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熊 | ||
| 名： | 繼智 | ||
| 字： | 子真 | ||
| 網筆號： | 逸翁; 漆園老人; 升恆; 定中 | ||
| 籍貫： | 湖北黃岡縣上巴河張傢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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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十力知識之敗,慕虛名而不務潛修也;品節之敗,慕虛榮而不甘枯淡也。——熊十力名言
生平簡介
熊十力（1885-1968），原名繼智、升恆、定中，號子真、漆園、逸翁，清光緒十一年（乙酉年）1885年2月18日（農歷正月初四日）出生，湖北省黃岡人。晚年號漆園老人，黃岡（今團風）縣上巴河張傢灣人。著名哲學家，新儒傢開山祖師。幼時在傢隨兄讀書，14歲從軍，1905年考入湖北陸軍特別小學堂，在校期間，加入武昌“科學補習所”、“日知會”等反清革命團體，武昌首義後參加光復黃州，後赴武昌，被任命為湖北軍政府參謀。1917年赴廣州參加孫中山領導的“護法運動”。失敗後，决意專心從哲學研究。先後在武昌文華大學、天津南開中學、北京大學、浙江大學任教。全國解放後，"特別邀請人士"身份參加首屆全國政治協商會議，後被選為全國政協、二、三、四屆委員。1968年5月23日因病在上海逝世。
著有《新唯識論》、《原儒》、《體用論》、《明心篇》、《佛教名相通釋》、《乾坤衍》等書。其學說影響深遠，在哲學界自成一體，“熊學”研究者也遍及全國和海外，《大英百科全書》稱“熊十力與馮友蘭為中國當代哲學之傑出人物”。
熊十力有二女一子：長女幼光，在北京航空學院退休，次女是再光，現在上海居住。其子，曾就讀西南聯大，後在上海船舶研究所任職，已去世。其子有二子二女，兩女孩名分別為"原"、"儒"。而二子各育一女，命名又為"明心"、"明宗"；也是後輩對老人的紀念。據說其曾孫女熊明心是上海復旦哲學係碩士生。現免試推薦去德國了。
往事略集
熊十力自幼即與衆不同，獨具才思而又非常自尊、自信。他曾口出“狂言”道：“舉頭天外望，無我這般人。”令其父兄詫異不已。十六七歲時，他即四處遊學，當他最先讀到陳白沙的“禽獸說”時，忽起神解，“頓悟血氣之軀非我也，衹此心此理，方是真我。”並從中領悟到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絶非是趨利避害、去苦就樂等外在滿足，而在領悟人生之意義與價值，體識至大至剛之“真我”，以合於天地萬物之理。這一覺悟基本上奠定了他以後的治學方向。
辛亥革命時期，熊十力痛感清王朝政治腐朽，民族危機深重，常以范仲淹“先天下之憂而憂”一語置諸座右而自警。在博覽群書的過程中，他深迷於“格緻啓蒙”之類著作，而視六經諸子為士直。且深受明清之際王船山、黃梨洲、顧亭林等大哲之著作以及清末嚴幾道、梁啓超、譚嗣同等維新志士之論著的影響，而“慨然有革命之志”，决心為反清而奔走呼號。
1902年，熊氏為策動軍隊而投湖北新軍第三十一標當兵，白天操練，夜間讀書，並嚮報館投稿，倡導革新現實，救亡圖存。此間，他逐漸認識了宋教仁、呂大森、劉靜庵、張難先等革命志士，並在1904年共同創建第一個革命團體——科學補習所，秘密宣講革命思想，倡導反帝反清，救國救民。1906年，熊十力加入日知會，並組織黃岡軍學界講習社，聯絡各方志士，為發動起義作準備，後因事泄而遭清廷通緝，他衹好潛歸鄉裏教書。1911年，他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武昌起義，並任湖北督軍府參謀。辛亥革命失敗後，他又追隨孫中山參加護法運動。但由於軍閥政客的排擠，孫中山後來被迫離開軍政府，護法運動亦宣告失敗，這給熊十力以很大打擊。他目睹“黨人竟權爭利，革命終無善果”，內心非常痛苦，常常“獨自登高，蒼茫望天，淚盈盈雨下”。他根據自己的所歷所見，總結出：禍亂之起因皆在於軍閥官僚之貪淫侈糜。卑屈苟且，以及國民之昏然無知。於是，他下决心走出政治，“專力於學術，導人群之正見”。他認為救國之根本似乎並不在於革命，而在於學術興盛，“於是始悟我生來一大事，實有政治革命之外者，痛海以往隨俗浮沉無真志，誓絶世緣，而為求己之學”（《十力語要》）。從此以後，熊十力遂决然脫離政界，專心於“求己之學”，以增進國民的道德為己任。這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轉折。
1920年，熊十力進入南京支那內學院從歐陽竟無大師研習佛學。其間首尾三年，潛心苦修，獨具慧心，頗有創獲，而生活卻艱苦異常，唯一的一條中裝長褲，常是洗了之後要等幹了才能穿的。1922年，受梁漱溟等人的揄揚與舉薦，熊十力被蔡元培聘為北大主講佛傢法相唯識的特約講師。一到北大，他即打破“師生蟻聚一堂”之學院式教學方式，而采取古代師生朝夕相處，自由隨和的書院式教學，力主道德與學問並重，生活與學習一致。在主講《唯識學概論》的過程中，他對唯識論逐漸由懷疑而至展開批判，並開始構造他獨出心裁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
1932年，竭熊氏十年之力的煌煌巨作《新唯識論》（文言文本）出版，這標志着蜚聲中外的“新唯識論”哲學體係的誕生。但此書一出，即刻遭到佛學界人士尤其是內學院師友之群起攻擊。其師歐陽閱後痛言：“滅棄聖言，唯子真為尤”，措辭嚴厲。歐陽弟子劉衡如更著《破新唯識論》對熊氏其書進行係統破斥，指責他“於唯識學幾乎全無知曉”，並指斥其書乃“雜取中土儒道兩傢之義，又旁采印度外道之談，懸揣佛法，臆當亦爾”。熊十力自不甘沉默，立即應戰，並著成《破（破新唯識論）》一書，對劉氏之斥逐一破解。他為自己辯護說，《新》著“義既遠離唯識，旨亦上符般若”，認為自己非但沒有離經叛道，反而是對佛學的維護和發展，與歐陽等人相反的是，蔡元培、馬一浮等人卻對此書推崇備至，評價甚高。
蔡元培稱熊氏乃二千年來以哲學家之立場闡揚佛學最精深之第一人。馬一浮先生更在序言中將熊十力與王弼、竜樹並提，稱其學識創見乃超越於道生、玄類、窺基等古代佛學大師之上，真可謂推崇至極！
熊十力在為學之餘，喜善交學界朋友，與時賢如黃季剛、馬敘倫、梁漱溟、鬍適之、張東崧、張申府、錢穆、湯用彤、蒙文通、張君勱、馮友蘭、金嶽霖、朱光潛、賀麟等人，時相過從，切磋學問。尤其是與林宰平、梁漱溟二人曾在一段時間裏交往甚密，“無有睽違三日不相晤者。每晤，宰平輒詰難橫生，餘亦縱橫酬對，時或嘯聲出戶外。漱溟則默然寡言，間解紛難，片言扼要。餘嘗衡論古今述作得失之判，確乎其嚴，宰平戲謂曰：老熊眼在天上。餘亦戲曰：我有法限，一切如量。”
這種詰難攻訐的論學方式，使熊氏受益匪淺，他的許多論點就是在這種辯難中産生和完善的。更有趣的是熊十力與同鄉人廢名（馮文炳，文學家）的交往，據他回憶說，兩人一當相遇，必是口舌相加，每當爭論起學術問題來，經常是各不相讓，始則面紅耳赤，大叫大嚷，繼則扭成一團、拳腳相加，最後是不歡而散，然過一二日再聚時，則又談笑風生，和好如初，如此狂怪而又豁達大度之人，真可謂古之罕有，今亦絶無！
抗日戰爭爆發後，熊十力並沒有隨北大南遷昆明，而是先回原籍黃岡，繼則避難四川，任教於馬一浮主持的樂山復性書院，講授宋明理學。此時的熊十力，雖身處後方，卻痛感外侮日迫，族類益危，常因想起淪陷區同胞之苦辱而禁不住失聲痛哭。為此，他撰寫了《中國歷史講話》一書，大講漢、滿、蒙、回、藏五族同源，意在為各民族團结一心、共同抗日提供理論與歷史依據。
1943年，他接到北大校長蔣夢麟聘他為文學院教授的聘書，並被特準可暫時不到校上課。此間，因與馬一浮先生學術見解不合而移居梁漱溟在重慶北碚的勉仁書院。值此民族危亡之秋，熊十力將其滿腔真情都傾註在中華文化的存亡絶續之上。
他認為，一個民族要生存下去，必須要有自己的哲學，自己的文化。為此，他開始投入更多的精力研究儒傢學說，並寫成《讀經示要》等關於儒學的著作。他對鬍適等人“全盤西化”的主張多有批判，但又不沉迷於聖賢經典之中，而是對傳統儒學作較徹底的反思，並吞吐百傢，融鑄儒佛，獨創一思辨縝密的中國化的哲學，1944年，熊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殺青付梓，由重慶商務印書館作為中國哲學會中國哲學叢書甲集之第一部著作出版。此書是熊氏最主要的哲學著作，它標志着熊十力哲學思想體係的完全成熟。如果依據文言文本尚可把熊氏看成“新佛傢”學者的話，那麽，以語體文本為界，則應當視其為“新儒傢”學者。此書與稍後出版的《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等書一起，構成了熊十力新儒傢哲學思想的主要內容。
1948年，國共戰事日激，國民黨節節敗退。是年秋天，熊十力移住廣州郊外化竜鄉黃民庸傢。全國解放前夕，熊氏曾彷徨不安，他本意很想回北大或老傢湖北的武漢大學，專心治學，但又心存疑慮，曾動念去印度或港臺。但令他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共産黨並沒有忘記他這位時賢大哲。
1949年10月在廣州解放之後第十天，他的老朋友董必武、郭沫若即聯名電邀熊先生北上，共商國是，並同時關照沿途各級政府，熱情接待，妥善安排。次年3月，熊十力抵京，政務院秘書長齊燕銘到車站迎接。追往思昔，想起 1937年“七·七”事變後扒煤車逃離北平而路遇暴雨，渾身濕透的凄景，熊十力真是百感交集，思緒翻滾。他由此確信：中國人民真的站起來了！祖國任人宰割的歷史從此將一去不復返！
熊十力抵京後，由政府安排住在什剎海後海大金絲套的一所小四合院，直到1954年離京為止，此處風景宜人，且毗鄰多為舊日好友如梁漱溟、林宰平、張申府、賀麟等，而舊時弟子亦時常登門拜謁；同時，黨內外許多高級人士如董必武、郭沫若、林伯渠、徐特立、李濟深、陳銘樞、艾思奇等新朋舊友也常來探望，這使熊先生心情甚為舒暢。在這難得的安定環境中，不但繼續著書立說，先後寫就《與友人論張江陵》、《與友人論六經》、《新唯識論》刪定本和《原儒》上捲等，而且他還非常關心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多次緻函毛澤東、周恩來、董必武等中央領導人，為新中國的文化建設出謀劃策。1954年，因各種原因，熊十力漸感孤獨，同時亦難耐北方鼕天寒冷乾燥的氣候，遂於是年底移居上海。熊十力定居上海後，仍筆耕不輟，1956年完成了《原儒》一書的下捲，並將上下捲同時印刷出版。全書共33萬餘字，重點發掘了儒學中有價值的部分，並按照自己的理解，以“六經註我”的精神，重新闡釋了儒學經典和儒學史。這一巨著是熊十力作為新儒傢學者的又一重要成果，繼此書之後，熊十力又以超凡的毅力和速度完成了《體用論》、《明心篇》、《乾坤衍》等著作的撰寫，前後共8種，凡130萬言，真可謂老驥伏櫪、壯心不已！
然而，在狂飈數起的中國當代社會中，和絶大多數中國知識分子一樣，熊十力亦不可能完全置身世外，埋頭書齋。他的著作被當作“反動復古主義”而遭到批評，先前的老友和學生也多數被打倒、批判，其餘的也發發自危。在左傾之風愈颳愈緊的日子裏，熊十力愈來愈感到孤獨和迷茫。他明顯地衰老了，目光不再如以前那般炯炯有神，談吐不再像以前那般瀟灑自如，情緒也不再像以前那麽熱烈激昂了，他常獨自一人端坐桌邊，面前放上一疊白紙，手中握枝禿筆，神情專註，似有萬千心事訴諸筆端，卻又無從下筆，良久呆坐。唯與古聖先賢如孔子、王陽明、王船山等心儀神交，稍可慰藉。他對“左”的一套極為反感，卻又無可奈何。在萬般悲苦中，他曾作一聯寄友人：“衰年心事如雪窖，薑齋千載是同參。”足可表達其晚年心境之凄諒！
左傾之風愈演愈烈，批鬥運動亦步步升級，隨之而來的就是那場曠古絶後的人間浩劫。1966年夏，當熊十力在《人民日報》上看到《橫掃一切牛鬼蛇神》一文時，傷感至極，他痛徹地感到：不但他的書無法再寫下去，更悲慘的是，連同他所承繼的國學亦將瀕於絶滅，國傢民族將陷入苦難的深淵。傢被抄了，人被批鬥，人妖顛倒，是非不分，天昏地暗，萬物蕭殺。處此艱厄之境，他的精神再也無法承受而漸至錯亂。他不斷地給中央領導人寫信，硬讓傢人寄出去，還經常寫很多小紙條，甚至在褲子上，襪子上都寫着對“文革”的抗議。他常常穿着一件褪了色的友布長衫，扣子全無，腰間胡亂地紮一根麻繩，獨自一人到街上去或公園裏，跌跌撞撞，雙淚長流，口中念念有詞“中國文化亡了！”“中國文化亡了！”然而，街市熙攘，人皆自危，沒有人來理會他，也沒有人對他口中所念有絲毫的驚異。於是，這位曠世奇哲和千千萬萬的文化人一樣，被殘酷地淹沒在一個殘忍地踐踏文化的所謂“文化大革命”的濁流之中。
1968年5月23日，熊十力因患肺炎而心力衰竭，在上海虹口醫院病逝，享年84歲。
哲學觀點
熊十力主要的哲學觀點是：體用不二、心物不二、能質不二、天人不二。他 所謂“體”是“心體”、“性體”，即人的生命存在的本體、宇宙萬物之本根及其生生不息的源頭活水，在一定意義上也是道德的本體和道德的主體。所謂“體用不二”，也就是肯定生命的意義和人生的價值，是為了在物欲橫流的世界重新尋找“人生本質”和“宇宙本體”。熊氏認為，吾人與天地萬物所同具的仁心本體，內藴着極大的力量，可以創造出、生化出整個人文世界。他高揚了仁心本體剛健、創生的特質，實際上是以積極的人生態度、生命意識和人本精神去面對世界，創造世界，同時又主張不被人們創造出來的物質世界和人文建製所異化、所遮蔽，以致忘 卻、淪喪了人之所以為人的根蒂。
熊十力是我國現代哲學史上最具有原創力、影響力的哲學家。他奠定了現代新儒學思潮的哲學形上學之基礎。他的“體用不二”之論，成為整個當代新儒學思潮“重立大本、重開大用”和“保內聖，開新外王”的濫觴，亦成為這一思潮的基本思想間架。熊十力的全部工作，簡要地說，就是面對西學的衝擊，在儒學價值係統崩壞的時代，重建儒學的本體論，重建人的道德自我，重建中國文化的主體性。他的學生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正是在他的精神感召之下，沿着他開創的精神方向和他奠立的形上基礎而加以發皇、擴展、深化、揚棄的。學界把他們師弟視為現代新儒學思潮的中堅。
綜觀熊十力哲學，大致經歷了由融儒入佛到儒佛同參，再到融佛入儒、歸宗儒學的演進歷程。其一生為學，融貫中西，平章華梵，摒棄陳說，絶少依傍。其“新唯識論”哲學思想體係建構宏偉，構思奇巧，富有創發，獨具特色。他是新儒學發展歷程中，繼梁漱溟之後，極具開創性的一代大師。其哲學思想雖有不少局限，但他以其廣阔的文化視野，獨具的哲人慧思，提出並力求解决的人生問題與文化問題，諸如人的終極關切、人與自然的關係、人的睏惑和疏離等，仍是人類現在乃至以後所面臨而必須解决的問題，而他憑着對生命存在的獨特體驗，所作出的對人的內在的道德自覺、價值自覺、文化自覺的闡揚，又為人類開創了一條探尋價值的新路，而具有普遍的世界意義。正因為如此，熊十力的哲學思想纔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越來越廣泛的註意和重視。
治學精神
我們看近現代主流學術，乃是形成了一種社群運作規程的科學活動。其本質上是科學性的、社會化的。雖然學術觀點盡可以不必相同，但總有共同的紀律，共同的儀式，共同的關切點，共同的信念，甚至共同的刊物陣地、學會組織或師友網絡，帶領着、推動大傢做學問，你來我往地解决問題，開展學術，形成大致相同的理路與處理問題的方法，形成知識階層存在的社會科層化、有序化與自律化機製。
再者，學術人作為一種生活方式一旦形成，有關生活的種種因素自然有時也不免滲入理論的興趣或知性的興趣，甚而主宰這些興趣。利害的權衡、權力的攫取、聲名的誘惑，甚而利祿的直接導入，都難免有時使學術人在這個網絡結構中，以學術為手段，為取勝而研究，為占地盤而著書立說。如此一路研究下來，著書立說下來，久而久之，亦能成為一大宗師，成一大格局。說得通俗一點，即叫做“吃學術飯”。
又有一種學術，也講規則，講學理，同時也對於時代問題有相當的回應與投入的關切。衹是，他們的關切，或他們的“問題意識”，端賴外緣條件給他們提出、給他們刺激，他們就像一些“發燒友”或“應聲蟲”，一個時期這樣，一個時期又那樣。這難說是真實的 “問題意識”與“存在感受”。因為這些東西不是從他們的生命中自本自根地長出來的，因而這種學術缺乏長時段的大願力，缺少了一份諸如熊十力所說的“窮深研幾”之功，說到底，乃是缺乏熊先生所說的“孤往精神”。
熊著《十力語要》說：“人謂我孤冷。吾以為人不孤冷到極度，不堪與世諧和。”他將王船山與李恕𠔌拿來作一對照：“船山正為欲宏學而與世絶緣。百餘年後，船山精神畢竟灌註人間。……然則恕𠔌以廣聲氣為宏學者，毋亦計之左歟。那般虜廷官僚，鬍塵名士，結納雖多，惡足宏此學。”熊氏認為，“恕𠔌忍不住寂寞”的背後，其實骨子裏正是“實伏有馳鶩聲氣之邪欲而不自覺。”所以“恕𠔌衹是太小，所以不能如船山之孤往。……凡有志於根本學術者，當有孤往精神（捲四）”。
十力先生提倡“孤往精神”，正是對於他的那個時代痛下針砭。他又說：“中國學人有一至不良的習慣，對於學術，根本沒有抉擇一己所願學的東西。因之，於其所學，無有甘受世間冷落寂寞而沛然自足不顧天不顧地而埋頭苦幹的精神於中的生趣。如此，而欲其學術有所創闢，此比孟子所謂緣木求魚及挾泰山以超北海之類，殆尤難之又難。吾國學人，總好追逐風氣，一時之所尚，則群起而趨其途，如海上逐臭之夫，莫名所以。曾無一剎那，風氣或變，而逐臭者復如故。此等逐臭之習，有兩大病。一、各人無牢固與永久不改之業，遇事無從深入，徒養成浮動性。二、大傢共趨於世所矜尚之一途，則其餘千途萬途，一切廢棄，無人過問。此二大病，都是中國學人死癥。（下文舉例如前清考據之風、新文學、科學主義等，略）逐臭者，趨時尚，苟圖媚世，何堪恬淡。隨衆勢流轉，僥幸時名，何堪寂寞。逐臭之心，飄如飛逢，何能專一。自無抉擇之習，唯與俗推移。無所自持，何能恆久。故一國之學子，逐臭習深者，其國無學，其民族衰亡徵象已著也。而中國人喜逐臭，而不肯竭其纔以實事求是，喜逐臭，而不肯竭其纔以分途並進，喜逐臭，而不肯竭其纔以人棄我取，此甚可憂”（捲一）。
熊先生這番話，細細想來，亦不啻為我們這個時代一付清醒劑。“驚於其聲譽、震於其權威、炫於社會上千百無知之徒之展轉傳說，遂從而醉心焉，此愚賤汗鄙之尤。少年志學，寧當爾哉。天下唯浮慕之人，最無力量，决不肯求真知。吾不願汝為此也。汝好名好勝，貪高騖遠，不務按部就班工夫。一日不再晨，一生不再少，行將以浮慕而畢其浮生，可哀也哉（捲四）”。今天真正有志於學的青年，對於這一番告誡，當反諸己，思之再三。
學術獨立與自由，說到底，是一個內心的自由問題。中國傳統的辭語叫做“自得”，義涵似長。在解構了外在的教條主義權力言說方式之後，另有多元的價值與多元的聲音，有時竟匯成一場嘈雜的雞尾酒會。會中人各持酒杯、自成圈子。你肯不肯嚮隅而坐？
友人追憶
一九一九年我任北京大學講席時，忽接得熊先生從天津南開中學寄來一明信片，略雲：你在《東方雜志》上發表的《究元决疑論》一文，我見到了，其中駡我的話卻不錯；希望有機會晤面仔細談談。不久，各學校放暑假，先生到京，藉居廣濟寺內，遂得把握快談——此便是彼此結交端始。
事情的緣起，是民國初年梁任公先生主編的《庸言》雜志某期，刊出熊先生寫的札記內有指斥佛傢的話。他說佛傢談空，使人流蕩失守，而我在《究元决疑論》中則評議古今中外諸子百傢，獨推崇佛法，而指名說：此土凡夫熊升恆……愚昧無知雲雲。
因此，見面交談，一入手便是討論佛氏之教，其結果便是我勸他研究佛學，而得他同意首肯。不多日，熊先生即出京回德安去了。
一九二０中(民國九年)暑期我訪問南京支那內學院，嚮歐陽竟無大師求教，同時即介紹熊先生入院求學，熊先生的佛學研
究由此開端。他便是從江西德安到南京的。附帶說，此次或翌年，我還先後介紹了王恩洋、朱謙之兩人求學內院。朱未久留即去；王則留下深造，大有成就，後此曾名揚海外南洋雲。
我入北大開講印度哲學始於一九一七年，後來增講佛傢唯識之學，寫出《唯識述義》第一第二兩小册。因顧慮自己有無知妄談之處，未敢續出第三册。夙仰內學院擅講法相唯識之學，徵得蔡校長同意，我特赴內學院要延聘一位講師北來。初意在聘請呂秋逸(徵，水旁)君，惜歐陽先生以呂為他最得力助手而不肯放。此時熊先生住內學院約計首尾有三年(一九二０——一九二二年)，度必飫聞此學，我遂改計邀熊先生來北大主講唯識。
豈知我設想者完全錯了！錯在我對熊先生缺乏認識。我自己小心謹慎，唯恐講錯了古人學問，乃去聘請內行專傢；不料想熊醫生是才氣橫溢的豪傑，雖從學於內學院而思想卻不因襲之。一到北大講課就標出《新唯識論》來，不守故常，恰恰大反乎我的本意。事情到此地步，我束手無計。好在蔡校長從來是兼容並包的，亦就相安下去。
熊先生此時與南京支那內學院通訊中，竟然揭陳他的新論，立刻遭到駁斥。彼此論辯往復頗久，這裏不加敘述。我自審無真知灼見，從來不敢贊一詞。
計從一九二二年熊先生北來後，與從遊於我的黃艮庸王平叔等多人，朝夕同處者歷有多年。一九二四年夏我辭北大，應邀去山東曹州講學，先生亦辭北大同往；翌年我偕諸友回京，先生也是同回的。居處每有轉移，先生與我等均相從不離，其事例不必悉數。然而蹤跡上四十年間雖少有別離，但由於先生與我彼此性格不同，雖同一傾心東方古人之學，而在治學談學上卻難契合無間。先生著作甚富，每出一書我必先睹。我讀之，曾深深嘆服，摘錄為《熊著選粹》一册以示後學。但讀後，心有不謂然者復甚多，感受殊不同。於是寫出《讀熊著各書書後》一文甚長，縷縷陳其所見！
如我所見，熊先生精力壯盛時，不少傳世之作。比及暮年則意氣自雄，時有差錯，藐視一切，不惜詆斥昔賢。例如《體用論》、《明心篇》、《乾坤演》，即其著筆行文的拖拉冗復，不即徵見出思想意識的混亂支離乎。吾在《書後》一文中，分別的或緻其誠服崇敬，又或指摘之，而慨嘆其荒唐，要皆忠於學術也。學術天下公器，忠於學術即吾所以忠於先生。吾不敢有負於四十年交誼也。
一九八三年四月二十三日於北京 作者：梁漱溟
他人評說
熊十力先生是一代大哲、現代新儒傢學派的開創者。他一生著述豐富，生前出版的著作單行本就有二十餘種，除了以《新唯識論》為代表的闡發自己融攝儒釋的哲學體係的著作以外，還包括早期的佛學著作、書信語錄集、政治歷史哲學、思想學術史方面的著作。熊先生生前陸續出版的著作單行本係列即命名為“十力叢書”。此次世紀文景公司與上海書店出版社聯合出版熊先生著作係列，仍沿用“十力叢書”的舊名，以示為完成熊先生的夙願。本次出版由熊先生的再傳弟子、著名學者羅義俊先
生擔任學術指導，在此前各種版本的基礎上重新進行了點校。並且得到了著名學者王元化先生的大力支持，王先生為叢書作了總序。此次出版將分批陸續全面推出熊著單行本，首批出版五種：《佛傢名相通釋》、《十力語要》、《十力語要初續》、《韓非子評論與友人論張江陵》、《存齋隨筆》。
一
一九六二年秋，我持韋卓民先生介紹信，往淮海中路二六八號拜見十力先生。去前，卓民先生囑告：“近年來，十力先生謝客來訪，他脾氣古怪，不知見不見你。”當我走上公寓西側一座黃色小樓，在十力先生門上看到貼着一張信箋，紙已褪色，字墨尚濃。大意說，本人年老體衰，請勿來訪。其中說到自己的身體情況十分具體，記得有面赤、氣虧、虛火上延之類的話。
我懷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敲了幾下門，開門的是一位六十上下的人。這就是當時正為他謄寫《乾坤衍》的封先生。他把我延至客廳，即持介紹信入裏間。等候了二三分鐘，十力先生從隔壁走來。他的身材瘦弱，精神矍鑠，雙目奕奕有神，留有鬍須，已全白，未蓄發，平頂頭，穿的是老式褲褂。我表示了仰慕之意，他詢問我在何處工作，讀什麽書等等。這天他的心情很好。他的態度柔和，言談也極儒雅，聲調甚至近於細弱。當時我幾乎與人斷絶往來，我的處境使我變得很孤獨。我覺得他具有理解別人的力量，他的眼光似乎默默地含有對被侮辱被損害者的同情，這使我一見到他就從自己內心深處産生了一種親和力。這種感覺似乎來得突兀，但我相信它。在我們往來的近三年內，我從未談過自己的遭遇，他也從未詢問過。直到他去世十多年後，我纔從他的哲嗣世菩夫婦那裏得悉，十力先生對我的坎坷經歷和當時的處境十分清楚，並且曾為之唏噓。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寫《熊十力二三事》
二
我是從我個人接觸來談自己的感受，我並不想以此推翻別人的說法，如說十力先生性格怪僻，脾氣不好等等。平心生前就嚮我提到一些事，我想他說的是事實。十力先生自己也嚮我講過，他在四川復性書院講學時和馬一浮發生的一次爭吵，儘管他們是相契的朋友，馬一浮還曾以蠲叟別號為他所撰的《佛傢名相通釋》簽署，為《新唯識論》寫序。十力先生師友弟子多稱他性格狂放，意氣自雄，認為他具有一種懾服人的氣概。他在自己著作上署名“黃岡熊十力造”，頗引起一些議論，因為在印度衹有被尊為菩薩的人才可以用這說法，據傳他也曾經自稱“熊十力菩薩”。他在論學時往往意氣風發，情不自禁。有一次他與張東蓀論學，談得興起，一掌拍在張的肩上，張逡巡後退。諸如此類傳說，不一而足，使他在人心目中成為一個放達不羈的古怪人物。但他也有親切柔和、平易近人的一面，大概由於太平凡罷，很少為人述及。我以為不揭示這方面，就難以顯示他的完整人格。
我經十力先生允諾後，幾乎每周走訪一次。他身上有些神秘的東西。他在著作中曾記述，民國六年，他自武昌赴荊襄，參與守軍獨立。事敗，輾轉軍中，七年入粵。一日午睡，忽夢他的五弟繼剛陳屍在床，他不禁撫遺體痛哭，醒而淚痕猶濕。後離軍返鄉，始知五弟確已去世。他認為夢是預兆休咎的，不能盡以變態心理去說明。我探訪他不久，有一次，他很認真地給我看相，可能他把這當作識人的一種方法。我覺得他的神秘主義是和儒傢思想有距離的。
我曾嚮他請教佛學，這時他已由佛入儒。在他起居室內，有三幅大字書寫的君師帖。一居中，從墻頭直貼到天花板上，上書孔子之位。一在右，從墻頭往下貼，上書陽明先生。一在左，也從墻頭往下貼，上書船山先生。他聽我要學佛學後說：“你學佛學做什麽？現在沒有人學這個了。”據我當時理解，他並不是非薄佛學，而是對我這種學不幹時的態度有所感慨。但他是隨和的，同意我嚮他請教，並約定用通信方式筆談。摘自一九九一年所寫《熊十力二三事》
三
十力先生在六十年代初，自稱晚年已由佛入儒，對於陽明、船山二王之學，最為服膺。那時他的身體已很虛弱，他在寫給我的一首詩中曾說到自己“衰來停著述，衹此不無憾”。其實當時他並未停止寫作。我每次去看他，都在他的書桌上見到一疊疊經過大量塗抹刪改的稿紙。這就是後來由中國科學院影印出版的《乾坤衍》。我認識他以前，還在新華書店科技門市部見到正在發售的他的另一部著作《原儒》。這兩部書都是研究儒學的。他的佛學著作是早年寫的，解放後似乎並未重印過。依我的淺見，他可以算得上是“五四”後老一代佛學專傢中屈指可數的幾位代表人物之一。他和湯用彤先生交誼頗厚，兩人都以佛學名傢。湯著《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曾引十力先生就鳩摩羅什贈慧遠偈所作的詮釋。我不知道此文見於十力先生何書，曾請問過他。據他說，這段文字不是引自他的著作，而是應湯先生所請托，為湯先生所寫的。從這件事來看，可見湯先生對他的佛學造詣是很器重的。（作者：王元化）
著作目錄
《與友人論張江陵》(熊十力,撰)
《新唯識論 : 語體文本》(熊十力,著) （中華書局 1944）
《十力語要初續》(熊十力,撰) （東升印務局 1949）
《明心篇》(熊十力著) （竜門聯合書局 1959）
《乾坤衍》(熊十力造) （中國科學院復印] 1961）
《中國哲學思想論集,現代篇》(熊十力著/唐君毅著/殷海光著) （牧童出版社 1978）
《體用論》(熊十力,著) （臺灣學生書局 1983）
《明心篇》(熊十力,著) （臺灣學生書局 1984）
《新唯識論》(熊十力著) （中華書局 1985）
《佛傢名相通釋》(熊十力著) （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 1985）
《論張江陵》(熊十力撰) （文明書局 1988）
《論六經》(熊十力撰) （明文書局 1988）
《摧惑顯宗記》(熊十力著) （臺灣學生書局 1988）
《孔子文化大全.第2,論著類》(苗楓林主編/熊十力著) （山東友誼出版社 1989）
《熊十力集》(熊十力, 著) （群言出版社 1993）
《存齋隨筆》(熊十力, 著) （上海遠東出版社 1994）
《體用論》(熊十力, 著) （中華書局 1994）
《現代新儒學的根基 : 熊十力新儒學論著輯要》(熊十力,著) （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 1996）
《中國現代學術經典,熊十力捲》(劉夢溪主編/熊十力, 著) （河北教育出版社 1996）
《十力語要》(熊十力著) （中華書局 1996）
《十力語要》(熊十力,著) （遼寧教育出版社 1997）
《大海與衆漚 : 熊十力集》(熊十力著) （上海文藝出版社 1998）
《熊十力學術文化隨筆》(熊十力著)（中國青年出版社 1999）
《熊十力全集》(熊十力, 著) （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1）
熊氏年表
1885年 1歲 夏歷正月生於湖北省黃岡縣上巴河張傢灣。
1892年 8歲 傢境貧睏，為鄰傢牧牛，閑時隨父在傢識字。
1894年 10歲 入父親掌教之鄉塾讀書，初習五經章句，次及史。
1900年 16歲 長兄仲甫送先生從學於鄰縣圻水何昆閣門下。受其影響，喜讀晚明諸先生書，尢愛船山書，並興救國之志。先生從學何先生僅半年，因傢貧及同學忌諷，輟學歸傢。
1902年 18歲 與王漢、何自新共遊江漢，同謀革命。入武昌新軍凱字營第31標為兵卒，謀運動軍隊，聯絡黨人。
1905年 21歲 由行伍考入湖北新軍特別學堂，仍密謀革命。
1906年 22歲 與劉子通等聯合軍學界有志之士，成立黃岡軍學界講學社。由何自新介紹加入日知會。以後數年曾參與武昌首義、二次護國討袁運動。
1918年 34歲 深感“黨人絶無在身心上做工夫者，如何撥亂返正？”又自度非事功之才，遂志學術一途。是年，將1913年至1918年間，讀書札記，書信，雜論，及為友人所撰傳記、序文共25篇合刊為《心書》自印出版。
1920年 36歲 由梁漱溟推薦赴南京支那內學院，從學歐陽竟無大師。次年草撰《唯識學概論》初稿。
1922年 38歲 應蔡元培之邀，赴北京大學，講授唯識學。
1923年 39歲 10歲，唯識學講稿始由北京大學出版組正式出版，名《唯識學概論》。
1924年 40歲 秋初，隨梁漱溟先生赴山東曹州省立第六中學任教。
1925年 41歲 春，應石瑛先生邀，赴武昌大學執教。秋，因武大校長易人，又返回北大。為講授因明學之需，自秋涉鼕刪註窺基之《因明入正理論疏》，年底事畢。
1926年 42歲 三月，開始改寫《唯識學概論》。七月，《因明大疏刪註》，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因用思過勞，始患神經衰弱之癥。
1927年 43歲 年初，移南京中央大學休養，常與湯用彤、李石岑等論學。後移往杭川養病。
1928年 44歲 應湯用彤之邀，赴南京中央大學哲學係作短期講學。時唐君毅就讀中大，始從遊於先生。
1930年 46歲仍住杭州廣化寺療養。經浙江省圖書館館長單不庵介結，結識馬一浮。《唯識學概論》經重新修訂，易名《唯識論》出版。由弟子高贊非、張立民記錄校訂先生在 1924年秋至1928年秋四年間，與朋友、學生論學之語及書札，編輯成册，名為《尊聞錄》自印出版，分贈好友。
1932年 48歲 10月，《新唯識論》（文言本）由浙江省立圖書館出版發行。馬一浮作序並題答。11月，返回北大繼續教授唯識學。時牟宗三就讀北大，始從學先生。常與張申府、張岱年兄弟、林宰平、湯用彤、李證剛、鄭天挺、陳政、羅庸、羅常培等往來論學。12月，內學院年刊《內學》第六輯刊登劉定權（衡如）的《破新唯識論》一文，歐陽竟無師為之作序。
1933年 49歲 1月，太虛法師於《海潮音》141期發表《略評新唯識論》一文。2月，撰成《破破新唯識論》，酬正內學院師友，由北大出版部印行。8月17日，在《大公報》發表《循環與進化》一文。秋，周叔迦的《新唯識三論判》一書，由北平直隸書局出版，對《新唯識論》，《破新唯識論》，《破破新唯識論》提出批評。
1934年 50歲 4月8日，在《獨立評論》上發表《無吃無教》一文。6月10日，又發表《英雄造時勢》一文。9月20日，在《大公報》發表《易佛儒》一文。時與錢穆、蒙文通、張孟劬、張東蓀昆仲相過從。
1935年 51歲 1月，在《史學》（北大出版）一期發表《請誥授奉直歸州學正傳雨卿先生傳》。6月，於《安雅學刊》一期發表《讀經》一文。10月，於《文化建設》19期發表《文化與哲學》一文。28日，於《大公報》發表《答伍庸伯》一文。8月30日，就中國哲學會成立，在《大公報》上發表《為哲學年會進一言》文，提出中國亟需一種新哲學。10月，由弟子云頌天、謝石麟存錄整理先生在1932年鼕至1935年秋，三年間與友人論學書及筆札的《十力論學語聯略》一書，由北京出版社出版發行。
1936年 52歲 2月1日，在《中心評論》第2期發表《答朱進之》文；21日發表《論不朽書》。3月20日，在《文哲月刊》16期發表《關於宋明理學之性質》。8月，始撰寫《佛學名詞釋要》，及秋完稿，由北大印行若幹本。12月，在《哲學評論》72期上發表《佛學名詞釋要》中的28條詞釋。始用《佛傢名相通釋》一名。
1937年 53歲 2月，《佛傢名相通釋》由北大出版組出版發行。是年，於湖南郴縣創辨“十力中學”，由弟子燕大明主持。
1938年 54歲 春，由鄂入川。夏，為諸生開講中國歷史，弟子記錄整理成册，名《中國歷史講話》，由中央陸軍軍官學校石印若幹册。鼕，指導錢學熙翻譯《新唯識論》文言本為語體。擬再譯成英文做準備。
1939年 55歲夏，馬一浮主持復性書院於樂山創辨，應邀擔任講席。9月17日，撰《復性書院開講示諸生》。未幾，與馬一浮相處不和，離開復性書院，時武漢大學遷至樂山，應朱光潛之邀，前往作短期講學。鼕，韓裕文續接錢學熙翻譯《新唯識論》，完成轉變章，至是，《新唯識論》（語文體）上捲脫稿。
1940年 56歲 夏，《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捲，由呂漢財資印二百部。是年，梁漱溟創辦勉仁書院於北培，約先生前往主講。
1941年 57歲 4月，周封歧資助印行《十力語要》捲二四百部。秋，由先生自己翻譯的《新唯識論》（語體文）中捲脫稿。10月，赴北培勉仁書院擔任主講。
1942年 58歲 1月，《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中兩捲由勉仁書院哲學組出版。6月，《論周官成書年代》一文發表在《圖書季刊》第2期。《思想與時代》刊物第12期起，連續發表《論體相》、《論玄學方法》、《儒傢與墨法》、《談生滅》等文。
1943年 59歲 春，《新唯識論》（語體文）下捲完成，將上、中捲合為一書，並做一些改動。
1944年 60歲 1月，在《哲學評論》85期刊載《新唯識論問答》一長文。2月，始撰寫《讀經示要》，11月完稿。3月，《新唯識論》（語體文本）上、中、下三捲由重慶商務印書館出版發行。
1945年 61歲 9月，在《中國文化》第一期發表《論漢學》一文，12月，《三民主義》半月刊78期上發表《說食》一文。
1946年 62歲 4月，回北京大學執教。夏，孫穎川主持黃海化學社，特邀請先生回蜀負責哲學部工作。發表《中國哲學與西洋科學》講詞。刊於《黃海化學社附設學研究部特輯》囑王星賢整理抗戰期間的信函短札，成《十力語要》捲三。
1947年 63歲春，由重慶返回北大。6月，《學原》12期發表《答牟宗三問格物緻知書》。《哲學評論》十捲五期發表《與柏特教授論哲學之綜合書》。《竜門》14期發表《論關老之學書》。7月，讀《大智度論》，並作《讀智論鈔》。《東方與西方》14期發表《讀智論偶抄》。8月，就《學原》14期發表《略說中西文化》。《哲學評論》106期發表《論本體書與說理書》。《竜門》16期發表《讀汪大紳繩荀》。《世間解》第3期至第7期連續發表《讀智論抄》。10 月，“十力叢書”之《新唯識論》（語休文本）和《十力語要》（四捲本）先後印行。
1948年 64歲 2月，應聘至浙江大學講學。5月，《學原》112期發表《論事物之理與天理：答徐復觀》。21期發表《略談新論旨要》（答牟宗三）。鼕，南下廣州，命黃艮庸作《新論平章儒佛諸大問題之申述》一長文，答辨印順法師《評熊十力的新唯識論》文。
1949年 65歲 1月，輯成《十力語要初續》，12月由香港東升印務局印行。2月，《讀經示要》由正中書局重版發行。
1950年 66歲 1月，《韓非子評論》在《學原》31期直發表。仲秋，撰成《與友人論張江陵》一書。11月，《摧惑顯宗記》由大衆書局印行。是年，應董必武、郭沫若之請，由廣州途經武漢返回北京。
1951年 67歲 5月，《論六經》一書完稿。
1952年 68歲 中秋，作《新唯識論語體文本壬辰刪定記》。
1953年 69歲 鼕，《新唯識論》（壬辰刪簡本）印行。
1954年 70歲 春，始起草《原儒》上捲，至中秋脫稿。10月，回到上海定居。
1955年 71歲 夏，作《六經是孔子晚年定論》一長文，10月，始起草《原儒》下捲。
1956年 72歲 夏初，《原儒》下捲脫稿。12月，《原儒》上、下兩捲，由上海竜門聯合書局正式出版發行。
1957年 73歲 鼕， 《體用論》脫稿。
1958年 74歲 4月，《體用論》由上海竜門聯合書局石印出版。5月，始起草《明心篇》，初鼕完稿。
1959年 75歲 4月《體用論》由上海竜門聯合書局出版。夏，開始撰寫《乾坤衍》。《唐世佛學舊派反對玄奘之暗潮》一文收放《中國哲學史論文初集》。
1960年 76歲 繼續撰寫《乾坤衍》，體弱多病，寫作艱難。
1961年 77歲 1月，《乾坤衍》完稿，秋由科學出版社印行。
1963年 79歲1月，開始起草《存齋隨筆》，12月完稿。書稿由封用拙謄正，擬影印出版而未果。
1964年 80歲 春夏之交，大病。
1965年 81歲 董必武推介先生讀《實踐論》、《矛盾論》、《費爾巴哈和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並言：“兄治哲學之背景，不僅弟理解，吾黨之士亦多能理解也。”8月，作《先世述要》，未完稿。
1966年 82歲 文革爆發，寓捨查封，身心俱受摧殘。
1968年 84歲 春夏之際，患肺炎住院，病漸愈，乃返傢。5月24日，心力衰竭；9時許與世長辭。
Xiong Shili (Chinese: 熊十力; pinyin: Xióng Shílì; Wade–Giles: Hsiung Shih-li, 1885 – May 23, 1968) was a Chinese essayist and philosopher whose major work A New Treatise on Vijñaptimātra (新唯識論, Xin Weishi Lun) is a Confucian critique of the Buddhist Vijñapti-mātra "consciousness-only" theory popularized in China by the Tang-dynasty pilgrim Xuanzang.
Xiong is widely regarded as the thinker who laid down the basis for the revival of Confucianism during the twentieth century, and the main voic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philosophy who called for a revival of the Confucian dao. He felt it could provide a guide for the country during its tumultuous period following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in 1919.:127 He felt that national survival was predicated on a sense of community, which in turn could only come from trusting commitments from the people involved. He believed that the most urgent task for the educated elite in China was to raise the cultural awareness and sensitivity of the people that the clash between the West and China was not solely a clash of economic strength and military might, but also a conflict between basic human values.:248 While he led a fairly secluded life throughout his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his association with the academic community did not begin until he was in his late thirties, his views have influenced scholars to this d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