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福建侯官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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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
瀋傢祖居河南，南宋時遷居到浙江，雍正年間瀋氏傢族中的一支繼續南遷至福建侯官。1820年，瀋傢出生了一個小男孩，父親為之取名葆楨，號幼丹。特殊的傢族歷史造就了瀋葆楨獨特的內在性格，既有北方平原的寬廣雄厚，有具南方山水的柔情與靈性，剛柔並濟的個性奠定了他日後在仕途中的成就。
幼丹的父親瀋廷楓是一位教書先生，靠每個月微薄的收入養傢糊姓》等啓蒙讀本，教授的過程並非按書誦讀而是常常講解原因。口，母親林惠芳嫻熟勤快，不但終日替別人做女紅補貼傢用，而且還負責了瀋葆楨童年時代的教育。她的教子方法獨特、直接而有效，首先剋服小幼丹的一些缺點，然後再教習《三字經》、《百傢姓》等啓蒙讀本，教授的過程並非按書誦讀而是常常講解原因。
瀋葆楨有一個大名鼎鼎的舅舅——林則徐，他對瀋葆楨的少年時代乃至一生都産生了巨大的影響。瀋葆楨是林則徐閣樓上書房的常客，在這裏，他覽閱了許多古今中外的名作，在與舅舅的交談中也開始對“洋務”二字産生了最初的瞭解。他也經常把自己從書中得到的想法告訴舅舅，在一次談話中，他表達了對興辦洋務的看法。“當今舅舅和魏源先生都倡導西學，以圖國強民富。開礦、辦廠必能富民，鑄炮、造艦亦可強國。然而朝堂之上，因循守舊之人居多，有誰支持興辦洋務？何況開辦洋務花費巨大，如今白銀外流，官員中飽私囊，朝廷已是入不敷出，銀從何來？”外甥的一番言論讓林則徐頗為驚訝，沒想到小小年紀會有如此見地，從此他對這個小外甥有了更高的期望。
1836年，16歲的瀋葆楨考取秀纔，1840年，瀋葆楨和老師林昌彝同榜考中舉人，這年瀋葆楨剛好20歲。當他還沉浸在獲取功名的喜悅中時，英國遠征軍已抵達廣州，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了，不久，擔任兩廣總督的舅舅林則徐被朝廷革職查辦。對國傢戰事的關心和對舅舅命運的擔心成了瀋葆楨內心活動的主旋律。
這年在雙方父母的主持下瀋葆楨和小他一歲的表妹林普晴完婚。（林普晴，林則徐的次女，十歲時和瀋葆楨訂婚。）1841年，瀋葆楨赴京趕考，落第。三年後，瀋葆楨與父親瀋廷楓一同上京赴秋闈，父子二人都沒能考中，父親發誓永不再考科舉，回鄉繼續教書。瀋葆楨，年富力強，决心背水一戰，再苦讀三年，再試。1847年，瀋葆楨終於如願以償，考取了進士第36名，與他同榜的李鴻章位居34 名。和其他的新科進士一樣，瀋葆楨被安排到了翰林院，任庶吉士（從七品）。在翰林院的幾年閑職上，瀋葆楨最大的收穫就是讀書學習，在思想和能力上又有了提高。幾年後，在京官考核中，瀋葆楨以“一等”的身份擢升都察院，1854年補江南道監察御史，一年後調貴州道監察御史。
時值太平天國運動，全國各地大大小小的起義不斷，“平亂”是統治者最關心的事，官員的貪污腐敗問題已不再重要，衹要他能為朝廷效力，能作戰立功。監察御史的地位和職責顯得微不足道了。
“平亂”
1856年，朝廷擢升瀋葆楨為杭州知府，然而瀋葆楨以祖上曾在杭州居住，杭州親戚過多為由推辭而改任地處偏遠的江西廣信（今江西上饒）知府。這時候，太平軍已兩次攻打江西，占領了8府50多縣，清廷衹剩南昌、饒州、廣信、贛州、南安五郡，整個江西的局勢岌岌可危。
1856年8月，江西太平軍將領楊輔清率萬餘人嚮清軍發起了進攻，連剋瀘溪、貴溪、弋陽，進逼廣信城。當時，瀋葆楨正陪同工部右侍郎廉兆倫外出徵辦軍糧、軍餉。廣信城裏的400守軍，聞弋陽失守，紛紛遁逃。城裏衹剩下知縣、參將、千總和知府夫人林普晴，他們組織百姓緊逼城門，誓死堅守。在危急關頭，林普晴顯示了將門名臣之女的風範和氣節，一邊鼓舞百姓，一邊派人嚮林則徐以前的部下，駐紮在浙江玉山的提督饒廷選求援。第二天瀋葆楨趕回了廣信，不久援兵也至。在同饒廷選商議之後，采取了攻其不備，襲擾輜重的戰術，七戰七捷，打退了楊輔清的進攻。經此一役，瀋葆楨揚名官場。
1857年，升任江西廣饒九南道，三月，石達開攻打廣信，瀋葆楨、饒廷選率守軍頑強抵抗，激戰數日，石達開敗走浙江。1859年，瀋葆楨以父母多病，請求離職回傢探望。已經整整15年沒有回傢了，家乡的日子帶給他的不僅是快樂和回憶，更是難得的清閑和鬆弛。
1861年，在曾國藩的保薦下，瀋葆楨出任江西巡撫。同時，李鴻章和左宗棠也因曾國藩的推薦分別升遷江蘇巡撫和浙江巡撫。此時，湘軍已攻剋安慶，天京已危在旦夕，太平軍的敗局已定。江西的太平軍已被驅趕出境，此時江西已經成了後方，主要任務是保持穩定和防禦太平軍殘部竄入。1864年，天京失陷，幼王洪天貴福和玕王洪仁玕流竄進入江西，在石城兵敗被俘，瀋葆楨將二人就地處以死刑。瀋葆楨因俘獲幼王和玕王有功，被授世襲一等輕車都尉並賞頭品頂戴。
清除了太平天國的勢力後，恢復和發展戰時被破壞的農業生産成了江南各省的頭等大事。清政府實施 “業歸原主”維護地主階級的土地政策，許多地主在戰時逃離家乡，土地被農民所占有，回來後一下子又剝奪了農民耕種了十幾年的土地。許多豪強與官員勾結，乘機搶占農民的土地，羅織勾結太平軍的罪名，沒收其産業。剛經歷了戰亂的百姓又處在了水深火熱之中。瀋葆楨為官清廉，遠見卓識，他洞察到了豪紳們的意圖，強調對於搶占農民土地的鄉紳嚴懲不貸，保護農民的原有財産，鼓勵發展生産。為了警示全省的豪強惡吏，他在一起官逼死民的案件中判處了惡吏絞刑，威懾了四方豪紳。除此之外，他還取消了許多地方上徵收的苛捐雜稅，讓百姓修養生息，並妥善處理了法國教堂被毀事件，協調了各方利益。
船政
1865年，瀋母去世，瀋葆楨離官回鄉丁憂。1866年春，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行轅設在福州。8月，清廷批準了左宗棠關於設輪船製造局的奏摺，决定在馬尾江的三岐山下建設船政局，即以後的福州船政局。 10月，左宗棠因陝西回民起義，調任陝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傢的江西巡撫瀋葆楨接手船政，並親自到宮巷請瀋葆楨出山。然而，左宗棠兩次探望瀋葆楨時都被瀋以“重孝在身”推諉了。左宗棠也知道瀋葆楨有許多難處，忙又奏請朝廷給瀋葆楨有專事奏摺權，“凡船政奏摺無需經過巡撫衙門，仍由瀋葆楨會臣領銜”。左宗棠第三次到宮巷，親口對瀋葆楨說：“朝廷已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其經費一切會商將軍、督撫，隨時調遣，責成署蕃司周開錫不得稍有延誤。”瀋荷楨點頭首肯。於是瀋葆楨服期未滿，衹得出任“馬尾船政大臣”。
左宗棠離任時為何選瀋葆楨接替自己的職務呢？他自己曾說：“接辦之人，能久於其事，然後一氣貫註，衆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瀋公而已。” 堅持不懈、勤勤懇懇是瀋葆楨一直被同僚所稱贊的品德，這是其一；瀋葆楨愛好讀書，涉獵廣泛也是出了名的，在他幼年的時候就從舅舅林則徐身上得到了一些關於洋務的瞭解，在江西巡撫任上妥善的處理了法國傳教士與當地居民的糾紛，在和洋人打交道中有一定的能力，這是其二；其三，瀋葆楨是本地人，在當地辦洋務會得到群衆的更多支持，遇到的阻力小。
1866年12月，福建船政局破土動工，次年7月，瀋葆楨正式赴任船政大臣。一上任他就發現要胜任這一職位，所需要調動的知識和能量遠遠超過了他昔日的想象，許多東西都要從零學起。在辦船政局的同時，他認識到了人才的重要，開辦了求是堂藝局（船政學堂），招募學生學習近代科學、造船和艦船知識，學製5年。次年正月，又創辦藝圃，學製5年，培養監工人才。藝圃為中國最早的技工學校。正月29日，管輪學堂創辦，培養輪機管理人才。船政局在瀋葆楨主持管理下，招聘外籍技術人員、招考水手，嚮國外購買機器和木材等原料，工廠建設初具規模，呈現出一片欣欣嚮榮的景象。1869年，福州船政局自製的第一艘輪船“萬年清”號準備下水。法國監工達士博和法國領事巴士棟都堅持要法國人來引港，百般要挾，但瀋葆楨皆不為所折。他說，“引港是中囯政府的主權，這個權不能讓給外國政府。”由於他的堅持，纔保住馬尾的“港口權”。隨着馬尾船廠的投産，19世紀70年代，清廷命令瀋葆楨開始組建南洋和福建船政兩支水師。
為瞭解决造船所需的原料，瀋葆楨采取了一係列措施，開礦、辦廠、冶鐵煉鋼，實現了自給。重型廠礦的開辦是實現近代化和建設近代國防的基礎，在這方面瀋葆楨有着清醒的認識。
在船政大臣任上，瀋葆楨發現了中國要實現近代化所面臨的一係列制度上的弊端，為瞭解决這些問題，他提出了自己的意見。在教育制度上，中國千年來都是以文為主，學的都是子曰詩云，對近代物理、數學等科學絲毫不瞭解。要實現國防近代化就必須擁有近代化的人才，要擁有近代人才就必須改革教育制度，增加物理、數學等近代科學的基礎學科。這一改革要求觸犯了整個文人和官員階層的利益，重新確立了官員應有的基礎品質，為文人通過科舉攫取官位增加了難度。因此朝廷堅决地否决了瀋葆楨的建議。
同樣，瀋葆楨改革財政制度的想法也沒有得以實踐。依靠一套中世紀式的、中央與地方職權不明確的、充斥着貪污腐敗的財政稅收制度，不可能支撐起耗資巨大的近代國防工業。中央政府沒有專門辦海軍的經費，衹好靠各省協濟。各省都成見很深，不願合作。在中央要求各省協助的時候，各省務求其少；認定了以後，又不能按期撥款，總要延期打折扣。其次當時皇傢用錢漫無限製，而且公私不分，以致後來海軍軍費被皇室挪用。福州船政局從建立起，一直就面臨着資金的睏難。晚年的瀋葆楨把他的大部分精力花到了籌款上，依靠他的聲望和官職衹能暫時有效。
瀋葆楨與臺灣
1874年，由於日寇侵略臺灣，派兵占臺南琅礄、牡丹等地，清廷委任瀋葆楨為欽差大臣，督辦臺灣軍務，並兼理各國通商事務。瀋葆楨到了臺灣，積極加強戰備，堅守城池，不久就迫使日寇知難而退，“遵約撤兵”。
瀋葆楨守住臺灣後，立即着手進一步的開發，實施了開禁、開府、開路、開礦四大措施。
開禁
清政府對臺灣有兩條禁令：一是嚴禁內地人(主要指福建沿海地區居民)偷渡臺灣；二是嚴禁已居留在臺灣的人民“私入番區”，即漂洋到南洋各國去。這兩條禁令嚴重阻礙了臺灣發展。為此，瀋葆楨上書朝廷，請準予開禁。
後來清政府依照瀋葆楨的奏摺辦理，解除了禁令，從此福建沿海的人力、物力、生産技術源源不斷地流嚮臺灣。如果說鄭成功收復臺灣帶動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一次大規模移居臺灣，那麽瀋葆楨促使清政府解除禁令，則引發了福建沿海人民第二次大規模移居臺灣。
從此以後，臺灣的人口大量增加，臺灣和大陸可以自由通商、通航，帶來了臺灣經濟的一次飛躍。沒有大陸同胞，根本就不可能有臺灣經濟的繁榮。
開府
臺灣原是福建一個府，府治設在臺南。但當時臺北的廣大地區，都尚未建立政權機構。臺南的政府對臺北廣大地區鞭長莫及。
瀋葆楨為了加強對臺北地區的開發，嚮清廷奏請另設一個“臺北府”。在臺北府的管轄下，新設置了淡水、新竹、宜蘭三個縣治。這樣便加強了對臺灣事務的掌控。
同時，瀋葆楨還奏請將福建的巡撫(省政府)移駐臺灣：一年之間，春鼕駐臺，夏秋回省。也就是說，福建的巡撫，一年之中要有一半的時間移到臺灣去辦公。這樣一來，臺灣與福建的關係就更加密切了，後來臺北成為全臺灣的政治經濟中心，這和瀋葆楨的“開府”措施是分不開的。
開路
要發展臺灣經濟，必須開山開路。過去臺灣經濟的開發，都限於沿海平原地區。而臺灣內地，仍有大片原住民聚居地未開墾，交通不便。要發展這些地區，首先就要“開山開路”。
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工程。瀋葆楨在《至陸存齋觀察》信中說:“防倭易而開山難，開山則南路難而北路尤難，愈進而需兵愈多。番社愈僻則愈愚而愈毒，經費滋鉅，恩威而窒矣。”而當時開山開路時，往往“進一步則需築一堡，駐一哨。”
由此可見，瀋葆楨對臺灣，不但在防倭方面功績很大，而且對臺灣的交通發展也立下了不朽的功勳。關於在臺灣開山的艱巨程度，又在他的《北路中路開山情形折》中寫得更為詳盡。當年如果沒有沉葆楨帶領大陸同胞，尤其是大批的福建移民，在臺灣開山開路，打下交通的基礎，那麽臺灣也不會有今日的繁榮。
開礦
臺灣的礦物資源非常豐富，據近代的調查，全省共有八十多種礦物，尤以煤礦為多。早在瀋葆楨去臺之前就已有開採。舊制度規定，臺煤的出口和進口，都徵同樣的稅率，這不利於礦産的開發。瀋葆楨治理臺灣時，減輕了對臺煤出口的稅收，從而鼓勵了臺灣煤礦的開採，對地方經濟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瀋葆楨非常熟悉臺灣的實際情況，他認為煤礦是當時臺灣經濟的基石，必須優先發展。在《臺煤減稅片》中，他說：“墾田之利微，不若煤礦之利鉅，墾田之利緩，不若煤礦之利速，全臺之利以煤礦為始基，而煤礦之利又以暢銷為出路。”而要暢銷，又必須減稅。所以他最後請求清政府準予臺灣的煤礦減免出口稅收。
瀋葆楨對臺灣的治理開發，在臺灣的發展史上寫下了偉大的一頁。連橫評述道:“析疆增吏，開山撫番，以立富強之基，瀋葆楨締造之功，顧不偉歟!”
左宗棠三顧瀋葆楨
清同治五年（1866年）春，太後懿旨，升左宗棠為閩浙總督，設行轅於福州。6月25日，左宗棠上摺奏請在福州設局製造輪船。蒙太後恩準，8月29日决定在“馬尾江之三岐山下，鳩工庀材，創立興辦”。於是朝廷加委左宗棠為“飲差馬尾船政大臣”，命福建巡撫以下官員，一體協理船政。但不久陝西回民起義。 10月14日，左宗棠調任陝甘總督，行前力薦丁憂在傢的江西巡撫瀋葆楨接手船政，並親自到宮巷請瀋葆楨出山。瀋葆楨衹是推諉說“重孝在身”，不肯赴職。
左宗棠到宮巷兩次，都不奏效，知道瀋葆楨有許多難處，忙又奏請朝廷給瀋葆楨有專事奏摺權，“凡船政奏摺無需經過巡撫衙門，仍由瀋葆楨會臣領銜”。左宗棠第三次到宮巷，親口對瀋葆楨說：“朝廷已特命總理船政，由部頒發關防，凡事涉船政，由其專奏請旨。其經費一切會商將軍、督撫，隨時調遣，責成署蕃司周開錫不得稍有延誤。”瀋荷楨點頭首肯。第二年二月初一朝廷諭旨瀋葆楨“先行接辦”，“不準固辭”。於是瀋葆楨服期未滿，衹得出任“馬尾船政大臣”。左宗棠大喜說：“接辦之人，能久於其事，然後一氣貫註，衆志定而成功可期，亦研求深而事理愈熟悉。此唯瀋公而已。”
評價
1874年，瀋葆楨被任命為兩江總督兼南洋大臣，次年會同李鴻章奏請派船政學堂優秀學生出國留學，1879年12月，病逝在江寧任上，享年60歲。派遣優秀學員出國留學是他晚年對近代中國的又一重大貢獻。這些出國深造的人員不乏嚴復、詹天佑之輩，他們後來成了近代中國各個領域的專傢，對推動中國近代社會的進步起了巨大的作用。
回顧瀋葆楨一身，勤勤懇懇，兢兢業業，清政廉明，憂國憂民，幾乎具備了一個好官應該有的所有品質。江西任職上他靠鎮壓太平軍而明顯官場，雖然從革命的角度看，有所非議，但作為一個封建官員盡忠職守是最重要的。讓他真正留名青史被後人稱頌的是興辦船政，發展近代工業。正如前面所說，他的一生受林則徐影響頗大，他自己也曾說，“我今天深邃的洞察力，練達的為人處世都是從舅父那兒學得的。”他繼承了林則徐許多優秀的品格，也部分的實現了他的夙願——“師夷長技以製夷”。“師夷長技”毫無疑問瀋葆楨是做到了，但卻未能製得了夷。在他去世四年後，即1884 年，法國遠東艦隊開入閩江口，炮轟馬尾船廠，並擊毀了福建船政水師十多艘戰艦，福建水師幾乎全軍覆沒。十幾年後，清朝洋務運動的最大軍事産物——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標志着這場“師夷長技以自強”的洋務運動徹底失敗。
瀋葆楨對自己死後所發生的一切應該早就有所預料，少年時代就看出了興辦洋務遇到的極大阻力的他難道看不出自己是在做個人不能為而為之的事。在船政大臣的任上，他更清楚了國傢制度對於洋務運動成敗的重要性，一套落後的封建社會的制度更本不能發展好近代軍工業和國防。因而他奏請改革教育和財政的弊端，以適應近代化國防的需要，然而統治者絲毫沒有采納他的建議。他的萬年忙碌的最多就是籌集造艦所需的經費，船政事務舉步維艱，過多的操勞使得他60歲就離開了人世。
船政事務和近代海軍的建設耗費了他晚年所有的精力，福建水師在他去世四年後全軍覆滅，對他是莫大的打擊，慶幸的是這時他已不在了，不用承受這天大的痛苦。就算他當時還健在也輓救不了這支當時中國最大的艦隊，一根獨木豈能撐起將要倒塌的大廈，沒有親眼看見自己的畢生心血付諸東流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幸運。
大事年表
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三十年(1850年)，授編修；
鹹豐四年(1854年)，改江南道監察御史；翌年，任江西九江知府；鹹豐六年(1856年)，調署廣信(今上饒市)知府，與太平軍作戰，升任廣饒九南兵備道和吉南贛寧兵備道；
鹹豐十一年(1861年)，調赴曾國藩安慶大營辦理軍務；
同治元年(1862年)，由曾國藩保奏，升江西巡撫，兼辦廣信糧臺。妥善處理南昌法國教堂被拆毀案件，當地紳民感其恩德；
同治三年(1864年)九月，急行軍五晝夜，俘洪仁玕、洪仁政、黃文金等，並在石城荒𠔌搜獲洪天貴福(洪秀全之子)，受到清廷重賞。
同治五年(1866年)，經閩浙總督左宗棠推薦，授總理船政大臣；次年六月，正式主辦福建船政，遇到種種阻撓。經葆禎與左宗棠上疏力爭，船政業務得到發展。葆楨不顧英人反對，聘請法人日意格、德剋碑為船政正、副監督。葆楨重視學習外國科學技術，培養中國自己的科技人才。葆楨設船政前學堂，培育造船人才，設船政後學堂，造就航海駕駛人才，在招生上采用英、法海軍學校的規章制度，參用中國的考試方法，入學前通過三場考試，嚴格挑選，教學則采取“教習包教，學生包學”的辦法，提高學生的學習質量和效率。葆楨主政期間，福建船政製造“萬年清”等15艘船艦，並為國傢造就一大批科技人才和海軍骨幹。
同治十三年(1874年)五月，日本政府以琉球船民在臺灣遇害為藉口，派兵在臺灣社寮港登陸，占據琅王喬，建都督府。清廷任葆楨為欽差大臣，率師入臺。葆楨决定以“理諭”、“設防、“開禁”作為處理原則，調兵駐守各處，建築炮臺，鋪設海底電綫，溝通閩臺軍務，又抽調淮軍到臺。日本探知葆楨加強戰備，不敢輕舉妄動，轉而要求撫恤琉球遇害人員傢屬及賠償軍費。清廷答應其要求，日軍纔退出臺灣。葆楨加強臺灣的行政管理，將福建巡撫移居臺灣；增設臺北府，置淡水、新竹、宜蘭三縣，在琅嶠增設恆春縣；分南北兩路開山闢道，招徠內地人民開發山區；宣佈編戶口、禁仇殺、立總目、墾荒地、設番塾(學校)等七條約法；引進西洋機器，開採臺北煤礦；建鄭成功祠，發揚民族正氣；修築城垣，增強防禦力量。
光緒元年(1875年)八月，受命為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奉命處理“皖南教案”。以“罪無所歸”折服洋人，妥善結案。任內修河堤、行海運、籌積𠔌、拔罌粟、減稅收、整????務、禁厚殮、修炮臺、固防務、平冤案、選賢能。終因積勞成疾，病卒於督署。清廷追贈太子太保，謚“文肅”，設專祠(在今福州市政府大院內)以祀。
主要著作
著有《居官圭臬》、《瀋文肅公政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