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籍貫： | 福建上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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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１６年３月，陳丕顯同志出生於福建省上杭縣南陽區官連坑(現福建省上杭縣南陽鎮官餘村)的一個農民家庭。早在少年時期，就受進步思想影響，追求革命真理，於１９２９年加入共産主義青年團，１９３１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開始了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與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奮鬥６０餘年的革命生涯。１９２９年起，陳丕顯同志在福建省從事共青團的創建工作，先後擔任共青團福建省委兒童局書記，共青團中央兒童局書記，共青團閩贛地區中心縣委書記，共青團中央蘇區分局委員。１９３５年初，陳丕顯同志任共青團贛南省委書記。在主力紅軍出發長徵後，他跟隨項英、陳毅等同志和中央蘇區領導機關一起突出敵人的重重封鎖和包圍，進入贛粵邊遊擊區。在失去同黨中央的聯繫並被敵人封鎖的極端睏難條件下，艱苦卓絶地進行了三年遊擊戰爭，粉碎了敵人的多次“清剿”，為保存革命力量，堅持南方的遊擊戰作出了貢獻。
抗日戰爭爆發後，陳丕顯同志奉命到瑞金、信中等地尋找、聯絡部隊，為贛南遊擊隊出山抗日做了大量工作。不久，他被調到中共中央東南局工作，任青委書記、青年部長，動員和組織廣大革命青年參加新四軍。隨後從蘇南渡江北上，隨軍東進，創建了蘇中敵後抗日根據地，歷任蘇中區黨委副書記、書記，新四軍蘇中軍區政委。他根據毛澤東同志關於建立農村根據地、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思想，深入發動群衆，獨立自主地進行武裝鬥爭，建立統一戰綫，實行減租減息，促進生産，保障供給，為建立根據地奠定了穩固的基礎。他積極配合主力部隊作戰，參加了陳毅、粟裕同志親自指揮的著名的黃橋、車橋等戰役，給國民黨頑固派和日寇以沉重的打擊。他領導蘇中軍民粉碎了敵人的多次“掃蕩”、“清鄉”，保衛了抗日民主政權，使蘇中根據地擴大到２萬多平方公裏、８００多萬人口，擁有四個縱隊的兵力，直接威脅着南京的日本侵略軍總部和汪偽政府，成為敵人的心腹之患。從１９４０年到１９４５年抗日戰爭勝利，不管環境何等險惡，陳丕顯同志一直堅持在蘇中，領導抗日軍民同日寇、汪偽軍進行了殊死的搏鬥。他為創建、鞏固和發展蘇中抗日根據地立下了不朽的功勳，為抗日戰爭的勝利作出了貢獻。
解放戰爭時期，陳丕顯同志歷任華中野戰軍七縱隊政委，華中分局委員，華中分局駐蘇中區代表，新四軍華中南綫後勤司令部政委，華中工委書記，新四軍華中指揮部、蘇北兵團、蘇北軍區政委。１９４６年６月，蔣介石公然撕毀“雙十協定”，嚮我解放區大舉進攻。陳丕顯同志參加了粟裕同志直接指揮的蘇中“七戰七捷”，擔負了繁重的支前任務。１９４６年９月，黨中央指示華中野戰軍嚮北發展，主動撤離華中和兩淮（淮安、淮陰），華中分局决定陳丕顯同志留下領導華中地區的敵後鬥爭。他在敵強我弱的不利形勢下，不僅保存了我黨的骨幹力量，而且善於捕捉戰機，主動出擊，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戰場的作戰。１９４７年夏，全國形勢發生重大變化，我軍由戰略防禦轉入戰略進攻。當時華中內綫的兵力已發展到三個縱隊，與山東兵團相呼應，發動了強大的攻勢，形成兩衹拳頭左右夾擊，有力地支援了我軍的外綫作戰。嗣後，陳丕顯同志隨軍參加了震驚中外的淮海戰役。在淮海戰役中，華中地區共動員了民工１０７萬人，其中隨軍民工２２·５萬人，擔架１·５萬多副，小車８萬輛，供應糧食１·１億斤。陳丕顯同志領導華中地區軍民，有力地支援了淮海戰役，作出了突出貢獻，為解放戰爭的勝利立下了功勳。
１９４９年４月，陳丕顯同志隨軍渡江南下，任蘇南區黨委書記，蘇南軍區政委，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他為建立新解放地區人民政權，進行土地改革，剿匪反霸，醫治戰爭創傷，恢復和繁榮經濟，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經過三年的努力，全區糧、棉年産量均已超過抗日戰爭前的最高年産量，工業生産大部分産品的産量成倍增長。由於出色地完成了土改和鎮反的任務，受到毛澤東同志的稱贊。
１９５２年２月，陳丕顯同志調上海工作，歷任上海市委第四書記、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華東局委員，上海局委員，上海市委第二書記、市委書記處書記，上海警備區第二政委、第一政委，華東局書記處書記，上海市政協主席，上海市委第一書記。解放初，在百業待舉、百廢待興的繁重任務面前，陳丕顯同志一到上海，就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協助陳毅同志堅决執行黨中央的方針政策，為鎮反、肅毒、禁賭、禁*，蕩滌舊上海的污泥濁水，維護社會安定；為平抑市場物價，恢復正常的生産秩序和生活秩序，作出了巨大努力。在第一個五年計劃期間，陳丕顯同志作為上海市委主要負責人之一，為上海工業生産的全面恢復和發展，支援全國重點建設和邊疆建設，做了大量工作。在黨中央批準上海市委提出的關於充分地利用上海工業潛力，合理地發展上海工業生産的方針後，他與市委其他同志一起，以更積極的姿態，充分利用沿海老工業基地的優勢，進一步調動廣大工人、知識分子和工商業者的積極性，促使工業得到合理發展。陳丕顯同志為建設社會主義新上海，傾註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大貢獻。
“文化大革命”期間，上海是“四人幫”搞亂全國、亂中奪權的基地。陳丕顯同志受到殘酷迫害，被關押長達十年之久，親屬也受到株連。對林彪、“四人幫”的誣陷和脅迫，陳丕顯同志毫不妥協，堅持原則，堅持真理，對黨忠貞，面對面地進行了針鋒相對的鬥爭，表現了共産黨人的錚錚鐵骨。更難能可貴的是，他自己身處危境，還盡一切可能保護受迫害的幹部。
１９７７年陳丕顯同志恢復工作後，２月任雲南省委書記、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同年７月調湖北工作，擔任湖北省委第二書記、湖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１９７８年８月至１９８２年１０月任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在此期間，他還先後擔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湖北省軍區第一政委，武漢軍區政委。他堅定地貫徹執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綫和方針、政策，堅持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為糾正 “左”的錯誤影響，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實行改革開放，恢復發展經濟，夜以繼日地緊張工作。他十分重視農業、林業、水利基礎設施的建設，重視國有大中型企業在國民經濟中的主導作用，重視經濟建設與社會事業的協調發展，為湖北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創造了良好條件。
陳丕顯同志在１９８２年９月召開的黨的十二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１０月調中央工作，歷任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中央保密委員會主任，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他堅持以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為指導，堅定不移地貫徹黨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路綫，為加強和改善黨的領導，為深化改革、擴大開放，促進國民經濟的發展，做了許多工作。他始終關心上海的經濟建設和發展，並積極建議建立浦東經濟開發區。陳丕顯同志協助彭真同志，在分管政法工作期間，為維護社會穩定，保障國傢安全，為創建武裝警察部隊，加強政法幹警隊伍建設，做了大量開拓性的工作；在主持全國人大常委會常務工作中，為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製，完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作出了突出貢獻。
陳丕顯同志是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第十二屆中央委員。
陳丕顯同志離開領導工作崗位後，即使在重病期間，仍關心着黨和國傢的大事，衷心擁護黨的基本路綫和鄧小平同志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衷心擁護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集體。他對黨的事業極為關註，對社會主義祖國的發展前途充滿信心。
陳丕顯同志一貫忠於黨、忠於人民。從“紅小鬼”到八旬老人，一生經歷了無數艱難困苦，對共産主義矢志不渝，對黨對人民無限忠誠。
他相信群衆，熱愛群衆，遇事同群衆商量，堅持走群衆路綫。從戰爭年代到和平時期，時刻不忘群衆，關心群衆疾苦，尤其關心老區的經濟發展和老區人民的生活改善。
他尊重知識，愛惜人才，對知識分子熱情關懷，對黨外民主人士坦誠相待。他作為我黨早期從事青少年領導工作的老同志，始終十分關註下一代的成長。
他對革命和建設事業兢兢業業，任勞任怨，鞠躬盡瘁。他不顧體弱多病，勤勤懇懇，嘔心瀝血，忘我工作。他在退出領導崗位後，仍擔任全國老齡委員會名譽主任，為我國老齡事業付出了辛勞。
他一貫堅持黨性原則，遵守黨的紀律和政治生活準則，堅持民主集中製，維護黨中央權威。他始終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廉潔奉公，反腐倡廉。他作風民主，平易近人，嚴於律己，寬以待人，愛護幹部，維護團结，對傢屬、子女嚴格要求，處處表現出人民公僕的本色。他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受到廣大幹部和群衆的敬佩。
陳丕顯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輝的一生，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一生。他的逝世，是黨和國傢的一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學習陳丕顯同志的革命品德和優良作風，緊密團结在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同心同德，為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努力奮鬥。
陳丕顯同志永垂不朽！
陳丕顯，1916年3月生，福建上杭人。曾用名陳傢煜，化名阿丕。1929年加入中國共産主義青年團，1931年轉為中國共産黨黨員，1929年參加革命工作，中等文化程度。1929年起在福建上杭縣從事共青團的創建工作，歷任本鄉共青團支部幹事，鄉兒童大隊長，上杭縣政府宣傳隊隊長，區、縣兒童局書記，團縣委巡視員，福建省少先隊訓練部部長，福建省兒童局書記，共青團中央兒童局書記，閩贛省革命委員會青年部部長。1934年起任共青團閩贛地區中心縣委書記、共青團中央蘇區分局委員、少共贛南省委書記。參加了南方三年遊擊戰爭。抗日戰爭爆發後，任中共中央東南分局（後為東南局）青年部部長、青委書記。1940年9月起任蘇北區黨委副書記、蘇中區黨委副書記、蘇中區黨委書記兼新四軍蘇中軍區政治委員。抗日戰爭勝利後，歷任華中野戰軍第七縱隊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中分局委員、分局組織部副部長，華中分局駐蘇中區代表，新四軍華中南綫後勤司令部政治委員，中共華中工委書記，華中指揮部、蘇北兵團、蘇北軍區政治委員。1949年4月至1952年8月任蘇南區黨委書記，其間：1949年5月起兼任蘇南區黨委財政經濟委員會書記，曾兼任蘇南軍區政治委員。1949年12月至1954年8月任華東軍政委員會委員、華東行政委員會委員。1952年3月至1954 年10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四書記，1954年10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二書記，1956年7月至1965年1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書記處書記，1965年11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其間：1952年8月起兼任中共上海市委工業生産委員會書記，1953年7月至1954年 11月任中共中央華東局委員，1954年11月至1960年11月任中共中央上海局委員，1958年11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上海市政協主席，1959年2月至1962年7月兼任上海市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1961年2月至1966年鼕任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處書記，曾兼任上海警備區第二政治委員、第一政治委員。1966年至1975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關押，待分配。1975年至1977年初任上海市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2月至 7月任中共雲南省委書記（當時設有第一書記）、雲南省革委會副主任。1977年7月至1978年1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 1978年1月至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二書記、湖北省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78年8月至1982年8月任中共湖北省委第一書記兼武漢軍區政治委員（1979年1月起），曾兼任湖北省軍區第一政治委員；1978年8月至1980年1月任湖北省革委會主任，1980年1月至1982年7月任湖北省人大常委會主任。1982年9月至1987年11月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83年5月至1985年7月任中共中央政法委員會書記。1983年6月當選為第六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1987年11月至1992年10月任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常委。1990年4月起任老齡問題全國委員會名譽主任。中共第八屆中央候補委員，第十一屆、十二屆中央委員，第十二屆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十三大當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常委。1995年8月23日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