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浙江江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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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殘酷無情著稱的戴笠，號稱“蔣介石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最神秘人物”。‘殺人魔王’戴笠，惡名昭著。他任國民黨軍統局長8年，曾密令殘殺了許多革命烈士，是雙手沾滿烈士鮮血的劊子手。欠下血債纍纍，本書作者通過收集大量歷史資料，進行細緻比較、深入和生動的描述和評析，揭示了當年國民黨特務係統活動的內幕。
1938年特務處擴大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任副局長。1942年．美蔣聯合組成特務機關“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戴兼為主任。1943年，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不久又兼任財政部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局長。1945年被選為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畢生積極發展軍統特務勢力，排除異己，殘害人民，破壞革命。1933年6月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同年11月捕殺察綏民衆抗日同盟軍第二軍軍長、共産黨員吉鴻昌，次年將上海《申報》主持人史量纔刺殺於滬杭道上，種種血腥事件，都由戴一手佈置。1946年3月17日，戴笠從北平飛往上海轉南京途中因飛機失事喪命。
一位外國記者後來這麽回憶戴笠：一個隱面人，總是藏在房間的暗處，而其他人則處於一覽無餘之下。然而個別的幾個在太平洋戰爭期間當戴笠處於鼎盛時期見過他的西方人，卻對他有強烈多彩的印象。 “從一方面看，二戰中沒有一個人形象要比他更黑；而從另一方面去看，又沒人比他更白，”幾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銳利的目光所震懾。一個戴笠領導下的在敵後工作的OSS(美國戰略情報局)人員說：“戴笠的身材中等壯實，外表粗獷強硬，有軍人的幹練。他的臉輪廓分明，尖銳的目光咄咄逼人，還有一張堅毅的嘴。”一個出生於中國傳教士家庭的美國軍官寫道：“他英俊瘦長，有一雙纖細優美的手，走起路來像是脊梁骨上了鋼條，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國戲臺上的英雄人物
誇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審視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個性記下來以備日後之用。”
對於40年代在中國的大多數外國人來說，戴笠是一個傳奇式的人物，被普遍認為“不是中國的卡那瑞斯上將，而是亨利希•希姆萊”。
戴笠給人的印象是聰明而有想象力，殘酷而不擇手段。他是中國國民黨的希姆萊。他幾乎是所有美國民主理想的敵人。在蔣的統治下，他企圖通過鐵腕來統一中國。他冷酷、狡猾而殘忍。
納粹衝鋒隊頭子的帽子不是輕易摘得掉的。那些將戴笠簡稱為T.L.的西方人經常把戴笠稱做“中國的希姆萊”。那時在美國政府的情報圈子裏，大多數官員都相信“戴笠將軍以劊子手聞名；以他為首的“藍衣社”，是個類似蓋世太保的組織，至少在上海是衆所周知；對政敵他有自己的集中營；他不喜歡外國人，而且外國人很少有人見過他”。
戴笠自己知道這個綽號，而且他不止一次企圖嚮他的美國朋友們證實“他支持民主”。1945年4 月3日，蔣介石檢閱了中美合作所的“精銳部隊”，即坐落在重慶外的歌樂山的第九部。那天晚上戴笠舉行了一個奢華的宴會，耗盡了他從家乡浙江帶來的200斤珍貴黃酒。歌樂山樂隊學會了演奏“揚基歌”和“迪剋斯”，而且當人群裏的美國人為這些歌麯拍手歡呼時，演員們還準備演中國戲。這時戴笠突然打斷了聚會，並堅持要說服美國朋友不要相信關於他的壞話。戴笠通過正式翻譯劉鎮芳語無倫次地說了半天，無非是想表明“他不是希姆萊”，而衹是“總司令的戴笠，僅此而已 ”。
戴笠原名戴春風，是在報考黃埔軍校第一次落榜了後改名再考的，黃埔六期學員，據說改名也很有講究，算命先生算他是雙鳳朝陽，但五行缺水，名字中帶水方大利，同時也是為了紀念一同參加考試的好友徐亮，王孔安（後來也是軍統的重要角色），戴笠名字取自 “卿雖乘車我戴笠，後日相逢下車揖；我步行，君乘馬，他日相逢君當下”，言交不以貴賤而渝也，紀念貧賤好友，字雨農也是當時改的，都是名字中五行補足水，不過從那之後戴笠也是逐步飛黃騰達了，這是後話，不過戴笠最終也沒逃脫在暴雨中暴斃的厄運
瀋醉是上海站的站長，戴笠的總務處處長，他指出其上司對蔣介石走狗般的效忠，說他樂意當蔣的“爪牙”戴笠自己的“犬馬之勞”的說法似乎也透露出他願意從主子那兒接受這種非人的待遇。
戴笠自己為能夠“秉承領袖意志，體念領袖苦心”而感到驕傲。而在他的對手們看來，這種自負是戴笠狂熱地效忠於蔣介石“有公無我，有我無公”信念的表示。就像所有專製政治的奴僕一樣，戴笠是一個強和弱的矛盾結合。他作為蔣介石內部圈子裏的人，大權在握。然而他對蔣的謙卑、對領袖的服從，最終又證明了他個性上的軟弱。
戴笠是最受總司令信任的下級和警衛，衹聽從總司令的命令。他替總司令作內部調查工作，並負責總司令的警衛。戴及其無處不在的特務組織，被認作是中外之間非正式“業務”成交的媒介，而且其效率很高。（共産黨在重慶的聯絡人周恩來曾說，戴笠通過他的秘密組織控製着軍事通訊、財務及外交事務。）……他的秘密警察組織在當時被用來抗衡“CC”派係控製下的黨部警察，具體體現了總司令控製國民黨最基本的政策原則之一，即在各勢力之間通過製約達到平衡。他是後來國民黨專製傾嚮的具體象徵。
作為蔣介石獨裁的具體象徵，戴笠也代表了國民黨政府裏最強大的組織之——軍事調查統計局。
1943年美國武官這麽形容軍統（MSB）：
這個組織並未列在中國政府機構的名單上，然而它卻是中國最強大最重要的組織之一。它是中國軍隊內高層次的領導機構。它的領導戴笠先生（將軍）也許比其他軍事委員會成員具有更大的權威。實際上這個局是中國的特務機構，並且據可靠情報，它擁有 20,000以上的男女成員。它的主要作用之一是打擊共産黨活動。不過所有的間諜和情報工作都是在它的領導下進行的。它的許多活動與軍事行動委員會情報科有重複，而該科的副科長與這個局有直接的聯繫。該局還控製着上海和國統區以外其他地方的中國特務。戴笠是蔣介石原黃埔軍校的軍官之一，他通常被稱為“將軍”，但是據說他並沒有正式的軍銜。消息靈通人士說，在今天的中國，除總司令以外，他比任何人都要有權力。他被認為是唯一一個能與蔣介石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見面的人物。
所以，很難將戴笠作為中國最強大的秘密警察之一的頭子所具有的個人影響與他和蔣介石之間的密切關係分開。在衆人的想象中，他至少代表了獨裁的陰暗面；如瀋醉所說，他是總司令的一把利劍，而在百姓的眼中則是蔣的劊子手。事實上，戴笠可能享有的獨立性來自於他本人所具有的威懾力，但是反過來說，這種威懾力幾乎全來自於他與蔣的接近——加上他那些衆所周知、無所不在的耳目與爪牙。
像所有的警察頭目一樣，戴笠的威懾力來自於人們相信他的人無所不在。在中國和外國均有人認為：“衆所周知，軍統是中國的秘密警察，而且比起世界上任何間諜網來，它在特
工人員的數量上要更加龐大，在地理覆蓋面積上要更加遼闊。” 1946年，美國軍事情報機構估計戴笠有18萬便衣特工——其中4萬人全天候地為他工作。這些着特別製服和軍隊製服的特工人員包括：7萬武裝遊擊隊，2萬別動軍，以及美國海軍認為具有15291名士兵的“忠義救國軍”和在中國沿海為數4萬人的有組織的海盜。這些加起來總數有325萬的實際或潛在的人員在為這個秘密警察的頭子效力。
一篇提到戴笠是“中國的間諜大師”的文章說，凡是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他的情報人員在活動，這些地方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婆羅洲、福摩薩、暹羅、馬來半島、南太平洋群島、錫蘭、緬甸和印度。
到了戰爭的後期，戴笠的特務不僅在地理上而且在戰略上都可以說無處不在。他們在馬尼拉有城墻環繞的區域裏發送氣象預報，一直到麥剋阿瑟登陸。他們在南京、漢口及所有被日本人占領的中國城市內組建警察部隊。日本人發現這些警察願意合作，便讓他們照常管理，卻不知所有中國的警察都是戴笠的人。他們在日本空軍內有一個單獨的傀儡飛行隊，接受秘密命令，將日軍的轟炸機於9月15日轉交給戴笠在西安城內的組織。而且在整個戰爭時期，在日本本土的東京皇宮裏就有戴笠的特務。
美國的讀者——公開的與秘密的——對有關戴笠無所不及的特務網絡的例子十分着迷。據報告，一位美國戰略情報局的上尉在回到他坐落在福州西邊的住宅時，發現他的翻譯正在與兩位身着深色長衫的陌生人說話，那兩人一見他進來便離開了。這翻譯渾身嚇得發抖地告訴他這兩人差點兒殺了他，因為他回到上尉的房間時正見他們在翻上尉的東西。他乞求上尉保護他。當上尉責怪他莫名其妙時，他又開始發抖，並說：“不，這不是莫名其妙。他們是老闆的人。”這位軍官回憶說：“於是我一夜沒睡，整晚在膝蓋上架着把該死的衝鋒槍，因為那兩個來訪者是‘老闆’的人。”
另一個美國情報官在日占區執行秘密任務時路過一個小村子，在當地的客棧下榻。他與客棧老闆一起喝着地方酒並成了朋友。於是這位美國人冒昧地建議他們去搜索所有顧客的行李。說到底，這難道不是客棧主人的“老闆”要他幹的嗎？後來，當他們在醉意下搜索了旅店的其他房間後，美國人說他原以為這個小村子對於安置一個常駐的秘密警察特工來說太小了點。“多小沒關係”，據說那店主這樣回答，“在中國每個地方都有老闆的特工。”
當然，在一村一屯安插特工並不足以使戴笠贏得他所得意的普遍恐懼。他在外國人和中國人眼裏的形象部分出於他殘酷的名聲。美國觀察傢認為：“許多中國人悄悄傳說他用火車頭內燃爐燒烤的方法來懲罰叛徒，而且他操縱了關押政治犯和其他犯人的集中營。”有些中國人，如蔣介石的對手李宗仁，他們對戴笠“作為一個聰明而含蓄的人”具有好感，但同時對他“笑裏藏姦”感到震驚。儘管在他的組織裏他偶爾會以漫不經心的樣子出現，但據說萬一有人不遵守他的紀律，他便殘酷無情。戴笠的批評者們因此嚮外國人指控戴笠應對許多文科教授和其他進步人士的監禁負責，同時把他形容為“中國的法西斯分子”。
儘管他最終喜歡施刑，殘酷本身卻並不是他那威懾力的關鍵所在。他雖然殺了很多人，但並非病理性的虐待狂。他自己也並不喜歡這麽做。他對殺手們下令行刺時，通常總是略與計劃保持距離。他無疑為自己能在遠距離外置他人於死地的權力有種變態的快感，但這正是一位神秘的復仇女神不可遏止的滿足所在：死神既遙遠又近在咫尺。於是，戴笠保持孤僻和神秘的能力使他變得無法預測，於是在人們的眼裏變得更加姦詐危險。
他許多讓人費解的特點與他不讓人察覺他在場及保持隱名埋姓的奇妙能力有關，部分也與他不願被拍照有關。作為“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戴笠特別刺激美國記者們的想象力，因為他完全符合他們把他當做現代的富滿洲大夫的形象。
戴笠被認為是經歷過戰爭的最神秘的人物。但那些知道他長什麽樣的中國人通常不這麽看。據說近四億五千四百萬的人從沒有見過他，也不知道他長什麽樣。他從不公開露面，也不讓記者采訪，而且幾乎從不讓人給他照相。
《柯萊爾斯》雜志管他叫做“亞洲的一個神秘人物”。據說戴笠是個“具有可怕權力和聲名狼藉的人”，他從不接受照相或采訪。
戴笠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富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之一；甚至在政府官員裏，都很少有人認識他；很少有他的照片。他在受到一些人贊賞的同時，又被很多人深深地仇恨和懼怕。
一個中國官員在提到他時說，他“製造了這麽一個幻象，好像他衹是一個名字而已，可能實際上並不存在”。
而且，他無疑總是力圖隱藏自己的蹤跡。在二戰時期的重慶，他一個人住——除了他的警衛們和連他在外就餐時都替他採購、烹飪和嘗食物的白發僕人賈金南以外——這個秘密警察的頭目故意地隨意往返移動於三個住處間：曾傢岩151號的公館，上清寺康莊3號的一座小洋房和在神仙洞的另一座公館。就在重慶城外，他在楊傢山占有一座公寓，在鬆林坡有一幢房子，在歌樂山中美合作所總部的大禮堂後面還有一個臨時的客房。他在西安、蘭州、成都、貴陽和衡陽也各有一個秘密住宅；戰後他又秘密地在上海、南京、漢口、天津、青島、北平、鄭州、福州、廈門和蘇州買下了一些秘密住所（在那裏他總放置一兩部隨時備用的車）。
幾乎沒人知道戴笠準確的近況。他在中國到處有住宅和藏身之地，而他的路綫和去處總是隱瞞着的。一個跟他一起旅行的美國人曾經告訴我“他從來不讓任何人知道他從這一刻到那一刻將去哪兒，而且他在去任何一個地方之前，總是播散謠言。說他要去X地，然後他總是去了Y地”。在城市裏他的人總給人打電話說他上路了，他們知道這電話會被竊聽的；與此同時，戴笠去了另一個什麽地方。正因為有竊聽，所以他禁止他的辦公室在電話上為他安排約見。美國人發現，他們約見他的要求必須封在信封裏，而且答復也是以同樣的方式遞交的。
他甚至能在別人的面前隱藏自己。記者愛潑斯坦回憶起在他去延安采訪共産黨之前國民黨為他召開的一次會議。會議由被美國人認為最受蔣信任的何應欽將軍主持，國民黨的日本情報專傢王本勝也出席了，還有董顯光。衹是在會議結束時愛潑斯坦纔記得還有第四個人在場，他在屋子的後面幾乎沒被註意到。那人黑黑的皮膚，鬍子拉茬，雖然不見得陰險，但在愛潑斯坦看來有副癩蛤蟆樣，他自然就是戴笠。
深色的皮膚也是他給別人包括他後來的副手“瑪麗”梅樂斯留下的強烈印象。
從外表上看戴笠在許多美國人眼裏與其說是中國人不如說是拉丁美洲人。他矮個子，壯實，深色的皮膚。有人說“他有點像巴第斯達”。他在戰時穿得很普通：通常是黑馬靴，普通的藍製服，過時的歐式帽子。他外表中最突出的是他的雙手。“它們奇怪但可愛”，一個美國人曾經這麽對我說。“它們不比我的三個手指更大。你見他坐在書桌前，穿著絲織的中國長袍，臉上挂着狡詐的微笑，突然出現了中國瓷娃娃般的手。假如你在這之前就以為他是一個殘酷的人，他此刻就顯得更加陰險。”
別人既能感到他的外表古怪畸形，又能感到戴笠為這個特點而驕傲。他衣着的暗淡單調更增強了這一點，同時使他更能有意地隱名埋姓。正因如此，儘管他經常大宴賓客——尤其在重慶，他在公館的馬殿或虎殿裏的宴會在美國人中以其精緻的餐具、絶妙的咖啡和拿破侖白蘭地而聞名——但他的生活其實相當簡單。
比如在南京時，他以對自己的生活條件不在乎而出名。他在雞鵝巷53號的房子裏用的是草織墊子而非地毯，他在上海法租界楓林橋附近租的一座兩層樓房子也非常普通，跟當時他的那輛小斯特德貝剋車一樣不起眼。於是，雖然有人認為他發了大財，尤其發了戰爭橫財，然而另外一些人認為他除了在與他人，包括手下人做交易以外，他從根本上對錢不感興趣。
一般人認為戴笠財産數額巨大，然而還是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他宣稱為蔣介石政府無償工作，這使他的個人收入變得非常神秘。有人說他的收入來自與敵人的秘密交易。美國空軍飛行員曾說是來自鴉片，說他們曾從西面的成都起飛把水銀運往北方各省來換取鴉片，然後交給戴笠。但正如其他人指出，蔣介石對任何與鴉片有關的人和物都毫不留情，而戴笠對蔣和他的各項原則的忠實嚮來是無可指責的。
據梅甘主教記載，戴笠作為反走私機構的頭子（當時挂名在財政部下），他所處的地位使他極容易瞭解（並獲利於）非法交易和走私活動。然而，對當時中國的情況信息十分靈通的梅甘認為，戴笠自己並沒有捲入任何這類活動。
戴笠對機密和匿名的執迷使他的權力帶有另一個特點，那就是所謂的刀槍不入。《柯萊爾斯》雜志的那篇使他在美國傳奇化了的文章一再提到戴巧妙地逃脫逮捕、定時炸彈及日本人的捉拿：“戴笠無懈可擊的說法很快就成為他個人傳奇的一部分。”
另一個美國作傢曾描述戴笠怎樣“以其慣用的銷聲匿跡的方式”逃脫了敵人159個便衣的捕捉；即使在有報道說他死於飛機失事時，他仍然可能在與死亡遊戲而不傷一根毫毛。 “沒人知道到底有多少次戴笠的敵人想逮住或殺死他，而他一次次地捉弄了死亡，結果使他享有刀槍不入的傳奇式名聲。”
儘管戴笠孤僻詭秘，他仍在社會各階層有廣泛的熟人和朋友圈子。其中大多數人對他有用，這些人包括老警衛隊的人，也有重要的軍官、銀行傢、海外商人、上海黑幫和四川秘密社會的頭子們。《蘇報》和《甲寅》周刊的主編章士釗也曾是他的好朋友，在1946 年戴笠的葬禮上他曾經也寫過贊詞。
有意思的是，他的一些朋友都是佛教或者天主教的教徒。在天主教徒中，戴笠的朋友包括中國的紅衣主教田耕莘，法國在重慶的主教，還有中國天主教牧師於斌。其中他與於斌的關係可能包括業務上的接觸。因為正是通過於斌，戴笠纔得以在河南陝甘邊界區的一個當地的天主教教堂裏，開展起在軍事委員會西北站控製下的情報收集活動。但是戴笠更大的朋友圈子則超出了簡單的宗教或非宗教的劃分，尤其是在他取得了名望後。他後來也同足球明星李惠堂，與招待會女王陳雲裳，南京《救國日報》的頭目龔德柏及京劇演員言慧珠建立了關係。
在上海咖啡館社會的所有成員中，戴笠最臭名昭著的朋友是唐生明，他經常陪同秘密警察逛妓院和賭場。戴笠在上海的浪漫生活也是他面目的一部分，對於這一點唐曾說：“戴笠是個奇怪的人，他簡直離不開女人的魅力。”也許這就是唐生明為什麽一定讓他的妻子徐來把電影明星鬍蝶介紹給戴笠的原因。鬍蝶後來在太平洋戰爭中成了這個特務頭子的情婦。
這些朋友，尤其是那些繼梅樂斯將軍關於中美合作所的回憶錄問世後寫出並在臺灣出版的各種傳記的朋友們，他們對戴笠的形象則有不同的描述。大批歌頌戴笠的書籍涌現出來，包括喬傢纔、毛鐘新、劉培初等寫的傳記。一生致力於描述現代中國北方的《水滸》類英雄的臺灣作傢章君𠔌，在二手材料和對原軍統官員采訪的基礎上編寫了一部戴笠的傳記，將這位秘密特務的頭子描繪成一個“熱忱的愛國者”，對領袖懷有“烈火 ”般的赤膽忠心。戴笠的頭腦周密細緻，冷酷無情地洞察到任何顛覆行為的蛛絲馬跡，而對朋友和下級卻待以慷慨寬容。在30年代後期，和戴笠接近的一位同事對章君𠔌這樣形容這位秘密警察頭子：
戴先生這個人，實在是極理智，而又極富感情的，由於他自小流浪，接觸面異於常人的廣泛，同時，又因為他勤勉苦學，讀了很多的中國古書，所以他能將儒佛俠精神，兼而有之。戴先生的部屬，對他無不既敬且畏，即使受過他的處分，人前人後，從不埋怨、懷恨，甚至於直到他死後22年的今天，也依舊對他毫無怨言。
戴笠所有的老搭檔都強調他們的頭目具有極強的記憶力和旺盛的精力。據說，他能夠幾天幾夜不睡覺而一點兒也不顯得纍。而且即使纍了，他也能立刻察覺出一個局勢或一個人的動嚮，然後設法來充分利用局勢。所以他手下的人相信，在任何情況下對這位秘密警察頭子隱瞞真相都是徒勞，因為他能毫無例外地戳穿騙局。
而且，他斬釘截鐵的領導作風和雍容大度的氣量，一再證明了他的果斷、左右局勢的能力和才幹。
國民黨將軍鬍宗南用這樣的話概括戴笠的個性：“雨農，這位自負為孫悟空的人，認為天上的月亮都捉得下來，幾乎沒有過不去的難關。他最大的長處是深諳人情世故，最大的缺點是任性、急躁，不能保守秘密。”
儘管對戴如此謹慎地進行描述，人們還是無法將他在國民黨擁護者眼裏的英雄形象和他在死敵共産黨中間的名聲對上號（他的許多擁護者甚至認為，如果他沒在1946年3月17日墜機事件中死去，中國共産黨就不會在內戰中取勝）。我們曾在《紅岩》裏見過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戴笠和軍統的軍官們是殘酷無情的虐待狂的描寫。戴笠一死，左翼記者們立刻指控戴暗殺了中國民權保障同盟領袖這類傑出的政治領導人，強姦和折磨了無數個手無寸鐵的婦女，並屠殺了成千上萬反對蔣介石野蠻獨裁的中國青年。
“秘密世界是一個病態的世界，它對那些為自己的真實身份感到疑惑的男女們具有誘惑力，他們衹有在秘密的遮蓋下纔感到安全……這將他們與一個由理性因果關係組成的實際的世界隔離開來，同時也許會使他們以為由於自己瞭解了他人不知的事情，就有能耐不受常人所受的限製而為所欲為。”每當我們提醒自己這一點時，對戴笠的這些截然相反的描述便無疑會産生懷疑。
而秘密世界的特殊性可能正好解釋戴笠充滿疑雲的形象，但這種模棱兩可的情況不應當使我們放棄去瞭解戴笠的義務，因為他起碼代表了現代中國意識的某一個具體方面。特別是，在一場中國革命推翻了帝製，而另一場革命即將來臨，如果我們把戴將軍的政治思想和實踐衹當做那個時代精神的一個折射，那麽這個努力就不應當是個誇誇其談的任務。那些政治動蕩産生了一個由地下社會的殘酷實踐所導致，且飽受即將來臨的震顫的革命想像力刺激的暴力文化。在所有這些歷史的麯折中，戴笠衹是他那個被扭麯了的時代的一個粗糙反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