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俄剋拉荷馬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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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赫爾利的調停活動
馬歇爾推薦赫爾利的初衷是想選一個"將支持史迪威，而且不想羅斯福原先的那些使者那樣是個兩面三刀的人"。 然而事實證明，赫爾利是個"愛出風頭、愛虛榮、無知而又傲慢"的傢夥。費正清教授也風趣的諷刺他："這個來自俄剋拉荷馬州的美國人，愛好浮誇，頭腦簡單，是一個較早出世的裏根式人物。" 他在中國的"劣跡"引來的衹能是嘲笑和唾棄。霍世亮先生也曾毫不客氣的說："赫爾利不是一個職業外交傢，也不是有軍事素養的人，他對中國政治、歷史和文化可以說基本上全無瞭解。" 而這種無知也是赫爾利失敗的癥結所在。
赫爾利的調節從1944年8月到1945年4月2日在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上公開反共為止。之後，他的調停活動很少，完全站在蔣介石一邊了。剛剛來華的赫爾利帶着羅斯福總統的使命，顯得躊躇滿志。石博思在緻巴特沃思的信中說："（赫爾利）告訴高斯說，他要到延安去見中共領導人，並且相信他能解决中國兩個對立派別之間的爭端。" 石博思認為："1944年間美國政府曾在軍事方面為促進中國的統一作了一些努力，為此任命了史迪威將軍指揮中國軍隊，但是在政治方面並沒有朝這個方向做任何努力，------這是美國政府第一次進入中國的政治圖景，赫爾利將軍是第一個在政治問題上與中國共産黨打交道的人。" 從某種意義上說，赫爾利來華代表着一個新的美國對華政策時代。從1944年到1945年3月，赫爾利頻頻活動於國共兩黨之間。1944年11月，親赴延安，與中共領導毛澤東、周恩來等談判，簽訂了一份《五點建議》〉：
（ 一）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産黨共同合作，實現國內軍隊統一，以便迅速打敗日本和解放中國。
( 二)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産黨均承認蔣介石為中華民國主席及所有中國軍隊的統帥。
( 三)中國政府與中國共産黨擁護孫中山之主義，在中國建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雙方將采取各種政策，促進和發展民主政治。
( 四 )中國政府承認中國共産黨位合法政黨，所有國內各政黨，均予以平等、自由及合法地位。
(五 )中國衹有一個中央政府和一個軍隊，中國共産黨的官兵，經中央政府整編後，將根據其等級，享受與政府軍隊同等的待遇，其各單位軍火和軍需的分配，亦享受同等的待遇。
《五點建議》是完全符合當時形勢，符合中國人民的利益。有利於盡早結束戰爭，實現國內和平；有利於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實現民主和自由；有利於避免內戰，實現國共合作。同時《五點建議》和美國在華目標暗合，所以"赫爾利對能使共産黨同意他認為極為合理的解决辦法一是感到興高采烈。" 但當他將之呈送給蔣介石時，纔恍然明白被中共"騙了"。蔣介石是絶對不會接受《五點建議》的。所以國民黨於11月17日提出三條《反建議案》〉：
一、中國國民政府為迅速打敗日本和戰後重建中國，希望保證有效的統一中國的所有軍隊。作為戰時辦法，在國民參政會開會期間，立即成為中共為合法政黨。中共軍隊作為政府軍隊之一部，在薪餉、津貼、軍火和其他分配方面，享受與其他軍隊同等待遇。
二、中國共産黨在愛國戰爭中和戰後重建中國中充分支持國民政府，將其全部軍隊交於國民政府和國防軍事委員會控製。
三、國民黨的目標-中國共産黨亦表贊成-是實行孫逸仙的原則，建立一個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並講製定政策，促進政府民主程序的進步和發展。
國民黨的三條反間議案帶有一定的迷惑性，也提出要求統一，也想建立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但實際上又把蔣介石的獨裁意圖表現得淋漓盡致。其中最明顯的是第二條，實質是要收編中共的軍隊，取消中共軍權。這是中共不能接受的。在國民大革命時期，國共合作的血的教訓造就教育中共在軍隊上、組織上要保持相對的獨立性。面對國共之間的僵局，赫爾利還是屈服於蔣介石的堅強意志之下，在調停方面變得無所作為。
二、 赫爾利為蔣賣命
赫爾利公開走上親蔣反共道路後，為蔣奔走造勢，不妨分幾方面簡述之
1、 力於解决蔣介石的心頭之患，協調中蘇關係，孤立中共。
在赫爾利之國務卿電中說："我的報告，特別是呈送給羅斯福總統的報告，將表明委員長對與蘇聯和中國共産黨一直關懷疑慮。昨天他嚮我表示感謝，因為我幫助他奠定了同蘇聯改善關係的基礎，他還頭一次對我就該問題對莫斯科進行的兩次訪問，表示贊許。" 國民黨很快與蘇聯簽訂《中蘇條約》，斯大林承諾支持蔣介石政府，"斯大林和美國領導人一樣，看來寧可支持一個虛弱的國民黨政權，而不支持一個捉摸不定的共産黨中國，也不贊成通過內戰毀掉一方。" 蔣介石更加春風得意，"美國人也沒能約束國民黨勸服蔣介石，蔣介石比以前更加桀驁不馴和反復無常，不過他對美國和蘇聯雙方都支持他畢竟是感到興奮。" 雖然美蘇都不希望中國打內戰，但實際上又在推動着內戰，中共處於相對不利的境地，"到了1945年春天，共産黨人以對影響美國的政策這一點幾乎不抱什麽希望了。" 中國局勢更加緊張。
2、為國民黨一黨專政做輿論宣傳。
毛澤東曾十分憤慨地批評赫爾利"及立體蔣介石的國民大會等項臭物捧場." 國民大會是蔣介石獨裁的表現，許多民主黨派拒絶參加，中共也公開批評該會的召開不和程序。毛澤東說："這件公案（召集國民大會），也和帝國主義者赫爾利有關係。原來這位帝國主義者是極力慫恿蔣介石幹這一手的，蔣介石的腰這纔敢於在今年元旦的演說裏稍稍硬了起來。" 赫爾利還極力為蔣介石作個人宣傳。在1945年4月5日的《新華日報》上曾刊登："他（赫爾利）常常被人問起關於蔣介石的性格和志願，他的答復是：在對日長期戰爭中，蔣介石曾運用他所能有的一切力量。雖然，他並無法西斯心理。他很想把他所有的一切權力，拋給孫逸仙博士所主張的民有、民治和民享的政府。他正在為了他的國傢而走嚮民主政府，那是他事業的目標。" 在赫爾利嘴裏，蔣介石成了"開明領袖"，而中國人民顯然是誤會了領袖的良苦用心。當時社評說："他（赫爾利）還沒有瞭解中國人民的民主要求，沒有瞭解中國的統一問題的真正癥結。" 所以赫爾利在判斷蔣介石政權上存在很大的偏差。
3，不惜餘力影響美國的政策取嚮，推動走嚮扶蔣反共道路。
赫爾利在華言行遭到了國務院的主張"顯示靈活對華政策"的反對，出現了一場激烈的爭論。在這場爭論中，三約翰即範宣德（ John carter Vincent）、謝偉思（John Stewant Service）和戴維斯（John paton davies）是現實主義政策的代表。他們多在中國呆過很長一段時間，對中國有着深入的瞭解，包括中共方面。他們主張在國共之間保持靈活的政策，决不無條件的支持蔣政權，他們對中共寄予了較大的同情和支持。雷蒙。拉登曾說："共産黨的政治主張是自由、民主和健全的民族主義，共産主義不過是在遙遠的將來才能達到的理想。共産黨是美國潛在的朋友，不過我們也很可能輕易的坐失良機。" 不幸被言中，美國政府確實沒有抓住機會。赫爾利對中國的無知再加上他的自以為是，漸漸影響了美國的决策。謝偉思認為："在1941年以前，美國官方對中共的觀點是誤解與敵視的大雜燴。" 他說"美國領導人從未充分理解或接觸中國革命的現實。華盛頓對付中國共産黨的方針幾乎沒有遲疑和搖擺過，不是中立就是極端敵視。無視中共的重要性和把它看作一個'全球'陰謀案團代理人這兩種傾嚮，對中美關係産生了可悲的影響。" 美國對中國的無知、猜忌和不信任是采取正確對華政策的重要障礙。蘇聯一直是美國行動的無形壓力。比如伊凡.耶頓就十分武斷的下結論："根據個人觀察所得直接證據，加上其他旁證，可以確立以下結論：蘇聯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在左右着它的最大衛星國-中國共産黨-的命運。" 而他所謂的個人觀察竟是"所有的正式宴會他們（蘇聯使團成員）都出席，其團長總是坐在毛主席旁邊"， 以及"前使團中一成員和一名助手經常在毛主席左右，這二小組的頭頭表面上是毛主席的私人醫生，而毛與傳說的相反，看來身體完全健康。" 僅憑這些荒誕的推理顯然是站不住腳的，看來美國對中共相當敏感，已經有點杯弓蛇影的味道了。所以赫爾利的言行剛好符合了一些人的判斷最後成為美國政府的政策而一直執行了三十年。
二
在國共之間，赫爾利為什麽會選擇蔣？中共的《五點建議》與美國對華政策是一致的。孔華潤中肯的分析國共："確實，戰地記者、軍事觀察員和外交官從共産黨控製區發來的所有報告都表明毛澤東的政策遠比國民黨的政策接近於美國人認為對中國極為重要的綱領，他比國民黨所能提供的任何綱領都重要。"另外據國務院、陸軍部、海軍部協調委員會報告："我們的政策在政治方面是旨在建立一個強大、穩定和統一的中國，這個中國有一個代表人民意願並能有效的履行其國內國際義務的政府。" 然而，國民政府顯然不是，美國方面也有認知，"該政府（國民政府）因為由一黨也就是國民黨嚴格控製，因而缺乏代表性，其治理、行政和司法機構缺乏效率，中國目前的陸軍和空軍腐敗無能，個人和財産得不到保護，言論和出版自由得不到保障。" 所以美國希望"督促目前的國民政府迅速采取具體措施，建立立憲政府，實現自由統一和團结，這對於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強國，維護遠東和平和安全是至關重要的"。 所以，《無條建議》是美國可資利用調整國共關係的有利時機，可惜赫爾利放棄了，美國對華政策在另外一條道路上越走越遠。我們該怎麽理解這次選擇呢？
首先，這是把眼光拉到美國國內，抗戰以來，美國輿論界一直十分關註中國內戰，主要報道的是國民黨方面，中共一直處於被隔絶狀態，僅有少數記名勇敢的記者到延安發回一些零星報道，如史沫萊特、斯諾等。但是對美國的輿論幾乎是不起作用的，蔣介石纔是當時的風雲人物。《二十世紀的美國和中國》中說："在1937年即毛澤東在等上天安門之前的十二年，另一位中國領袖主宰着美國的頭版新聞……《時代》雜志宣佈由於蔣委員長及夫人的勇敢而授予他們這一年度的'當年偉人夫婦'稱號"， 更有甚者，蔣介是和他的夫人被譽為"最開朗最愛國和最有能力的領導者"。尤其是1942年11月到1943年7月，宋美齡出訪美國和加拿大，一方面為中國抗戰造勢，另一方面"拉贊助"，積極鼓動美國嚮中國提供實質性的援助。1943年2月18日，宋美齡應邀出席美國國會參議院聯席會議，並作了在美國國會的最有名的演講，這是繼荷蘭女王之後的第二位女性。當時的全美各報對此演說均全文刊登，各界還發表了約3000多篇的社論和評論。所以蔣介石的攻心宣傳還是博得了很多美國人的支持，以至於"如此之多的美國人把把蔣介石的失敗和毛澤東的勝利看作是一件如此可怕的事情"。而赫爾利也受到了這些信息的潛移默化。他早已在潛意識裏接受了蔣介石作為中國的唯一領袖，而中華民國是唯一合法政府。所以在他來華之前，"親蔣"的因子在赫爾利的頭腦裏已經存在了。
其次，赫爾利和羅斯福的相互作用，我認為一方面對羅斯福的政策理解有偏差。另一方面，赫爾利的行為又對羅斯福的决策産生了消極影響。赫爾利來華時，是作為羅斯福的私人代表，羅斯福指示的任務是
一． 擔任總統派往蔣介石委員長的私人代表
二． 增進蔣與約瑟夫·史迪威將軍間的和諧關係。
三，執行某些關於軍事補給方面的任務。
四，與高斯大使保持密切關係。
這是赫爾利作為總統私人代表的任務，而羅斯福的扶蔣傾嚮還不明顯，他仍然希望調動中國一切力量結束對日戰爭，然而史迪威不久回國，在史蔣鬥爭中慘敗，赫爾利開始致力於國共調停。羅斯福對於國共態度的變化是相當微妙。但他始終都沒有放棄國民黨，正如斯諾在會見羅斯福後說："羅斯福顯然無意拋棄蔣介石政權……羅斯福可能想把中共當作對蔣介石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以促使他走嚮革新他的政權，成為統一、進步的中國的核心。" 羅斯福對華政策長期以來比較靈活，尤其對中共方面，因為美國希望藉助蘇聯的力量約束中共，因而他自己對扶蔣反共也表現得較為謹慎。毛澤東也認為："羅斯福總統在世時，……為了美國的利益，他沒有采取幫助國民黨以武力進攻中國共産黨的政策。" 赫爾利在其中的個人作用是相當大的。他在緻羅斯福總統的信中說："我接受的指示是要阻止國民黨崩潰，扶持蔣介石的領導，統一中國軍隊，並盡可能地協助政府實現開明化，創造有利於建立一個自由、統一、民主的中國的條件" ，從言辭中可清晰看出赫爾利的立場，究竟有幾分是羅斯福的本意，又有幾分是他的發揮，似乎已很難分辨。謝偉思認為："他（赫爾利）是一個既有魄力、妄自尊大的人，他對其使命設想的極為廣泛，聲稱擁有總統授予的最徹底的全權，並在那一極為微妙對美國利益生死攸關的嚴峻形勢中，撇開國務院而完全獨立行事" 。由於赫爾利個人的主管傾嚮，他在嚮總統的匯報中存在不實之處，比如他將談判失敗推到中共身上，他說："它（國民黨）給了共産黨想要的東西，但卻沒有要求共産黨聽從國民政府的指揮，這一點我在五點協議中提出過因此在政府改革期間和之後，都仍然存在共産黨武裝發動內戰的威脅" 。中共在他的眼裏成了阻礙統一，挑起內戰的一方。這樣混淆是非的言論對羅斯福的决策起到了一些消極作用。
我還認為有一點須引起關切，羅斯福在二戰即將結束的時候，對赫爾利的干涉很少，存在客觀原因，比如二戰後，羅斯福忙於歐洲戰場，無暇東顧爾赫爾利發表四月二日公開言論距離羅斯福去世僅幾周，體力疲憊的羅斯福做出的判斷很值得懷疑，《病夫治國》中就十分尖銳地指出："（某些歷史學家）它們嚴厲地批評晚年的美國總統，他們認為，他那是在對外政治方面已經沒有看法了，衹有幾條模糊的建立在幻覺之上的行動原則。"
第三，史迪威事件的影響。赫爾利來華的背景便是使蔣矛盾白熱化；而史迪威最後終究沒能鬥得過老姦巨猾的蔣介石，沮喪回國。史迪威事件對赫爾利的影響是相當大的，一方面史迪威的失敗，從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對華政策發生了微妙變化，謝偉思認為："召回史迪威政策的意義或許可以討論，但此事標志着美中關係又倒退了一步。則是毫無疑問。" 赫爾利從中認識到"扶共"是不行的，史迪威的那套已經不被美國政府支持，而赫爾利將選擇另外一條路。資中筠教授曾說："史迪威士奬，客觀上産生裏深遠的影響，首先是嚮助蔣反共方面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 赫爾利善於見機行事，不願重蹈覆轍，衹好乖乖就範，另外赫爾利德對蔣態度是溫和的，一反史迪威的強硬作風，他從史迪威的教訓中學到："施加壓力的策略是不明智的，並正在被放棄。" 所以赫爾利從一開始就不打算壓蔣介石。在國共談判中表現得尤為明顯，赫爾利衹是讓中共的單方面的讓步，不肯嚮蔣介石施加壓力，勸其退步，所以談判失敗也是意料中的事。
第四，處於意識形態的對立，
中國共産黨從成立初便宣佈自己是一支無産階級政黨，在1921年7月的一大上，中共確立其綱領為："革命軍隊必須與無産階級以其推翻資本傢階級的政權"並在二大上明確黨的最低綱領為"打倒軍閥，推翻帝國主義的壓迫，統一中國為真正的民主共和國"所以共産黨主張的意識形態也成為中共與美合作的障礙，互相都不夠信任，自從蘇聯十月革命後，成為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傢，意識形態成為影響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重要因素。中共一直被美國政府看作是蘇共在中國的代理人，受到美國的排斥，而國民黨往往以反對共産主義博得美國的支持。1943年3約0日蔣介石發表《中國之命運》聲稱："至於自由主義和共産主義之爭，這僅僅反映了英美理論與蘇俄理論對立。這些理論不僅不符合中國民族生活之必需，而且他們已與中國本身的文明精神相對立。" 我認為關於意識形態的作用應該重視但不能過分誇大，畢竟意識形態衹是用來解釋統治者統治國傢合法性而製造出來的，真正决定國傢的仍是國傢利益，比如二戰期間，中美蘇聯關於對抗法西斯，所以意識形態的對立雖然是中共與美合作的一個心理障礙，但絶不是說中共和美國政府沒有合作的可能性。 三
赫爾利政策帶來的客觀效果是中國內戰的爆發。雖然美國和蘇聯一樣都不希望中國打內戰。範宣德曾直言不諱的說："干涉中國內戰蔣得不償失，捲入中國內戰將給我們造成嚴重睏難，而不會帶來任何好處。" 羅斯福在世時極力的調解國共，就是為了避免內戰。戴維斯說："十大使館人員沮喪-我和他們一樣憂慮-的是赫爾利使自己和美國政府越來越深入的捲入蔣和共産黨之間的生死鬥爭。" 赫爾利助長了蔣介石的內戰傾嚮，美國在中國人民心目中由"友邦"變為"內戰兇手"。著名歷史學家翦伯贊說："非常明白，假如沒有美國的運輸機和軍艦，替中國政府把軍隊運到華北和東北，即使中共要打內戰，也是沒有對手的。假如沒有美國龐大的剩餘軍火接濟中國政府，既是中國內戰發生，也不會像今天這樣殘酷。假如沒有美國一面倒的所謂調停，則中國內戰雙方，也會找到和平方法的。" 美國選擇了錯誤的路綫，適得其反捲入中國內戰的泥潭不可自拔。
美國一嚮以天賦使命自居，嚮全球推廣他的民主和自由。雖然美國采取種種方式力促"中國政府開明化，加強民主程序，規定個人基本權利，建立一個自由、統一、民主的中國"， 但扶蔣反共政策使蔣介石在獨裁道路上越走越遠。美國的理想主義目標變得遙遙無期。鄒讜在《美國在中國的失敗》中說："美國的政策是他對遠東事務的總方針的必然結果-他的理論假設和政治即到一方面的考慮。" 他認為："在國際事務中不願訴諸武力和隨時準備維護理想主義的原則，在美國的態度中是根深蒂固。人們認為它是誒國精神的精華，然而，它對美國的行動自由和選擇自由卻構成了不可避免的和無處不在的限製。"
赫爾利在華行為也影響了美國國內的局勢。以兩條路綫的爭論發端，共産主義受到極端敵視，麥卡錫主義盛行，許多主張靈活對華政策的外交專傢受到抵製，比如三約翰，赫爾利直接參加了對他們的審查。
四
回顧已經過去了半個世紀的美國對華政策，我們應該從中學到什麽？這段歷史對我們當前的對美外交又有什麽啓發？我們該用什麽樣的態度來對待？其中有很多值得反思和思考的。1945年處在中國歷史發展的轉折關頭，任何一種選擇帶來都會是截然不同的圖景。
通過這段歷史，我們更加體會到了"溝通"的重要性。美國之所以走上扶蔣反共的道路，與美國對中國的"無知"有直接關係。邁剋爾.沙勒認為："美國對華關係往往是混亂和自相矛盾的。政策方面出現各種莫名其妙的變化，反映出國傢利益的迥異赫兩國之間膚淺的相互理解。" 他說："從中美之間的交往之初，彼此之間就有誤解，這反映了中美兩國的文化和歷史有着根本的差異。彼此之間都用自己的標準和價值來看待對方的道德和進步。" 尤其是40年代中期美國一方面對國民黨存在片面的理解，另一方面對中國一無所知，雖然派觀察組到延安，但沒有給於足夠的重視。所以赫爾利的選擇也可看作是歷史的選擇，充滿了誤解和隔閡。
在美國的內部曾出現現實主義和扶蔣反共政策的爭論。我們該怎麽看這場爭論？有的學者及力頌揚外交專傢的現實主義政策。然而這兩種路綫從落腳點來說是一致的，既維護美國在遠東的利益。他們的分歧在於采取何種方式來實現最大化的利益。扶蔣反共政策也是為了維護美日在華利益，衹是在客觀效果上損害了美國的利益，使美國在遠東尤其在中國變得日益被動。
另外對40年代中期美國扶蔣反共政策的形成中赫爾利的角色問題。俗語說：時勢造英雄。當然赫爾利不是英雄，但他在其中的作用是有限的，不應該誇大。他在遭遇誤解的同時也製造了很多的誤解，所以說扶蔣反共政策是各種因素合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