嚴肅峻厲，人多畏憚。”劉墉曾先後兩次提督江蘇學政，相隔近20年，為官處事風格也由峻厲剛急轉為平和舒緩，但嚴肅認真則是一貫的。以劉墉第二次出任江蘇學政時按試揚州為例，因為把關嚴格，使得許多想以作弊蒙混過關者最後不敢入場。
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51歲的劉墉獲授江寧知府。從乾隆十六年（1751年）中進士時算起，到此時劉墉浮沉宦海已經整整18年。說來，劉墉的仕途並不平坦，早在做翰林院編修時，其父劉統勳因事獲罪，劉墉遭株連被革職，與諸兄弟一起下獄；後外放劉墉作安徽和江蘇學政，因表現卓異得到乾隆皇帝賞識，擢山西太原府知府。劉墉之父劉統勳，曾於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到山西查辦布政使蔣洲侵帑案，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到山西查辦過將軍保德侵帑案，聲譽頗佳。劉墉同樣是不負重托，到任後不幾天便將前任遺留下的疑難案件審理一清，受到官民的一致稱贊。正當劉墉以政績遷冀寧道時，前任山西陽麯縣知縣段成功虧空案發，劉墉以失察罪差一點丟了性命，後來朝廷加恩命他赴軍臺效力贖罪長達一年，回北京後又在一個叫作“修書處”的閑散機構裏蹉跎兩年。由此可見，這段時間裏，劉墉的官運並不怎麽“亨通”。
劉墉能夠在重罪之後出任江寧知府，說來還是沾了父親的光。此時劉統勳聖眷正隆，先後以大學士之職兼管兵部和刑部，被乾隆皇帝倚為股肱之臣。因此，在乾隆三十三年劉統勳七十壽辰之時，乾隆皇帝不僅親書匾額志賀，還加恩劉墉以知府候補。第二年，劉墉獲授江寧府知府。
劉墉也十分珍視這次機會，“頗以清介持躬，名播海內，婦人女子無不服其品誼，至以包孝肅比之 ”。創作於嘉慶初年的彈詞《劉公案》，就是主要以劉墉在江寧知府任上决斷疑案、為民做主的故事為藍本改編而成的，雖然其中必然夾雜着彈詞藝人的想像誇張和道聽途說的內容，未必都是實錄，但說明劉墉在短短一年的江寧知府任上確實有政績、有政聲，是難得的賢能官吏。著名詩人袁枚也在一首詩中稱贊劉墉說：“初聞領丹陽，官吏齊短脰（dòu)。光風吹一年，歡風極老幼。先聲將人奪，苦志將人救。抗上聳強肩，覆下紆緩袖。”意思是說，劉墉到江寧後，對下屬要求嚴格使其不敢耀武揚威，對百姓關愛拯其脫離水火，不怕得罪上司而怕百姓受苦。
此後，劉墉歷遷江西、陝西、江蘇，至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劉墉被授湖南巡撫，其官職全稱是巡撫湖南等處地方提督軍務，節制各鎮，兼理糧餉，駐長沙，兼理軍民事務，成為名副其實的封疆大吏。
在湖南任期內，劉墉繼續以前的作風，盤查倉貯，勘修城垣，整頓吏治，鎮壓反叛。在不到兩年的時間裏，劉墉的政績可謂斐然。《清史列傳》上面說他：“在任年餘，盤查倉庫，勘修城垣，革除坐省傢人陋習，撫恤武岡等州縣災民，至籌辦倉𠔌，開採峒硝，俱察例奏請，奉旨允行。”將其所辦大事都列舉出來了。《湖南通志》也贊揚劉墉撫湘期間，所行諸事“民以為便”。
乾隆四十七年，劉墉奉調入京出任左都御史，命在南書房行走。當時和珅炙手可熱，劉墉遂“委蛇其間，惟以滑稽悅容其間”。這又表現了劉墉為人和為官的另一面。劉墉是有社會責任感的士大夫，同時也是官場中人，他也要按照官場的規則做事，包括應付上級和同僚的圓滑趨避之術。大體說來，他任地方官、能夠獨當一面的時期，主要表現了清勤剛正的一面，“一時有閻羅包老之稱”；入京以後，正好碰上和珅專寵於乾隆，擅弄威權，排斥異己，劉墉衹好以靜默自守，以滑稽模棱取容。
劉墉剛入京的幾年仕途還算順利，做到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其間還處理了一件棘手的案子。這個案子的當事人國泰是山東巡撫，其父四川總督文綬是劉墉的老上級，更關鍵的是，國泰的後臺就是乾隆皇帝的紅人和珅。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御史錢灃參劾山東巡撫國泰專橫，以嚮皇上納貢的名義大肆搜刮錢財，下屬歷城、益都等幾十個州縣倉庫虧空嚴重。乾隆皇帝對此事十分重視，責成和珅、劉墉等同錢灃一起前往核查。
國泰，滿洲鑲白旗人，姓富察氏。國泰與和珅過從甚密，因此，和珅得到要查辦國泰等的消息後立即派傢人通風報信，使得國泰有了挪用其他款項填補虧空的時間。赴山東途中，和珅還以言辭威脅錢灃。據錢泳《履園叢話》記載，劉墉深知和珅與國泰的關係，因此常與錢灃密商對策。到山東歷城縣後，和珅說不用徹底核對，衹要抽查幾十個庫就可以了，並且先起身回到住所。錢灃要求先封庫，第二天徹底拆封。結果發現庫裏的銀兩“多係圓絲雜色銀”，通過盤詰庫吏得知，這些銀兩是從各商鋪藉來充數的。於是，出告示叫各商鋪前來認領，“大呼曰：遲來即封貯入官矣”。於是商賈紛紛前來認領，庫藏為之一空。
在這件事上，劉墉自始至終支持錢灃，他的態度對於案情最終水落石出起着至關重要的作用。很顯然，劉墉支持錢灃，同時也就得罪了和珅。從這件事我們看到，劉墉仍不失其“剛正”。
此後的幾年裏，劉墉似乎總是在犯錯誤，受指責，乾隆對他顯然並不滿意。乾隆五十二年初，劉墉因為漏泄他和乾隆帝關於嵇璜、曹文埴（zhí）的談話內容，不僅受到申飭，而且失去了本應獲授的大學士一職。
乾隆五十二年八月，乾隆委托劉墉主持祭拜文廟。因他沒有行規定的一揖之禮受到太常寺卿德保的參劾。
乾隆五十三年夏天，劉墉兼理國子監，發生鄉試預選考試中諸生饋送堂官的事，被御史祝德麟彈劾，結果劉墉受到處分。乾隆五十四年二月底至三月初，負責皇子教育的上書房諸師傅因為連天陰雨沒有入值，乾隆皇帝得知這個情況十分惱怒，時任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上書房總師傅的劉墉被責處得尤其嚴厲，降為侍郎銜，不再兼職南書房。乾隆皇帝還專門為此下了一道上諭，大意是說因為劉墉是大學士劉統勳之子，念及統勳為朝廷效力多年，纔對劉墉加恩擢用。而劉墉在府道任上還算勤勉，及至出任學政就不再認真辦事，在湖南巡撫任上官聲也平常。入京為尚書，辦事情更是一味模棱兩可。我麯意優容，未加譴責，原以為他會感激聖恩，勤勉辦事，不想竟然發生上書房諸師傅曠工七日之久而劉墉置若罔聞之事。並說劉墉這樣事事不能盡職，於國則為不忠，於父則為不孝，其過失甚大，實在不能寬恕。應當說，措辭相當嚴厲。
乾隆五十八年，劉墉為當年會試主考官。因為安排失當，閱捲草率，違製和不合格的捲子很多。按規定，劉墉等至少要罰俸10餘年。乾隆皇帝雖然作了寬大處理，劉墉還是被“嚴行申飭（ｃｈì）”。
嘉慶元年，因為大學士一職空缺多時，破格增補戶部尚書董誥為大學士，而資歷更深的劉墉被排斥在外。而且在上諭中又一次批評劉墉“嚮來不肯實心任事”，並舉例說，皇帝曾嚮劉墉詢問新選知府戴世儀可否胜任，結果劉墉對以“尚可”。而戴本來十分庸劣，斷難胜任。可見劉墉平日裏對於銓選用人全未留心，衹是以模棱兩可之詞敷衍塞責。要他“捫心內省，益加愧勵”。
嘉慶二年，授劉墉體仁閣大學士，但仍舊指責他“嚮來不肯實心任事，行走頗懶”，並說“茲以無人，擢升此任”，可見其評價。當然，以上兩條嘉慶初年的上諭，代表的仍然是乾隆帝的意見。
劉墉像是變了一個人，做人的棱角看不到了，做事的勤謹也看不到了，此期間的劉墉更多表現出的是滑稽和圓滑世故。清人筆記記載，一次在軍機處吃飯，有同僚提起唐宋時宰相吃堂餐的故事，劉墉馬上接口說：“但使下民無殿糞，何妨宰相有堂餐？”一座為之噴飯。
我們之所以不厭其煩地列舉劉墉入朝為官期間的種種“劣跡”，是想探討同樣一個人，為什麽前後差別如此之大？
我們認為，從根本上講，是當時朝廷上的政治氣候决定的。
電視劇《宰相劉羅鍋》（李保田版）中有一個頗具意味的細節：乾隆（張國立飾）問和珅（王剛飾），你是做忠臣呢，還是作姦臣？和珅答，我不做忠臣，也不作姦臣，我要做的是讓您高興、逗您開心的弄臣。結果乾隆對和珅的回答很滿意。這個情節很可能衹是出於編劇的一種想像，但應當說，劇作傢對乾隆心態的把握是比較準確的。
乾隆皇帝有一個“本朝無名臣”的理論，他說，因為朝廷綱紀整肅，本朝沒有名臣，也沒有姦臣。他這樣說的目的是為了把所有榮譽歸於聖主，大臣們所做的一切有利於百姓的事情，都是出於聖主的旨意。所以，他下令禁絶為地方官建德政碑、送萬民傘之類為官員揚名的活動。老年乾隆更是志得意滿，炫耀自己的“十全武功”，權力欲和虛榮心越發膨脹，此時他的身邊更不需要名臣，而衹需要忠心辦事、以皇帝的是非為是非的奴才。
再加上當時朝堂上宵小環繞，和珅弄權，勾結黨羽，把持朝政，排斥異己，正直之士很難有所作為。御史曹錫寶曾經想通過參劾和珅傢奴劉全以達到懲辦和珅的目的，結果反遭陷害，被革職。所以就不難明白，為什麽當劉墉為地方官時還做了一些興利除弊的事情，而到了皇帝的身邊卻反而無所建樹，唯唯諾諾。也許從適應官場規則、保全自己的角度看，劉墉這樣小錯不斷、屢遭申飭、弄得自己名譽掃地，未必不是聰明之舉。
在當時以滑稽方式為官的還大有人在。比如嘉慶帝的老師朱珪，也是如此。據說他晚年每逢門生、舊吏來看望，他所言皆不關政治，全為詼諧之語。
這些以清正剛直著稱的官員尚且如此，當時官場風氣可見一斑。乾隆皇帝聰明太過，使得大臣們衹好裝糊塗；乾隆皇帝好名太甚，使得大臣們衹得“平庸”。這使人不禁聯想到漢高祖劉邦與承相蕭何之間的關係。蕭何作為大漢第一功臣協助劉邦奪取天下後，繼續兢兢業業地辦事，清正廉潔地為官，因而在百姓中口碑極好。這使得劉邦很不放心，於是找藉口將蕭何抓了起來，雖然念及舊情最終又釋放了蕭何，但蕭何出獄後汲取了教訓，不再顧及名聲，圈地、貪瀆之事也頗做了幾件。老百姓意見很大，也有人嚮劉邦告狀，這下劉邦卻一笑了之，不再追究。
嘉慶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劉墉於北京驢市鬍同傢中逝世，享年86歲。去世的當天，他還曾到南書房當值，晚上還開宴會招待客人，“至晚端坐而逝”。《嘯亭雜錄》記載，劉墉死時，說他“鼻註下垂一寸有餘”，暗合佛語中的善於解脫之意。不管怎樣，劉墉可算得上是無疾而終，壽終正寢，功德圓滿。
【劉墉書法】
在乾隆之際，翁方綱、梁同書、王文治、劉墉並享書法聲譽。當時人們稱翁、梁、王、劉“四大傢”。其書法藝術成就，當推劉墉最高。亦有以來其與翁方綱、
成親王永瑆、鐵保並稱“翁劉成鐵”。包世臣《藝舟雙楫》稱：“文清少習香光，壯遷坡志，七十以後潛心北朝碑版，雖精力已衰，未能深造，然意興學識，超然塵外。”近人康有為《廣藝舟雙楫》稱“石庵亦出董（其昌），然大厚思沉，筋搖脈聚，近世行草作渾厚一路，未有能出石庵之範圍者，吾故謂石庵集帖學之成也。流傳書跡較多。著有《石庵詩集》，刻有《清愛堂帖》。《小楷册》，書於嘉慶元年（1796）。紙本墨跡。凡24行，共360字。各頁均縱11.8釐米，橫 6.9釐米。故宮博物院藏。劉墉的書法，初看圓潤軟滑，若團團棉花，細審則骨絡分明，內含剛勁。劉墉精於小楷，其特色由此件作品可窺一斑。他書的蠅頭小楷具有擘窠大字的恢宏氣象，結體絲毫不令人覺得拘緊，點畫潔淨講究。尤其粗重與纖細交織在一起，加之偶爾揉入行草筆意，使得整個作品在規模的大效果中不乏生動活潑的情趣，這是十分難能可貴的。後世人們稱許他的小楷不僅有鐘繇、王羲之、顔真卿、蘇軾的法度，還深得魏、晉小楷風緻，實不為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