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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載是北宋時期一位重要的思想傢、關學的創始人，理學的奠基者之一。其學術思想在中國思想文化發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以後的思想界産生了較大的影響，他的著作一直被明清兩代政府視為哲學的代表之一，作為科舉考試的必讀之書。
張載原籍大梁（今河南開封），祖父張復，宋真宗時任給事中，集賢院學士等職，後贈司空。父親張迪於真宗初攜妻陸氏上任於陝西長安。天禧四年（１０２０）生張載。天聖元年（１０２３）年任涪州（今四川涪陵縣）知州。後贈尚書督官郎中，祖父和父親都是中小官吏。張迪在涪州任上病故，傢議歸葬開封。十五歲的張載和五歲的張戩與母親，護送父柩越巴山，奔漢中，出斜𠔌行至眉縣橫渠，因路資不足加之前方發生戰亂，無力返回故裏開封，遂將父安葬於橫渠南大振𠔌迷狐嶺上，全家也就定居於此，以後張載就生活於此，人稱他為橫渠先生。
張載從小天資聰明，少年喪父，使他成熟較早，當時西夏常對西部邊境侵擾，宋仁宗康定元年（１０４０）初，西夏入侵，慶歷四年（１０４４）十月議和。朝廷嚮西夏“賜”絹、銀和茶葉等大量物資。這些國傢大事對“少喜談兵”的年僅二十一歲的張載刺激極大，他就嚮當時任陝西經略安撫副使，主持西北防務的范仲淹上書《邊議九條》，陳述自己的見解和意見，打算聯合焦演（彬縣人，精兵述）組織民團去奪回被西夏侵占的洮西失地，為國傢建功立業，博取功名。範在延州（今延安）軍府召見了這位志趣不凡的儒生，張載談論軍事邊防，保衛家乡，收復失地的打算得到了範的熱情贊揚，認為張載可成大器，勸他道：“儒傢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勉勵他去讀《中庸》，意思是說你作為儒生，一定可成大器，不須去研究軍事，而應從《中庸》學起，在儒學上下功夫。張載聽從了範的勸告，回傢刻苦攻讀《中庸》，仍感不滿意。於是遍讀佛學，道傢之書，覺得這些書籍都不能實現自己的宏偉抱負，又回到儒傢學說上來，經過十多年的攻讀，終於悟出了儒、佛、道互補，互相聯繫的道理，逐漸建立起自己的學說體係。
慶歷二年（１０４２）范仲淹為防禦西夏南侵，在安陽府（今甘肅慶陽）城西北修築大順城竣工，特請張載到慶陽，撰寫了《慶州大順城記》以資紀念。
仁宗嘉佑二年（１０５７）三十八歲的張載赴汴京（開封）應考，時值歐陽修主考，張載與蘇軾、蘇轍兄弟同登進士，在候詔待命之際，張載受文彥博宰相支持，在開封相國寺設虎皮椅講《易》。一天晚上，遇洛陽程顥、程頤兄弟，張載是二程的表叔，但他虛心待人，靜心聽取二程對《易經》的見解，感到自己學的還不夠，第二天，他對聽講的人說：“今見二程深明《易》道，吾所不及，汝輩可師之”（行狀）。於是撤席罷講，但又對二程說“吾道自足，何事旁求”（行狀），表現了他在學術上積極開拓精神，他的《易說》就是在這個時期寫成的。
張載中進士後，先後任祁州（今河北安國）司法參軍，雲岩縣令（今陝西宜川境內）著作佐郎，簽書謂州（今甘肅平涼）軍事判官等職。在作雲岩縣令時，辦事認真，政令嚴明，處理政事以“敦本善俗”為先，推行德政，重視道德教育，提倡尊老愛幼的社會風尚，每月初一召集鄉裏老人到縣衙聚會。常設酒食款待，席間詢問民間疾苦，提出訓戒子女的道理和要求，縣衙的規定和告示，每次都召集鄉老，反復叮嚀到會的人，讓他們轉告鄉民，因此，他發出的教告，即是不識字的人和兒童都沒有不知道的。在渭州，他與環慶路路經略使蔡挺的關係很好，深受蔡挺的尊重和信任，軍府大小之事，都要嚮他咨詢。他曾說服蔡在大災之年取軍資數萬救濟災民，並創“兵將法”，推廣邊防軍民聯合訓練作戰，還提出罷除戍兵（中央軍）換防，招募當地人取代等建議。在此時他還撰寫了《經原路經略司論邊事狀》和《經略司邊事劃一》等，展現了他的軍事政治才能。
神宗熙寧二年（１０６９）御史中丞呂公著（晦叔）嚮神宗推薦張載，稱贊張載學有本原，四方之學者皆宗之，可以召對訪問。神宗召見張載，問他治國為政的方法，張載說：“皆以漸復三代為對。”（三代即夏、商、周），神宗聽了非常滿意，高興的說，你先到二府（中書省樞密院）作些事，以後我還要重用你。張載認為自己剛調入京都，對朝廷王安石變法瞭解甚少，請求等一段時間再作計議，後被任命為崇文院校書。當時王安石執政變法，想得到張載的支持。有一天見到張載對他說：“朝廷正要推行新法，恐怕不能胜任，想請你幫忙，你願意嗎？”（今譯）張載回答說：“朝廷將大有為，天下之士願與下風，若與人為善，則熟敢不盡！如教與人追琢，則人亦故有不能。”張載一面贊同政治傢應大有作為，但又含蓄地拒絶參與新政的行為，遂漸引起了王安石的反感。張載擬辭去崇文院校書職務，未獲批準。不久被派往浙東明州（今浙江省寧波）審理苗振貪污案，案件辦畢回朝。此時張載之弟監察御史張戩因反對王安石變法，與王安石發生激烈衝突，被貶知公安縣（今湖北江陵），張載估計自己要受到株連，於是辭官回到橫渠。
張載回到橫渠後，依靠傢中數百畝薄田生活，整日講學讀書，“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半夜坐起，取燭以書……。”在這期間，他寫下了大量著作，對自己一生的學術成就進行了總結，並親自帶領學生進行恢復古禮和井田製的兩項實踐。為了訓戒學者，他作《砭愚》、《訂頑》訓辭（即《東銘》、《西銘》），書於大門兩側。張載對推行“井田”用力最多，他曾把自己撰寫的《井田議》主張，上奏皇帝，並與學生們買地一塊，按照《周禮》的模式，劃分為公田，私田等分給無地、少地的農民，並疏通東西二渠“驗之一鄉”以證明井田製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今橫渠鎮崖下村，扶風午井鎮、長安子午鎮仍保持着遺跡，至今這一帶還流傳着“橫渠八水驗井田”的故事。
熙寧十年（１０７７）秦風路（今甘肅天水）守帥呂大防以“張載之學，善法聖人之遺意，其術略可措之以復古”為由，上奏神宗召張載回京任職。此時張載正患肺病，但他說：“吾是行也，不敢以病辭，庶幾有遇焉。”意思是說這次召我回京，不能因病推辭，藉此機會可行施我的政治理想和主張，便帶病入京。神宗讓他擔任同知太常職務（禮部副職）。當時有人嚮朝廷建議實行婚冠喪祭之禮，下詔禮官執行，但禮官認為古今習俗不同，無法實行過去的禮製。唯張載認為可行，並指出反對者的作為“非儒生博士所宜”因而十分孤立，加之病重，不久便辭職西歸。路經洛陽見到二程時說：“載病不起，尚可及長安也。”當年農歷十二月行至臨潼，當晚住在館捨，沐浴就寢，翌日晨與世長辭。享年五十八年，臨終時衹有一個外甥在身邊。
張載的一生，兩被召晉，三歷外仕，著書立說，終身清貧。歿後貧無以殮。在長安的學生聞訊趕來，纔得以買棺成殮，護柩回到橫渠。翰林院學士許詮等奏明朝廷，乞加贈恤。神宗下詔按崇文院三館之職，賜喪事支出“半”數，宋神宗元豐元年（１０７８）三月，將張載葬於橫渠大振𠔌其父張迪墓南，與弟張戩墓左右相對。
南宋嘉定十三年（１２２０）宋寧宗賜謚“明公”，淳佑元年（１２４１），賜封眉伯，從祀孔廟，明世宗嘉靖九年（１５３０）改稱先儒張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