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教育
(
1918年9月28日～
1970年9月2日)
|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
|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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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阿·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全称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
前苏联著名教育
实践家和教育理论家。
他从17岁即开始投身教育工作，直到逝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出生于
乌克兰共和国一个农民家庭。1936至1939年就读于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函授部，毕业后取得中学教师证书。1948年起至去世，担任他家乡所在地的一所农村完全中学——巴甫雷什（也译作帕夫雷什）中学的校长。自1957年起，一直是
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68年起任
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69年获乌克兰社会主义加盟共和国功勋教师称号，并获两枚
列宁勋章、1枚
红星勋章、多枚
乌申斯基和
马卡连柯奖章等。
- 中文名
- 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
- 外文名
-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
- 国 籍
- 苏联
- 出生地
- 乌克兰
- 出生日期
- 1918年
- 逝世日期
- 1970年
- 职 业
- 教育家
- 毕业院校
- 波尔塔瓦师范学院函授部
- 主要成就
- 两枚列宁勋章
多枚乌申斯基和马卡连柯奖章 - 代表作品
- 《公民的诞生》、《年轻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瓦西里·亚历山德罗维奇·苏霍姆林斯基(1918—1970)是乌克兰卓越的教育家、教师、思想家和作家。他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担任这所农村中学的校长、教师和教育者长达22年。苏霍姆林斯基一生短暂，但他却持之以恒地探索和孜孜不倦地写作，奇迹般地写出了40部专著、600多篇论文、约1200篇儿童小故事。 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部著作都是面向教师、教育家、教育者、父母和自己孩子们的。他把自己的思维、思索、建议和见解全部倾注在了他的著作当中，即怎样培养“真正的人”。教师和父母应当历经何等艰难之路，才能使孩子成长为好学上进、聪颖、心地善良而高尚的人和好公民。 瓦·亚·苏霍姆林斯基的作品在乌克兰国内人人皆知并喜爱，而且在国外许多国家也被广为出版。如众所周知的《我把心给了孩子们》《公民的诞生》《给女儿的信》以及某些论文和小故事。 他的作品每一新版都引起了人们更大的关注和浓厚的兴趣。 苏霍姆林斯基在从事学校实际工作的同时，进行了一系列教育理论问题的研究，写有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巴甫雷什中学》《公民的诞生》《失去的一天》和《学生的精神世界》《致女儿的信》《妈妈，我不是最弱小的》等教育专著收在《苏霍姆林斯基选集》（五卷本）《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为师范学生入学必读。
1918年，苏霍姆林斯基诞生在乌克兰基洛沃格勒一个贫民家庭。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1926年，入一所七年制的
农村学校学习。
1933年毕业，翌年进入了短期师资训练班。
1935年结业后便开始当小学教师。
1939年，在波尔塔瓦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接受函授教育，取得了中学教师的合格证书，并先后担任中学语文教师、教导主任。
1941年，
苏联卫国战争开始后，他立即奔赴前线，受过重伤。伤愈后不能重上战场，被委任为一所中学的校长。家乡解放后回到当地，任区
教育局长。
1947年，主动申请调回学校工作。
1948年开始担任帕夫雷什农村中学校长。
1970年逝世，享年53岁。
立志从教
苏霍姆林斯基的小学、中学，一直是在自己村里学校度过的。这是一座七年制的学校，虽然学校设施条件极为普通，但这里却有一批较好的师资力量。这对从小受到家庭良好熏陶的苏霍姆林斯基来说，是一个极好的环境。他的善良天性在这里得到了充分的发展，知识能力得到了迅速的拓宽。他在家经常主动帮助父母邻居做事，在学校里是位品学兼优的学生，得到了当时校长伊万·萨维奇和教务主任布师科夫斯基的重视和关怀。然而对他影响最大的要数启蒙女教师安娜·萨莫伊洛英娜。
这位女教师在教育工作中，不仅是孩子们的老师，也是孩子们亲密的伙伴。苏霍姆林斯基觉得这位女教师像一个女魔法师，她知道一切美的秘密。她讲课时学生们都有浓厚的兴趣，所教的知识常被学生铭刻在记忆之中。她常带孩子们到大自然中去，引导学生思考许多问题，学习了不少东西，明白了许多道理……有人摄下了这样的一个事件：
在山花烂漫、万物生机昂然的季节，有一天下午，安娜·萨莫伊洛英娜带学生们来到了森林，这对苏霍姆林斯基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地方了，他平时就到这里来玩。但女教师的解说，让他接触了许多过去没有注意到的新事物和很多使他感到惊奇的东西；看这颗盛开的椴树在帮助蜜蜂酿蜜；瞧那个蚁穴——过去是苏霍姆林斯基出自恶作剧曾用棍子去捅它，而老师说这个蚁穴有回廊和广场，有幼儿园和粮仓……原来是一个童话般的城市。他感到不和老师一起来，就不会发现世界上这么多美好的东西。当孩子们领略了这大自然美好的风光，急冲冲准备回家的时候，她还有一新招：“孩子们，为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采集些鲜花吧。当孩子们关心长辈的时候，长辈会感到高兴，而鲜花——这是关怀和敬爱的标志。……”苏霍姆林斯基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
这使幼小的苏霍姆林斯基不仅爱上了书本，爱上了同伴，爱上了大自然，而且他更尊敬这位老师。他向往着自己的知识能同老师一样渊博，向往能像老师一样。从这时起，苏霍姆林斯基逐步树立了从事教师这一神圣职业的志向。因此在七年制学校毕业时，他毅然决定报考师范院校，后来一步一个脚印，从一个普通的教师成长为一名伟大的教育家
苏霍姆林斯基反思失误
苏霍姆林斯基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也曾有过这样的失误。那时，他刚参加工作。一个名叫斯捷帕的男孩，由于过分顽皮，在一次玩耍中无意把教室里放着的一盆全班十分珍爱的玫瑰花给碰断了。对此，苏霍姆林斯基大声斥责了这个学生，并竭力使这个闯祸的孩子触及灵魂，吸取教训。事后班上孩子们又拿来了三盆这样的花，苏霍姆林斯基让孩子们用心轮流看护，惟独斯捷帕没有获准参加这项集体活动。不久这个学生变得话少了，也不那么淘气了。年轻的苏霍姆林斯基当时想，这倒也好，说明自己的申斥对这个学生起了作用。
可是不愉快的事件在他斥责这位学生的几周之后的一天发生了。这天放学后，苏霍姆林斯基因事未了，还留在教室里，斯捷帕也在这里，他准备把作业做完回家。当发现教室里只有老师和他两人时，斯捷帕便觉得很窘迫，急忙准备回家。苏霍姆林斯基没有注意到这种情况，无意中叫斯捷帕跟自己一起到草地上去采花。这时斯捷帕表情迅速变化，先苦笑了一下；接着眼泪直滚了下来，随后在苏霍姆林斯基面前跑着回家了……
这件事对苏霍姆林斯基触动很大。此时，他才明白了，这孩子对于责罚，心里是多么难受。他开始意识到自己以前的做法，是不自觉地对孩子的一种疏远，使孩子感到了委屈。因为孩子弄断花枝是无意的，而且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后悔，愿意做些好事来补偿自己的过失，而自己却粗暴地拒绝了他这种意愿。对这种真诚的、儿童般的懊悔，报之以发泄怒气的教育影响，这无疑是对孩子的当头一棒。
此后，苏霍姆林斯基吸取了这一教训，在以后的工作中很少使用责罚。通常，他对由于无知而做出不良行为后果的儿童，采取宽恕态度。他认为，宽恕能触及学生自尊心最敏感的角落
“不要死背”
苏霍姆林斯基担任校长之后，曾多次提出“要思考，不要死背”的口号，然而人们却很少知道，触发他产生这一思想的契机，却是在一次听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师讲课的课堂上。
一天上午，苏霍姆林斯基同往常一样，去听一位小学低年级语文教师的课。课堂上的最初几分钟，学生们正紧张地思索着老师提出的一个个问题。这位青年教师开始叫学生回答问题，苏霍姆林斯基认真地记录下了学生的回答，可是学生们的回答，并不能让他感到满意。他发现学生使用的许多词和词组在他们的意识里，并没有很鲜明的表象，跟周围世界的事物和现象联系不起来。学生们仅仅是重复别人的思想，让人听到的仅仅是一些被学生硬挤出来的、笨拙的、背诵下来的句子和词组。它们的意思是什么，似乎学生并没有搞清楚，苏霍姆林斯基想：“为什么学生的回答总是那样贫乏、苍白无力、毫无表情呢？为什么在这些回答里常常缺乏儿童自己的活生生的思想呢？”这时课正在进行中，只听见教师提示学生：“课后要复习，词意、句式一定要记住，下节课提问……”听到这里，苏霍姆林斯基皱起了眉头，思维再也集中不到听课上了。
他想道，难道教学摆在学生面前的惟一任务就是识记、保持和再现？看来自己工作还存在缺陷，自己在实践中已经解决了的问题，还没有及时推广到广大教师中间。这时一年级学生娜塔莎的一篇作文，在他头脑中再次清晰地映现出来：
“这是夏天的事儿，刮了一阵大风，大风把一粒长着毛茸茸翅膀的种子带到了草原上，种子落到了草原上的青草丛里，青草惊奇地问：‘这是谁呀’，种子说：‘这是带翅膀的花儿。我准备在这儿，在草丛里生长。’青草高兴地欢迎新来的邻居。冬去春来，草儿发青了。在种子原来落下的地方，露出了一根粗壮的茎，在它的顶上，开出一朵朵黄色的花儿，它是那么鲜艳，就象一个小小的‘太阳’。‘啊!这原来是蒲公英呀!’青草说。”
这是带学生观察了花的形状、颜色，花与花不同的特点，引导学生把阳光、花瓣、蜜蜂、树枝、蝴蝶等这些事物之间相互联系起来看，然后让学生充分想象，自编出各种有关的故事。
学生能写出这样的作文，说明词已进入了学生的精神生活，虽然表达还带有给他们所讲的童话故事的影响，但这是他们自己的语言。会思考已成为这类孩子的显著特点。对于学习效果差的学生，总听到一些教师议论是“愚笨”、学习不努力，看来，不能不说教师惯用的传统教学思想造成了孩子智能的局限，从而导致学生不会学习——不会观察、思考、推论，只好依靠死记硬背。现代学校的整个教学体系需要加以科学的改进，应当建立在三根支柱上：鲜明的思想、活生生的语言和儿童的创造。看来教师在课堂上不仅要教给学生一定范围的知识，还要加强学生的思维训练……
“当！当！当！……”下课的铃声打断了苏霍姆林斯基的思考，可是他已想好了下次校务会议上的一个议题，这就是“如何让学生学会思考”。他将要向全校师生提出“要思考，不要死背”这个口号。
循循善诱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苏霍姆林斯基对小学生的教育，方法上灵活多样。他把运用民间童话故事作为自己在学校教育的方法之一，并且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下面是从他运用这一方法的众多教育实例中采取的一个片断。
那是暑假后的一天，苏霍姆林斯基所带的三年级甲班准备去野营训练。考虑到所带东西较多，其中一个学生建议，两个人结成一对，有的东西可以合用，这样可以减轻旅途负担。建议受到班主任苏霍姆林斯基的赞扬，孩子们开始自由组合，呈现一片欢乐的场面。大家都有了对子，惟独平时自以为是而妄自尊大的学生安德烈卡没有对子，他在一边哭泣着。
苏霍姆林斯基把安德烈卡叫到一边，问明情况，知道是同学都不愿和他组合成对。这孩子委屈地认为，是同伴们嫉妒他。苏霍姆林斯基深知这个学生的天性，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时机，便直截了当地对安德烈卡说：“你要明白，安德烈卡，最困难的就是迫使自己去感觉。你迫使自己去感觉，那你就会以另一种目光看你的同学、去看人。如果你老是认为，你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才能的人、最好的人，那么到头来你就会成一个最孤立的人……”
“但是，实际上我就是在解题上比谁都强，并比谁都快地背会诗歌……多少次您自己都说：‘好样的，安德烈卡，安德烈卡学习了，就懂了……’我比谁都懂得多，这难道是我的错？”孩子哭得更伤心了。
苏霍姆林斯基还能用什么语言再去解释呢？说教显然对这个孩子没有多大效果。他思索着如何对这位男孩子进行解释，才能让他懂得、认识并相信……
“安德烈卡，咱们找个阴凉的地方坐下，我给你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与我们这件事十分相似，愿意听吗？”安德烈卡点点头。他们来到大橡树的树荫下，坐在一条长凳上，苏霍姆林斯基讲了一个“菊花和葱头”的故事。“在一个农村老大娘的住处旁，长着一株菊花。菊花老是沾沾自喜：‘你们瞧，我多美啊!在这地方我是最美的。’在菊花旁边长着一棵葱头，一颗普普通通的葱头。夏末，葱头熟了。绿色的茎叶蔫了，葱头散发出辛辣的气味。 菊花扇动鼻子。‘呸，你发出一股多难闻的味道呀！’它对邻居说道。‘我真感到奇怪，人们干吗要种这种植物呢？想必是为了薰跳蚤……’葱头没有作声，它把自己视为灰姑娘。 这时，大娘从屋子里走出来朝菊花走去。菊花屏住了呼吸。她想：大娘马上就会说，她的花多美啊。菊花由于心满意足，已经感到有点飘飘然了。大娘走近菊花却弯腰拔起了葱头。大娘端详着葱头，惊呼了一声：‘多好看的葱头啊！’ 菊花感到困惑了：难道葱头会被认为是好看的吗？”听完了这个故事，安德烈卡眼泪已经干了，从这个故事中他好像悟出了一条道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用，不能自作聪明，看不起周边的人。他羞愧地低下了头，一言不发。
苏霍姆林斯基采用这种讲童话故事的方法，使小学生易于接受，并从类比中受到了应有的教育。这无疑是一个伟大的创造。
挽救“困难生”
在苏霍姆林斯基领导的巴甫雷什中学里，形成了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相信一切孩子都能被教育好。这里没有“差生”的概念，只存在“困难学生”或“难教育学生”的说法。在教育实践中，对这类学生一般不单纯由某个教师去进行教育，对他们进行教育往往是整个集体的义务。苏霍姆林斯基一生中就教育过178名“难教育的学生”，这178名学生都有一个艰难的教育过程。每周苏霍姆林斯基都要走访困难孩子的家庭，以便深入了解形成他们道德的最初环境，他跟家长们、家长的邻居们、教过这些孩子的老师们进行交谈。
这一天，他来到了小学生
高里亚的“家庭”。这个“家”给他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高里亚是个非常不幸的孩子，他从小失去了父亲，母亲在他刚满周岁时，又犯了严重的罪行，被判处十年徒刑。高里亚从小住在姨母家，姨母把他看成额外的负担。高里亚成了一个典型的“难教育学生”，这就是他的家庭背景。
原来，高里亚从上学一个月后，大家就对他产生了一个鲜明的形象：这是一个懒惰成性、常会骗人的学生。在短短的一段时间里，他就表现出了“难教育”的特点。秋天，当高年级学生植树时，他有意破坏了几株树苗的根部，并向全班同学夸耀自己的“英雄行为”。有一次课间，他把手伸进别人的书包，拿出课本，用墨水把它弄脏，再放回原处，并以天真无辜、泰然自若的态度来欺骗教师审视的眼光。还有一天，他们班去森林远足考察，他一路上撞这打那儿。当班主任一位女教师故意不理睬他，向其他学生讲解山谷、丘陵、山和冲沟的有关知识时，他走到全体学生面前，做出滑稽动作，还登上峭壁往下看。老师
旁敲侧击地提醒：“同学们，不能走近冲沟边缘，跌下去十分危险！”他突然高声喊道：“我不怕！这个冲沟我滚下去过！”说着就卷起身子滚了下去。
苏霍姆林斯基根据家访的情况，找来班主任等有关教师共同分析
高里亚上述行为产生的原因。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高里亚对自己的行为所抱的态度，是故意装出来的、不自然的。家庭环境的影响，使高里亚对人们失去了信心。对他来说，生活中没有任何神圣的、亲切的东西。苏霍姆林斯基的看法对教师们思想触动很大。大家一致认为，高里亚所以不好，是因为过去只看到他恶劣、放荡的一面，而没有主动关心、挖掘他身上闪光的地方。这个学生表现出来的缺点，是在向周围的人对他漠不关心、冷淡无情的态度表示抗议。这样的分析增强了教师们的同情心、关注之情、教育的敏锐性和观察力。
一次，苏霍姆林斯基发现这个孩子单独玩耍，好像很随便的样子，他把
高里亚请进了生物实验室，要高里亚帮忙挑选苹果树和梨树的优良种子。虽然高里亚装出不屑栽培树苗的样子，可是孩子的好奇心还是占了上风，他们两人一起做了两个多钟头，直到很累为止。这件事引起了高里亚的极大兴趣，当班主任再次去高里亚家时，已发现他正在施肥栽树。此后班主任老师因势利导，在班级栽树活动中，让高里亚指导别的孩子们。及时地发现和鼓励温暖着这个孩子的心灵。虽然后来高里亚曾多次反复出现不良倾向，老师们却着眼于长善救失，循循善诱。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个教师集体的共同教育下，这个孩子在三年级时，光荣地加入了少先队，以后还经常帮助有困难的其他同伴，为集体默默地做好事。高里亚好像重新变成了另一个人了。从这里可以看到苏霍姆林斯基的一个教育信念：热爱孩子、关心尊重孩子，相信一切孩子在教育中能够向好的方面转变。
“特殊奖励”
苏霍姆林斯基在对学生的教育过程中，善于因势利导，进行积极的鼓励，激发学生心灵的火花。人们把这赞为“特殊奖励”。
一次，苏霍姆林斯基把12岁的儿子谢廖扎叫到眼前，给了儿子一把新铁锨，并对他说：“儿子，你到地里去，量出一块长宽各一百个脚掌的地块，把它刨好。”儿子很高兴地拿了铁锨，来到地里就刨了起来。
在没有用惯铁锨之前，谢廖扎感到很费力。随后干得越来越轻松了。可是待到他用铁锨准备翻出最后一锨泥土时，铁锨把折断了。
谢廖扎回到家里，心里感到忐忑不安：父亲一旦知道铁锨坏了，会怎么说我呢？“爸爸，您可别怪罪我，”儿子说，“我让家里失掉了东西。”“什么东西?”父亲问。“铁锨坏了。”这时，苏霍姆林斯基并没有责怪孩子，而是问：“你学会刨地了没有？刨到最后，是觉得越来越费劲，还是感到越来越轻松了呢？”
孩子回答：“刨到最后，越来越轻松了。”这时苏霍姆林斯基说：“看来你不是失，而是得”。孩子疑惑不解。他继续说：“愿意劳动了，这就是最宝贵的收获。”这时孩子一颗忐忑不安的心顿时平静下来了。这不仅是精神上得到了一种愉悦，而且孩子从中看到了劳动的价值，树立起了良好的劳动观点。
还有一次，一年级女学生
季娜的祖母病得很重。季娜想给祖母采一朵鲜花，使她在病中得到一些欢乐。但是，时值严冬，到哪里去找鲜花呢？这时她想到学校的暖房里有许多菊花，其中最美的一棵是全校师生都极为喜爱的那朵蓝色的“快乐之花”。季娜一心想着重病的祖母，忘记了学校的规定，她一清早就走进暖房，采下了那朵“快乐之花。”
这时，苏霍姆林斯基走进了暖房，当他看到季娜手里的菊花时，大为吃惊。但是，他很快注意到了孩子眼里那种无邪的、恳求的目光。他向
季娜问明了情况后，非常感动地说；“季娜，你再采
三朵花，一朵给你，为你有一颗善良的心；另外两朵送给你的父母，为他们教育出了一个善良的人。”
论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从多角度论述了教育目的，提出了“培养共产主义建设者”、“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聪明的人”、“幸福的人”、“合格的公民”等等。其中最集中的也最深刻的一个观点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社会进步的积极参与者。”而培养这种人需要实现全面发展的教育任务，即应使“智育、体育、德育、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深入地相互渗透和相互交织在一起，使这几个方面的教育呈现一个统一的完整的过程”。
关于德育，他明确指出，“和谐全面发展的核心是高尚的道德”。他特别强调要使学生具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精神需要，认为“精神空虚是人的最可怕的灾难”。要求教师和家长尊重儿童的人格，全面关心儿童。他说：“如果有人问我，生活中什么是最主要的呢？我可以毫不犹豫地回答说‘爱孩子’。”他提出了“要让每个学生都抬起头来走路”的主张，并努力创设良好的教育环境，“让学校的墙壁也说话”。他同时指出爱不等于无原则的溺爱，应该用严格的纪律和道德规范去要求儿童，并注重通过集体教育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
关于智育。他认为智育就其本质与任务来说，包括给学生以系统的科学知识、形成科学世界、发展智力等方面。智育是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进行的，通过传授，帮助学生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并发展他们的智力。他是知识与智力的统一论者，提出学生的知识要建立在广阔的“智力背景”上，创造了许多新鲜经验，其中包括：给儿童上思维课；开展课外读书；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加课外小组活动等。在帕夫雷什中学，所有学生整个下午都参加各种课外小组活动，小组达到一百多个。
关于体育。他说：“对健康的关注，这是教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孩子的精神生活、世界观、智力发展、知识的巩固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都要看他们是否乐观愉快，朝气蓬勃。”并响亮地喊出了“健康、健康，再一个还是健康”的口号。他不允许低年级儿童在室内进行三小时以上的脑力劳动，反对让12～15岁的少年每天花费四、五个小时去做家庭作业。他带领师生在校园内外种植大量植物，为孩子们建立天然的“氧气厂”。在教室内，注意合理采光，定期检查课桌椅与学生身高之间的适合程度，注意学生合理的营养等。他钻研了15年之久，为帕夫雷什中学制定了新作息制度，保证劳动和休息、活动与睡眠的适当交替。
关于美育。他指出：“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有力源泉”，在青少年整个受教育的过程中，必须抓紧美育的实施。他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美的情感和塑造他们美的心灵，并提出了进行美育的多种多样的途径和手段，如通过观赏大自然感受美，通过
文学艺术作品鉴赏美，通过动手劳动创造美等，甚至要求儿童重视衣着美和仪表美。总之，在整个美育过程中，美育应随时、随处进行。
关于劳动教育。他明确指出：“劳动以外的教育和没有劳动的教育是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的。”他认为，如果一个学生进行十年制教育，仅仅教给他科学基础知识，从不让他接受劳动训练，而在他毕业时把一把铲子交给他开始劳动，那么这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个悲剧”。因为他在十年过程中脱离了劳动，脱离了生活，精神生活是空虚的，没有劳动技能，没有做好生活准备，特别是没有劳动情感，这无论从社会对青年一代的期望来说，还是对青少年的个性发展来都说是一种失败。因此，在他的教育实践中一向重视劳动教育的实施。
总之，苏霍姆林斯基对教育的论述，既提出了明确的教育目的，又提出了具体的五育任务。在论述五育时，既强调了各育的“相对独立职能”，又阐明了在实施过程中必须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相辅相成。
论教学
苏霍姆林斯基的著作中既有关于教学基本理论的论述，又有各个教学环节的体经验介绍和建议，基本上构成了一套较完整的教学论。他从智育的基本任务出发，要求正确解决教学过程中的两对矛盾，即教学——教育、教学——发展，要求在促进矛盾的辩证统一过程中，完成目的，实现和谐发展的总任务。关于教学—教育的统一。他提出了教育性教学（或教学的教育性）原则，指出这一原则不仅要求世界观教育、道德教育也必须在科学知识的教学过程中来进行。反对把教育看成与学习和教养相隔绝的东西，他说：“训练和教养能够形成各种世界观吗？考虑一个人在教学过程所见到、所理解、所思考的东西，能够对他的心灵实施教育吗？”可见，他是教学、教育和教养的统一论者。
关于教学——发展的统一。首先他强调师生通过教学有效地传授和获取知识，认为只有掌握知识的人才是一个真正幸福的人。其次，他坚决反对那种只给知识，不重视发展智力的教学。他说：“教师把事先准备好的种种原理、结论和推理一古脑塞进儿童的脑子，往往不让儿童有可能哪怕接触一下思维和活的言语的源泉，这就捆住了他们的幻想、想象力和创造力的翅膀。孩子时常由富有朝气的、积极的、活跃的人变成了仿佛专门用于背诵的机器。”因此，他要求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的求知欲，讲课力求生动、形象、有趣，反对“满堂灌”，引导学生积极思考，“真正的学校是一个积极思考的王国”，并用分数去鼓励他们，使学生体验到学习取得成绩的快乐。
关于“两套教学大纲”的论述。在他看来，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忠实执行国家制订的教学大纲，但不能过于机械，心目中同时装有“第二大纲”，借以指导学生课外阅读，开阔视野，以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因此，他要求教师要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吃透教材，并指出：一位优秀教师懂的东西应比“大纲”规定的内容多许多倍，课程对他来说只不过是这门学科的起码知识。教师高深的学识是吸引学生热爱学习、获取知识的必要条件。
此外，他还阐述了诸如教学任务、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问题。
论学校管理
苏霍姆林斯基自1948年至1970年一直担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积累了丰富的学校管理工作经验，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他认为校长不能陷入事务的漩涡，也不能官腔官调地用行政命令来领导。他说：“对学校的领导，首先是教育思想的领导，其次才是行政的领导。”他指出，一个好校长必先是一个好教师。因此，他本人始终兼教一门语文课，常年做班主任工作，并天天坚持听其他教师的课。他说：“如果我每天不听两节，就算我这一天什么也没做。”“如果今天去区里开会，明天就得补上，听四节课……如果我在一年中没有听过一位教师的至少15至20节课，我就会对他毫无了解。”他把听课和分析课当作校长的重要工作和滋养自己思想的源泉。他十分重视学校的思想教育。为了做好这项工作，他带动和组织教师全面了解研究儿童，定期举办了研讨会，就某个学生的情况实行教育会诊。他本人亲自搞调查，作记录，深入研究了178名“最难教育的”学生曲折成长的过程试办了一个6岁入学的预备班“快乐学校”，从预备班到一年级，再连续跟到十年级，一直担任该班的班主任，跟踪观察和研究学生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提出了相应的教育措施。
对学生的管理主要是抓住开发智力、培养能力这个“主要杠杆”，认为这是一非常实际又迫待解决的问题。为此，他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十几年的时间，结合语文教学，摸索出一套符合教学过程逻辑的，旨在培养和提高学生能力的“基本技能体系”——包括听、说、读、写等12项基本功。
关于教师管理。他认为，要办好一所学校，没有一支优秀的教师队伍是不行的。作为学校领导，应该关心爱护教师，尽量减轻教师的负担。他说：“教师要精力充沛地工作，就需要休息；要提高教学质量，就需要有自由时间，以供读书和研究。自由支配时间是根，它滋润着
教育艺术的枝和叶。”他对学校里的每一名教师都了如指掌，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要求教师努力提高教育素养，包括：精通自己所教学科的内容；懂得心理学、教育学和教学法等教育科学知识，有较高的修养和工作激情。三者不可偏废。他是这样说的，更是这样做的，因此，被人尊称为“教师的教师”是当之无愧的。
关于学年总结。他把总结工作这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当作把握教育规律的一个重要环节。反对校长自己不动手而分派别人东拼西凑，然后加以“剪辑”的做法，也反对平时不注意积累素材，到年末临时搞突击的做法。提倡校长亲自动手，每天每周都要记事，及时整理，不断分析研究，直到得出概括性的结论，并征求大家的建议或意见。他认为，总结不应刻板公式化，年复一年一个模式，好的总结应该既是全体教师一年创造性劳动的概括，又是下一年工作的方向和借鉴。
苏霍姆林斯基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教育活动中，一边创造性地从事实际工作，一边坚持
教育科学研究。一生写下了41本教育专著，600多篇教育论文和1200多篇童话、故事和短篇小说。
其中较著名的有：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
《巴甫雷什中学》
《年轻一代共产主义信念的形成》
《怎样培养真正的人》
《我把心献给孩子》
《学生的精神世界》
苏霍姆林斯基被人们称为“教育思想泰斗”。他的书被称为“活的教育学”“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所领导的帕夫雷什中学被列为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学校之一。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经验与理论著作是一个庞大的体系。在他一生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既当校长，又当普通教师；既教课，又当班主任；既做具体工作，又搞科学研究。他是一位勤奋务实，笔耕不辍的杰出人物。这就使得他能从学校工作的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全面地观察、了解研究有关学校教育、教学和管理的各种现象和问题，避免理论与实践中的片面性，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将其提升到理性的高度，逐步形成自己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著作是近几十年来罕见的先进教育经验宝库。
苏霍姆林斯是具有执著的教育信念和顽强的工作作风。自从1948年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后，他的教育才华就愈益明显地展示出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他已成为一名成熟的教育家，活跃在原苏联教育界。他的工作富有鲜明的
独创性和革新精神，从不拘泥于传统的陋习，紧紧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如他敢公开指出：20世纪30年代苏共中央发动的对“儿童学的批判有过火之处，批判的结果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了”，从而导致原苏联20世纪30至40年代直至
凯洛夫教育学的严重错误；又如，1955年以前的一段时间内，原苏联普通学校一度完全取消了劳动课，而他主持的帕夫雷什中学却从未间断过。不仅如此，学生毕业时，既领取毕业证书，还领取职业证书。
苏霍姆林斯基伟大、光辉的一生给后人的最大启示是，教育理论工作者应深入教育教学第一线，做深入细致研究工作及教育工作者除了搞好日常工作之外，也时刻不应忘记肩负的理论研究的使命。真正的教育家是教育理论家与教育实践家的完美结合。
Vasyl Olexandrovych Sukhomlynsky (Ukrainian: Василь О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ький, Russian: 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 in transliteration from Russian: Vasily Aleksandrovich Sukhomlinsky or Vasilii Aleksandrovich Sukhomlinskii) (September 28, 1918 – September 2, 1970) was a Ukrainian humanistic educator in the Soviet Union who saw the aim of education in producing a truly humane being.
Biography
Sukhomlynsky was born in a peasant family in the village of Omelnyk, Vasyliv volost of Olexandria uyezd (today Onufriyiv Raion of Kirovohrad Oblast in Ukraine). In 1933 he finished a seven-year school of primary education after which his mother escorted him to Kremenchuk where he enrolled into a local medical college (tekhnikum). However, he quit the medical school and enrolled into Robitfak which he finished in short term. In 1935 he started to work as a teacher not far from his native village. In 1938 Sukhomlynsky enrolled into the Poltava Pedagogical Institute out of which he graduated the same year. Upon graduation, he returned to native lands where he worked as a teacher of the Ukrain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in the Onufriyiv middle school. During World War II he volunteered to the front-lines in 1941 and as a junior politruk was severely wounded in January 1942 during the defense of Moscow. He was transferred to a military hospital in the Ural mountains where he continued his medical treatment. During that time he continuously requested his return to the front-lines while the medical commission could not recognize him even conditionally available for that. He was appointed a principal of a middle school in the town of Uva (Republic of Udmurtia). In 1944 when the native lands were liberated of Nazi Germany he was appointed as a director of the Regional People's Education (RAINO). In 1948, he became principal of the Pavlysh Secondary School in the town of Pavlysh, Onufriyiv Raion (upon his own request) – a post he held to the end of his lif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e core of Sukhomlynsky's system of education was his approach to moral education, which involved sensitising his students to beauty in nature, in art and in human relations, and encouraging students to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living environment which surrounded them.
Sukhomlynsky taught his students that the most precious thing in life is a human being and that there is no greater honor than to bring joy to other people. He taught them that to bring joy to other people, and especially to their families, they should strive to create beauty in themselves and in the environment. There was thus a very close connection between moral and aesthetic education in Sukhomlynsky's approach.
Another aspect of being truly human wa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ect, so that the horizons of the mind grew ever wider, gradually encompassing the whole world and reaching into the depths of space. Sukhomlynsky could not agree with those who sought to give education a purely utilitarian focus, who thought that knowledge was worthwhile only if it found direct application in the workplace. For him, the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s and of astronomy were essential in order for a person to appreciate the world of which they were a part, and to broaden their minds.
The foundation of all personal growth is health, and Sukhomlynsky gave a great deal of his attention to ensuring that children enjoyed optimum health, 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hood, when character is formed. He took children out into nature often, combining physical exercise with lessons in thought and in the appreciation of beauty. Especially in the primary school, he thought it important that children's thought be associated with vivid images, such as were to be found in the fields, forests and waterways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the school. If thought were divorced from the children's direct experiences, it would exhaust them.
It was also important that children's learning, the work of their intellects, be associated with practical works which put their knowledge to use. Only if children's knowledge was used to improve their environment and the lives of people around them, would it lead to the formation of an active philosophy of life, to a practical moral stance.
Sukhomlynsky's holistic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us rested on five pillars: health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aesthetic education, intellectual education, and work education.
Educating the heart
Sukhomlynsky's grave in Pavlysh, in Ukraine.
Sukhomlynsky sought to prolong children's childhood, to keep them optimistic and open to the world, to preserve the freshness of their emotional responses to the world. He showed them that although they were small, they could do a lot to care for the environment in which they lived and to bring happiness to the people they met. He sought to refine their sense of beauty, being very selective in the impressions he fed to their young minds. He took them to the most beautiful natural settings he could find. He taught them to listen to the music of nature, the rustle of grasses and of leaves, the song of the lark. He played them music inspired by such natural sounds, and showed them paintings of natural beauty. He did not swamp them with a surfeit of images and sounds, but allowed each new exposure to beauty to be memorable.
He taught them to become more aware of the inner world of other people, to read others' eyes, to recognize feelings of joy, of sorrow or confusion. He tried to ensure that children took joy home from school to their families, to ensure that every child uncovered some latent talent or ability at which they could excel. Not every child could excel academically, but each could shine at something and find a way to bring joy to others. This was the foundation of their self-respect and their moral development.
For his achievement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Sukhomlynsky was bestowed the title of Hero of Socialist Labor in 1968. He was also a recipient of two Orders of Lenin, Order of the Red Star, Ushinsky and Makarenko Medals.
In 1969 Sukhomlynsky wrote the book "Сердце отдаю детям", ("Serdtse otdayu detyam"); English translations: To Children I Give My Heart, by Holly Martin Smith, 1982, ISBN 0714717487 and My Heart I Give to Children, by Alan Leslie Cockerill, 2016, ISBN 098058857X. For this book he was awarded the State Prize of the Ukrainian SSR in 1974 (posthumously).[citation needed]
Notes
External li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