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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誠
現代中國  (1934年2003年)

斷代 division of history into periods《南明史》
《明末農民戰爭史》

閱讀顧誠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顾诚
  得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係顧誠教授病重住院,正值北京非典型性肺炎高發時期,一直未能前去探望。非典疫情解除後,我和王春瑜先生約好在6月25日下午去北醫三院看他。沒想到當天中午接到電話,說顧誠先生已在十一點零五分去世,我們失去了在他生前再見一面的機會,心情極為沉痛。
  
  我認識顧誠先生,緣起於1981年西安召開的中國農民戰爭史學術討論會。在會上聽他發言,聲音低沉平穩,不急不慢,像個老學究,但條分縷析,有理有據,令人信服。會下交談,覺得他書讀的多,學識淵博,而又胸懷坦蕩,為人正直,值得信賴。返京後,開始同他來往。當時我正研究明朝的開國皇帝朱元璋,他則研究明末的農民戰爭,涉及到明朝的一頭一尾,有許多共同感興趣的話題,接觸慢慢就多了起來,彼此互相熟悉,成為無話不談的好朋友。
  
  在二十多年的交往中,顧誠先生給我最深的印象,是他刻苦的治學精神。正如他所說的:“在學術問題上要取得真正的進展,需要經過研究者長年纍月的辛勤勞動。 ”任何學者的每一項成就,都離不開“刻苦”二字。但顧誠先生的治學,不是一般的刻苦,而是長年纍月、異乎尋常的刻苦。他曾同我談起,說自己年輕時,白天經常一大早就騎着自行車,到城裏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去看書、查資料。為了節省時間,中午啃個自帶的幹饅頭充饑,直到閉館纔回傢。不管是盛夏還是嚴鼕,從未停止。寒鼕臘月,有時朔風怒吼,雪花飛舞,握着車把的雙手凍麻木了,就到街邊商店裏的火爐邊烤烤。去的次數多了,許多圖書館和檔案館的管理人員都認識他。到了晚上,他則在燈下整理抄回來的資料,或者撰寫論著。幹着幹着就忘了鐘點,常常是到了後半夜,周圍的宿舍都早已滅燈,他纔就寢。由於長期白天黑夜連軸轉,腦子高度亢奮,很早就落下個失眠癥,起初是要到夜裏三四點鐘才能人睡,後來則要待到東方發白才能人眠,而且還得服用安眠藥才能睡着。久而久之,生物鐘完全顛倒,形成了晚上工作、上午睡覺的習慣。係裏知道顧誠先生的這種習慣,把他的課都安排在下午或晚上來上,以免影響他的休息。開夜車對許多知識分子來說是傢常便飯,但一般是開到十二點或一、二點,長年纍月地通宵開夜車,誰也受不了。記得有一次到香港大學參加明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和顧誠先生同住一屋。第一個晚上我還能陪他聊到夜裏四點,第二個晚上我衹能陪他聊到夜裏二點,第三個晚上聊到十二點我就睡着了,但他仍然在燈下看書,直到四點纔熄燈就寢。
  
  顧誠先生治學還有一個突出的特點,那就是學風極其嚴謹,富有樸學精神。不論研究什麽課題,顧誠先生都力求將有關的資料搜集齊全,做到“竭澤而漁”,沒有遺漏。他不僅跑遍北京各大圖書館和檔案館,還利用各種機會到外地去搜尋資料,其足跡遍及於大江南北。為撰寫《明末農民戰爭史》,他僅方志就查閱了近幹部。他撰寫的《南明史》,僅引用書目就達到579種,查閱而未徵引的書目則是此數的幾倍。所引之書,有不少是謝國楨先生《晚明史籍考》列為“未見之書”或未加記載,係由顧誠先生首先發現並首次徵引的史籍。我幾次拜訪顧誠先生,在他書房見到桌子上擺着幾大摞一尺多高的稿紙,他告訴我那都是從圖書館和檔案館摘抄下來的資料。他不用卡片抄資料,說卡片抄不了幾個字,而是用稿紙抄,一張稿紙不夠就再加一張二張,可以完整抄下一大段資料。想想看,這幾大摞一尺多高的資料,用筆一個字一個字地抄寫,得花費多少時間和精力啊!也就因此,顧誠先生的論著不僅資料豐富、紮實,真正做到“言必有據”、“無一字無出處”,而且每每有新發掘的資料,和基於這些新資料而提出的新見解。但是,顧誠先生决不是個文抄公,他的論著也决不是資料長編。顧誠先生具有深厚的學術功底,特別是具有馬剋思主義的理論素養。他並不滿足於“言必有據”、“ 無一字無出處”,而是志在創新和突破,力求解開一個個歷史謎團,探明歷史事實之真相,闡述社會發展之規律。因此,他對搜集到的資料,都下功夫逐一進行認真的審核、辨析和考證,做到去偽存真,去粗取精。然後以此為基礎,運用唯物史觀進行深入的分析和論證,進而提出自己獨到的見解。在顧誠先生的筆下,許多史籍記載的訛誤得到了訂正,許多前人不曾解開的謎團被解開,許多流行的觀點被否定;呈現在讀者面前的是一條條確鑿可靠的資料,清晰明朗的歷史發展綫索,獨到新穎而又令人信服的觀點。也就因此,顧誠先生的許多論著成為學術精品的典範,受到海內外學術界的廣泛贊譽。他的《明末農民戰爭史》,榮獲了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奬。他耗費十餘年功夫的嘔心瀝血之作飛南明史》,更被譽為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而榮獲中國國傢圖書奬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奬。
  
  顧誠先生的史識和史纔令人欽羨,他的史德更是令人敬佩。顧誠先生一生淡泊名利,甘於寂寞,專心治史,任憑商品大潮如何衝擊,坐冷板凳的决心從不動搖。自從1981年我到他傢拜訪起,二十多年來他都住在校內那套衹有七十多平方米的舊樓房裏。那套住宅沒有門廳,衹有三間房子,其中一間小屋僅有六平方米,兩間稍大點的各有十幾平方米。他的書房是一間稍大點的房子,裏面除了擺放一張單人床、一張書桌和一張短沙發之外,就沒有多少空餘的地方,靠墻的書櫃和書架塞滿了書,就連床上挨着墻邊的地方法也擺了不少書。顧誠先生曾告訴我,說學校曾分給他校內一處較大的房子,他去看了,是處舊房,四壁斑駁,門窗破爛,要搬過去,得先花幾萬元進行裝修;他拿不出這麽多錢,衹能作罷。後來學校又分給他校外一處寬暢的新房子,但考慮到那裏離學校較,一旦搬過去,就無法泡學校的圖書館,他還是放棄了。由於顧誠先生學識淵博,享有盛譽,海內外許多大學和研究機構,紛紛邀請他去講學。在許多人看來,這是名利雙收的大好事,但他把名利看得很淡,都以生活習慣特殊為由婉言謝絶,繼續埋頭從事自己的研究工作。可以說,顧誠先生真是全身心地投入他所鐘愛的史學研究之中,治史之外,別無所求。他這種清苦自持、安貧樂道、與書為伴、專心治史的精神,在當前人欲橫流、風氣浮躁的社會轉型時期,尤其顯得難能可貴。
  
  在《南明史》寫作和修改的過程中,顧誠先生曾發表過《明帝國的疆土管理體製》、《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談明代的衛籍》、《衛所制度在清代的變革》四篇重要論文,就明代的疆土管理體製、衛所制度和耕地面積、人口數字,提出了自己的新見解。他曾對我談起,他在研究明末農民戰爭和南明史的過程中,曾從大量史籍、檔案特別是地方志中,搜集到許多有關明代衛所的資料,涉及明代疆土管理體製的問題。而明代的疆土管理體製,正史和政書的記載卻又含混不清,引起許多人的誤解。有關明代的疆域、耕地面積和人口數字,學術界之所以看法不一,爭論不休,皆與此有關。這是明史研究中不可回避而又亟待解决的重大課題。他的四篇論文就這個問題提出自己的基本觀點,準備先聽聽學術界的反映。待《南明史》付梓之後,將集中精力再寫一部專著,係統地闡述自己的看法。但天不假年,長年纍月的刻苦鑽研,損害了顧誠先生的健康。他僅得中壽便與世長辭,未能實現完成第三部大作的願望,實在令人痛感惋惜。
  
  人物檔案
  
  顧誠(1934-2003年),原北京師範大學歷史係教授,博士生導師,明史專傢。1934年11月出生於江西省南昌市。1949年前,分別就讀於江西省立吉安中學、南昌一中。早在建國初期,顧誠先生就參加了革命工作。1957年9月,他考入北京師範大學歷史係,1961年畢業留係任教,此後歷任講師、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中國農民戰爭史研究會副理事長、顧問,中國明史學會常務理事。
  
  顧誠先生刻苦治學,學風嚴謹,富有樸學精神。他興趣廣泛,既對中外歷史多有涉獵,又學有專門,是我國享譽海內外的明清史專傢。自1978年在《歷史研究》發表《李岩質疑》一文之後,他寫了多篇關於明清史研究方面高質量的學術論文,受到史學界的矚目。他著有《明末農民戰爭史》、《南明史》等專著,均為明清史研究領域最高學術水平的著作。《明末農民戰爭史》一出版,為農民戰爭史研究別開實證蹊徑,獲得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二等奬。尤其是他所著的《南明史》一書,是他花去十多年時間的嘔心瀝血之作,是南明史研究的里程碑,在海內外已有廣泛的影響,並榮獲了中國國傢圖書奬和北京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一等奬,
  
  顧誠先生治學有兩個特點。第一,研究問題與教學緊密結合。他很少去探討那些比較偏僻的問題,所作大多是既利於科研的進展,又利於課堂教學這方面課題的研究,其目的是為了提高歷史教學的水平,諸如《明帝國的疆域管理體製》、《明前期耕地數新探》、《談明代的衛籍》、《順治十一年--明清相爭關鍵的一年》等文章,所涉及到的明帝國的版圖、明帝國對疆域的管理、明朝究竟有多少耕地、人口多少和人口的分佈情況,以及明清易代等問題,都是在歷史教學中必須解决的問題。第二,研究問題,紮紮實實,在材料的收集上做到"竭澤而漁"。他為了寫《明末農民戰爭史》一書,長期沉浸於圖書館的書海中,查閱的地方志,幾達 1000多種,另外還包括很多正史、野史、文集、筆記、檔案方面的資料。
  
  顧誠先生頗為重視史德。招收研究生,開門第一課,就是教學生坐冷板凳的功夫,於純潔學風多所致意。他一直強調,做學問是一件苦事,非甘於寂寞,肯下苦功者不能為。他言傳身教,常雲自己過去經常出入圖書館,中午帶一饅頭充饑,直至閉館收書纔回傢。鼕天寒冷,騎自行車雙手常被凍得麻木,為了不影響看書,就到附近商店的火爐烤火取暖。他為國傢培養了不少博士、碩士研究生,堪稱"學為人師,行為世範"的楷模。
  
  回顧顧誠先生一生,道德文章,擲地有聲。天不假年,僅得中壽,但其人其事當隨其著作之長存而永駐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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