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 人物列錶
蘇曼殊 Su Manshu(近代中國)王國維 Wang Guowei(近代中國)
趙爾巽 Zhao Erxun(近代中國)李定夷 Li Dingyi(近代中國)
梁啓超 Liang Qichao(近代中國)蔡東藩 Cai Dongfan(近代中國)
李寶嘉 Li Baojia(近代中國)張祖翼(梁溪坐觀老人) Zhang Zuyiliangxizuoguanlaoren(近代中國)
孫希孟 Sun Ximeng(近代中國)黃小配 Huang Xiaopei(近代中國)
徐枕亞 Xu Zhenya(近代中國)劉鶚 Liu E(近代中國)
吳趼人 Wu Jianren(近代中國)頤瑣 Yi Suo(近代中國)
林紓 Lin Shu(近代中國)儲仁遜 Chu Renxun(近代中國)
黃世仲 Huang Shizhong(近代中國)遁廬 Dun Lu(近代中國)
雲間天贅生 Yun Jiantianzhuisheng(近代中國)黃南丁氏 Huang Nadingshi(近代中國)
冷佛 Leng Fo(近代中國)蘇輿 Su Yu(近代中國)
王先謙 Wang Xianqian(近代中國)徐珂 Xu Ke(近代中國)
孫詒讓 Sun Yirang(近代中國)易順鼎 Yi Shunding(近代中國)
宋玉卿 Song Yuqing(近代中國)羅惇曧 Luo Dunrong(近代中國)
張謇 Zhang Jian(近代中國)馬建忠 Ma Jianzhong(近代中國)
許南英 Xu Naying(近代中國)葉德輝 She Dehui(近代中國)
李葭榮 Li Jiarong(近代中國)孟森 Meng Sen(近代中國)
佚名 Yi Ming(近代中國)黎遂球美周 Li Suiqiumeizhou(近代中國)
夏仁虎 Xia Renhu(近代中國)許國英 Xu Guoying(近代中國)
黃瀎 Huang Jun(近代中國)虞公 Yu Gong(近代中國)
黃質 Huang Zhi(近代中國)錢基博 Qian Jibo(近代中國)
陶希聖 Tao Xisheng(近代中國)蔣芷儕 Jiang Zhichai(近代中國)
辜鴻銘 Gu Hongming(近代中國)鬍開明 Hu Kaiming(近代中國)
陳蓮痕 Chen Lianhen(近代中國)漢史氏 Han Shishi(近代中國)
宣南吏隱 Xuan Naliyin(近代中國)張春帆 Zhang Chunfan(近代中國)
吳沃堯 Wu Woyao(近代中國)程善之 Cheng Shanzhi(近代中國)
周大荒 Zhou Dahuang(近代中國)韻清女史呂逸 Yun Qingnvshilvyi(近代中國)
李涵秋 Li Hanqiu(近代中國)張恨水 Zhang Henshui(近代中國)
葉楚傖 She Chucang(近代中國)蔡元培 Cai Yuanpei(近代中國)
韓兆琦 Han Zhaoqi(近代中國)許地山 Xu Dishan(近代中國)
梁啓超
近代中國  (1873年二月23日1929年元月19日)

散文集 leisurely corpus《梁啓超文集》
人物傳記 Biography《李鴻章傳》
梁氏傢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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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中國近代著名的政治活動傢、啓蒙思想傢、資産階級宣傳傢、教育傢、史學家和文學家。戊戌維新運動領袖之一。字卓如,號任公,別號飲冰室主人、飲冰子、哀時客、中國之新民、自由齋主人等。廣東新會人。
  
  梁啓超自幼在傢中接受傳統教育,1889年中舉。1890年赴京會試,不中。回粵路經上海,看到介紹世界地理的《瀛環志略》和上海機器局所譯西書,眼界大開。同年結識康有為,投其門下。
  
  1891年就讀於萬木草堂,接受康有為的思想學說並由此走上改良維新的道路,時人合稱“康梁”。
  
  1895年春再次赴京會試,協助康有為,發動在京應試舉人聯名請願的“公車上書”。維新運動期間,梁啓超表現活躍,曾主北京《萬國公報》(後改名《中外紀聞》)和上海《時務報》筆政,又赴澳門籌辦《知新報》。他的許多政論在社會上有很大影響。
  
  1897年,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在湖南宣傳變法思想。
  
  1898年,回京參加“百日維新”。7月,受光緒帝召見,奉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賞六品銜,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同年9月,政變發生,梁啓超逃亡日本,一度與孫中山為首的革命派有過接觸。在日期間,先後創辦《清議報》和《新民叢報》,鼓吹改良,反對革命。同時也大量介紹西方社會政治學說,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影響很大。
  
  武昌起義爆發後,他企圖使革命派與清政府妥協。民國初年支持袁世凱,並承袁意,將民主黨與共和黨、統一黨合併,改建進步黨,與孫中山領導的國民黨爭奪政治權力。
  
  1913年,進步黨“人才內閣”成立,梁啓超出任司法總長。袁世凱稱帝的野心日益暴露,梁啓超反對袁氏稱帝,與蔡鍔策劃武力反袁。
  
  1915年底,護國戰爭在雲南爆發。1916年,梁啓超赴兩廣地區參加反袁鬥爭。袁世凱死後,梁啓超出任段祺瑞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兼????務總署督辦。9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11月,段內閣被迫下臺,梁啓超也隨之辭職,從此退出政壇。
  
  1918年底,梁啓超赴歐,瞭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後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産,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
  
  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
  
  1927年,離開清華研究院。1929年病逝。
  
  梁啓超一生勤奮,各種著述達一千四百萬字,在將近三十六年而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他每年平均寫作達三十九萬字之多,這體現了多麽驚人的勤奮和才華啊!
  
  學術成就
  
  梁啓超於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1922年起在清華學校兼課,1925年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指導範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 ”、“儒傢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稱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捲,1000餘萬字。
  
  梁啓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麯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啓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啓超寫於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綫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後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於戲,俄羅斯革命!於戲,全地球唯一之專製國遂不免於大革命!”然後,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鬍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啓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後從學於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著作
  
  中國歷史研究法
  
  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
  
  新民說
  
  飲冰室主人自說
  
  中國文化史
  
  梁啓超賦稅思想
  
  梁啓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産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傢。他主張賦稅的徵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於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徵之,如????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後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啓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於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於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雲爾 ”。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於一時,公債將纖其力於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後代的負擔,但也有利於後代。
  
  秩事
  
  梁啓超是康有為的學生、信徒、助手,但他們還是分道揚鑣了;梁啓超與孫中山合作過,也對立過;他擁護過袁世凱,也反對過袁世凱。對此,梁啓超說:“這决不是什麽意氣之爭,或爭權奪利的問題,而是我的中心思想和一貫主張决定的。我的中心思想是什麽呢?就是愛國。我的一貫主張是什麽呢?就是救國。”“知我罪我,讓天下後世評說,我梁啓超就是這樣一個人而已”。
  
  1925年陰歷七月初七,徐志摩與陸小曼結婚,請梁啓超出席證婚。梁啓超反對他們“使君有婦”、“羅敷有夫”之間的戀情,也規勸過徐志摩;礙於徐志摩之父和鬍適的情面,梁啓超答應出席證婚。但在婚禮上梁啓超卻對徐志摩、陸小曼用情不專厲聲訓斥,滔滔不絶,使滿堂賓客瞠目結舌。徐志摩不得不哀求:“先生,給學生留點臉面吧。”
  
  梁啓超真誠的寬容。1926年3月8日,梁啓超因尿血癥入住協和醫院。經透視發現其右腎有一點黑,診斷為瘤。手術後,經解剖右腎雖有一個櫻桃大小的腫塊,但不是惡性腫瘤,梁啓超卻依然尿血,且查不出病源,遂被復診為“無理由之出血癥”。一時輿論嘩然,矛頭直指協和醫院,嘲諷西醫“拿病人當實驗品,或當標本看”。這便是轟動一時的“梁啓超被西醫割錯腰子”案。梁啓超毅然在《晨報》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一文,公開為協和醫院辯護,並申明:“我盼望社會上,別要藉我這回病為口實,生出一種反動的怪論,為中國醫學前途進步之障礙”。
  
  梁啓超真誠的有趣。黃苗子著《世說新篇》,其中有《梁啓超寫序》,文曰:“蔣百裏先生為著名軍事傢,但在文化上亦極有貢獻。他留德歸國後,曾寫了洋洋五萬言的《歐洲文藝復興史》。梁啓超閱後大為贊賞,蔣便請梁為此書作序。不料梁文思泉涌,序成也是五萬字,覺得不好意思,便加寫一短序,而把長序改為著作出版,反過來請蔣百裏作序。”
  
  年譜
  
  一歲 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 癸酉 正月二十六日(公歷二月二十三日)生於新會茶坑村。
  
  五歲 一八七七年光緒三年 丁醜 由祖父和母親教讀四書五經。
  
  十二歲  一八八四年光緒十年 甲申 應廣州童子試 中秀纔。
  
  十六歲  一八八八年光緒十四年 戊子 廣州學海堂正班生、兼菊坡、粵秀、粵華書院外生。
  
  十八歲  一八九0年光緒十六年 卯寅 經陳千秋介紹,就學於康有為。
  
  十九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七年 辛卯 入京與李蕙仙完婚。
  
  二十歲  一八九一年光緒十八年 壬辰 祖父卒,回鄉居年餘。
  
  二十三歲  一八九五年光緒二十一年 乙未 隨康有為入京會試,落第。參與組織“公車上書”。助康創建強學會。
  
  二十四歲  一八九六年光緒廿二年 丙申 籌辦《時務報》,任總編述,發表《變法通議》等文章,名聲噪起。
  
  二十五歲  一八九七年光廿三年 丁酉 為湖南時務學堂總教習。參與創設不纏足會和女學堂。
  
  二十六歲  一八九八年光緒廿四年 戊戌 參與“百日維新”,光緒帝賞六品銜,奉旨辦譯書局。八月政變起,逃往日本,與陳少白往還,協商與興中會合作事宜,因康有為阻撓未果。在橫濱主編《清議報》。
  
  二十七歲  一八九九年光緒廿五年 己亥 七月創粉高等大同學校於日本東京。
  
  二十八歲  一九〇〇年光緒廿六年 庚子 與康有為、康纔常等發動“勤王運動”事敗。
  
  三十歲 一九〇二年光緒廿八年 壬寅 《清議報》停刊,創《新民叢報》、《新小說報》,倡“小說界革命”。
  
  三十五歲  一九〇七年光緒卅三年 丁未 《新民叢報》停刊、成立政聞社。
  
  四十歲 一九一二年民國元年 壬子 由日本返國,創《庸言報》。
  
  四十一歲  一九一三年民國二年 癸醜 參與共和黨。熊希齡內閣成立。任司法總長。
  
  四十三歲  一九一五年民國四年 乙卯 創《大中華》月刊。辭幣製局總裁。四月回鄉省親。六月寫《導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斥袁稱帝,南下從事倒袁運動。
  
  四十四歲  一九一六年民國五年 丙辰 在上海策動反袁。三月抵廣西,發動廣西宣佈獨立。在肇戾成立護國軍兩廣者司令部任參謀。後成立軍務院,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四十五歲  一九一七年民國六年 丁已 七月,參與段祺瑞反對張勳復闢。任段祺瑞 內閣財政總長,十一月辭退。
  
  四十七歲  一九一九年民國八年 已未 到歐洲各國考察。
  
  五十歲 一九二二年民國十一年 壬戌 先後到北京、濟南、蘇州、上海等地講學。
  
  五十三歲  一九二五年民國十四年 乙醜 在清華研究院講學,出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五十七歲  一九二九年民國十八年 己巳因腎病動手術失敗(實際上是一起醫療事故。1926年梁啓超腎病,協和專傢通過對梁啓超病情會診,認定右腎上生有一個瘤子,遂决定為其實施手術,於3月 16日將右腎全部切除。瘤子切除之後並沒有止住便血,顯然西醫的診斷可能有問題,至少是不準確的。全部切除的治療手段也過於草率,協和的專傢通過病理檢查,並沒有在切除的右腎中發現病變。換言之,即便尿毒癥的診斷不誤,那麽手術也是失敗的,即將好腎切除了,將壞腎予以繼續保留),於1929年一月十九日病逝於北京協和醫院,京滬開追悼會,參加者甚衆。
  
  家庭
  
  梁啓超一生有過兩位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1889年(光緒十五年)年僅十七歲的梁啓超考中了舉人,與主考官李端棻的堂妹李蕙仙訂婚,1891年(光緒十七年)梁啓超十九歲時入京與與長他四歲的李蕙仙成婚,李惠仙與梁啓超結婚時,帶了兩位丫環,其中一位即王桂荃,1903年她成為梁啓超的側室。 1924年9月13日,李蕙仙因病而逝,梁啓超為此寫下了《祭梁夫人文》。1968年在“文化革命”中,王桂荃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死在在一間陰暗的小屋裏。
  
  梁啓超共有有9個子女:思順、思成、思永、思忠、思莊、思達、思懿、思寧、思禮,其中思順、思成、思莊為李夫人所生,思永、思忠、思達、思懿、思寧、思禮為王夫人所生。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梁思順(令嫻)(1893年-1966年),長女,詩詞研究專傢。
  
  梁思成(1901年-1972年),長子,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其妻為林徽因。
  
  梁思永(1904年-1954年),次子,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梁思忠(1907年-1932年),三子,曾任國民黨十九路軍炮兵校官,因病早殤。
  
  梁思莊(1908年-1986年),次女,著名圖書館學家。
  
  梁思達(1912年-),四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梁思懿(1914年-1988年),三女,從事社會活動。
  
  梁思寧(1916年-2001年),四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
  
  梁思禮(1924年-),五子,著名火箭控製係統專傢,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梁啓超故居——北溝沿鬍同23號
  
   ------王之鴻
  
  北溝沿鬍同屬東城區北新橋地區,在東直門南小街迤西。鬍同自北嚮南溝通大菊鬍同和東四十四條,長300多米。明代,稱“學房鬍同”;清乾隆時稱“官學鬍同”,宣統時稱“北溝沿”,因鬍同臨近水溝而得名;1949年稱“北溝沿鬍同”,“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紅都鬍同”,後復稱“北溝沿鬍同”。現鬍同西側與新太倉二巷相通,東側有兩條支巷通往小菊鬍同。
  
  北溝沿鬍同23號,舊時的門牌是北溝沿13號,在鬍同南段西側,占地面積3752平方米,街門朝東。街門是被稱作“西洋門”①的屋宇式街門,街門內外各有一座“一字影壁”,顯示出主人非同一般的身份。雖然從建築學角度講,大門外對面的“影壁”,亦稱“照壁”,既有遮擋大門對面零亂的墻面檐口的作用,也有作為宅門對景的作用。但是,在鬍同的另一側建影壁,或是依托別人的宅基,或是占用鬍同的公共用地,豈能想建就建!所以,現在在北京城裏所能見到的門外建有“一字影壁”的宅院,當年或是王府、或是衙署、或是官邸,總而言之,是“官”姓人傢,不是平民住宅。漢字是表義的,“框中有人”念“囚”;“吾居行 (hang,道路)中”便是“衙”。既然,門外的影壁是宅門的對景;那麽,門前的這段道路自然與宅院産生了領屬關係。門外的影壁分明地在警示行人:在此門前不許停留,更不許喧嘩。梁啓超任過北洋政府的司法總長和財政總長,其政府大員的身份與這座宅院的規格是相稱的。
  
  1951年房屋調查登記顯示:該院主體建築集中在南半部,是東、西並列的兩個三進院落,東部為住宅,西部是花廳;北半部約占整個院落的五分之二,是花園式的後院,院內樹木繁盛,有假山,有涼亭;後院開有朝東的穿墻門,是整個院落的後門。該院共有房屋和亭、軒等建築129間,建築面積為1535平方米,其中包括帶抄手廊的瓦房47間、敞軒3間、遊廊21間、地窨子4間、防空洞1個、涼亭1座。該院的具體格局是:宅門北側是一拉溜兒東房,共11間,應是回事房(傳達室)、車庫和警衛、雜役用房,從南往北的第三間東房的後墻開有臨街券門,是“車庫門”。
  
  該院的具體格局是:進入宅門,迎面是一座“一字影壁”,往北經過坐西朝東的“垂花門”②便進入了東院的一進院;一進院有帶抄手廊的南房、北房各5間,北房為腰廳,即:中間一間為連接前、後院的通道;東院的二進院均為帶抄手廊的瓦房,有正房3間、耳房兩間,東、西廂房各3間;東院的三進院衹有7間後罩房。與東院並列的西院是休閑區,習慣稱為“西花廳”,亦是三進院落;從南往北依次是:由假山疊石與3間敞軒構成的一進院,由3間敞軒和3間正房構成,並有轉圈遊廊連接的二進院和由兩間東、西廂房與平頂外廊構成的三進院。
  
  北溝沿鬍同23號現在是單位宿舍,當年院內的主要建築尚存,衹是殘破不堪而已;由於為解决職工住房而進行的改、擴建工程和住戶見縫插針的自建房屋,致使該院已難尋昔日風采。
  
  1986年1月21日,東城區人民政府將北溝沿鬍同23號作為“梁啓超故居”,公佈為“東城區文物保護單位”。
  
  註: ①西洋門,是清代中期以後,西方建築文化傳入中國,並與中國傳統建築文化相融合的産物,在北京四合院采用的也很普遍。 ②垂花門,在府邸、宅院建築群中常作二門,起着聯繫分隔內宅和外宅的作用。
  
  參考資料: 《梁啓超傳》(吳其昌著百花文藝出版社) 《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張 王忍之編三聯書店) 《世說新篇》(黃苗子著三聯書店) 《捲起巨大旋風的梁氏新文體》(作者夏曉紅載《北京日報》) 《梁啓超為西醫辯護》(作者張建偉載《羊城晚報》)
  
  梁啓超紀念
  
  每一個嚮往大時代和大成就的年輕人都喜歡把自己所處的時代視為轉折年代,他們都喜歡引用查爾斯·狄更斯描寫大革命之後法國的一句話——“這是最好的年代,也是最壞的年代”,他們都喜歡用混亂來形容自己的年代,他們都渴望為這“混亂年代”理出脈絡或者記錄這“混亂年代”。
  
  而用歷史的眼光來看,真正經歷混亂年代並且因為自己在混亂年代中的作為而被寫入歷史的年輕人卻實在不多,更令人感慨的是,這個名單因為一些原因還會在某些時候遺漏掉一些人。在我看來,梁啓超正是這樣一位具備了衆多偉大人物的素質而又在一定程度上被時代忽略了的人。
  
  最早激發起我對梁啓超的好奇心的,是在對《劍橋中國晚清史》和一些記載中國知識分子與中國命運的書籍的閱讀過程中。在《劍橋中國晚清史》中,我纔驚異地發現,以前我們僅僅用“改良派”三個字來描述的梁啓超,在這段歷史中名字出現的頻率竟然比任何一位皇帝、權臣要高。
  
  梁啓超所處的年代是真正的混亂年代。在由梁啓超的學生吳其昌所著的《梁啓超傳》中,梁這位早逝的學生用一章來寫梁啓超誕生之前的中國:這是一個為天災人禍和內憂外患睏擾的國度,似乎人人都甘心做一個老朽帝國的奴隸,平民以不談國事為戒律,政府呈現給後人的則是貪腐化無能,對外衹希望妥協可以帶來短暫和平,對內則盤算着同洋務運動後興起的民營企業傢爭奪財富,而洋務運動的重地總理衙門在當時被人們稱為“混蛋加三級”。
  
  我們的歷史課本在描述這段屈辱歷史的時候,從來不會吝惜筆墨,這會使我任何進一步的講述都顯得多餘。而吳其昌先生給予自己老師的高度評價,我想可能是我們在歷史課本上所看不到的,他把梁啓超對近代中國的貢獻同孫中山相提並論,“他(梁啓超)自己承認陳勝、吳廣之功,而天下後世的公評,他的氣魄、精神、聲威,實在比陳勝、吳廣要高出萬倍”。
  
  梁啓超是一個完全符合我們對天才的定義的人物:六歲學完五經,九歲能夠寫千字文章,在古老中國,我相信這兩件事情的難度同今天的小孩子學習9歲就精通外語的難度相差不大。而梁啓超12歲中秀纔、17歲中舉人的壯舉同我們今天驚為天人的中國哈佛少年相比似乎難度更大。中舉時的主考官以為梁啓超“國士無雙 ”,竟然打破門第觀念的束縛,把自己的堂妹許配給梁啓超做妻子,這是古老中國表示對一個人的欣賞的最高禮遇。
  
  戊戌變法令梁啓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名揚天下。在當時的外國人眼中“梁啓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是熱心策劃北京政府根本改造的士大夫”。戊戌變法失敗之後,當時在中國逗留的伊藤博文對日本駐中國公使林權助說:“姓梁的這個青年是個非凡的傢夥啊!真是個使人佩服的傢夥……救他吧,而且讓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幫助他。梁這個青年對於中國是珍貴的靈魂啊!”此後這個年輕人在日本和歐美流亡期間,往往被當作中國新的政治和知識上的領袖來接待。當時梁啓超 26歲。
  
  而梁啓超在政治上的輝煌並不像教科書上記載的隨着戊戌變法的失敗而終結,或者和他的老師康有為一樣成為明日黃花的人物。梁啓超在日本的時候,和同樣在日本流亡的孫中山交往頻繁,據說,很多東南亞的華僑和日本重臣都是由梁啓超介紹給孫中山的,可以想見,以孫中山當時的聲望,自然無法同梁啓超相比。而此時梁啓超和康有為的分歧越來越大。儘管如此,梁啓超顧及到康有為,沒有給革命黨人過多的支持。
  
  梁啓超的另外一次輝煌來自於他的一篇文章。袁世凱宣佈稱帝,此時的梁啓超卻已不是昔日的改良派,在歐美的遊歷和對西方各國歷史的學習給他一種印象,稱帝者必亡。於是長於雄文的梁啓超寫出一篇《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袁世凱得到消息,派人給梁啓超送來一張20萬元銀票,給梁啓超的父親祝壽,交換條件是這篇文章不得發表。梁啓超將銀票退回。袁世凱再派人對梁啓超說,梁先生也曾經在海外流亡十幾年,其中的苦頭不是不知道,何必再自尋苦吃?梁啓超回答說,我這個人疲於奔命的逃亡經驗已經很充足了,我寧肯選擇逃亡也不願意在污濁空氣中生存。
  
  梁啓超在另外一次反帝運動,即反對張勳復闢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這一次也意味着他同改良派的徹底决裂。周善培規勸梁啓超說:“事情有該自己做的,有該聽別人做的。討袁,革命黨該做,我們也應當做;討張復闢衹該聽革命黨去做,不必我們去做。”而康有為則正站在復闢的一方。梁啓超和康有為從此决裂,康有為當着梁啓超學生的面痛駡梁啓超“梁賊啓超”,並且用古文中食父食母的怪獸來稱呼梁啓超。
  
  至於梁啓超在中國新聞事業上的地位,早有新聞學者將他同沃爾特·李普曼相比較。才氣縱橫自然不說,梁對中國文體的改革被認為是他的最偉大貢獻之一,或許我們也可以把這稱為表達方式的革命?周善培認為梁啓超文氣太盛反而是一件可惜的事情,寫習慣了報紙文章,結果文章衹追求打動人,“中國長久睡夢的人心被你一支筆驚醒了”,但是卻沒有其他精力寫出真正大師級別的著作。
  
  長久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屬於保守派的梁啓超的死,更是嘲笑我們對歷史局限的判斷能力。梁啓超晚年進入協和醫院看病,醫生診斷的結果是一個腎潰爛,必須割掉。不幸的是現代醫學可能發生的錯誤發生了,手術醫生將梁啓超健康的腎割掉反而留下潰爛的一個。於是“群情憤慨、輿論抨擊,社會對於協和醫院以及主治醫生大表不滿”,而梁啓超因為擔心這件事情會影響新的醫學在中國的發展,竟然在病床上寫文章為協和醫院和醫師辯護。最後,梁啓超允諾在自己死後將腦部捐獻給醫院。
  
  梁啓超的婚戀傳奇
  
  閨中良友李惠仙
  
  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梁啓超17歲。在當時廣東的最高學府學海堂苦讀4年後,他參加了這一年的廣東鄉試,秋闈折桂,榜列八名,成了舉人。
  
  主考官李端棻,愛其年少才高,將堂妹李惠仙許配與他。惠仙比梁啓超長4歲。兩年後,二人完婚。
  
  次年夏天,梁啓超偕夫人李氏南歸故裏。
  
  梁傢世代務農,傢境並不寬裕,新婚不久的梁啓超夫婦衹好藉用梁姓公有的書室的一個小房間權作新居。廣東的氣候溽熱難當,這使久居北方的李惠仙很不適應。這位生於官宦之傢、從北京來的大小姐,並沒有嫌棄梁傢的貧寒,她看中的是夫君的才華。梁啓超的生母趙太夫人早已仙逝,繼母衹比李惠仙大兩歲,李惠仙仍極盡孝道,日夜操勞侍奉,深得梁傢喜愛,在鄉裏也博得了賢妻良母的美名。
  
  "百日維新"失敗後,慈禧命令兩廣總督捉拿梁啓超的傢人,梁傢避居澳門,逃過了一場滅門之災。梁啓超衹身亡命東瀛,開始了長達十幾年的流亡生涯,李惠仙成了整個梁傢的支柱。在幾個月內,梁啓超給她寫了六、七封傢書,高度贊揚她在清兵抄傢時的鎮定表現,鼓勵她堅強地活下去,並告訴她讀書之法、解悶之言,萬種濃情凝於筆端。有一封信這樣寫道:
  
  ……南海師來,得詳聞傢中近況,並聞卿慷慨從容,詞聲不變,絶無怨言,且有壯語,聞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為任公閨中良友矣。
  
  後兩人在日本得以重聚。李惠仙既溫良,又賢慧,不僅在生活上關心照顧著梁啓超和他的傢人,在事業上對梁啓超也有不少的幫助。
  
  梁啓超生於廣東,官話說不好,為此曾吃過不少虧。"戊戌變法"初期,梁啓超已名噪京城,光緒帝久聞其名。但在召見他時,因梁啓超不諳官話,彼此難以交流,光緒帝大為掃興,結果衹賞了他個小小的六品銜。這也促使梁啓超痛下决心學好官話。李惠仙自幼長在京城,官話說得自是流利。自她來日本後,梁啓超便請夫人教他學習官話。夫妻二人,婦唱夫隨,不消多時,梁啓超的口語水準大有長進,在社交場合就得心應手了。
  
  梁啓超與李惠仙一嚮敬愛有加,做了一輩子夫妻,衹吵了一回架,梁啓超卻為此悔恨終生。在李惠仙彌留之際,他對大女兒梁思順剖白了自己的愧疚心情:"順兒啊,我總覺得你媽媽的那個怪病,是我們打那一回架打出來的,我實在哀痛至極始終不忍說,現在忍不住了,說出來想把自己的罪過減輕一點。"
  
  1924年9月13日,李惠仙因不治之癥溘然而逝。梁啓超寫下了一篇情文並茂的《祭梁夫人文》。文曰:我德有闕,君實匡之;我生多難,君扶將之;我有疑事,君榷君商;我有賞心,君寫君藏;我有幽憂,君噢使康;我勞於外,君煦使忘;我唱君和,我揄君揚;今我失君,衹影彷徨。
  
  天涯知己何蕙珍
  
  1899年底,梁啓超應康有為之請,赴美國檀香山辦理保皇會事宜。一日,檀香山一位加入保皇派的僑商設傢宴招待梁啓超,引來了一段刻骨銘心的感情糾葛。
  
  梁啓超進入何傢大院,出迎的除主人外還有一年輕女子。她是僑商的女兒,叫何蕙珍,芳齡二十,從小接受西方教育,16歲便任學校教師,於今已有4年,英文極好,因今天有西洋人參加宴會,由她做梁啓超的翻譯。
  
  賓主落座,何蕙珍便挨著梁啓超坐下,不時有一股淡香飄入梁啓超的心腑。多年來,除了妻子李氏外,他還沒有與一個女子這樣接近過。席間,何小姐頗為活躍,她廣博的學識,不凡的談吐,尤其是她對梁啓超著述的熟稔,使在座者大感意外。整個宴會仿佛成了何小姐與梁啓超的對語,而他們兩人,也如相知多年的忘年交一般。
  
  席將罷,何小姐又將她在報上替梁啓超辯護的文章原稿拿來給他看,並說:"這是我代先生筆戰起草的英文中譯稿,請先生惠存並予指教。"接過何小姐的手稿,梁啓超吃了一驚,他多日的疑惑頓時冰釋。原來,梁啓超剛到檀香山時,到處奔走演說。清廷駐檀香山領事館買通了一傢當地的英文報紙,不斷寫文章攻擊梁啓超。梁啓超心中不服,苦於不懂英文,不能回擊,衹好置之不理。
  
  不料此後不久,竟出現一樁怪事,另一傢英文報紙上連載為梁啓超辯護的文章,文字清麗,論說精闢。顯然,作者對梁啓超的經歷和著述瞭若指掌,但文章未署作者姓名。今日真相終於大白,原來那些為自己辯護的文章,竟都出自眼前這位華僑小姐之手。
  
  臨別時,何蕙珍含情脈脈言道:“我十分敬愛梁先生,今生或不能相遇,願期諸來生,但得先生賜一小像,即遂心願。”
  
  數日後梁啓超踐約將照片贈與何小姐,何小姐亦投桃報李,回贈親手織綉的兩把精美小扇。梁此時已墜入情網,幾近癡迷。
  
  不久,一位好友前來拜訪梁啓超,婉勸梁娶一懂英文的女子做夫人,說這樣會給他的事業帶來極大的幫助。梁啓超沉思片刻,隨即言道:"我知道你說的是誰。我敬她愛她,也特別思念她,但是梁某已有妻子,昔時我曾與譚嗣同君創辦'一夫一妻世界會',我不能自食其言;再說我一顆頭顱早已被清廷懸以十萬之賞,連妻子都聚少散多,怎麼能再去連累人傢一個好女子呢﹖"
  
  又過了數日,何小姐的英文教師宴請梁啓超。席間見到何蕙珍,梁啓超心情極為復雜,不敢觸及敏感話題。倒是何蕙珍落落大方,談吐自如。分手之時,何小姐說:“先生他日維新成功後,不要忘了小妹。但有創立女學堂之事,請來電召我,我必來。我之心惟有先生懂”
  
  世上難道還有比這更直接的表白嗎﹖梁啓超心醉了。他不忍再呆下去,輕輕說了聲“珍重”,便連忙離去,其情景有如逃奔。
  
  他在理智上剋製了自己,但內心深處的感情卻不能自欺。這期間,他陸續寫了24首情詩,以記述對何蕙珍的贊美、思念和無奈之情,把對何蕙珍的深深愛慕融入詩篇之中,其中有一首這樣寫道:
  
  頗愧年來負盛名,天涯到處有逢迎;
  
  識荊說項尋常事,第一知己總讓卿。
  
  梁啓超不願把這件事繞開自己的結發妻子。他在1900年5月24日的一封傢書中,把檀島奇遇說與李惠仙知。在信中,他煞費苦心地講述著對何蕙珍的態度,表示自己忍痛做出"萬萬有所不可"的决定。李惠仙讀了梁啓超的信,自然氣惱,她給梁啓超寫了一封回信,大意是說:你不是女子,大可不必從一而終,如果真的喜歡何蕙珍,我準備稟告父親大人為你做主,成全你們;如真的像你來信中所說的,就把它放在一邊,不要挂在心上,保重身體要緊。
  
  李惠仙要把問題交給梁啓超的父親梁寶瑛去處理,因為她知道梁父是决不會同意他娶小的。夫人此舉讓梁啓超著了慌,他急忙復信,求妻子手下留情,並再三嚮夫人表白,對何蕙珍已“一言决絶,以妹視之”。信中說:
  
  此事安可以稟堂上﹖卿必纍我挨駡矣;即不挨駡,亦纍老人生氣。若未寄稟,請以後勿再提及可也。前信所言不過感彼誠心,餘情繾綣,故為卿絮述,以一吐胸中之結耳。以理以勢論之,豈能有此妄想。吾之此身,為衆人所仰望,一舉一動,報章登之,街巷傳之,今日所為何來﹖君父在憂危,傢國在患難,今為公事遊歷,而無端牽涉兒女之事,天下之人豈能諒我……任公血性男子,豈真太上忘情者哉。其於蕙珍,亦發乎情,止乎禮義而已。
  
  梁啓超最終以理智鎖住情感,結束了這場苦戀。促使他做出這種選擇的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內形勢急劇惡化,鬥爭十分殘酷,他已沒有時間沉溺於兒女私情。
  
  後來,在梁啓超任民國司法總長時,何蕙珍又從檀島來北京,欲與之結秦晉之好。但梁啓超衹在總長的客廳裏招待何蕙珍,她衹好怏怏而返。李惠仙病逝後,何蕙珍也從檀島趕來,但梁啓超仍然婉辭。
  
  梁啓超的這一做法,對何蕙珍來說似乎有點薄情,以至何蕙珍的表姐夫、《京報》編輯梁秋水也責備梁啓超"連一頓飯也不留她吃"。
  
  "小妾"培育9名子女成材
  
  據《革命逸史》所記,李惠仙與梁啓超結婚時,還帶來了兩名丫環,一個叫阿好,一個叫王來喜,王來喜即王桂荃。阿好脾性不好,又不聽使喚,不久便被梁傢趕出了傢門。而王桂荃則聰明勤快,深得梁氏夫婦的喜歡,傢中事務甚至財政都由她掌管。1903年她成為梁啓超的側室。
  
  對於這樁婚事,大概是考慮到有悖一夫一妻製的主張,梁啓超從不張揚,盡量諱避。他在信中提到王桂荃時,多稱"王姑娘"、"三姨"或"來喜"。衹是在1924年,李惠仙病重,王桂荃又懷上小兒子思禮,適值臨産時,梁啓超在寫給好友蹇季常的信中,首用"小妾"之稱。
  
  但是,梁啓超所有的孩子對王桂荃的感情都非常深,他們管李惠仙叫媽,管王桂荃叫娘。
  
  梁思成後來回憶他小時候的一件事時說,有一次他考試成績不好,李惠仙氣急了,用綁了鐵絲的雞毛撣子他。王桂荃嚇壞了,她一把把梁思成摟到懷裏,用身子護著他。當時李惠仙還在火頭上,收不住手,雞毛撣子一下下地在了王桂荃的身上。事情過後,王桂荃拉住梁思成,用很溫和、很樸素的話教育他,讓他好好讀書。
  
  在復雜的政治激流中,梁啓超的思想經歷了巨大的轉變,他頭腦中描繪的政治藍圖也由君主立憲製完全轉變為民主共和製。1915年袁世凱復闢後,他又站出來反對帝製。梁啓超始終追隨著時代的步伐,肩負起天下興亡的重任。而使他始終無後顧之憂的,則是在他背後默默支持他的兩位夫人。在李惠仙、梁啓超去世後,留給了王桂荃9個孩子。
  
  在這之後的歲月裏,王桂荃一人照顧全家上下,梁傢的孩子們從王桂荃的身上學得了更多的勤奮。梁氏的9個子女多從事科學工作,並涌現出三位院士:建築學家梁思成,考古學家梁思永在1948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首屆院士,航太專傢梁思禮1993年也當選為中科院院士。
  
  1968年,85歲的王桂荃,在"文化大革命"中與孩子們四散分離,最後在一間陰暗的小屋中與世長辭。她是中國尋常女性的縮影,但她又是一個很不尋常的女人。
  
  “文革”後,梁傢的子女們,在梁啓超與李惠仙的合葬墓旁種下了一棵母親樹,立碑紀念這位培育了數名棟梁之材的平凡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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