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国 人物列表
秦孝公
秦国  (前381年前338年)
姓:
名: 渠梁
网笔号: 孝公
陵墓: 弟圉
开端终结
在位前361年前338年
秦孝公前361年前338年

  秦孝公(前381—前338),战国时期秦国杰出的君主。嬴姓,赵氏,名渠梁,秦献公之子,前361年—前338年在位。其毕生追求富国强兵,任用商鞅实施变法,使秦国加快了崛起的脚步。
  
  当时之势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621年,即秦缪公三十九年,春秋五霸之一的“西霸天”秦缪公去世,安葬在雍。缪公的儿子有四十人,他的太子罃〔yīng〕继承王位,这就是康公。
  此后,234年间,秦国历经了康公、共公、桓公、景公、哀公、惠公、悼公、厉共公、躁公、怀公、灵公、简公、惠公13个君主后,公元前387年惠公一岁的儿子出子继位。
  出子二年即公元前385年,庶长改从河西迎接灵公的儿子献公回国,立他为君。杀了出子和他的母亲,把他们的尸体沉入深渊(出子二年,庶长改迎灵公之子献公于河西而立之。杀出子及其母,沈之渊旁)。
  秦国在这以前频繁更换君主,君臣之间关系不协调,所以晋国的力量又强起来,夺去了秦国河西的土地。
  《史记•秦本纪》记载:献公元年即公元前384年,废止了殉葬的制度。
  四年即公元前381年正月庚寅日,孝公出生(四年正月庚寅,孝公生)。
  十一年即公元前374年,周朝太史檐〔dān〕,拜见献公说(周太史儋见献公曰):“周与秦本来是合在一起的,后来秦分了出去,分开五百年后又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十七年后,将会有称霸统一天下的人出现周故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岁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出。”
  二十四年即公元前361年,献公去世,儿子孝公继位,这时孝公已经二十一岁了(二十四年,献公卒,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岁矣)。
  孝公元年,黄河和肴山以东有六个强国,秦孝公与齐桓公、楚宣王、魏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立(孝公元年,河山以东强国六,与齐桓、楚宣、魏惠、燕文、韩昭、赵成侯并)。淮河、泗水之间有十多个小国(淮泗之间,小国十余)。
  楚国、魏国与秦国接壤(楚、魏与秦接界)。魏国修筑长城,从郑县筑起,沿洛河北上,北边据有上郡之地(魏筑长城,自郑滨洛以北,有上郡)。
  楚国的土地从汉中往南,据有巴郡、黔中(楚自汉中,南有巴、黔中)。
  周王室衰微,诸侯用武力相征伐,彼此争杀吞并(周室微,诸侯力政,争相并)。
  秦国地处偏僻的雍州,不参加中原各国诸侯的盟会,诸侯们象对待夷狄一样对待秦国(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
  
  生平概述
  公元前361年,仅有21岁的秦孝公[1]正式登基。这时,秦不为各国重视,连权力被架空的周天子都不愿意搭理秦国。于是,他愤然喊出:“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在这一年,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卫国人商鞅在这种背景下来到秦国,并很快受到重视。经过商鞅的两次有力的改革举措,使秦国走上了富国强兵之路。商鞅变法是先秦最彻底的一场变革,它取消世袭的特权,规定按军功给予爵位和田宅奴隶。
  
  秦孝公十二年(公元前350年)把国都从雍(今陕西凤翔南)迁到蔌阳(今陕西蔌阳东北),进一步实行变法。从此秦国日益富强,为后来的统一六国开辟道路。惠王、燕文公、韩昭侯、赵成侯并称。楚、魏与秦接界,且魏已开始修筑长城,自郑县沿河北上,直抵上郡。中原诸侯相互征伐,秦处雍州偏僻之地,不参与中原会盟。孝公利用秦地远离中原战场积蓄力量,他布施恩德,救济孤寡,修治德政,讲究武功。孝公即位之初,为富国强兵下令求贤,以改变秦落后于关东六国的局面。并东向进攻,
  公元前359年,他山师伐韩,至于怀(今河南武陟西南),筑城于殷(今武陟东南)。前356年,孝公以卫鞅为左庶长变法革新。制定严厉法令,以法治国,奖励军功,鼓励耕织。不久,秦乘魏攻赵,大败魏师于元里(今陕西澄城东南),拔少梁(今陕西韩城西南)。
  公元前352年,孝公升卫鞅为大良造,出师拔魏安邑(今陕西夏县西北)。次年,秦筑关塞于商(今陕西丹风西南),秦师围魏固阳,攻赵蔺(今山西离石西)。
  公元前350年,卫鞅开始第二次变法,迁都咸阳,废井田制,统一度量衡,设县置。同年,孝公诏令卫鞅营咸阳,筑冀阙。咸阳故城亦名渭城,在咸阳县东15里。次年,孝公迁都咸阳。不久,秦国初在县置有定额之秩吏,即规定县令和县长的俸禄,按户按口征收军赋,其郡县组织日趋完备。秦孝公积极支持卫鞅变法,前346年,太子驷犯法,刑其傅公子虔,于是“法大用,秦人治”。此后,在秦国确立了封建制度,使秦迅速成为政治制度先进、经济发达、军力强盛的强国。公元前341年,秦军攻魏西鄙。次年,孝公在卫鞅策划下复攻魏,欲据河山之固,东向以制诸侯,成帝王之业。同年,卫鞅诱执魏军大将公子邛,大败魏军,迫魏王献部分河西地以求和。孝公以卫鞅功大封其于商(今陕西商县东南商洛镇),故称商君或商鞅。
  公元前338年,孝公卒。秦孝公初立,对穆公以后秦国的落后现状痛心疾首,他能顺应时代潮流,知人善用,大胆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求贤纳才
  二十一岁的秦孝公即位后,又该怎样呢?
  《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于是广施恩德,救济孤寡,招募战士,明确了论功行赏的法令(孝公于是布惠,振孤寡,招战士,明功赏),并向全国发布命令说(下令国中曰):
  “从前,我们缪公在岐山、雍邑之间,实行德政、振兴武力,在东边平定了晋国的内乱,疆土达到黄河边上;在西边称霸于戎狄,拓展疆土达千里,天子赐予霸主称号。诸侯各国都来祝贺,给后世开创了基业,盛大辉煌(昔我缪公自岐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但是就在前一段厉公、躁公、简公、出子的时候,接连几世不安宁,国家内有忧患,没有空暇顾及国外的事,结果晋国攻夺了我们先王河西的土地,诸侯也都看不起秦国,耻辱没有比这更大的了(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
  “献公即位,安定边境,迁都栎阳,并且想要东征,收复缪公时的原有疆土,重修缪公时的政令(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徙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
  “我缅怀先君的遗志,心中常常感到悲痛。宾客和群臣中有谁能献出高明的计策,使秦国强盛起来,我将让他做高官,分封给他土地(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于是便发兵东进,围攻陕城,西进杀了戎族的獂〔huán〕王(于是乃出兵东围陕城,西斩戎之獂王)。
  卫鞅听说颁布了这个命令,就来到西方的秦国,通过景监求见孝公(卫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因景监求见孝公)。
  
  变法图强
  在战国七雄中,秦是比较落后的国家,“六国卑秦,不与之盟”,当时秦被称为西戎。公元前361年,新国君秦孝公即位。他感到秦国外受强邻的欺压,内有贵族的专横,决心奋发图强,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秦孝公为了寻求改革贤才,上任伊始,就下令:“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当时在魏国得不到重用的商鞅“闻是令下”,西入秦国求见孝公,得到重用。因此,秦孝公的发奋图强是商鞅变法的前提。可以说,没有秦孝公的图强图变,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商鞅变法。
  商鞅到了秦国之后,很快得到了秦孝公的接见。但他并不了解秦孝公的真实意图。一见孝公,说了些 “帝道”之类不实在的空话,以致孝公“时时睡,弗听”。二见孝公,说得更多,但也是“王道”之类的大话,均不中孝公之意。三见孝公,因言及“霸道”,孝公终于感到“可与语矣”。四见孝公,“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不自知膝之前于席也”,“语数日不厌”。孝公四见商鞅,表现了他求贤若渴的心态,也表现了他的宽容和耐心。同时还可以看出,秦孝公是一个讲究实际的人,不喜欢那种空洞无物的大道理。
  改革必然要触及既得利益,必然会遭到方方面面的反对。秦孝公没有采取强制压迫的办法,而是把大臣们召集在一起辩论,以理服人。既让主张改革的商鞅说话,也让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说话,各自把自己要说的东西都讲出来,看看谁更有道理。直至商鞅以无可辩驳的事实,使反对派哑口无言,才称之为“善”,才任命商鞅为左庶长,“卒定变法之令”。这说明,秦孝公是民主的,是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的,也是善于统一思想的。
  既用商鞅,孝公对其信任始终如一。在变法前商鞅曾要求秦孝公答应他三个条件,其中之一就是国君对变法主政大臣必须深信不疑,不受挑拨离间。否则,权臣死而法令溃。秦孝公欣然答应,并说:“三百年来,变法功臣皆死于非命,此乃国君之罪也。你我君臣相知,终我一世,绝不负君!”孝公言行一致。在商鞅改革之初,“百姓苦之”;商鞅相秦十年,“宗室贵戚多怨王者”,秦孝公始终没有动摇对商鞅的信任,甚至孝公在病重时,曾打算把君位让给商鞅。正是因为这样的信任,才使商鞅能放开手脚推行改革。
  孝公的可贵之处还在于以实际行动支持商鞅的改革。改革前,孝公就允诺商鞅,真法不避权贵。新法一旦推行,举国唯法是从,即或宫室宗亲,违法亦与庶民同罪。新法实施以后,遭到了一些旧贵族的强烈反对,这些旧贵族暗暗串通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挑动太子驷犯法,企图打开一个缺口,破坏整个变法事业。商鞅毫不动摇,对秦孝公说:“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将法太子。秦孝公完全同意。考虑到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用刑,便处罚了太子的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一个割了鼻子,一个脸上刺了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公开反对新法了。
  新法推行了十年,秦国百姓都非常高兴,路上没有人拾别人丢的东西为己有,山林里也没了盗贼,家家富裕充足(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人民勇于为国家打仗,不敢为私利争斗,乡村、城镇社会秩序安定(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当初说新法不方便的秦国百姓又有来说法令方便的(秦民初言令不便者有来言令便者),卫鞅曰:“这都是扰乱教化的人(此皆乱化之民也)”,于是把他们全部迁到边疆去。此后,百姓再没人敢议论新法了(尽迁之于边城。其后民莫敢议令)。
  
  称霸天下
  《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其后民莫敢议令。于是任命卫鞅为大良造〔或称大上造,商鞅分爵位为二十级中的十六级,以下既是爵位名称又是官职名称,其上有爵无职〕。率领着军队围攻魏国安邑,使他们投降(于是以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过了三年,秦国在咸阳建筑宫廷城阙,把国都从雍地迁到咸阳(居三年,作为筑冀阙宫庭于咸阳,秦自雍徙都之)。下令禁止百姓父子兄弟同居一室(而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内息者为禁)。把零星的乡镇村庄合并成县,设置了县令、县丞,总共合并划分为三十一个县(而集小(都)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废除井田重新划分田塍的界线,鼓励开垦荒地,而使赋税平衡(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统一全国的度量衡制度(平斗桶权衡丈尺)。
  施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了新法,被判处劓刑(行之四年,公子虔复犯约,劓之)。
  过了五年,秦国富强,周天子把祭肉赐给秦孝公,各国诸侯都来祝贺(居五年,秦人富强,天子致胙于孝公,诸侯毕贺)。
  《史记•秦本纪》记载:公元前355年,孝公与魏惠王在杜平会盟(七年,与魏惠王会杜平)。
  公元前354年,秦国与魏国在元里交战,取得胜利(八年,与魏战元里,有功)。
  公元前352年,卫鞅任大良造,率兵包围了魏国安邑,使安邑归服了(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
  公元前350年,修造咸阳城,筑起了公布法令的门阙,秦国就迁都到咸阳(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把各个小乡小村合并为大县,每县设县令一人,全国共有四十一个县(并诸小乡聚,集为大县,县一令,四十一县)。开辟田地,废除了井田制下的纵横交错的田埂(为田开阡陌)。这时秦国东边的地界已经越过了洛水(东地渡洛)。
  公元前348年,开始制定新的赋税制度(十四年,初为赋)。
  公元前343年,天子赐予霸主称号(十九年,天子致伯)。公元前342年,诸侯都来祝贺(二十年,诸侯毕贺)。秦国派公子少官率领军队与诸侯在逢泽会盟,朝见天子(秦使公子少官率师会诸侯逢泽,朝天子)。
  公元前340年,卫鞅攻打魏国,俘虏了魏公子昂〔áng〕(二十二年,卫鞅击魏,虏魏公子昂)。秦孝公封卫鞅为列侯,号为商君(封鞅为列侯,号商君)。
  公元前338年,秦国与魏军在岸门作战,俘虏了魏国将军魏错(二十四年,与晋战雁门,虏其将魏错)。
  
  相关信息
  《黑色裂变》出场人物--秦孝公赵渠梁(称秦孝公为嬴渠梁不太合理,先秦贵族男子称氏不称姓,秦孝公,嬴为姓,赵为氏,故其名应为赵渠梁)
  秦孝公赵渠梁,是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是变法图强的第一推动力,是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该剧对秦孝公的塑造,以西汉贾谊《过秦论》之评价为根基:“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一特质是沉雄勇略。
  侯勇饰秦孝公
  沉雄,胸怀大志而坚忍不拔也。孝公之志(雄),第一段在求变图存,第二段在变法强秦,第三段在雄霸天下。也就是说,其志向是逐步明确的。不能一开始便过度张扬其势,堕入“神”的泥沼。惟其雄志在心,孝公之忍耐力(沉)极其罕见。就其长期性与目标性而言,远超此前之越王勾践。孝公忍耐力之表现,以其戏剧结构分为两个时期两种表现:第一时期,压制复仇欲望,疏导复仇浪潮;此时之忍耐多见于公开冲突,形式表现相对外在,相对容易表演。第二时期,疏导朝野变法阻力,斡旋变法带来的必然动荡,同时引领秦国闪避列强灭秦之灾难;此时之忍耐力,主要表现为内心的种种巨大冲突煎熬。
  勇略,大勇而有主见也。孝公为战时领袖,少入军旅久经沙场,勇略是其威望的第一根基,不正面表现不足以显示其战时领袖的特质。孝公之勇略,剧中有三层表现:其一战场勇略(敢死敢言),其二救国勇略(明耻敢变),其三人生勇略(生命最后关头的冷静清醒)。三勇之戏剧表现层层递进,直达人的生命状态的最高峰(与商鞅同)。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二特质是亲厚结人。
  秦孝公有巨大的人格魅力,一则在于超凡的政治品性,二则在于对人际关系的洞察力与亲和力。这方面剧中多有情节,最须注意的是“戒伪”二字。也就是说,不能将秦孝公的亲厚结人表演为临机做秀,而是要充分体现其发自内心的真诚。亲而不伪,和而不同,厚而不木,重而不拙,此间分际也。
  秦孝公精神性格的第三特质是权谋无痕。
  孝公权谋,是以正大功业为基础的正当权谋,所以不着机谋痕迹。剧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前期对甘龙等老世族的引而不发;其二,后期对反对派首领的断然处置;其三,病逝前对各种善后事宜的缜密安排。至大无痕,不得不为,是秦孝公权谋的根基状态。
  孝公是沧海洪流中的搏击风浪的本色英雄。孝公是燃烧生命以挽救劫难的殉国烈士。
  
  人物评价
  秦孝公(嬴姓)赵渠梁,是力挽狂澜的天才领袖,
  是变法图强的第一推动力,是整个秦帝国的基石君主。废除了奴隶主贵族的世袭特权,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加强了新兴地主阶级的中央集权;使秦国日渐强盛,为统一奠定了基础。
  《过秦论》中写到“秦孝公据崤函之固,拥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窥周室,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当是时也,商君佐之,内立法度,务耕织,修守战之具,外连衡而斗诸侯。于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
  秦孝公初立,对穆公以后秦国的落后现状痛心疾首,他能顺应时代潮流,知人善用,大胆改革,使秦国一跃成为战国七雄之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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