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中國  (1930年六月13日～2021年十一月2日)

姓：	李
名：	澤厚
籍貫：	湖南寧鄉
出生地：	湖南長沙
去世地：	美國科羅拉多
陵墓：	2021年11月2日
 美學 aesthetics： 《美的歷程》 九十李澤厚 最後的訪談 | 封面人物 李澤厚的湖南故鄉情 閱讀李澤厚 Li Zehou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李澤厚（1930年6月13日－2021年11月2日），男，湖南寧鄉人，中國哲學家、美學家、中國思想史學家。曾擔任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華東師範大學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德國圖賓根大學、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密歇根大學、科羅拉多學院、斯沃斯莫爾學院客席教授、客席講座教授，臺北中央研究院客席講座研究等職。曾任第七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七屆全國人大教育科學文化衛生委員會委員。

簡歷
1930年出生於湖南長沙。
1948年畢業於湖南省立第一師範。
1954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
1955年畢業於北京大學哲學係，在美學大討論中嶄露頭角，50年代以重實踐、尚“人化”的“ 客觀性與社會性相統一”的美學觀卓然成傢。
文革以後在哲學、美學和思想史方面均有所建樹。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美的歷程》、《華夏美學》《中國古代、近代、現代思想史論》等作品,影響巨大。
1989年因同情青年學生，事後被中國政府和文人批判。
1992年初獲準移居美國，曾任教於美國科羅拉多學院（Colorado College）。
2006年在有關施琅問題的討論中，他提出了李自成如果勝利了，要比滿清強很多的觀點，受到知識界部分人的質疑。
李澤厚 - 學術思想

李澤厚在演講
李澤厚的學術探索，對20世紀後半期中國美學具有重要影響。這種重要性，首先不在於他對具體學術問題富於新意的闡釋，而在於他作為哲學家的宏觀視野在美學學科建構過程中發揮的獨特作用。他率先肯定實踐對審美主體和審美對象的本體地位，推動50-60年代的美學討論超越了心—物二元對立的反映論模式。他通過康德研究建立了“主體性實踐哲學”，其中對使用、製造工具的物質實踐作為社會存在本體地位的強調，以及對於歷史唯物論作為馬剋思主義哲學核心地位的正面肯定，在80年代初具有雙重積極意義，那就是，強調實踐的主體性，有助於消解庸俗唯物論的影響，強調實踐的物質性，有助於消解鬥爭哲學的影響。“主體性實踐哲學”對個體主體性的領悟，使其所謂社會、實踐等範疇顯示出區別於同時代其他哲學教科書的特殊活力。當然，這種領悟與其立足於整體性的理論視角之間也形成了某種緊張，但這種理論緊張對年輕一代的理論思考卻形成了特殊的刺激效應。為了消除這種緊張而創構的“積澱”學說，雖猜想多於證明，卻也産生了廣泛影響。進入90年代，他又提出“情感本體”的觀念，體現出追蹤時代潮流的努力，衹是這個觀念沒有帶動其既有體係的整體性嬗變，也沒有成為新的理論建構的闡釋起點，而基本上停留在感性詠嘆的層面。
美學新理論
李澤厚登上美學舞臺之初，是以朱光潛為主要批判目標的。但50-60年代的大環境决定了朱光潛不批自倒的地位，因此，真正成為李澤厚新理論確立之障礙的，主要是蔡儀的唯物主義美學。
李澤厚認為，作為個體的人之所以能夠從審美的角度欣賞自然，是因為作為類的人的“實踐”改變了自然與人之間的關係，使本來是與人對立的自然變成了某種程度上是為人的自然，所謂“人化的自然”。探求美的本質，主要不能依據個體心理意識層面的所謂反映，而應依據群體人類物質實踐層面的創造。這種實踐的創造是過程性的，所以對美的本質的透視，不能局限於個體美感對它的橫嚮的認識關係，而還必須轉嚮縱嚮的美的歷史生成過程。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李澤厚批評說：“‘人’在蔡儀這裏也僅是作為鑒賞者、認識者而存在，根本沒有看到‘人’同時也是作為實踐者、對現實的改造者的存在。”在“‘美’的誕生”、同時也是文化與文明的歷史發生過程中，消極被動的、作為映現工具的“心”或曰“美感”，順理成章地轉化成了創造歷史、也創造自身的“人”，其活動範圍拓寬了，僵化的心—物對立得以消解。“實踐”作為聯結主體與客體的橋梁，使人作為主體與自然作為客體的相互對話與交流，從而也是更高層次上的統一成為了可能。

李澤厚
主體性實踐哲學
70年代中期和80年代初，李澤厚通過對康德哲學的批判性研究，提出了“主體性實踐哲學”的口號，並以此為前提，對有關美學的諸多問題進行了新的探索。“主體性實踐哲學”將李澤厚自己50-60年代所倡導的“實踐”範疇中潛含的“主體性”內涵突出了出來，使作為歷史主體的行動着的“人”成為了哲學關註的焦點。就當代中國美學的學科發展來說，“實踐”觀點的意義在於推動美學擺脫了靜態的認識—反映模式，“主體性”觀念的意義，則是明確了審美活動內在的自由本性，並有效地推動中國美學突破長期以來所習慣的哲學—文藝社會學閾限，嚮人類學、文化學、歷史學、深層心理學等多學科開放。
在基本理論視角上，“主體性實踐哲學”與“實踐美學”仍然一脈相承。儘管承認主體存在着群體與個體兩個不同層面，但“主體性”範疇仍主要是在與“類本質”的聯繫中加以確定的：“這種主體性的人性結構就是‘理性的內化’（智力結構）、‘理性的凝聚’（意志結構）、‘理性的積澱’（審美結構）。它們作為普遍形式是人類群體超生物族類的確證。”就此而言，個體的生存活動，無論多麽重要，也仍然扮演的是負載工具、顯現形式的角色。50-60年代的“實踐美學”將“本質”的决定權係於作為類的物質性實踐，這種傾嚮在“主體性實踐哲學”中依然如故：“這並不是說人的主觀意志、情感、思想不重要，不起作用，而是說從哲學上看，它們不能在美的最終根源和本質這個層次上起作用。……‘人’更明確是指人類，而不是指個體、個人。”
“積澱”說

李澤厚
一方面是堅持理論的整體性視角，強調製造——使用工具的物質性實踐及相應的群體、理性之類概念的本體地位，另一方面，又試圖給這種整體性框架灌註新的活力，給個體性留下適度的活動空間。這種雙重性努力决定了“主體性實踐哲學”的內在緊張。“積澱”觀念某種意義上就可以視作這種內在緊張的結果。“積澱”觀念中，能夠看到康德先驗認識形式、榮格心理原型等學說的影響，但在根本上，它是“實踐美學”—“主體性實踐哲學”自身邏輯發展的結果。李澤厚將對象世界的審美屬性與主體自身的審美能力都建立在實踐的基礎上，但又強調這種實踐的抽象總體性，強調其對具體主體活動間的超越關係。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即抽象總體性的實踐是通過什麽途徑影響具體對象的審美屬性及具體社會成員的內在文化—心理結構的？也就是說，“實踐”範疇對於僵硬的心—物對立、主—客對立以及主體自身感性—理性對立的超越都存在着如何具體落實的問題。對於50-60年代的“實踐美學”而言，這個問題還不突出，因為那時的個體及具體完全被籠罩在總體性的陰影之下，但是，對於明確承認了主體性的個體和群體兩個不同層面的“主體性實踐哲學”來說，這個問題就無法回避了。“積澱”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誕生的。
不論是具體自然物的審美屬性，還是具體個體內在的文化—心理結構或審美形式感，都不是總體性的物質實踐活動所能直接創造的，也不是在這種實踐活動基礎上抽象出來的認識理性或道德理性所能直接設計的，這種决定必然經過個體活動的中介。
“積澱”說的目標，就是既論證這種總體性實踐作為本體對具體審美活動作為現象的决定地位，同時也對個體的地位和作用給予充分的肯定。“要研究理性的東西是怎樣表現在感性中，社會的東西怎樣表現在個體中，歷史的東西怎樣再現在心理中。後來我造了‘積澱’這個詞，就是指社會的、理性的、歷史的東西纍積沉澱了一種個體的、感性的、直觀的東西，它是通過‘自然的人化’的過程來實現的。”李澤厚對“積澱”的具體形態、類型、方式和途徑等，都曾從不同角度進行過某些解釋，總體上看，這些解釋還屬於猜想性質的，因而在産生廣泛影響的同時，也受到衆多非議。作為哲學闡釋，是否具備實證性根據並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意在消解糾正“實踐美學”忽視個體歷史地位的傾嚮，從而消解“主體性實踐哲學”內在理論緊張的“積澱”之說，其思路，仍然是從起源過程中尋求本質的奧秘，是從外在工藝—社會結構中尋求內在心理的奧秘，它對於文化進程的描述，仍然是片面強調由歷史而現實，由群體而個體的單嚮度傳遞過程。就此而言，“積澱”說沒有能夠真正化解“主體性實踐哲學”因為既要肯定個體地位又要堅持群體本位立場而産生的內在緊張。

李澤厚書籍
“情本體”概念
從80年代末開始，一種與“主體性”範疇存在着明顯氣質差異的“情本體”概念，在李澤厚的美學與哲學思考中愈來愈引人註目。“情本體”概念的提出，一方面同李澤厚早在1984年就提出的“建立新感性”的命題有繼承關係，另一方面，則同存在主義等西方現代思潮的衝擊及中國更年輕一代對“積澱”說的批判不可分。“建立新感性”強調的，是通過審美活動來塑造新的人性，在個體、感性的形式中實現理性的、社會的飛躍。因此，它與“積澱”觀念是一致的。衹是前者立足於個體接受的角度，後者則立足於群體傳遞的角度。
“情本體”與“文化——心理結構”的不同，在於後者雖不否定個體感性的存在，卻將這種存在的內容歸結為工藝—社會結構作為“工具本體”的直接延伸。由此才能理解80年代以前的李澤厚對所謂真正科學的美學的信心：“審美……的結構是社會歷史的積澱，……其具體表現形式將來應可用某種數學方程式和數學結構來作出精確的表述。”但到90年代“情本體”時，李澤厚明確承認：“‘情’是‘性’（道德）與‘欲’（本能）多種多樣不同比例的配置和組合，從而不可能建構成某種固定的框架、體係或‘超越的’‘本體’。”
李澤厚走嚮“情本體”的理由，按他自己的解釋，是因為“人類學歷史本體論”“以‘人活着’為出發點”，因而要將“使用—製造工具的人類實踐活動”“命名為‘工具本體’”。“情感本體”的提出意味着，李澤厚試圖將自己的立足點轉移到個體的精神性生存層面。但由於“情感本體”缺乏內在於類的物質實踐的規範功能，這就既使得對它的強調落入了我們前面所說的“主觀性”，又使得所謂“本體”的定位流於空泛。對此李自身也有所自覺，所以說“這個‘情本體’即無本體，它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本體’”。
李澤厚 - 文學觀點

《美學四講》
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學從一門抽象的人文學科成為影響力甚廣的中心學科。美學熱引發了人們對生活方式的反省，引發了對於革命思維、革命時尚和一些不革命的如衣着、家庭裝飾的討論。中國社會的解凍和復蘇是從這些討論開始的。
1979年李澤厚出版了《批判哲學的批判》和《中國近代思想史論》，隨後是《美的歷程》、《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中國現代思想史論》。在這些著作裏李澤厚顯示了他作為一個思想傢的鋒芒。美學熱的不斷加溫演變為後來的文化熱，思想力的輻射照耀了文化、藝術、影視領域激進的實踐者，最後彙聚成20世紀80年代滌蕩中國社會的新啓蒙運動，李澤厚以他的自由思想、理性激情和詩意的表達確立了他在新啓蒙運動中的領袖位置。李澤厚的美學和思想史論著，以及他所提出的許多概念，比如積澱、異質同構、儒道互補、實用理性、樂感文化、巫史傳統、人化自然、有意味的形式、文化－心理結構、救亡壓倒啓蒙等等，成為中國思想史的重要資源，也成為文學和藝術傢們進行創造實踐的思想資源。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趙士林說，李澤厚是在一個不能出現思想傢的時代中出現的思想傢。“20世紀中國真正産生具有創發性思想的哲學家衹有兩個，上半世紀是馮友蘭，下半世紀就是李澤厚。上半世紀有更寬鬆的學術自由的環境，誕生了魯迅、鬍適、毛澤東這樣的偉人，也産生了馮友蘭這樣的哲學家；20世紀下半葉則是很難出現哲學家的時代，東西方的冷戰，斯大林主義的盛行，嚴酷的政治鬥爭使中國社會長久呈現出凋敝之相。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中出現了李澤厚這樣的思想傢。”
20世紀50年代，身為北京大學哲學係學生的李澤厚和美學權威蔡儀、朱光潛的思想交鋒顯露了他作為一個年輕思想傢的鋒芒。李澤厚在極其艱難困苦的狀態中開始他的思想之旅。在那個集體癲狂、思想禁錮而生活凋敝的“文革”年代裏，李澤厚艱難地進行着他的思想探索，他研究康德、尼采、叔本華，研究革命、憲政和政治體製，保持了他作為知識分子的思想能力。
中國新時期的思想進程被概括為美學熱、文化熱、國學熱、西學熱。李澤厚不同的思想命題，在當時的情況下受到不同的刺激而提出，又産生不同的影響，同時也得到不同的評價。他對中國發展道路的分析，對民主化、對革命的思考引起了左右兩邊的圍攻。李澤厚堅持自己得出的結論，不被時髦的學說所左右，不因為被批評而改變思想的路徑。
李澤厚說：“看中國還是要用‘理性’的眼睛。中國那麽大、那麽復雜，用別的眼睛看都不行，用階級鬥爭的眼睛、革命的眼睛、皇帝的眼睛、痞子的眼睛、道德傢的眼睛，都不行。用簡單的、情緒化的眼睛就看不清楚。不管人們用什麽最高級的形容詞來捧中國或駡中國，我們都衹管面對事實負責任地思考。我的口頭禪是我衹對歷史負責，對人民負責。”
李澤厚 - 學術領袖

李澤厚《中國近代思想史論》
在二十世紀80年代的“文化熱”中，李澤厚當得起“學界領袖、青年導師”的稱號，他沒有任何行政職位，僅靠自己的思想、著作而引導潮流，給一代年輕學人巨大影響。他在90年代曾說，那一代大學生都是看他的書成長起來的，這話無疑是誇大了，但應該承認，就其思想影響的廣泛和深入而言，在80年代他是第一人。一部《美的歷程》一面世就風靡全國，引起廣大讀者迷狂並由此引發“美學熱”的。李澤厚把美學當成哲學的核心，憑藉提出人性的主體性哲學觀而在思想界取得領袖群倫的地位的，年輕學子對他的尊崇，其根本點也在於此。
李澤厚的脫穎而出與中國剛剛走出文化大革命有關。文革這場浩劫使中國人心驚膽戰，它的指導思想是階級鬥爭和專政的理論，是對人性和人道的徹底否定，而這又是以馬剋思主義的旗號發展出來的。李澤厚生逢其時的智慧在於提出，馬剋思主義的真正要義是一種人性的、肯定人的主體地位、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的哲學。他指出，人是這樣的一種生靈，“行為是由自己選擇，生活是由自己負責，命運是由自己决定”。他知道在馬剋思主義的重要思想來源之一的德國古典哲學中，黑格爾的思想有極大的缺陷，其整體主義抹殺了個體價值，其歷史必然性思想壓倒了個人主動性、個人的選擇和責任。他把馬剋思主義正本清源為主體性的實踐哲學，主要藉用了另一位德國古典哲學家康德的思想。
在文革結束後，李澤厚的《批判哲學的批判-康德述評》，充分展現了他的眼界、高度和深度。李澤厚把西方哲學家在20世紀初提出的口號“寧要康德，不要黑格爾”現成地搬到中國，一下子成為驚世駭俗之論；共産第二國際和德國、奧地利社會民主黨的領袖伯恩斯坦等人以及俄國的所謂“合法馬剋思主義者”都主張將馬剋思主義與康德主義相結合。當李澤厚強調康德的重要性時，他沒有交代來源，唯一提了一下的，是說自己的“主體性實踐哲學”與西方馬剋思主義創始人盧卡奇的“社會存在本體論”相接近。

《李澤厚近年答問錄》
李澤厚在90年代遠走他鄉，在美國的大學任教。在90年代中期，基於“吃飯哲學”（這是他對馬剋思主義哲學的概括和通俗表達）提出“告別革命”的口號。他的本意是要為現狀作辯護，為中國的現實發展指出一條他認為可行的出路，但結果是兩面不討好。一邊是有人批評他的立場是黑格爾的“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另一邊是有人指控他企圖否定現代中國革命的合法性。
千禧年之後，李澤厚仍然沒有淡出人們的視野中，關於新儒傢，關於“國學熱”，關於政治哲學的重要性等等話題，他不時發表自己的見解，其中不乏中肯、睿智之言。
1981年，北京大學一位研究生發表題為“試論霍布斯的政治學說”的論文，1986年，北京大學另一位研究生發表題為“評盧梭人民主權論的專製主義傾嚮”，他們的觀點遠沒有李澤厚的觀點有影響。比起李澤厚的思路，他們的思想太過超前，脫離中國人的接受水平。直到90年代，王元化發現了顧準思想的價值，將其概括為從理性主義到經驗主義的轉變，纔有對於中國近現代歷史和思想史的根本性反思。李澤厚他是中國上世紀50年代大學文科教育中最為出類拔萃之才，他沒有顧準、王元化那種現實的“疼痛感”。基於80年代中國人的實際水平，他獨領風騷是自然的，而他被超越也是必然的。
李澤厚 - 主要著作

李澤厚《論語今讀》
1、《康有為譚嗣同思想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出版）
2、《美學論集》（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出版）
3、《批判哲學的批判》（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4、《中國近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
5、《美的歷程》（文物出版社1981年出版）
6、《中國美學史》（第一捲，與劉綱紀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出版）
7、《中國古代思想史論》（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8、《李澤厚哲學美學文選》（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
9、《走我自己的路》（三聯書店1986年出版）
10、《中國美學史》（第二捲，與劉綱紀合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7年出版）
11、《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東方出版社1987年出版）
12、《華夏美學》（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出版）
13、《美學四講》（三聯書店1989年出版）
14、《世紀新夢》（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
15、《論語今讀》（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年出版）
16、《己卯五說》（中國電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
李澤厚 - 相關活動
易中天對話李澤厚：中國往哪個方向走最危險
2010年9月12日，在李澤厚先生傢中，李澤厚與易中天進行了一場對話，談古論今，縱橫捭闔。

Li Zehou (Chinese: 李澤厚; born 13 June 1930) is a Chinese scholar of philosophy and intellectual history. He currently resides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is considered an important modern scholar of Chinese history and culture whose work was central to the period known as the Chinese Enlightenment in the 1980s.

Life

Li was born in Daolin, Ningxiang County, Hunan, on 13 June 1930. (Another saying: he was born in the city of Hankou, but his family moved to Changsha when he was four years old.) He attended the Ningxiang No. 4 High School. After graduating from Peking University in 1954, he was dispatched to the Institute of Philosoph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In 1992, he moved to Boulder, Colorado, United States.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On Li's role in Chinese culture, Professor Yu Ying-shih of Princeton University has written, "Through (his) books he emancipated a whole generation of young Chinese intellectuals from Communist ideology" Li Zehou himself writes that "our younger generation longs to make a contribution to the fields of philosophy and that they are searching [for new avenues] to meet the nation's general goal of modernization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 to answer the question about what direction the world is heading."

Critic of Chinese government response to Tiananmen Square

As a result of his criticism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s response to the Tiananmen Square protests of 1989, he was labeled a "thought criminal" and confined to house arrest for three years. Following substantial U.S. official and academic pressur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granted Professor Li permission to visit the United States in 1991. Subsequently, the U.S. government granted him permanent resident status. Since 1992, Professor Li has held numerous academic positions, including appointments at Colorado College,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Swarthmore College and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being

An overriding goal of Li Zehou's work has been to promote a philosophy of the human being that was not only based on the materialistic and historical realities as analyzed and posited by Karl Marx, but which also supported the view of Immanuel Kant as to the individual's intellectual, moral and aesthetic capacities. As a core element in his analysis, he incorporates the thinking of the greats of Chinese philosophy as well. This blended and fundamentally optimistic view of humankind was a counterbalance to the views of humans during and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Li Zehou's analysis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political theory developed the following philosophical concepts: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The "Practical Philosophy of Subjectivity" is the study of the human being on two levels, each level with its own internal additional two sub-levels of content: 1) that of humankind, with both a techno-social structure and a "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ation; and, 2) that of the individual, at once a member of a society, a social class, an ethnicity, etc., and at the same time a distinct body and mind. These four dimensions interact and are interwoven.

With this construct of "Subjectivity", the most fundamental dimension is the technosocial. "Human beings first need to ensure their bodily existence before they can occupy themselves with other matters". But the cultural-psychological aspect, ritual, communal and linguistic dimension separates humans from animals.

Motor thinking

Motor Thinking is the conscious coordination of using a tool. To elaborate, the use of tools is not an instinctive biological activity, but rather one "attained and consolidated through a long period of posteriori learning from experience". The Motor Thinking process creates self-consciousness arising from the attention paid to tool making. Transmission of tool based activities to others, using primitive language, results in semantic thinking: "The forms of motor thinking gradually made way for the forms of language-led thought". Coupled with primitive language, motor thinking ultimately results in the creation of a "vague, common consciousness of being a community". which develops into the "symbolic tools of shamanic rites and ceremonies resulting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primitive human society… fundamentally different from that of the animals".

Chinese aesthetics and the relation to freedom

Li identifies four features that sum up his views on Chinese aesthetics. The concept of Music/Joy (樂: Yue/Le) holds a central place in Chinese culture, "Music is joy". Music has a civilizing effect and "prevents human emotions from developing in an animal-like fashion". Music causes "people to be on good terms with each other, promoting harmony in society". Music is linear, flows in time, and expresses emotion. From this linearity derives the second feature of Chinese aesthetics – the importance of the line in Chinese art. Li recalls that Immanuel Kant also felt was the superior aesthetic visual format. (Chinese art also emphasizes the expression of emotion and pays particular attention to rhythm, rhyme and flavor.) He then goes on to describe the third element which is the blending of feeling and reason: "imaginative reality is more significant than sensible reality." Finally, he lists the "union of heaven and humankind" and describes it as the "fundamental spirit of Chinese philosophy...the relation between human and human, and between humankind and nature." He then proclaims that "to roam with the arts" is essential to the attainment of freedom. Freedom is neither heaven-sent nor given at birth as Rousseau suggested. Freedom is established by humankind... " For Li, aesthetics are important!

Impact on conventional Chinese thought

Li also wrote critiqu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980’s. Li Zehou’s 1987 essay "The Western is the Substance, and the Chinese is for Application", turned conventional contemporary Chinese thought on its head. Li stated that Western Learning encompasses technology as well as conceptual systems and philosophies including Marxism and is the pluralistic and diverse technosocial basis of modern-day China's reality. Li Zehou concluded that the Chinese application should adapt Western Learning with Chinese traditions, influencing but not dictating the results. To paraphrase, the goal of this examination synthesis should preserve in ethics the strength and splendor of giving precedence to others before oneself; should preserve the value of intuition within the process of reasoning, and should preserve the rich Chinese culture with regard to the handling of inter-human relationships.

In "Dual Variation of Enlightenment and Nationalism", Li Zehou argues that all modern concepts such as freedom, independence human rights, which were discarded after 1919, and all Chinese traditions should be analyzed and investigated. He wrote that following a relatively long period of peace, developing prosperity and modernization, China would benefit from an examination of the West's "centuries of experience in political-legal theory and practice such as the separations of the three powers". He foresaw that the concept of freedom limited by law would protect the weak and prevent Party officials standing above the law.

Selected works

• History of Chinese Aesthetics (中國美學史), with Liu Gangji,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4 (volume 1) and 1987 (volume 2)
• The Path of Beauty: A Study of Chinese Aesthetic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Four Essays on Aesthetics: Toward a Global Perspective, with Jane Cauvel, Lexington Books, 2006
• The Chinese Aesthetic Tradition, with Maija Bell Samei,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References

External links

• "Modernization and the Confucian World", Colorado College's 125th Anniversary Symposium on Cultures in the 21st Century: Conflicts and Convergences, address given February 5, 1999
• "Li Zehou And The Marxist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High Culture Fever, UC Press Ebooks
• Interview with Li (in Chinese),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 October 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