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國民政府  (1883年五月4日～1944年十一月10日)

姓：	汪
名：	兆銘
字：	季新
網筆號：	精衛
籍貫：	浙江山陰（今紹興）
出生地：	廣東三水（現屬佛山市）
開端 終結 在位 1925年 1926年 

遺臭萬年的漢姦
汪精衛，本名汪兆銘（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筆名精衛，因此歷史上多以「汪精衛」稱呼。祖籍浙江山陰（今紹興），出生於廣東三水（現屬佛山市）曾謀刺清攝政王載灃，後於抗日戰爭期間投靠日本，淪為漢姦。他的夫人是陳璧君。
基本資料
姓名：汪精衛， 原名汪兆銘，字季新， 號精衛。
妻：陳璧君
生：1883年5月4日
卒：1944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 因“骨髓腫”病死。
家庭所在地：廣東省番禺縣（今廣州市區）豪賢街。
出生地：三水縣署（今廣東省佛山市三水區河口鎮）。
描述：原中國國民黨副總裁，親日派首領，後為漢姦。
學歷：省級狀元、 日本政法大學、 辛亥革命成功後，又留學法國
家庭狀況：共有9個兄弟姐妹，13歲母病逝，14歲父病逝
人生中最大的兩次冒險：
第一次：刺殺攝政王 ，本應死罪 ，後改成終身監禁， 最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
第二次：不滿蔣中正的抗日救國主張，籌建偽國民政府。
人物簡介
1903年官費赴日本留學。1905年參與組建同盟會。一度主編《民報》。1905～1906年資産階級革命派與改良派論戰期間，發表一係列文章，宣傳革命主張，抨擊清政府和改良派，産生了積極影響。1907年隨孫中山赴南洋。1910年3月，謀炸清攝政王載灃，事泄被捕，被判處終身監禁。1911年10月武昌起義後，汪出獄並結識袁世凱。與楊度組織“國事共濟會”，呼籲停戰議和。12月，充當南方議和參贊，參與南北和談，主張孫中山讓權，推舉袁世凱為臨時大總統。袁世凱統治時期到法國留學。回國後於1919年在孫中山領導下，駐上海創辦《建設》雜志。1921年孫在廣州就任非常大總統，汪任廣東省教育會長、廣東政府顧問，次年任總參議。
1922～1923年，孫中山籌備改組中國國民黨，汪精衛反對共産黨員加入國民黨。1924年1月，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汪精衛被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兼宣傳部長。1925年3月孫病危，汪精衛代為起草遺囑。孫中山病逝後，廣東政府於1925年7月改組，汪精衛被舉為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政變後 ，汪精衛也於7月15日在武漢發動七一五政變，殘殺共産黨人和革命群衆。1928年11月，陳公博等在上海成立改組派，汪精衛被舉為首領。1930年汪聯合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共同反蔣。失敗後，潛逃香港。1931年，汪精衛糾合各派反蔣勢力，在廣東另立國民政府。九一八事變後，全國人民一致要求各黨派共同抗日。蔣介石、汪精衛再次合作。1935年汪被刺受重傷。1936年西安事變後，準備乘機取代蔣介石出掌政權。蔣介石回南京後，汪精衛出任國民黨政治委員會主席。1937年7月抗日戰爭爆發，汪精衛被舉為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國民參政會議長，黨、政權勢均在蔣介石之下。12月潛逃越南，發表“豔電”，公開投降日本。1939年5月，汪精衛等赴日，與日本當權者直接進行賣國交易。回國後於8月在上海秘密召開偽國民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宣佈“反共睦鄰”的基本政策。12月，與日本特務機關簽訂《日華新關係調整綱要》，以出賣國傢的領土主權為代價，換取日本對其成立偽政權的支持。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汪任“行政院長”兼“國府主席”。1944年11月，在日本名古屋病死。
少年歲月
汪精衛的父親汪省齋是個不得志的讀書人，年輕時即到廣東當幕僚。薪俸不高，對外卻要保持着仕宦人傢的體面，生活清苦。汪精衛十三、四歲，父母相繼見背，衹得跟同父異母的長兄汪兆鏞生活，“衣食之費，都仰給於長兄”。
幼年失恃，本是很憂傷的事，而“長兄為父，嫂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這種憂傷。從後來汪精衛的回憶，我們可以看出他心靈的憂傷。
“我的母親提起來，真傷心。我覺得她的一生，衹是沉浸在‘憂勞’兩個字裏。傢計的艱難，以及在傢族內所受的閑氣，如今還一幕一幕的時時涌現在我的眼前”。（註：見《汪精衛自述》，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版。）
1922年，汪請溫幼菊畫了《秋庭晨課圖》，他並為此作以下題圖：
“右圖兆銘兒時依母之狀也。其時兆銘九歲，平旦必習字於中庭，母必臨視之，日以為常……父以傢貧，雖老猶為客於陸豐……有時見母寂，坐有淚痕，心雖戚然不寧，初不解慈母念遠遠心至苦也。母雞鳴起，上侍老父，下撫諸弱小，操持傢事，米????瑣屑，罔不綜核，往往宵分不寐……時見母微嘆有聲，搜篋得衣，質錢市果饌；及親友至，則亟語款洽，似無所憂……劬勞太甚，不獲終其天年，悲夫！”
汪精衛通“四書五經”，得中秀纔，說話時極註意用溫情脈脈的面紗掩蓋心中的怨憂，可上述兩段話還是透露出父母故後的無限憂傷的心情。極度懷念母親的語句，似從一個側面反映出母親死後的不如意和艱苦。
一般地說，頑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長兄長嫂的面前總覺得拘束，不那麽親密無間，兄嫂也衹能容納馴良恭順的弟妹。汪精衛的長兄汪兆鏞遊幕粵北樂昌，是個道學先生，“望弟成竜”的思想很濃厚，對弟弟的管教極嚴，不稍假詞色，使汪精衛有動輒得咎之感。（註：見黃美真等《汪偽十漢姦》，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頁。）
汪精衛生活在這種拘束的家庭環境中，歡樂的氣氛極少。這種境遇非一日兩日，而是年長月遠，對汪精衛的性格起着鑄造的作用。如此，汪精衛從幼年起就養成了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再看看汪傢的文化氛圍。
汪傢雖說不富裕或可謂清貧，卻是書香門弟。祖父汪漫亭是舉人，當過遂昌訓導；其父汪省齋一生當幕僚；其長兄兆鏞中舉人，當過樂昌師爺。這樣的家庭，儒學的文化氣息是比較濃厚的。汪精衛幼年隨父母讀書，接受傳統的封建教育，“在樂昌縣從章梅軒學習文史經世之學”。他們一傢沿着封建時代讀書人的老路嚮上攀登。1902年3月汪精衛參加廣州府試得第一名秀纔；同科還有二兄兆＠①和一個侄兒，名列二、三名。一傢兩代三秀纔，可謂“玉峰雙秀，珠樹三花”。（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追求功名，且有所得，當然儒傢的文化氣息十分濃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誠。儒傢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堅強的因素；也有“溫良恭儉讓”、“寬”、“恕”等因素。而從汪的身世及功名途徑來看，汪更多地接受“恭”、“恕”等思想的影響。
再次，汪精衛的一段教館經歷對其一生影響也很大。
中秀纔之後，二兄病死，汪精衛家庭睏窘難熬，衹好到廣東水師提督李準傢當“子曰先生”。在大官僚傢裏當塾師，對東傢必須小心謹慎，循規蹈矩；對學員必須擺出正統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樣子。教館的生涯是很為難的，真是“課少父母嫌懶惰，功多弟子結冤仇”，這樣的生活，磨練得人的性格馴順懦弱。
上述諸方面條件鑄就了汪精衛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的個性特點。　另一方面則是汪精衛天資高，自幼聰明穎悟，五歲入私塾，八歲“已養成好讀書的習慣”，“一生國學根基，得庭訓之益為多”，學習應製文字，先生謂“其文氣磅礴縱橫，許為旋轉乾坤之偉器”（註：見聞少華《汪精衛傳》，第5頁。），一開始就功名利達，中了秀纔，1904年考上留日官費生，1905年參加創建同盟會活動，走上職業革命的道路，有機會走上社會上層。可是，幼年時家庭與經歷留下的個性印記在一生中總是隱隱作痛。
那麽如何理解汪精衛謀刺攝政王載灃時的勇敢心理呢？
同盟會成立後，孫中山領導的武裝起義多次失敗，革命遭受重重睏難。同時革命派內部陶成章、章炳麟也與孫中山産生了矛盾分裂。
孫中山是個堅韌不拔的革命傢，面對睏難，指揮若定。1910年2月在美國洛杉磯召開長堤會議，孫中山做出决定，暫時中止不成熟的起義活動，改為厚蓄實力。（註：見王俯民《孫中山詳傳》，廣播電視出版社版，第470頁。）對陶、章則揭穿其謬誤。
汪精衛沒有正確看待形勢，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緒，在革命睏難時，易走嚮極端，企圖通過暗殺來解决問題，所以就有了謀刺載灃的行動。這其實是從懦弱自卑的個性特點出發做出的走嚮另一極端的冒然的抉擇。
謀刺載灃事件之後，汪精衛的懦弱自卑的性格又有所發展。
汪精衛因謀刺不成被捕，本當按律判處死刑，後來卻被判處終身監禁。武昌起義後，清廷被迫釋放政治犯，汪也獲釋。其在獄中寫有詩一首：“慷慨歌燕市，從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但因晚節不保，此詩已無人記誦！
汪死裏逃生，幸獲自由，出獄後原來的個性特點卻更加強了。
一是人的生命畢竟衹有一次而已，絶處逢生，難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復失，滋長戀生怕死的情緒，一想到被捕，就出現“莫嚮燕臺回首望，荊榛零落市寒煙”的心境。
二是對清室難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說：救我命的是肅親王，我每當回憶這個時候的事，總想到清朝末期的偉大政治傢。（註：轉引自聞少華《汪精衛傳》，第26頁。）
三是他仍是一個革命者，擁護孫中山的初衷並沒有改變。
於是，他陷入左右為難的處境，出現低沉消極的情緒，詩中出現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語句，産生了妥協心理。
1911年11月，汪精衛與楊度組織“國事共進會”，不再跟清廷鬥爭，轉嚮調和；接着組織“進德會”，自命清高，不講政治。1912年8月即赴法，表示厭倦國內的革命活動。“二次革命”期間，汪回國主張調停雙方，嚮袁委麯求全，放棄革命職責。“二次革命”過後，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發展，進入他自己所謂的“小休時期”，幾度浮遊歐美，“從事文學工作，一時詩作譯作極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鬥爭、放情山水的詩作。國內政治風雲變幻，孫中山正在與袁世凱作殊死鬥爭，汪在法國未曾與聞，晃若隔世。其消極消沉，由此可見。直至1917年孫第一次護法，汪纔回國歸隊，旋又赴法；1920年10月奉孫召，再回國參加孫領導的第二次護法，纔打破消極局面，重新加入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洪流。
總之，謀刺事件後，汪的懦弱自卑、優柔寡斷性格有所發展，成為他在以後革命過程中的後製力。
革命生涯

1905年7月謁見孫中山，加入同盟會，參與起草同盟會章程。8月被推為同盟會評議部評議長。後以“精衛”的筆名先後在《民報》上發表《民族的國民》、《論革命之趨勢》、《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等一係列文章，宣傳三民主義思想，痛斥康有為、梁啓超等的保皇謬論，受到孫的好評。
1906年６月畢業後拒絶兩廣總督岑春煊令其歸國服務的要求，日語翻譯，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１９０７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隨孫赴南洋籌設同盟會分會，任南洋革命黨報《中興日報》主筆之一，與保皇黨的《南洋總匯報》進行論戰。
1908年赴緬甸設同盟會仰光分會，３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後又參加在新加坡籌設同盟會南洋支部等工作，並籌募革命經費。
1909年10月由南洋至日本，出任《民報》主編，秘密復刊發行《民報》第25－26號。
1910年1月與黃復生等抵達北京，開設守真照相館，暗中策劃刺殺攝政王載灃，事後被捕，判處終生監禁。在獄中起初决心以死報國，賦詩“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一時為人傳誦，此後受肅親王善耆軟化，意境為之一變。武昌起義後，由袁世凱開釋出獄，任南方民軍議和總代表伍廷芳的參贊，暗中秉承袁的意旨，與君主立憲黨人楊度等組織國事共濟會，鼓吹革命、立憲兩派聯合擁袁，實現南北統一。12月與李石曾等在天津組設同盟會京津保支部，任支部長，阻攔北方革命黨人發動起義。1912年1月南京臨時政府成立前夕，按孫囑咐代起草臨時大總統府就職宣言。後留在孫身邊工作，力勸孫讓位袁，並參加北上迎袁專使團。汪精衛提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 陳璧君舉辦了結婚儀式後，8月攜陳璧君一起赴法留學，中間幾度返國，皆超然於政治之外。由患難相從結成的忠貞愛情和戰鬥情誼
1917年回國後參加護法運動。1919年在上海參與創辦《建設》雜志。
1921年任廣東革命政府高等顧問、教育會會長等職。次年任國民黨本部參議，參加國民黨改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國民黨“一大”上被孫指定為大會主席團成員之一，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後出任中央宣傳部長。11月隨孫北上入京，任秘書。
1925年2月孫病危時受命記錄孫的遺囑。孫逝世後以擁護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孫的信徒面目出現。６月２６日，由汪精衛持召開了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會上確定了國民黨總理的稱呼永遠留給孫中山，今後國民黨采用集體領導的委員會製。會議還决定撤銷孫中山生前的大元帥府行政機構，將國民黨的最高行政機關改稱國民政府。
1925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正式成立，任國民政府常務委員會主席兼軍事委員會主席、宣傳部長等職。７月２日，汪精衛在１０萬廣州軍民參加的國民政府成立慶祝儀式上，莊重宣佈：“國民政府當前的首要任務是揮師北伐，統一中國”。
1926年1月在國民黨“二大”上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山艦事件”發生後，被迫辭職，出走法國。汪精衛於１９２７年２月下旬離開法國，乘火車經蘇聯歸國。在汪精衛途徑莫斯科時，斯大林專門接見了這位國民黨左派領袖。4月歸國，任武漢國民政府主席，一度與叛變革命的蔣介石進行爭權鬥爭。４月５日，汪陳兩人一起聯名發表了一份《國共兩黨領袖汪兆銘、陳獨秀聯合宣言》，４月１８日，南京的國民政府成立，蔣介石邀請國民黨中的老牌反共分子鬍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自己任中央軍委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國民黨公開分裂成“漢”“寧”兩個政府。7月15日在武漢實行“分共”，與蔣合流，但隨後仍一直與蔣明爭暗鬥，蔣介石和鬍漢民均已下野，汪精衛也於９月１３日通電下野，１２月１６日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前往法國。１９２９年回國後，以“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佈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蔣介石迫於形勢，將軟禁的鬍漢民釋放，並派蔡元培、張繼攜帶他寫給汪精衛的親筆信赴廣州議和。在南京召開四屆一中全會，重組國民政府，廣州政府隨即取消。歷任國民黨中央特別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行政院院長兼外交部長、國防最高會議副主席、國民黨副總裁等職。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衛是有功績的。1905年同盟會成立後，他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寫了《民族的國民》等多篇文章駁倒梁啓超的保皇謬論，為革命大張輿論。二是在南洋各地發展組織和籌款。三是謀刺攝政王載灃，給滿清朝廷震懾不小。四是1920年歸隊後，做了很多組織和宣傳工作，參加中國國民黨“一大”籌備工作，1925年隨孫中山北上，並成為中山“遺囑”起草人。
但是，基於他的性格，汪精衛在後來的政治活動中表現出了很嚴重的妥協性。這是他的致命弱點。
中山先生逝世後，廖、鬍、汪都成為領袖人物。廖因左派關係，得不到國民黨右翼的支持。鬍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帥，躍為國民政府主席，似乎順理成章；可是他對平定“劉楊叛亂”不力，得不到許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駡人，黨內惡感頗多，支持率也低。汪精衛在“一大”後支持“三大政策”，為人謙卑圓滑，長於調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敵對，所以被推為廣東國民政府的主席。這不是靠政治實力，是機遇造成的，是形勢使然。其中隱含着脆弱的因素。
1926年3月，蔣介石利用“中山艦事件”反共，蔣無視汪的國民政府主席和軍委主席的地位，先斬後奏，給汪難堪。汪意識到：“我是國府主席，又是軍委主席，介石這樣舉動，事前一點也不通知我。這不是造反了嗎？第二天，汪想叫朱培德、李濟深扣留蔣介石，但指揮不動。事後自覺威信受損。五月，以“遷地就醫”為名秘密離穗。後來自嘲“責己不責人，所以引咎辭職”。這是一次政治上無能妥協的表現。
在後來的政治鬥爭中，由於性格軟弱、實力缺乏，汪精衛一遇不利，動輒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1927年12月汪在廣州，共産黨利用時機發動“廣州起義”，汪遭到國民黨各派指責，於是宣佈引退，悄然出國。1932年7月汪以行政院長名義發表通電，壓張學良進兵熱河，張不聽命。汪與張矛盾加劇，10月請病假赴德就醫。
漢姦歲月
“九·一八”事變之後，汪找到了與蔣合作的機會。1932年1月28日在汪行政院院長履新之日，上海爆發了“一·二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肇事挑釁，給汪一個下馬威。
十九路軍奮起抵抗，全國人民萬衆一心，同仇敵愾。民心可用，士氣高漲。
而汪精衛一開始便被恐日情緒所圍困。他被日帝的淫威壓倒，衹看到日本的強，卻看不到中國的大和得道多助的優勢，他認為：“須知數十年來，中國軍事經濟，在物質上着着落後，固不待言；即組織上亦幼稚不完善。”（註：見《汪精衛傳》，第120頁。）他害怕打仗，全力交涉言和。1932年5月在蔣、汪的同意下，國民政府跟日本簽訂了喪權辱國的《淞滬停戰協定》。
1935年5-6月間，他批準了“何梅協定”、《秦土協定》，把華北主權拱手相讓，社會輿論嘩然，連他的子女都反對他兼任外長，以免“獨負賣國責任”。汪精衛聽了傷感萬分，流着淚說：“現在聰明人，誰肯當外交部長！”（註：見《汪偽十漢姦》，第54頁。）
1937年“七·七”事變後，全面抗戰爆發。汪精衛起先不敢公開宣傳投降論調。他在7月29日的《最後關頭》演講中裝出腔調，談得很豪壯。其實，他的內心是很畏怯的，在私下裏卻暗示抗戰必敗。他說抗戰是“跳火坑”，潛臺詞是“救國已無希望，衹好跳火坑”而已。（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91頁。）
到了8月3日，汪就抑製不住言和的情緒。他說：張悌說“吳亡之際，乃無一人死節，不亦辱乎？”明知不能救吳亡，而惟一死自盡其心，然想自己死了之後，未死的人都要為奴為隸，這又何能瞑目到底，也不是辦法。汪的弦外之音是：“死不值得”。他還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抵償。”（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77頁。）雖然該語句上下文也有“打仗”、“抵抗”等語穿插其間，而“求和”、“投降”的心態則是十分明顯的。
在恐日心理的左右下，汪精衛千方百計尋找“和”的機會。
1937年10月陶德曼出面調停中日關係，正中汪的下懷，兩人“款款而談”，他認定“和平有望”，對抗日毫無熱情。
1938年12月，在漢口國防最高會議上，汪主持第54次常委會議通過接受日方所提條件的决議，煽動孔祥熙在日本所提的停戰條件上簽字。（註：見《汪精衛傳》，第134頁。）
1938年10月，他在接見海通社和路透社記者時都表示“未關閉停戰之門”，他置轟轟烈烈的抗戰於不顧，醉心主和。（註：黃美真《汪精衛集團投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版。第189-190頁。）
後來汪精衛回顧說：“我對於覓得和平的意見，在會議裏不知說過多少次，到廣州丟了、長沙燒了，我的意見更加堅决，更加期其實現。”（註：見《汪精衛傳》，第146頁。）
恐日主和，在汪精衛的意念裏，絶非一日兩日，而是懦弱自卑的個性造成的，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周佛海策劃高宗武、梅思平與日方今井武夫、犬養健訂下“重光堂協約”，起先汪不知道。等到周、梅以“日本認可汪精衛領導和平運動”的密約嚮汪精衛、陳璧君表功時，汪便如獲至寶，心安理得地認為，與其抗戰而亡，不如求和苟存。從此，他嚮媚敵賣國的深淵滑下去了。
汪精衛優柔寡斷，被手下“親日派”分子擺布，為最終實現奪取國民黨內最高權力的個人意願，實現其“對日和平”的“政治主張”，加速了媚敵降日的步伐。
汪精衛周圍最重要的言和人物就是陳璧君和周佛海。
陳璧君不滿意汪久居蔣介石之下受蔣的悶氣，對汪“反蔣奪權”之欲推波助瀾，極力鼓動之，欲另開生面，獨立經營，卻昧於大義。陳為了取媚於日本，甚至認為“東北五省根本不是中國的地方”，“奉天本來是滿清帶來的嫁妝，他們現在不過是把自己的嫁妝帶回去就是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191頁。）為了讓汪獨立掌權，恬不知恥地表示放棄東北領土主權。
1938年10月梅思平攜密件回重慶呈汪。汪在傢為梅設筵，當送梅出客廳時陳璧君催促汪下定投敵的决心，說：“梅先生明天要走，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精衛連聲說：“决定了，决定了！”（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273頁。）
1938年12月梅思平把日方希望汪脫離重慶另組政府的條件帶到重慶，投降派分子在汪公館連日“會商多次，不能達到最後的决定，陳璧君乃堅决主張就走”。（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326頁。）
周佛海有政治野心，不滿足於國民黨宣傳部長及侍從室副主任之職，老想有朝一日“中央政府即於十分鐘內在餘筆下産生”，因此積極策劃降日，開創“自傢新天地”。1938年6月周佛海暗中指使高宗武赴日接洽，繼而又催梅思平參與，（註：見《汪偽十漢姦》，第226頁。）最後周、梅請汪出馬，再經高宗武、梅思平奔走，日本御前會議承認汪為談判對手。周是整個降日運動的“始作俑者”。
10月至11月兩個月中，周對汪做了大量的動員工作，當汪猶豫時，周即勸駕：“您兼外交部長的時候，與日本人打交道，還可以稱順利吧！”周在心裏卻怪“汪之性格，鹹認為無一定主張”、“無擔當，無果斷”。但他也摸透了汪的特點，“斷定雖有反覆，結果必仍如原計劃”。（註：見《周佛海日記》上海人民出版社版。）
汪尚未動身，周已扛着大旗打前站去了。
在猶豫、妥協及動搖不定之中，又是梅思平，又是陶希聖，反復勸誘，推波助瀾，汪精衛的“降船”就這樣啓程了。
有人說：“汪先生沒有璧君不能成事，沒有璧君亦不能敗事”（註：見《汪精衛集團投敵》，第461頁。）。某種意義上來說，汪淪為漢姦，也是壞在陳璧君和周佛海手裏。
懦弱自卑的性格導致汪氏被日寇的淫威所壓倒，未能辯證看待抗戰，看不到中華民族的勝利前景；“恐日病”使他主和而投降。優柔寡斷的性格，易被別人所左右，被人推誘嚮賣國求榮的路上去。1938年12月18日，汪精衛離渝出走，12月29日發表豔電響應近衛第三次聲明，在賣國的道路上一步步滑嚮深淵，最後身敗名裂。其中汪氏個性之作用自然是不可忽視的因素之一。
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最艱苦時期，1938年底日本近衛內閣兩次發表“近衛聲明”，公開對國民黨政府進行政治誘降。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分裂，身為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公然發表叛國豔電，表示響應“近衛聲明”，走上了可恥的賣國道路。
電文中，汪精衛提出了自己對抗戰的理解：“抗戰年餘，創巨痛深，倘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事，則國傢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日本政府此前不久，發出旨在滅亡中國的第三次“近衛聲明”，蔣介石對此怒斥，“骨子裏實在是暗藏着機械利刃”，“這是敵人整個的吞滅中國，獨霸東亞，進而企圖徵服世界的一切妄想陰謀的總自白；也是敵人整個亡我國傢、滅我民族的一切計劃內容的總暴露”。
汪精衛卻在電文中對此辯護：“第一為善鄰友好”，“第二為共同防共”，“第三為經濟提攜”。汪精衛最後說，“奠定兩國永久和平之基礎，此為吾人對於東亞幸福應有之努力”。
早在1937年“七七事變”，日本拋出“三個月滅亡中國”的狂言時，汪精衛就發表了《大傢要說老實話大傢要負責任》的講話，他說，“和呢，是會吃虧的，就老實的承認吃虧，並且求於吃虧之後，有所以抵償”，“戰呢，是會打敗仗的”……
另據記載，某次汪精衛曾問馮玉祥，大傢都呼“抗戰到底”，這個“底”在何處？馮說打到“日本無條件投降”便是底。在汪精衛這個秀纔聽來，“這簡直是一個丘八的狂妄無知”。
而汪精衛之羽翼周佛海對中日之戰也有“妙論”：“中國沒有一件能與日本比擬，如果戰爭擴大並延長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睏難，可是日本感覺到癢的時候，中國已痛不可忍了”！
在汪精衛以及身邊的“急和派”們看來，“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們看到了中日之間硬力量的差距，卻對中國和中國人民藴藏的巨大潛能和堅忍韌性無從認識。
汪日勾結之後，西方國傢紛紛發表聲明，維護“九國公約”；美國國會不久後通過對華貸款；英法等國更於歐戰爆發前抽調兵力增強遠東防務。抗戰曙光可謂初現。
周恩來曾評價蔣介石，可能不是一個好的戰術傢，但稱得上一個好的戰略傢。這樣的戰略傢眼光，卻為汪精衛所沒有。
在早年刺殺攝政王之前，革命黨內部曾認為刺殺意義較小而風險太大，汪精衛為此撰《釜薪論》，認為革命猶如燒飯，需釜和薪。釜者，不懼水火忍受長期磨練；薪者卻一時轟烈瞬間輝煌。汪精衛自稱沒有持之以恆的精神，願意為薪。
陳立夫曾對此評論說，汪精衛最缺少的就是鍥而不捨的韌勁，“書生難成大事”；而汪精衛的死忠派陳公博也有過評價，“汪先生遇事便出亡，合則留不合則去”，“一個國民有他自己應付的責任，責任所寄，不必求人合不合，也不必靠人留不留”。
而八年抗戰正是考驗整個國傢和民族的韌性。汪精衛卻在勝利前的黑夜悲觀絶望，喪失了應有的判斷力和良知，走嚮了無法回頭的叛國之路。
1939年5月31日，汪精衛從上海飛赴日本談判。談判一開始，日本陸相板垣徵四郎就奚落汪精衛，“我以為，要在中國建立新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必須爭取到重慶方面的要人和軍隊的多數。您對此一定有相當的把握，如果能聽到有關這方面的情況，實為榮幸”。
按照“重光堂密約”，汪精衛企圖拉攏雲南的竜雲和廣東的張發奎宣佈脫離中央，但立遭拒絶。汪精衛此時無地無槍，僅有幾個“急和派”跟在身邊，根本無法對板垣的奚落做出回應。對於日方順勢提出的得寸進尺的新密約，說不出半個不字。
而此前，汪精衛就曾被日本晾在越南河內數月不理不睬，當時的汪精衛曾感到從未有的孤獨和寡助，衹能“詩酒自娛”。對此，日本想拉攏而未成功的軍閥吳佩孚有錐心之論，“公離重慶，失所憑依，如虎之出山入匣，無謀和之價值”。
汪精衛此時已成傀儡，此後汪日密約又被高宗武、陶希聖曝光。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通過决議，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
汪精衛降日投敵，建立傀儡政權之後，大力宣揚和推行源自日本的“東亞聯盟”理論。他以所謂“政治獨立、軍事同盟、經濟合作、文化溝通”的“東亞聯盟”四大綱領，作為粉飾其賣國投敵行徑的理論依據，妄圖作為抵擋世人唾駡的擋箭牌，並以此賣國理論作為毒化的奴役淪陷區民衆，瓦解抗日陣營的思想武器。
汪精衛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來作為分化抗日陣營，摧毀抗戰意志的重要思想武器。他在《對東京中日記者談話》中，就其開展的東亞聯盟運動對重慶國民政府有何影響一事回答記者的提問時說：“餘確信東亞聯盟運動之發展，將促使渝方抗日分子翻然覺悟，參加和平運動。蓋抗日派之理論為中日兩國絶對不能共存，東亞聯盟則證明中日兩國不但有共存之必要，並且有共存之可能，有此事實之證明，則抗日派之理論，自然消滅，而同歸於復興中國，復興東亞之一途。”汪精衛這種以發展“東亞聯盟”運動而謀瓦解抗日陣營的企圖，並未如他所預料的那樣奏效。對於這點，他後來轉而攻擊道：“渝方的將士已完全失掉東亞人的靈魂……我們從前欲將理論感動渝方，使之覺悟，促成全面和平，現在知道單是這樣决不夠的，我們必須在和平區內整理起一條東亞同志的陣綫，使英美所嗾使的走狗，無所施其侵擾。”
汪精衛還竭力利用“東亞聯盟”理論，對日本侵略分裂我國東北，並扶植起偽滿傀儡政權一事，為日本辯護，為自己承認偽滿洲國的罪責開脫。他在《中日國交調整條約簽署後對記者談話》中詭辯道：“我們收拾時局要從大處着想。從遠處着想。這次中日條約的簽訂，不是計較一時的便利，不是計較一事的便宜，而是從中日兩國永久親睦，東亞永久和平着想。至於東北四省，本來是中國領土之一部分，然自九一八以至現在，已經十年了，在這十年中，事實之推移，是人所共見的。”他進而《在東京對日本國民廣播詞》中討好說：“中國對於滿洲，從前與日本抱着不同的見解，如今合中日滿三國都嚮着建設東亞新秩序的前途邁進，正所謂安則俱安，危則俱危，從前不同見解，一轉瞬間便為一致了。”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睏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１９４３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佈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决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幸，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决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為配合日本進行侵略戰爭的需要，汪精衛在淪陷區竭力推行奴化統治與宣傳，以達到與主人“同生共死”之目的。在具體推行過程中，汪精衛等人主要采取了以下措施：
１）製訂出一整套的奴化宣傳綱要，用以推行賣國主義政策。汪偽政權先後製訂了一係列的宣傳要點、綱要，拋出了《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關於國民精神總動員》等文件。在《戰時文化宣傳政策基本綱要》中，汪精衛集團提出了在整個思想文化領域的各項任務：諸如“發揚東亞文化，鞏固東亞軸心，完成戰爭之使命”；清除英美侵略主義的罪惡，掃除英美個人自由主義之毒素，消滅依賴英美之卑劣心理，提高國民打倒英美侵略主義之敵愾情緒”；“協力大東亞共榮圈建設之成功”；
２）組織訓練淪陷區青少年，竭力嚮他們灌輸“東亞聯盟”等親日賣國的思想，以此作為其推行新國民運動的重點。汪精衛等人在淪陷區各學校強製推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並在南京舉辦了“青少團訓練班”，以東亞聯盟和新國民運動的理論作為“訓導”的基本內容，同時還通過了《新國民運動青年訓練綱要》、《中國青年模範團組織原則》、《中國童子軍組織原則》等文件，並决定在全淪陷區普遍設立青年團與童子軍，進行對汪個人崇拜和親日賣國的奴化教育。在汪偽“新國民運動促進委員會”之下，專門附設了一個青年幹部學校，實施法西斯式的訓練，培訓從事賣國主義奴化教育與統治的人員。
３）利用報刊、廣播、電影、巡回展覽以及各種紀念活動形式，大肆鼓吹和宣傳東亞聯盟等賣國主義的理論。汪精衛傀儡政權的要員們還經常在節慶日子利用報刊和廣播大肆販賣其賣國主義的主張，同時還舉辦“和平建國文獻展覽”、“和平建國攝影展覽會”進行奴化教育宣傳。
汪偽集團在開展“新國民運動”的同時，也賣力地配合日寇開展了“清鄉運動。”汪精衛在《二次巡視清鄉區在常熟民衆大會訓詞》中說：“清鄉運動好比一個病人服藥調整，新國民運動便是病去之後，將他的元氣培養，使之精神強健，身體結實。”這句話，一語道破了汪精衛集團開展上述兩項運動的險惡用心。汪精衛聲稱“清鄉要清心”，也就是通過對淪陷區民衆灌輸其賣國主義的思想，以消除人們的抗日意識和在心理上對傀儡政權的抵觸。
汪精衛多次親赴各清鄉現場進行所謂的實地指導，趁此機會四處兜售其賣國主義的謬論。他宣稱：“清鄉就是協辦大東亞戰爭。”他把這次日本發動的侵略戰爭說成是“東亞安危所係”，“中國存亡所關。”他強迫淪陷區民衆要“以其全國力量……和日本協力，安定大東亞戰爭的後方，以人力物力源源加入，促成大東亞戰爭之目的之早日完遂。”同時，他還要求大小漢姦也承擔起“後方責任”：“一在確立治安，保持地方秩序之安全；二在加強軍力，勤求精神物質之並進；三在裕源節流，盡力於物資之增益。”
當日本的侵略戰爭已陷入節節敗退的睏境中時，為了讓傀儡政權為日本的對外侵略承擔更多的“責任”，自１９４３年起，日寇在口頭上宣稱要給予汪偽政權以更多的“自由。”而汪精衛也就藉此把自己的賣國主義的言化，由鼓吹“共存共榮”、“同甘共苦”，進一步提升到叫嚷與日本“死中求生”的程度，不惜以淪陷區的人力物力傾擲於日本的對外侵略戰爭中去。他叫嚷要“拿出全副精神，放在‘决戰第一上面’”汪偽政權對英美宣戰之後，汪在《宣戰佈告》宣稱“自今日起，對英美處於戰爭狀態，當悉其全力，與友邦日本協力”。竟然還决定與日本“同甘共苦”。如果說以前的汪精衛真是上當受騙，真是對日本心存僥幸，這時他已是死心塌地的要做日本人的走狗了。汪還宣稱日本的侵略戰爭，“是中國生死存亡的戰爭，所有足以妨害决戰意志之昂揚，②喪民族精神之振奮的，必須一一摧毀而廓清之。”汪精衛這種不顧一切地效忠於日本主子的奴才嘴臉，到這個時期可謂是暴露無遺了。
汪精衛從革命者轉變為漢姦的原因其轉變原因主要有幾條：
（一）汪精衛缺乏民族自信心
抗戰初期，中國在日寇凌厲的軍事打擊下大片淪陷國土，人民被大量屠殺，軍隊更是被成建製的殲滅或擊潰。必須承認，當時的日本在經濟，軍事，科技，教育，戰爭準備等幾乎所有領域都比中國強很多。
日本自認為強大很不把中國放在眼裏，公然發出了“三個月滅亡中國”的叫囂。同時在國際上，“不堪一擊，很快屈服”也是列強對於中國抗戰前途的共識。
汪精衛出逃之前對抗戰是持悲觀態度。他認為“抗戰必敗，抗戰必亡”。他根本沒認識中國人民藴藏的巨大潛能。
當中華民族到了危亡的關頭，人民爆發出了強烈的愛國熱情，這種澎湃的愛國熱情在以蔣介石為首的抗日國民政府領導下展示了其巨大力量。以抗戰中滇緬公路的修建為例。上百萬人民在沒有現代工程機械助力的情況下，在崇山峻嶺的西南邊疆地區開出了幾百公裏的國際生命綫。參與修建公路的人民基本沒有薪水，甚至飲食都未得到充分保障。但在民國的公路修建史中此公路的修建速度最快，工程造價最低。另抗戰中期，為配合盟軍戰略轟炸日本。後方人民再一次展示了巨大力量。當美軍工程顧問人員正在躊躇得不到大馬力軋路機時，四川人民硬是用人力軋出了供B－29“空中堡壘”龐大機身起降的堅硬跑道。機場竣工後，美軍轟炸機在人們聲嘶力竭的歡呼下起降。從四川起飛的美軍飛機共在日本投下了幾十萬噸的炸彈。
人民的力量是巨大的。汪精衛曾經投身的辛亥革命也是一例。革命黨的實力跟清政府比起來懸殊很大。武昌起義的意義並不在於對滿清政府的軍事打擊。在深處中國內陸的武漢，那萬把人的革命軍對清廷的實際軍事威脅並不大。但起義喚醒了人民的反封建意識。隨即而來的各省獨立和人民運動纔導致了清帝的退位。孫中山先生在革命初期也是在實力懸殊的情況下進行了“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的鬥爭。正是有這種“堅持”的精神纔最終取得勝利。號稱以孫中山先生為“偶像”的汪精衛為什麽在抗戰中喪失了這種可貴精神。這不能不說是個遺憾。
民衆的力量决不能忽視。戰後印度的獨立運動；埃及人民收回蘇伊士運河管理權的運動；以色列在面對阿拉伯世界圍攻下求生存的歷次戰爭，哪個不是實力對比懸殊，哪個不是民衆力量的體現呢。抗戰中汪精衛的悲觀正是源自於“脫離群衆”。最終，失敗主義轉變為投降主義。由此可見汪精衛並不是孫中山先生的好學生。
（二）汪精衛認識不到日本侵華的性質和目的
汪出逃河內後，曾發出過全國通電（即豔電）。在通電中汪精衛認為：“日本對於中國無領土之要求，無賠償軍費之要求。”
至於日本到底對中國有無野心，到底是不是我們的兄弟之邦（至少在當時），大傢都有瞭解，就不詳述了。
(三)日本的誘降
日本出於對中國的野心，幾乎中國所有政治勢力都被日本下過功夫。
當時中國的政治勢力主要是這麽幾傢：國民黨也就是當權派，領袖人物就是汪蔣等；滿清的遺老遺少，立偽滿的皇帝是日本情報機關的偉大勝利之一；北洋政府的遺老們，主要對象是吳佩孚和唐紹儀，但最後他們一個是莫名其妙的死亡，一個是在答應與日本合作後被愛國青年刺殺。華北偽政權的王剋敏，南京偽維新政權的梁鴻志也是北洋餘孽，但他們跟汪精衛比，也就是“小字輩”。最後他們還是被緊密團结在以汪主席為核心的偽民國政府裏了；地方實力派：閻錫山，竜雲，張發奎，陳濟棠等。工作雖做了不少，但最後他們的抗戰决心和抗戰貢獻都很大；各少數民族，少數民族裏投降的有，抗戰的也不少。
最著名的是“梅工作”，也就是成功誘降了汪精衛。
還有“知白工作”，因由土肥原負責，又稱“土肥原工作”。工作來工作去，當事人全都工作死了。有觀點說吳佩孚想同日寇合作，但價碼太高。又有人說吳佩孚不願與日寇合作，但躲不開，衹能漫天要價。不管怎麽說，老吳最後沒當漢姦，並且他的死還跟日本醫生有關係，所以算是保住了晚節的。
對“天字一號”人物蔣介石的誘降被稱為“桐工作”。
七七事變後關東軍係統的板垣徵四郎出任日本陸相。當時板垣手下有兩員大將，一個是影佐禎昭；一個就是今井武夫。這兩人對中國政治人物的誘降主張上有很大不同。影佐禎昭走的是要扶植汪精衛的路綫；今井武夫卻想直接和蔣介石談和。他認為：從清朝開始，中日之間所有戰爭或爭端最後的解决方式都是中國的“委麯求全”，現在日本對中國的打擊在歷史上是最大，中國面臨的危機也是最大。而且日本已經有了汪主席，如果中國全民抗戰的領袖蔣介石也來個扭轉乾坤……當汪精衛在南京和日寇“共商國是”的時候，“桐工作”正在香港進行。蔣認為要利用日寇的心理，不妨跟日寇工作工作，一來打擊汪精衛在南京的“和平”運動，二來對日本軍部的戰略有個瞭解。瞭解日本軍隊的意圖就等於瞭解了日本政府的意圖。因為日本“二二六”事變後，政府的內閣陸相一定由日軍現役人員擔任。不管是誰來組閣，衹要你的政策不合軍隊的意，那麽就不給你推薦陸相人眩內閣5相缺了一個，您還怎麽組閣？所以當時日本軍隊對政壇的影響是舉足輕重的。
蔣介石對假工作的實施很費了些心機。出於對抗戰有負面影響的考慮（萬一傳出去，又說不清楚了），决定派那些又不是政府官員，又能跟國民黨高層能接觸上的人。這些人身份全是真的，但臉可都是假的。全是“軍統”特務。其中有個假宋子良，宋子良本是宋子文的弟弟，跟老蔣都算是親戚。他相片從沒在報紙上登過，人又不喜歡熱鬧，很多人都沒見過。這樣的人選日本很滿意，覺的國民政府派出了這樣的人物，起碼還是有“誠意”的。鬼子可不知道，這個宋子良真實的名字叫曾廣。代表是假，談判中自然有假。每到日方談及實質性問題。我們這位曾假代表就“我要請示請示”“這要研究研究”。請示來研究去，把日方都弄煩了，從而懷疑這代表的真實。做了很多調查都調查不出此人的真實身份。談判中蔣還是有收穫，他起碼知道了日寇的意圖，這個意圖沒什麽新鮮的，停戰可以，但要承認偽滿，要在中國駐軍共同防共等，簡單說就是汪精衛認可的那些東西。
與此同時，汪精衛一衆人馬得知了日寇在進行“桐工作”。汪精衛周佛海等亂了陣腳，按周佛海自己說“一夜都未睡好”。他們為什麽亂？汪精衛不是自詡自己的事業是“救國救民”的嗎，既然如此偉大光榮正確，蔣介石搞一下你們亂什麽？“正義”的事業多個幫手不是很好嗎？最後，日方通過門上鑰匙孔拍了張假宋子良的照片，把照片拿到南京後請同宋子文共事過的汪精衛等人鑒定。周佛海看了照片後大概是驚呼一聲吧：這不是小宋！日寇這纔明白了重慶方面的意圖，“桐工作”自然流産。因香港不歸日本管，故也沒難為假宋子文，衹有讓他們回中國了。這是軍統在抗戰中間諜戰的一個側影，不知這位曾廣回到中國後又有什麽故事呢……簡單的說，日本對汪精衛的誘降是煞費苦心的。做了一個結實的繩套，套在汪精衛脖子上後就由不得汪精衛做主了。繩套一點一點收緊，最後汪主席想喘氣就要跟日本商量了。日寇開給汪精衛的條件一開始很寬鬆，從《重光堂協約》；到《日華新關係調整要綱》，條件起了質的變化，這很說明問題。
日本的和平運動不可能真是打算“從中國撤軍”；“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日中經濟互相提攜”。這對於中國是天大好事，對日本反是不好的。真這麽好的話，日本政府應該直接走外交途徑，開個什麽會然後來個公報：日本放棄一切在華特權。真這樣的話，中國人民起碼到現在都會對日本感恩戴德。難道為中國好要搞出個9.18事變，為中國好要搞出滿洲國，南京大屠殺中被殘酷殺害的30萬同胞全是因為不明白日本的好心吧？日軍來中國到底是幹什麽來了？這些小孩子都能明白的道理，汪精衛為什麽不明白。如果真的不明白，算是先總理瞎眼了，算是汪精衛傻到與虎謀皮。但正常分析，這樣政治上幼稚的傻瓜怎麽能曾是孫中山的得力助手又怎麽能是黨國高級領導人之一呢？恐怕是別有隱情吧！
汪精衛中了鬼子“圈套”後，日寇是一點面子都不給汪留。你汪主席以民國正統自居，偏要你在青天白日旗下面加個黃條（上書“和平反共救國”）。你汪主席以先總理忠實信徒為自豪，偏偏不讓你提什麽“三民主義”。汪主席追求“民族的獨立與自决”，偏偏日本在各級偽政府內部派一大堆“顧問”……
汪精衛於1944 年11月10日在日本名古屋病逝。汪精衛死後葬於南京郊外的梅花山，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在全國人民的一片呼聲中，南京人民對汪精衛的墳墓留在梅花山十分不滿，紛紛要求鏟除。蔣介石在輿論的壓力下，派何應欽扒掉此墓。其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
汪陳跪像於1940年10月製成。汪精衛跪像高1.15米，上身裸露，背刻“汪逆精衛”。陳璧君跪像高1.12米，上身裸露，背刻“陳逆璧君”。同時刻有一塊《汪逆夫婦跪像志》碑，高1.27米，寬0.27米，厚0.05米，碑文為：“相彼夫婦，漢姦之尤，民衆公敵，舉國同仇。男名精衛，汪傢敗類，婦曰璧君，陳門妖魅。認賊作夫，賣身倭奴。斫石肖像，跪諸道途，人人唾駡，萬類見羞，臭聞當世，污流千秋。”
身後評價
汪精衛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時滿腔熱血，以推翻腐敗的滿清為己志，行刺攝政王載灃。
孫中山逝世後，西山會議派試圖在國民黨內除去共産黨的勢力，後來蔣中正武力清黨，欲徹底鏟除共産黨人，汪精衛卻堅持孫中山的聯俄容共和平路綫，造成了寧漢分裂。而當共産黨人開始武裝反抗之際，汪精衛亦即當機立斷進行掃蕩。由這些作為，有一些人認為顯示汪精衛有某種「尚和平，顧大局」的思想哲學；亦有人認為，這顯示了汪精衛的善變性格。
從辛亥革命的英雄，變成了遺臭萬年的漢姦，變化如此之大。有人為他辯護，說他是認可委屈自己，保全大局；更多的意見是年青時的滿腔熱血，不能保證以後他不會為個人權力而犧牲整個國傢利益。
正面評價
汪主席　汪精衛的正面評價主要來自於林思雲，他的《真實的汪精衛》一書，替汪精衛做了身後的平反，但爭論很大，書中認為在汪統治的日占區，人民生活能較穩定，而且認為因為汪代表國民政府和日本求和，使得日本沒有再大舉進攻重慶和延安，這都是他的貢獻，而且他站在日本一方蔣介石站在美國一方，那麽戰後無論同盟國勝利還是軸心國勝利，中國都是戰勝國，那就避免了戰敗國割地賠款的損失，保存了中國文化的延續，起碼中國還能苟延殘喘。
負面評價
汪精衛及其南京國民政府對日本在華的侵略活動起了積極的配合作用。在軍事上，大量策反了國軍（近百萬），尤其是雜牌軍，組織「偽軍」，多次進行清鄉，使得人民生活更加睏難（在林思雲先生的觀點中“日占區百姓渡過了沒有日軍侵犯騷擾的安穩的一年。”日占區的民衆是“安穩的”，那麽其他地區的人民由於汪精衛政府對日本的物資支持恐怕就不得安生了。），汪精衛自兼清鄉委員會主任，打擊其統治區的地下抗日武裝（主要中共遊擊隊），使得日軍可以抽身進行其他戰役。在經濟上，南京國民政府協助日軍對淪陷區的搜刮。譬如在1943年1月在上海強迫實施儲藏物資的全面登記，並對棉紗棉布進行強製性收買，以供日軍之需。在思想教育上，汪精衛在學校推廣與日媾和的理念，美化日本侵略，發動「新國民運動」，從思想上削弱民衆的反日情緒。另外，汪精衛承認滿洲國、德王的蒙疆聯合自治政府等日本人的傀儡政府，被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是出賣中國的領土的不可饒恕的嚴重罪行，現在看來就是分裂國傢罪。
汪精衛多次遊說日本政府，但是汪的政府從來沒有得到多大的自主權。汪政府也毫無權力影響日軍在華的軍事行動，而且汪政權自始至終也沒有建立起一支有戰鬥力的軍隊。汪政權後期與日本交涉中確實爭得一些權利，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力量在變弱，而並非汪政權實力增強。如此一來汪精衛提倡的政治結構毫無號召力，也使所為的「和平建國」落的一場空，最後在日本人不管不問中死去，曾經的美少年，據說在臨死前已經不成人樣。
而且汪精衛的身份很高，他的投日對中國的抗日戰爭造成了無法估量的打擊，對人民的抗日戰爭造成了巨大的精神打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