閱讀包拯在历史大观的作品!!! 閱讀包拯在诗海的作品!!! | |||||
生平事跡
包拯，生於北宋鹹平二年(999年)。（在《鍘包勉》和《包公賠情》等 戲麯裏，說包拯從小受父母遺棄，由包拯大嫂帶養成人，這不符合歷史實際。事實上，包拯的幼少年時代，深受父母寵愛和教養。）
官場生涯
包拯長大後，也極為孝順父母。與包拯同時代的歐陽修，曾經彈劾包拯“素少學問”。這裏的“學問”，主要不是指讀書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歐陽修其實不是貶低包拯，而是認為包拯“少有孝行，聞於鄉裏；晚有直節，著在朝廷”，應該給他以 更合適、恰當的官職。包拯的青少年時代，也曾刻苦讀書，所以在他二十九歲時，終於考中了進士甲科。按照宋朝規定，考取進士之後，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縣(今江西永修)任職。但包拯認為父母親年事已高，應該盡孝奉養雙親，因而請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縣)做官。但是，父母親希望兒子在自己身邊，包拯便决定辭職回傢，在傢孝敬父母多年，直到雙親去世，包拯守喪期滿，仍不想離開故土。當時，這種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稱道。近年，安徽合肥發現了一塊包拯為父親包令儀立的神道碑。碑上陰刻篆書“宋故贈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貴文物，又是他力盡孝道的見證。
由於家乡父老的勸告，包拯纔離開家乡，離開父母靈地，到天長縣(今安徽天長)任知縣。這時，包拯已是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廣東肇慶)。端州出産一種有名的硯臺，叫端硯。端硯每年要嚮朝廷進貢。由於當地官吏和豪紳等層層加碼剋扣，端硯的産量雖多，卻變成了百姓的沉重負擔。包拯下令豪強官吏，不得貪污，衹能按規定數量，嚮朝廷進貢。而他自己，直到離開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硯。
或許由於包拯這種鐵面無私的性格，被大臣們賞識，所以朝廷於慶歷三年(1043年)將包拯調到首都開封。這是自從進京考試之後，包拯第二次來到京城。包拯被任命為監察御史。當時，監察御史雖然沒有多大實權，但對包拯來講，卻十分重要。這是因為，從此包拯可以直接參與朝政，並且可以對於朝廷各個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議。實際上，包拯在任監察御史期間，確實對北宋的內政外交，提出過許多批評和改進辦法，並且還曾出使契丹(遼國)，出色地完成了任務。
慶歷六年(1046年)夏，包拯調任為三司戶部判官。當時的三司是中央財政機構，戶部掌管全國戶口、兩稅等，戶部判官協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後擔任京東、陝西、河北轉運使，轉運使負責一路（相當於省）的財政、監察等行政事務。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視體察民情，要求朝廷讓百姓休養生息而安居樂業．兩年之後，包拯被召回開封，提升為戶部副使。在此期間，他曾前往河北解决軍糧問題，又曾到陝西解决運城(今屬山西)????業問題。在河北，他奏請用作養馬的田地，還給地方和農民。在運城，他改革????稅法令，以便利於商販經營????業。
出色的工作，利國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為天章閣待製、知諫院。天章閣是存放朝廷圖書文獻的地方，待製之銜，有名而無權。包拯又叫包待製，不過是對他的尊稱。然而，知諫院即兼任諫官之職，卻十分重要。諫官的任務是嚮皇帝進諫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諫官期間，不但對橫行不法的權臣屢次抨擊，而且對時政的許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議。可惜的是，兩年之後，包拯改命為竜圖閣直學士，這也是個虛銜(從此人們又稱他為包竜圖)，並且又一次離開京城，到河北、廬州、池州(今安徽貴池)，江寧(今江蘇江寧)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纔回到京城，任開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等官職，上升為當時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樞密副使，相當於副宰相之職。但是，年過六旬的包拯，這時已經夕陽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開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傢中嚮包拯最後一別，追認他為禮部尚書，賜謚“孝肅”，所以包拯死後又叫包孝肅。他晚年在傢裏立了一塊石碑，上刻《戒廉傢訓》道："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者……非吾子若孫也。"他的事跡長期流傳民間，過去小說、戲麯多取為題材。元雜劇已有《陳州糶米》等作品。以後流傳日廣，形成豐富的傳說。遺著有《包孝肅奏議》。
主張改革
包拯所處的仁宗時代，已經不象宋初那樣生氣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費成為當時的三大災害，老百姓的負擔加重，各地出現了士兵暴動和農民起義。面對這樣的形勢，包拯從憂國憂民出發，主張對時政進行整頓和改革。應當說，包拯的改革主張，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宋朝的封建專製統治，但從客觀效果上看，卻有利於當時的下層人民．包拯之所以為天下百姓所愛戴，原因就在這裏。
北宋龐大的官僚機構，冗官成災，包拯認為必須加以整頓和革新。他不但主張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姦邪的小人，而且建議提拔“奮不顧身，孜孜於國”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彈劾“苛政暴斂”的轉運使王逵，而且不畏風險，力主將皇帝的親戚，“凡庸之人”張堯佐免去要職。在包拯看來，“在政府無所建明”的平庸之輩，不論其官職有多大，都必須下臺。他曾建議改革選人、用人制度。他主張官員年到七十歲必須離職。他揭露不願離職的官僚，是不知廉駐，“貪冒相尚，但顧子孫之計”。他主張不能任意封官許願，即使是恩賜即由父親的功勞而錄用的子孫，也要通過考試。這些，都是為瞭解决冗官問題。包拯其實並不反對范仲淹主持的慶歷新政。新政失敗，許多官員受到處分，包拯全力為這些敢作敢為的官員嗚不平，主張起用他們。
在經濟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張壓縮開支，另一方面又主張不能苛剝平民。當時有一種政策，由政府嚮城鎮百姓強行購買國傢需要的物資，價格比市場價格低。這就成了剝削民衆的一種手段。包拯堅决反對這種害民政策。他列舉陝西強購軍用物資的危害，“前後人戶破藹傢産不少”，因而要求廢除這種辦法。包拯建議，國傢急需物資應該“置場收買”，以公平的價格，自由收購。這一建議，無論對減輕百姓負擔，還是對商品流通和商品生産，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運城解????問題，也是由於包拯極力支持改革，使解????的生産與銷售，由原來官方壟斷，改革為允許商人買賣。這一改革，不僅解除了百姓為政府搬運官????之苦，而且同樣有利於食????的流通．瀋括稱贊這種“通商法”，“行之幾十年，至今以為利，”此外，包拯還曾主張方田均稅，即丈量地主豪強的土地，防止他們漏稅逃役。他還曾鼓勵民間采礦煉鐵等等。可見，包拯的經濟思想和經濟改革，目的在於“寬國利民”。
在宋朝的國防和對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樣主張民富國強，改善邊防措施，維護國傢的獨立和尊嚴。他在出使遼國時，遼國刁難他，他義正詞嚴地據理力爭，不卑不亢。回國後，他立即將在遼國的所見所聞，報告朝廷。他說，遼國在山西北部集結兵馬，聚集糧草，其意圖不可不防。他建議，一定要加強山西宋遼邊境的代州(代縣)、應州(應縣)、雁門關一帶的戰備，以前，遼國蠶食邊境領土，是由於邊防之臣膽小怕事，不敢對抗，如今應該下令邊臣，讓其嚴加防守，不能丟失一寸土地．另外，原來這裏的守將，在軍事上是外行，現在必須派懂得軍事的人去領導指揮。朝廷采納了包拯的意見，加強河北，山西的防衛．更重要的是，包拯對宋代的冗兵之害，提出了裁減“老病冗弱”的主張，以利於訓練及加強戰鬥力。同時，他還提出加強邊境民間義勇的訓練。宋朝將士經常調動，以防武將專權，但造成了兵不知將，將不知兵弊病。包拯認為要改變這種政策，使將官有職有權，不要輕易調動。可貴的是，包拯建議加強國防與軍事力量，以不增加百姓負擔為前提。當時中原地區，尤其是河北、山西的農民，苦於運送軍糧，包拯曾提出，在豐收之年，可以購買當地農民糧食，儲備起來，作今後軍糧，減少運輸睏難。 包拯之主張改革朝政以利國利民，是有其思想基礎的。他始終認為，普通百姓是國傢的根本，衹有老百姓日子好過了，不受貪官酷吏欺壓了，國傢才能富強和太平無事。如果過分榨取，使天下蒼生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那麽，不但國傢不能富強，而且會造成官逼民反，動搖封建統治．他之所以主張改革，成為我國歷史上著名的“清官”，其思想淵源就在於此．儘管包拯的出發點和動機，是為了宋朝天下的長治久安，而不是全然為了天下百姓，但比起對被剝削者盡情欺壓的“貪官”來，無論對社會，還是對人民，總要好得多．那種認為清官比貪官更狡猾，對老百姓更有害的觀點，顯然是錯誤的。
剛正不阿
一個人的功過歷史，要用自己的行動來譜寫。一旦自己的行為被實踐證明對社會、對人民有功有利，那麽，人民終究會給他以恰當的評價．這評價，恐怕不會以一些暫時的貶斥而消失。名垂青史的包青天為人民所歌頌與懷念，正是由於包拯一生的實踐，有利於社會與人民。這實踐，不僅是由於他為當時的人民做了好事，而且也由於他個人的道德品質，確實有不少同時代人，甚至後來人難以企及之處。
首先，他為人剛直，既不兩面三刀，更不會搞陰謀．他從不趨炎附勢，看顔色行事，更不說大話，假話。即使是在皇帝面前，他也是直言不諱，不怕冒犯皇帝．為了立太子的事，包拯曾冒死直諫，公開對皇帝說，我已經老了，而且沒有兒子，如果認為我說得不對，也不要緊，反正不是為了自己想升官發財．幸而宋仁宗倒也過得去，沒有處理包拯，反而說，可以慢慢商量。包拯又說，宮內的親信宦官，權力太大，待遇太多，應該精簡人員和開支．這當然要得罪皇帝的親信左右，招來不測之禍。還好，皇帝說，“忠鯁之言，固苦口而逆耳，整有所益也，設或無益，亦無所害又何必拒而責之。”包拯總算碰上了一位比較開明的宋仁宗。否則，早巳人頭落地了。這種剛正不阿的大無畏氣概，使當時的 老百姓和一些有正義感的臣僚，對包拯都很欽佩。歐陽修就欽佩包拯“天姿峭直”。是的，忠直的包拯，有時甚至不顧有關規定和禮節，當面斥問宰相或其他大臣．弄得大臣們下不來臺。歐陽修不贊成包拯這種作法，認為包拯剛直有餘，“思慮不熟”。其實，因循守舊、無所視事的宋仁宗時代，倒是十分需要象包拯這樣的人。這對於糾正時弊，總有好處。至於方式方法，是次要的了。可惜宋仁宗終究認為包拯不夠理想，沒有提拔他當參知政事(即副宰相)的要職。包拯剛直，卻並不主觀武斷．他既善於調查研究，又樂於聽取別人的意見．他的臉上很少有笑容，但當別人指出他的錯誤時，卻能虛心接受。所以司馬光稱道他“剛而不復，此人所難也”。
其次，他大公無私，不謀私利。他一生儉樸，即使是當了官，有了地位，衣食住行及生活習慣，也和普通老百姓差不多。包拯曾經寫過一則傢訓，刻在傢中壁上．傢訓的全文是：“後世子孫仕宦，有犯贓濫者，不得放歸本傢，亡歿之後不得葬於大塋之中，不從吾志非吾子孫。”也就是說，包拯嚴厲要求後代不貪不好，不要欺負百姓，如果有人不如此做，那麽，就不是包傢子孫，死了之後也不得葬在包傢祖墳。這一著名的傢訓，體現了包拯不謀一傢一族之利的高尚情操。這種情操，並不是包拯故意做出來，以示自己清高，而是他一生的行動準則．早在廬州家乡做官時，包拯就以無私而遠近聞名．包拯作了父母官，他的親戚鄉裏都很高興，認為從此有了靠山．然而，鐵面無私的包拯秉公辦事，即使是自己的親戚犯了法，他也是執法如山．這樣，包青天的名聲大震，包拯死後，其威名傳播四方，有一個官員，是少數民族，歸顧了宋朝。這個官員對宋神宗說，他聽說包拯是忠臣，我沒有別的要求，請准許我改姓包．宋神宗同意了，將他改姓名為包順，傳說邊境士兵搶了一位婦女。那位婦女急了，說自己是包拯的孫女。那婦女病了，有一個巫女聽說之後，裝模作樣地折騰一番，便大駡是誰欺侮了我的孫女，並且要限十天之內將那婦女放了。人們認為那巫女真的是包拯的化身，叩頭跪拜之後，立即將那婦女放了。
維護法製
在小說、戲麯中，黑包公是法律與正義的典型形象。這是由歷史上的包拯演化、創作出來的藝術形象。不過，歷史上的包拯確實愛民如子，不畏權貴，執法嚴明，因而博得當時和後代人民的頌揚，把他作為受苦受難的救世主。包拯嚴明法紀，當然是為了統治階級的根本利益，維持封建秩序。他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群衆的領袖，反抗封建統治的先鋒。但是，在封建社會裏，統治階級中有遠見的官僚士大夫，都能認識到，對於人民群衆，應該愛護，不要對他們橫徵暴虐，更不能不依王法辦事，對百姓任意欺壓。否則，其結果必然反過來動搖甚至摧毀封建王朝的統治，因而從根本上來說，暴政顯然不如仁政．包拯就是這樣的人．他之所以為人們千古傳頌，也由於他的法律思想和執法行動，符合人民群衆的要求與願望．比起貪贓枉法來，兩袖清風，依法辦事 總要好一些，對廣大人民有利些。
儘管宋初製定了一係列法律制度，但是，一個被欺壓的普通百姓，要想告狀還是難於上青天。不但手續很多，而且根本見不到官員的面．這樣，官吏豪強狼狽為姦，既可以敲詐勒索，又可以將法律作兒戲。
包拯在開封府任職時，作出了新的規定：大開正門，凡是告狀的，都可以進去直接見官，直接面陳案情，任何人不得阻攔刁難．不要以為這是一件小事．無論從有助於百姓申冤上講，還是從有助於審理案件上講，這是一項十分重要的改革。這改革，在我國法律史上，既有一定地位和作用，又有進步意義。包拯辦案，有兩個特點，一是不怕權勢，二是為民申冤。兩者結合起來，便是包公。不怕權勢，敢於頂風辦事，在宋代不是容易的事。那錯綜復雜的關係，早巳用一根既得利益即特權的繩索，把官僚、貴族、豪紳、惡霸們聯繫在一起。要衝破這個已經編織好的、保護地主貴族利益的網絡，談何容易。但是，包拯迎難而上，以不怕身敗名裂的勇氣，使得“貴戚宦官為之斂手，聞者皆憚之”。這裏舉一個突出的例子。
開封城裏有一條惠民河，河的兩岸，既有平民住着，也有達官貴人的住宅。包拯任開封府尹時，天下大雨，河水泛濫，淹沒街道，使許多平民無傢可歸．是什麽原因造成了泛濫成災呢？包拯經過調查，瞭解到河塞不通，不能排水的原因，在於大官僚和貴族們在河上築起了堤壩，將壩內的水面據為已有，種花養魚，並且同自己的住宅連在了一塊，成了水上花園．因此，要為民造福，要疏通惠民河，衹有將這些堤壩挖掉，挖掉堤壩，衝走水上花園，貴族們能答應嗎?包拯畫了地圖，拿了有關證據，下令將所有堤壩與花園拆毀。有人自恃權大位顯，告到宋仁宗那裏。包拯拿出證據，證明他們非法建造水上花園。這樣，惠民河疏通了。宋仁宗也衹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能為皇親貴戚們說話了。包拯不畏權勢，反對以權代法，客觀上維護了人民的利益．也還有另一種情況，那就是社會上的一批無賴，偷盜者，這些人雖無權勢，卻同樣危害人民。包拯對他們也毫不留情。
有一次，開封的一條小街上發生火災。有些無賴竟然戲弄起包拯來。他們追到包拯面前，問包拯：救火是到甜水巷取水，還是到苦水巷取水？包拯一看是些地痞流氓，現在要來破壞救火工作，下令把他們統統殺了。
早在天長縣時，包拯就處理過一件偷牛案．有一個無賴，將農傢的牛舌割掉了．農民告到官府，包拯對那農民說，你回傢把牛宰殺吃了。那農民真的回傢把牛殺了。宋代法律規定，擅殺耕牛是犯法的。因此，那個無賴到縣裏，控告那農民殺牛。包拯大怒，立即審問那無賴，你為什麽把人傢的牛舌割了。無賴衹得招供，並且暗自吃驚：你包拯怎麽會知道是我作案的?其實，包拯是依推理法作出的判斷：既然有人要害別人，那麽別人犯法，那人一定要乘機告狀，所以包拯叫農人幹脆把牛殺了，以引誘割牛舌者來告狀。
打擊權貴與罪犯，維護平民利益，直接替民做主，減輕農民負擔。包拯任監察御史時，曾出現過一件怪事；轉運使王逵，嚮皇帝告狀，告的是陳州(今屬河南省)地方官任中師苛剝農民，多收錢糧。在當時人心目中，任中師廉潔，王逵貪卑，這是否是惡人先告狀？所以要派人去調查。許多人都畏懼王逵的權勢，不願前往。包拯為弄清真相，為民除害，毅然來到陳州，經過調查，並且掌握了證據，包拯回到首都，嚮皇帝報告，嚮農民任意搜括，引起農民不滿與無法生活的，正是王逵。包拯要求將王逵撤職，將多收錢糧還給農民。戲麯《陳州放糧》，就是依據包拯這一事跡，加以渲染、虛構而成的。包拯辦案，不徇私，不舞弊，所以當時的天下百姓，男女老少都知道包公。首都的群衆更把包公傳為救世主。他們說：“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關節就是打通關節，如果你找不到打通關節的路，也不要着急，因為有包拯替我們做主。不過，包拯是人而不是神。儘管他辦案註重調查研究，重證據，但他也有失誤的時候。在開封府時，有一個囚犯買通了執法吏人。吏人欺騙了包拯，讓囚犯從輕發落了。這說明包拯也可能犯錯誤，並且勇於改正錯誤。
歷史上的包拯，不愧為值得肯定與歌頌的政治傢、改革傢與律專傢。他為民請命的一生，將永遠使人懷念。
有關傳說
明代短篇小說集。又稱《竜圖神斷公案》，全名《京本通俗演義包竜圖百傢公案全傳》。安遙時編，序"江左陶烺元乃斌父題於虎丘之悟石軒"。１０捲。今通行本有繁簡二種，繁本１００則，簡本６２則、６３則、６６則不等，均有聽五齋（或題李贄）點。記述宋代包拯審案斷獄的故事。題材或來自民間傳說，或采自史料，或轉抄《海公案》，或取自時事近作。內容大都是包公明斷謀財害命、仗勢凌人以及姦盜詐騙等案，塑造了一個剛直正義的清官形象，同時夾雜了大量封建倫理道德說教和因果報應思想。故事情節較為生動麯折，但語言呆滯平庸。對後世公案小說有一定的影響。
《竜圖公案》是明末産生的白話短篇公案小說集。書分十捲，包含一百個斷案故事。不題撰人。
傳說中的包公最輝煌的功績是審出了發生在宮中的一件大案——狸貓換太子案，替仁宗皇帝找回了自己的親生母親。《三俠五義》中用了好幾個回目大肆渲染了這件事。
那是宋真宗第一個皇后死後的事情。當時，劉妃和李妃都懷了孕。很顯然，誰生了兒子，誰就有可能立為正宮。劉妃久懷嫉妒之心，唯恐李妃生了兒子被立為皇后，於是與宮中總管都堂郭槐定計，在接生婆尤氏的配合下，趁李妃分娩時由於血暈而不省人事之機，將一狸貓剝去皮毛，血淋淋，光油油地換走了剛出世的太子。劉妃命宮女寇珠勒死太子，寇珠於心不忍，暗中將太子交付宦官陳林。陳林將太子裝在提盒中送至南清宮撫養。再說真宗看到被剝了皮的狸貓，以為李妃産下了一個妖物，乃將其貶入冷宮。不久，劉妃臨産，生了個兒子，被立為太子，劉妃也被册立為皇后。誰知六年後，劉後之子病夭。當劉後行知李妃生的兒子並未死時，乃將他收來撫養，並讓他補了太子之缺。一日，太子在寒宮與生母李妃見了面，母子天性，兩人都面帶淚痕。劉後得知後，拷問寇珠，寇珠觸階而死。因此，劉後在真宗面前進讒言，真宗下旨將李妃賜死。小太監餘忠情願替李妃殉難，放出李妃。另一太監秦鳳將李妃接出，送往陳州，秦鳳也自焚而死。李妃在陳州無法生活，衹落得住破窯、靠乞食為生。幸虧包拯在陳州放糧，得知真情，與李妃假認作母子，將李妃帶回開封。此時，真宗早已死去，李妃的兒子已經做了皇帝，史稱宋仁宗。包拯又趁進宮嚮仁宗狄皇后賀壽之機，將李妃帶進宮中，李妃纔得以與自己的親生兒子仁宗見面，並道出了真相。
後來，包公又設計讓陳林供出真相。已做了太後的劉氏知道陰謀敗露，驚厥而死。
由於包拯在這一案中立了大功，被仁宗任為首相。
整個故事生動麯折，有頭有尾，於是有人把它編成戲劇，搬上舞臺，在社會上造成很大影響。
之所以出現狸貓換太子這個故事，就是因為歷史上仁宗確有認母一事。
包拯仕履表
天聖五年（1027年）：大理評事，知建昌縣（不赴），監和州稅（不赴）。
景佑四年（1037年）：大理寺丞，知天長縣。
康定元年（1040年）：殿中丞，知端州。
慶歷三年（1043年）：監察御史裏行，勾當東排案司。
慶歷四年（1044年）：監察御史，權度支判官，三司戶部判官。
慶歷六年（1046年）：京東轉運使。
慶歷七年（1047年）：直集賢院，工部員外郎，陝西轉運使。
慶歷八年（1048年）：刑部員外郎，河北轉運使（未及上任），三司戶部副使。
皇佑二年（1050年）：天章閣待製，兵部員外郎，知諫院。
皇佑四年（1052年）：竜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高陽關路都部署安撫使。
皇佑五年（1053年）：知揚州（後知廬州）。
至和二年（1055年）：兵部員外郎，知池州。
嘉佑元年（1056年）：刑部郎中，右司郎中，知江寧府（後權開封府）。
嘉佑三年（1058年）：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兼理檢使，領轉運使、提點刑獄、考課院。
嘉佑四年（1059年）：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
嘉佑六年（1061年）：給事中，禮部郎中（後禮部侍郎），三司使，樞密副使。
嘉佑七年（1062年）：禮部尚書（五月卒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