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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武嗣西汉而兴，范晔继《东观》之作，成当世之茂典，列三史以并行。克由圣朝刊布天下，虽纪传之类，与迁、固以皆同；书志之间，在简编而或缺。臣窃见刘昭《注补后汉志》三十卷，盖范晔作之于前，刘昭述之于后，始因亡逸，终遂补全，缀其遗文，申之奥义。至于《舆服》之品，具载规程；《职官》之宜，各存制度。倘加铅椠，仍俾雕锼，庶成一家之书，以备前史之缺。伏况《晋》、《宋书》等，例各有《志》；独兹《后汉》，有所未全。其《后汉志》三十卷，欲望圣慈许令校勘雕印。（《乾兴元年十一月十四日中书门下牒国子监》）
仁宗命马龟符、孙奭等人校勘，于“乾兴元年十一月戊寅校定《后汉志》三十卷颁行”（《淳化校三史嘉祐校七史》）。同时把刘昭所注《续汉书》志补入范晔《后汉书》，于“天圣二年送本监镂板” （《崇儒》四之六）。司马彪的八志遂成为范晔《后汉书》的重要组成部分。
《续汉书志》有其自己鲜明的特点。
其一，放续前志，以备一家，颇有“辍集”之功。如把司马彪的八志同汉志相比较，其礼仪、律历、天文、祭祀、五行、郡国六志几沿《汉书》旧章，只是志名稍异，“郊祀”改曰“祭祀”，“地理”改为“郡国”，而“百官”盖缘《汉书·百官公卿表》。舆服一志汉志缺记，而彪志则缺乏沟洫、食货、刑法、艺文四志。司马彪不仅继承汉志，所撰东汉一朝史实也多有所本，对此他本人也不讳言。如《五行志》，他参阅了应劭、董巴、谯周关于建武以来灾异的撰述，“合而论之，以续前志。”《律历志》则参阅了蔡邕、刘洪补续的律历志，“今考论其业，义指博通，术数略举，是以集录为上下篇，放续前志，以备一家。”（《律历志论》）蔡邕是东汉著名史学家，曾与张华、刘洪等共续汉志，著《汉记十意》，“意”就是“志”。这十意，有的是他准备删定或接续的，大概就是律历、礼、乐、郊祀、天文诸意，有的是“前者所无臣欲著者”，大概系指车服、朝会诸意。可见，《汉志》原有的志目，如食货、艺文诸志，蔡邕十意亦缺。由此可知司马彪的八志大体皆有所本，蔡邕等没有积累好现成材料，司马彪也就不曾另撰了。所以，司马彪放续前志，以备一家，颇有“辍集”之功，较之《史记》八书和《汉书》十志，因袭有余而创造不足，这是他赶不上马、班之处。
其二，撰述思想明确，处处体现史学“教世”之旨。司马彪说：“先王立史官以书时事，载善恶以为沮劝，撮教世之要也。”（《晋书》本传）“教世”是司马彪史学思想的核心。《续汉书志》把对历史的考察和现实的需要结合起来，充分关注史学劝善惩恶和教世的社会功能，这是对孔子史学经世思想的发展。其教世思想具体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一是通变化，以观古今损益之义。彪志处处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精神，考察各种制度的沿革变迁，其意义乃在于使“王教之要，国典之源，粲然略备”，以之作为现实政治的重要依据和主要参照。二是重礼仪，以维护现行社会秩序。司马彪强调君威、臣仪，要求维护“尊尊贵贵”、“上下有序”的等级秩序。他认为，君无君威，臣亡臣仪，必然酿成“上替下陵”的大乱，使群生受其殃。论者认为，这种见解适应正在形成的门阀制度的需要，遵循礼法是他们的精神支柱。我认为，司马彪撰书正值西晋八王之乱，政乱朝危，生民涂炭，司马彪要求顺礼，实际上是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三是务节约，以呼唤质诚世风。司马彪评论古今制度沿革时，总是直率地发表己见。比如，他批评汉武帝广设官职，造成“民用匮乏”；推崇光武帝“务从节约，并官省职，费减亿计”，使得四海从风，中国安乐。批评秦皇、汉武大搞封禅，违背“天道质诚，约而不费”的精神，认为帝王显名后世，不在于“封”，“实在其德加于民”。这褒贬之间，乃寄托其沮劝之意，教世之旨，它既是对西晋统治集团奢侈生活的批判，也是对一种优良世风的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