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Georg W. F. Hegel | |
| 格奧爾格·威廉·弗裏德裏希·黑格爾 | |
| 出生地： | 德國斯圖加特 |
| 去世地： | 德國柏林 |
|
閱讀黑格爾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在百家争鸣的作品!!! | |
格奥尔格·W·F·黑格尔出生： 1770年8月27日（德國斯圖加特）
去世： 1831年11月14日（德國柏林）
學派/流派： 黑格爾主義
主要領域： 邏輯學、歷史哲學、美學、宗教、形而上學、認識論、政治學、辯證法
受影響於： 亞裏士多德、安瑟倫（Anselm）、笛卡爾、斯賓諾莎、歌德、伯麥（Jacob Boehme）、盧梭、康德、費希特、謝林 等。
施影響於： 費爾巴哈、馬剋思、恩格斯、列寧、鮑威爾（Bruno Bauer）、施蒂納、托洛茨基、布拉德雷（F.H.Bradley）、漢斯·昆（Hans Küng）、海德格爾、薩特、巴特、哈貝馬斯、伽達默爾
生平：威廉·弗裏德裏希·黑格爾出生於一個政府公務員家庭。1788年進入圖賓根神學院學習。1793年畢業後，先後在伯爾尼和法蘭剋福當了七年的家庭教師。1800年到耶拿，與謝林共同創辦《哲學評論》雜志。次年成為耶拿大學編外講師，四年之後成為副教授。1807年出版他的第一部著作《精神現象學》。1808至1816年，他在紐倫堡當了八年的中學校長。在此期間完成了《邏輯學》（簡稱大邏輯）。1816年，他被聘為海德堡大學教授。1817年，出版《哲學全書》（其中的邏輯學部分簡稱小邏輯），完成了他的哲學體係。1818年開始擔任柏林大學教授，1821年出版《法哲學原理》。1829年，黑格爾被任命為柏林大學校長和政府代表，1831年死於霍亂。他在柏林大學的講稿死後被整理為《哲學史講演錄》、《美學講演錄》和《宗教哲學講演錄》。
生平簡介
格奧爾格·威廉·弗裏德裏希·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年8月27日—1831年11月14日），德國哲學家，出生於今天德國西南部符騰堡州首府斯圖加特。18歲時，他進入圖賓根大學（符騰堡州的一所新教神學院）學習，在那裏，他與荷爾德林、謝林成為朋友，同時，為斯賓諾莎、康德、盧梭等人的著作和法國大革命深深吸引。1801年，30歲的黑格爾任教於耶拿大學。直到1829年，就任柏林大學校長，其哲學思想纔最終被定為普魯士國傢的欽定學說。因此，說他大器晚成毫不過分。1831年在德國柏林去世。
黑格爾把絶對精神看做世界的本原。絶對精神並不是超越於世界之上的東西，自然、人類社會和人的精神現象都是它在不同發展階段上的表現形式。因此，事物的更替、發展、永恆的生命過程，就是絶對精神本身。黑格爾哲學的任務和目的，就是要展示通過自然、社會和思維體現出來的絶對精神，揭示它的發展過程及其規律性，實際上是在探討思維與存在的辯證關係，在唯心主義基礎上揭示二者的辯證同一。
圍繞這個基本命題，黑格爾建立起令人嘆為觀止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主要講述絶對精神自我發展的三個階段：邏輯學、自然哲學、精神哲學。黑格爾在論述每一個概念、事物和整個體係的發展中自始至終都貫徹了這種辯證法的原則。這是人類思想史上最驚人的大膽思考之一。恩格斯後來給其以高度的評價：“近代德國哲學在黑格爾的體係中達到了頂峰，在這個體係中，黑格爾第一次—這是他的巨大功績—把整個自然的、歷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寫為處於不斷運動、變化、轉化和發展中，並企圖揭示這種運動和發展的內在聯繫。”
黑格爾一生著述頗豐，其代表作品有《精神現象學》、《邏輯學》、《哲學全書》、《法哲學原理》、《哲學史講演錄》、《歷史哲學》和《美學》等。
學術簡介
德國哲學家，德國古典唯心主義的集大成者。杜賓根大學哲學博士。曾任家庭教師，紐倫堡文科中學校長，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教授。1830年任柏林大學校長。創立歐洲哲學史上最龐大的客觀唯心主義體係，並極大地發展了辯證法。他的哲學的基本的出發點是唯心主義的思維與存在同一論（亦稱“思有同一說”），精神運動的辯證法以及發展過程的正反合三段式。認為思維和存在統一於絶對精神，絶對精神是一獨立主體，是萬事萬物的本原與基礎，它的辯證發展經歷了邏輯、自然、精神三個階段。他的哲學是對三個階段的描述，因而相應地由邏輯學、自然哲學和精神哲學三個部分組成。邏輯學是“研究觀念（理念）自在自為的科學”，將質量互變、對立統一、否定之否定當做思維的規律加以闡明，在概念的辯證法中，他猜測到了客觀事物本身的辯證法。自然哲學是“研究觀念他在或外在化的科學”，他以幻想代替事實，發表了一些錯誤理論，但他也提出了合理的思想。精神哲學是“研究觀念由他在回覆到自身的科學”，他提出了社會政治、倫理、歷史、美學等方面的觀點和主張，並試圖找出貫穿在歷史各方面的發展綫索。在美學上，提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顯現”；強調藝術與人生重大問題的密切聯繫以及理性的內容對藝術的重要意義。黑格爾哲學是馬剋思主義哲學的來源之一。
思想學說
黑格爾與史詩詩人荷爾德林和客觀唯心論者謝林同一時期就讀於圖賓根神學院。在深入觀察了法國大革命的整個演進過程後，三人合作致力於對康德及其後繼者費希特的唯心主義哲學的批判。
黑格爾的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是《精神現象學》。在世時出版的作品還有《哲學全書》、《邏輯學》和《法哲學原理》。其他有關歷史哲學、宗教哲學、美學和哲學史的著作則是在他去世後，根據他當年演講時學生所做的筆記匯編而成。
黑格爾的著作以其覆蓋面之深廣而享有盛譽。他建立了一個龐大的體係來理解哲學的歷史和我們身處的世界本身——在黑格爾，這個世界通常被看成是“一個歷史的行進，其中每一個相續的運動都是為解决前一運動中的矛盾而出現的。”例如，他認為，法國大革命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在西方社會中引入真正的自由。 但正因為是絶對的初次，它也是絶對的激進的：在革命消滅了它的對立面後，革命所喚起的暴力高潮無法自我平抑，結局是無路可去的革命最終自食其果——得之不易的自由自毀於殘暴的恐怖統治。然而，歷史總是在對過失的自我學習中前行的：正是這種經驗，也衹能在有了這樣的經驗之後，一個由自由公民組成的既能行使理性政府的職責，又能實現自由、平等的革命理想的憲政政府纔有可能得以出現。
在《歷史哲學》的前言中，黑格爾闡述：“哲學表明，意識是存在於它無限多個概念之上的，也就是說，意識是存在於自由的、無限多的形態之中，而對立的抽象內省的形態衹是它的一種反映。意識是自由的、獨立存在的、有個性的，僅僅屬於精神。”
所以作為單獨概念的“意識”，由兩部分組成，兩者都各有無限多個“形態”，一部分是原則性的，另一部分是對每個歷史事件的具體反映，所以他又說：“通常意義上的意識存在兩個方面，一方面是對事物總體的概念，另一方面是對事物具體反應的抽象概念。” 他同時說：“每個人的自我意識不同，對事物的反應也不同，和原則性的意識有所偏移，但是對於一個正常的人來說，這種偏移是有限度的，這種限度取决於他的正常狀態，取决於他對上帝的尊敬程度。要瞭解這種概念的程度，屬於形而上學的範疇。”
所以，雖然黑格爾的語言很難懂，但他闡述了形而上學必須要研究每一個事件中的命題和反命題如何聯繫的機製，因此必須要比較每一個歷史事件中的例子和它們的原型，瞭解它們之間的共同點和不同的地方。 黑格爾對人類社會抱有一種有組織性和目的論的觀念，他的著作語言豐富而難懂，對於現代讀者來說非常令人迷惑。不僅如此，他的觀念和現代知識界流行的存在主義哲學以及個人權利的觀念也正相反。
許多人認為，黑格爾的思想象徵着了19世紀德國唯心主義哲學運動的頂峰，對後世哲學流派如存在主義和馬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都産生了深遠的影響。更有甚者，由於黑格爾的政治思想兼具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兩者之要義，因此，對於那些因看到自由主義在承認個人需求、體現人的基本價值方面的無能為力而覺得自由主義正面臨挑戰的人來說，他的哲學無疑是為自由主義提供了一條新的出路。
（對黑格爾思想的其他介紹參見“思想傳承”“ 學術爭鳴”版塊。）
思想傳承
黑格爾的學說在後代很長時間內一直引起爭論，他對思想界有廣泛的影響，幾乎任何學派都對他的學說給予肯定或提出批判。
歷史學家將黑格爾學派分為兩個陣營，黑格爾右派的代表是柏林漢博德大學的追隨者，他們擁護福音正統的宗教觀念，擁護後拿破倫時代的政治保守主義。
黑格爾左派，有時也被稱為“青年黑格爾派”，他們繼承黑格爾學說中的革命成分，在宗教方面主張無神論，在政治領域主張自由民主，其中包括費爾巴哈和年輕時代的馬剋思和恩格斯。在1830年代和1840年代，這些年輕的黑格爾信徒經常在柏林希貝爾酒吧聚會、爭論，這裏的氛圍造就了對以後150年有很大影響的思想傢們，形成了無神論、人文主義、共産主義、無政府主義、和利己主義的基本觀念。
但是幾乎沒有一位黑格爾左派宣稱自己是黑格爾的追隨者，有幾位還公開批評黑格爾的哲學，但是這種歷史上的區分法仍然在現代學院哲學中使用，黑格爾左派對黑格爾的批評導致一個全新的領域—關於黑格爾和黑格爾理論的文學作品。
當代對在校學生來說，為了方便將黑格爾的辯證法分為三個階段，“正題”（例如在法國歷史上的大革命）、“反題”（大革命隨後的恐怖階段）和“合題”（自由公民的憲法保障狀態）。這種分法並不是黑格爾自己提出的，最早見於費希爾的對個人和全體之間聯繫的一個模擬描述。黑格爾學者們並沒有意識到這種三段論法會掩蓋黑格爾理論的真實論點，雖然黑格爾曾經說過：“要考慮到兩個基本元素：第一，自由的意志是絶對的和最終的目的；第二，實現的方法，也就是說知識和意識的主觀方面，包括生命、運動和活動。”（正題和反題），但他沒有使用“合題”這個術語，而是用“整體”。“這樣我們就瞭解了整體道德和實現自由的狀態，以及其後這兩種元素的主觀整合。”
黑格爾運用這種辯證法體係解釋哲學、科學、藝術、政治和宗教的歷史，但是現代評論傢指出黑格爾經常修飾歷史的真實以適應他的辯證法模式。卡爾·波普在他的《開放型社會和它的敵人》中指出，黑格爾體係文飾了威廉三世的統治，他認為1830年代的普魯士是理想的社會。赫伯特·馬爾庫斯在他的《理性和革命：黑格爾和社會理論的崛起》中批判了黑格爾作為一個國傢權力的辯護士，為20世紀極權主義的興起開闢了道路。實際上黑格爾並沒有為這些權力形式辯護，衹是認為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因為這些權力存在，所以也是合理的。亞瑟·施潘豪爾藐視黑格爾對歷史的解釋，認為他的著作是蒙昧主義的，是“偽哲學”，許多英國學派的哲學家也遵從這種看法。
20世紀黑格爾的哲學開始復興，主要是因為幾個原因，一是發現黑格爾的哲學是馬剋思主義哲學的源頭，還因為黑格爾的歷史觀開始復活，再有黑格爾辯證法的重要性得到廣泛的認同，將黑格爾的理論重新帶到馬剋思經典中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喬治·盧卡斯的《歷史和經典概念》，掀起一股重新瞭解評價黑格爾的著作熱，黑格爾的復興也引起對黑格爾早期著作的興趣。現代美國的哲學家也明顯受到黑格爾的影響。
傳世名言
“我看見拿破侖，這個世界精神，在巡視全城。當我看見這樣一個偉大人物時，真令我發生一種奇異的感覺。他騎在馬背上，他在這裏，集中在這一點上他要達到全世界、統治全世界。”
“我們可以斷言，沒有激情，任何偉大的事業都不能完成。”
“凡是合理的都是存在的，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Was vernünftig ist, das ist Wirklich; und was wirklich ist,das ist vernünftig.)」。此句出自《權利的哲學綱要》一書（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20》。
“對現實的抽象就是對現實的毀滅”(Abstraktionen in der Wirklichkeit geltend machen, heißt Wirklichkeit zerstören.)
“歷史往往會驚人的重現，衹不過第一次是正史，第二次是鬧劇。
“一個民族衹有那些關註天空的人，這個民族纔有希望。如果一個民族衹是關心眼下腳下的事情，這個民族是沒有未來的。”
“方法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內容的靈魂。”
“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
“精神上的道德力量發揮了它的潛能，舉起了它的旗幟，於是我們的愛國熱情和正義感在現實中均得施展其威力和作用。”
“真理誠然是一個崇高的字眼，然而更是一樁崇高的業績。如果人的心靈與情感依然健康，則其心潮必將為之激蕩不已。”
主要作品
《精神現象學》(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 ) 1806 (See battle of Jena)
《邏輯學》 (Wissenschaft der Logik) 1812-1816 (last edition of the first part 1831)
《哲學全書》 (Enzyklopaedie der philosophischen Wissenschaften) 1817-1830
（分三個主要部分： 小邏輯、 自然哲學、 精神哲學）
《法哲學原理》 (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 1819
《美學講演錄》（又譯：《美學》、《談美學》）
《歷史哲學講演錄》
《哲學史講演錄》
《宗教哲學講演錄》
學術爭鳴
黑格爾的哲學一直飽受爭議，索倫·剋爾愷郭爾、尼采、叔本華、馬剋思、海德格爾、伯特蘭·羅素、尤爾根·哈貝馬斯對他的哲學都進行了批判。
以下是伯特蘭·羅素在《西方哲學史》中對黑格爾的評論和批判：
黑格爾（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1770—1831）是德國哲學中由康德啓始的那個運動的頂峰；雖然他對康德時常有所批評，假使原來沒有康德的學說體係，决不會産生他的體係。黑格爾的影響固然現在漸漸衰退了，但已往一嚮是很大的，而且不僅限於德國，也不是主要在德國。十九世紀末年，在美國和英國，一流的學院哲學家大多都是黑格爾派。在純哲學範圍以外，有許多新教神學家也采納他的學說，而且他的歷史哲學對政治理論發生了深遠的影響。大傢都知道，馬剋思在青年時代是個黑格爾的信徒，他在自己的完成了的學說體係中保留下來若幹重要的黑格爾派特色。即使（據我個人認為）黑格爾的學說幾乎全部是錯誤的，可是因為他是某種哲學的最好代表人物，這種哲學在旁人就沒有那麽一貫、那麽無所不包，所以他仍然保持着不單是歷史意義上的重要地位。
他的一生沒有多少重大事件。在青年時代，他非常熱衷於神秘主義，他後日的見解多少可以看成是最初他以為是神秘洞察的東西的理智化。他起先在耶拿大學當Privatdozent （無俸講師）——他曾提到他在耶拿戰役開始的前一天在耶拿寫成了《精神現象學》（Phenomenology of Mind）——然後在紐倫堡大學當Privatdozent，後來又在海德堡大學作教授（1816—1818），最後從1818年至逝世在柏林大學作教授，在以上各大學都講授哲學。他晚年是一個普魯士愛國者，是國傢的忠僕，安享公認的哲學聲望；但是在青年時代他卻藐視普魯士而景仰拿破侖，甚至為法軍在耶拿的勝利而歡欣。
黑格爾的哲學非常艱深，我想在所有大哲學家當中他可說是最難懂的了。在開始詳細討論以前，對他的哲學先作一個一般勾畫，或許有些幫助。
由於他早年對神秘主義的興趣，他保留下來一個信念：分立性是不實在的；依他的見解，世界並不是一些各自完全自立的堅固的單元——不管是原子或靈魂——的集成體。
有限事物外觀上的自立性，在他看來是幻覺；他主張，除全體而外任何東西都不是根本完全實在的。但是他不把全體想象成單純的實體，而想象成一個我們應該稱之為有機體的那類的復合體係，在這點上他與巴門尼德和斯賓諾莎是不同的。看來好像構成為世界的那些貌似分立的東西，並不單純是一種幻覺；它們或多或少各有一定程度的實在性，因為真正看起來便知道各是全體的一個方面，而它的實在性也就在於這個方面。隨着這種看法，當然就不相信時間與空間本身的實在性，因為時間和空間如果認為是完全實在的，必然要有分立性和多重性。所有這一切，最初想必都是在他心裏産生的神秘的“洞察”；他的書中提出來的理智精製品一定是後來纔有的。
黑格爾斷言現實的就是合理的，合理的就是現實的。但是他講這話時，他的“現實的”一詞並不指經驗主義者所要指的意思。他承認，甚至還強調，凡經驗主義者所以為的事實，都是不合理的，而且必然都是不合理的；衹有把事實作為全體的樣相來看，從而改變了它的外表性格，纔看出它是合理的。儘管如此，把現實的和合理的同一看待，不可避免地仍舊要造成一些與“凡存在的事物都是正當的”這個信念分不開的自滿情緒。
復雜萬狀的全體，黑格爾稱之為“絶對”。“絶對”是精神的；斯賓諾莎認為全體不僅有思維屬性而且有廣延屬性的見解被擯棄了。
黑格爾同歷來其他曾抱有稍類似的形而上學觀點的人有兩點區別。一點是強調邏輯：黑格爾認為，“實在”的本性從它必須不自相矛盾這個唯一的考慮就能推演出來。另一個（與第一點密切相關的）區別特徵是稱作“辯證法”的三元運動。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兩部《邏輯學》（Logic），要想正確理解他對其它問題的見解的依據，這兩部書不可不懂。
邏輯照黑格爾的理解，他明確地說和形而上學是一回事；那是一種跟普通所說的邏輯完全不同的東西。他的看法是：任何平常的謂語，如果把它認作是限定“實在”全體的，結果它就是自相矛盾的。我們不妨舉巴門尼德的學說：唯一實在的“太一”是球狀的，作為一個粗淺的實例。任何東西如果沒有邊界便不會是球狀的，而除非它外部有什麽（至少有虛空間），它纔可能有邊界。因此，假定整個宇宙是球狀的，便自相矛盾。（如果把非歐幾裏得幾何擡出來，對這個議論未嘗不可以有異議，但是這議論作為一個說明例子，也算可用了。）
或者，我們來舉另一個更粗淺的實例——過於粗淺了，遠不是黑格爾會使用的。你可以說甲君是一個舅舅，這沒有明顯矛盾；但是假使你要講宇宙是舅舅，你就會陷入難局。所謂舅舅就是一個有外甥的人，而外甥是與舅舅分立的人；因此舅舅不會是“實在”全體。
這個實例或許也可以用來說明辯證法，辯證法是由正題、反題與合題組成的。首先我們說：“實在是舅舅”。這是“正題”。但是存在舅舅就暗含着存在外甥。既然除 “絶對”而外任何東西都不真存在，而我們現在又保證存在外甥，所以我們不得不斷言 “絶對是外甥”。這是“反題”。但是這和“絶對”是舅舅的看法有同樣的缺陷；於是我們被迫采取這個看法：“絶對”是舅舅和外甥構成的全體。這是“合題”。但是這個合題仍舊不圓滿，因為一個人必須有個姊妹作外甥的母親，他才能當舅舅。因此，我們被迫擴大我們的宇宙，把姊妹連姊夫或妹夫都包括進去。據主張，照這種方式，僅憑邏輯力量就能不停地驅使我們從有關“絶對”提出的任何謂語達到辯證法的最後結論，那叫作“絶對理念”。在整個這過程當中，有一個基礎假定，即任何事物若不是關於整體 “實在”的，就不可能實際真確。
這個作為基礎的假定有一個傳統邏輯上的根據，傳統邏輯假定每個命題都有一個主語和一個謂語。按照這種看法，一切事實都是說某物具有某性質。所以可見“關係”不會是實在的，因為關係涉及的不是一件而是兩件事物。“舅舅”是一個關係，一個人可以當了舅舅而不知道這回事。在這種場合，從經驗觀點看來，這人沒有由於當了舅舅而受到任何影響；如果我們把“質”字理解為撇開他與其他人和物的關係，為描述他本身而必需的某種東西，那麽這人毫不具有以前所沒有的質。主語、謂語邏輯能夠避免這種睏難的唯一方法就是講，這事實不單衹是舅舅的性質，也不單衹是外甥的性質，而是舅甥所成的全體的性質。因為除“全體”而外一切東西都和外部事物有種種關係，可見關於個別的事物無法談任何完全真的事，事實上唯有“全體”纔是實在的。這點從下述事實可以比較直接地推出來：“甲和乙是兩個”不是主語謂語命題，因此基於傳統邏輯來說，不會有這種命題。所以世界上不存在兩個事物，因此唯獨看作統一體的“全體”是實在的。
以上的議論黑格爾並沒有明白敘述，而是隱含在他的體係之中，同樣也隱含在其他許多形而上學家的體係中。
他是用正、反、合三方面來分析事物的。舉幾個黑格爾的辯證方法的實例，也許可以使這方法容易理解一些。他在他的邏輯的議論開頭先假定“絶對是純有”；我們假定它就是純有，而不加給它任何質。但是不具有任何質的純有是無；於是我們達到反題：“絶對即是無”。從這種正題和反題轉入合題：“有”與“非有”的合一是“變易”，所以說“絶對是變易”。這當然也不行，因為變易必得有什麽東西變易。這樣，我們對“實在”的見解通過不斷改正以前的錯誤而發展，所有這些錯誤都是由於把有限的或有界限的某物當成好像可以是全體，從這種不適當的抽象化産生的。“有限物的界限不單是從外界來的；它自身的本性就是它被揚棄的原因，它藉本身的作用轉變成它的對立面。”
照黑格爾講，過程對理解結果來說是必不可少的。辯證法的每個在後的階段仿佛在溶液裏似的包含着在前的所有階段；這些階段沒有一個被•完•全取代，而是作為全體中的一個因素而賦予它適當的位置。所以不歷經辯證法的所有階段，便不可能到達真理。
認識作為整體看，具有三元運動。認識始於感官知覺，感官知覺中衹有對客體的意識。然後，通過對感覺的懷疑批判，認識成為純主體的。最後，它達到自認識階段，在此階段主體和客體不再有區別。所以自意識是認識的最高形態。當然，在黑格爾的體係中必得如此，因為最高一種的認識一定要是“絶對”所具有的認識，既然“絶對”是 “全體”，所以在它自身之外再沒有任何東西要它認識了。
依黑格爾的意見，在最好的思維中，思想變得通暢無阻，水乳交融。真和假並不像普通所想的那樣，是判然分明的對立物；沒有任何事物是完全假的，而•我•們能夠認識的任何事物也不是完全真的。“我們能夠多少有些錯誤地去認識”；我們將絶對真理歸於某一件孤離知識時便發生這種情況。像“凱撒是哪裏出生的？”這種問題，有一個直截了當的答案，這答案從某個意義上說是真的，但是在哲學的意義上不真。按哲學講， “真理就是全體”，任何部分事物都不十分真。
黑格爾說：“理性即對全部實在這種有意識的確信。”這並不是說分立的人是全部實在；就他的分立性來說，他不是十分實在的，但是他的實在處在於他參與整體的“實在”。隨着我們變得日益理性，這種參與也相應地增大。
《邏輯學》末尾講的“絶對理念”，是一種像亞裏士多德的“神”似的東西。絶對理念是思維着自身的思想。很明顯，“絶對”除思維自身而外什麽也不能思維，因為除對我們理解“實在”的偏狹錯誤的方式而言外，不再有任何旁的東西。據他說，“精神”是唯一的實在，它的思想藉自意識嚮自身中映現。定義“絶對理念”的實際原話非常晦澀。瓦勒斯譯之如的理念的統一言，就是理念的概念，這概念以理念的本身作為對象，而且從這一概念看來，客觀世界即是一理念——在這客觀世界裏一切規定均統一起來了。）德文原文更難懂。
不過，問題的實質並不像黑格爾說的那麽復雜似的。絶對理念是思維着純思想的純思想。這就是神古往今來所做的一切——真不愧是一位教授眼中的神。他接着說：“因此這種統一乃是絶對和全部的真理，自己思想自己的理念。”
現在來談黑格爾哲學的一個奇妙特色，這是他的哲學與柏拉圖或普羅提諾或斯賓諾莎的哲學的區別。雖然終極實在是無時間性的，而且時間無非是由於我們沒能力看到 “全體”而産生的一種幻覺，可是時間過程卻跟純邏輯的辯證法過程有密切關係。事實上，世界歷史一嚮就是歷經從中國的“純有”（關於中國，黑格爾除知道有它而外毫無所知）到“絶對理念”的各範疇而進展的，絶對理念看來在普魯士國傢即便沒有完全實現，也接近實現了。根據黑格爾自己的形而上學，我不能瞭解世界歷史反復辯證法的各個轉變這一看法有什麽理由，然而這卻是他在《歷史哲學》（Philosophy of HisA tory）中所發揮的論點。這是一個有趣的論點，它使人間事務的種種變革獲得了統一性和意義。這論點也和其它歷史理論一樣，如果要想說來似乎有道理，需要對事實作一些歪麯，而且相當無知。黑格爾同他以後的馬剋思和施朋格勒一樣，這兩樣資格都具備。奇怪的是，一種被說成是宇宙性的歷程竟然全部發生在我們這個星球上，而且大部分是在地中海附近。
並且，假若“實在”是無時間性的，也沒有任何理由說這歷程後來的部分要比在前的部分體現較高的範疇——除非人當真要采取這樣一種褻瀆不敬的假定：宇宙漸漸在學習黑格爾的哲學。
據黑格爾說，時間歷程按倫理和邏輯雙方面的意義來講，都是從較不完善到較完善。確實，這兩種意義在他看來並不是真正區別得開的，因為邏輯的完善性就在於是一個密緻的全體，不帶高低不平的邊緣、沒有獨立的部分，而是像人體一樣，或者說更像有理性的精神一樣，結成一個各部分互相依存、都一同趨嚮單一目標的有機體；這也就構成倫理的完善性。引幾段原文可以說明黑格爾的理論：“理念正如同靈魂嚮導默久裏神，真正是各民族和世界的領袖；而精神，即這位嚮導的理性的、必然的意志，是世界歷史的種種事件的指導者，而且一嚮就是。按精神的這種指導職能來認識精神，便是我們當前的工作的目的。”
“哲學為觀照歷史而帶來的唯一思想即‘理性’這一單純概念；即理性是世界的主宰；即世界歷史因而顯示出一種合理的歷程。這種信念和洞察在歷史學本身的範圍內是一個假說。在哲學領域中，它卻不是什麽假說。在哲學裏由思辨認識證明：理性——這裏不考究宇宙對神的關係，僅衹這個名詞就算夠了——既是無限力量也是實體；它自身是一切自然生命和精神生命的無限素材與無限形式——即推動該內容的東西。理性是宇宙的實體。”
“這種‘理念’或‘理性’，是真實、是永恆、是絶對有力的存在；它顯現在世界中，而且在這世界中除它和它的榮耀而外，再沒有別的顯現出來——這便是如前面所說，在哲學中已經證明的、在這裏看作確證了的論點。”
“知性和自覺意志作用的世界，並沒有委給偶然，而是必定表現為自知的理念的樣子。”
這是“一個恰巧為我所知的結果，因為我已經詳細考察了全領域。”所有以上引文都摘自《歷史哲學》的緒論。
精神及精神發展的過程，是歷史哲學的實在對象。把精神和它的對立物即物質加以比較，便可以理解精神的本性。物質的實質是重量；精神的實質是自由。物質在自己以外，而精神在自身以內具有中心。“精神是自足的存在。”這話如果不清楚，下面的定義或許比較能說明問題：
“可是精神是什麽呢？它便是“一”，是自身均一的無限，是純粹的同一性，這同一性其次把自己同自己分離開，作為自己的另一個東西，作為和共相對立的‘嚮自有’及‘內自有’。”
在精神的歷史發展中，曾經有三個主要階段：東方人、希臘人與羅馬人、和日耳曼人。“世界歷史就是對無約束的天然意志的訓練，使它服從於普遍的原則，並且賦予它主觀自由。
東方過去衹知道、到今天也衹知道•唯•一•者自由；希臘與羅馬世界知道若幹者自由；日耳曼世界知道•所•有•者自由。”大傢總會以為，在所有者自由的地方民主製恐怕是適當的政體了，但是不然。民主政治和貴族政治同樣都屬於若幹者自由的階段，專製政治屬於唯一者自由的階段，•君•主•製則屬於所有者自由的階段。這和黑格爾所使用的“自由”一詞的極其古怪的意義是分不開的。在他看來，沒有法律就沒有自由（到此為止，我們可以同意）；但是他總愛把這話倒轉過來，主張衹要有法律便有自由。
因而，在他來講，“自由”所指的可說無非是服從法律的權利。
可以想見，在“精神”在地球上的發展中，他把最高的角色指派給日耳曼人。“日耳曼精神是新世界的精神。新世界的目的是實現絶對真理，作為自由的無限自决——以自己的絶對形式本身作為其旨趣的•那•種自由。”這是一種無上妙品的自由。這種自由不指你可以不進集中營。這種自由不意味着民主，也不意味着出版自由，或任何通常的自由黨口號，這些都是黑格爾所鄙棄的。當精神加給自己法律時，它做這事是自由的。照我們的世俗眼光看來，好像加給人法律的 “精神”由君主體現，而被加上法律的“精神”由他的臣民體現。但是從“絶對”的觀點看來，君主與臣民的區別也像其它一切區別，本是幻覺，就在君主把有自由思想的臣民投到獄裏的時候，這仍舊是精神自由地决定自己。黑格爾稱贊盧梭把總意志和全體人的意志區分開。據推測，君主體現總意志，而議會多數不過體現全體人的意志。真是個便當好用的學說。
黑格爾把日耳曼歷史分成三個時期：第一篇，到查理曼止；第二篇，查理受到宗教改革；第三篇，從宗教改革以後。
這三個時期又分別叫做聖父王國、聖子王國和聖靈王國。聖靈王國竟然是從鎮壓農民戰爭中所犯的令人發指的血腥暴行開始的，似乎有點離奇古怪；但是當然，黑格爾並不提這樣的屑細小事，而是正如所料，對馬基雅弗利大發一通稱贊。
黑格爾對羅馬帝國滅亡以來的歷史的解釋，一部分是德國學校裏世界史教學的結果，一部分又是它的原因。在意大利和法蘭西，雖然像塔西陀和馬基雅弗利那樣的少數人也曾經有過對日耳曼人的浪漫式的景仰，但是一般說日耳曼人嚮來被看成是“蠻族”入侵的禍首，被看成是教會的仇敵：先在那些大皇帝之下、後來又作宗教改革的領袖。一直到十九世紀為止，各拉丁民族把日耳曼人看作是在文明上低自己一等的人。德意志的新教徒自然抱另一種看法。他們把晚期羅馬人看成精力衰竭的人，認為日耳曼人徵服西羅馬帝國是走嚮復蘇的重要的一步。關於中古時期神聖羅馬帝國與教皇政治的紛爭方面，他們采取皇帝黨的看法；直到今天，德國小學生們都被教導對查理曼和巴巴羅撒無限崇拜。在宗教改革後的時代，德意志在政治上的軟弱和不統一令人慨嘆，普魯士的逐漸興起受到了歡迎，歡迎這使德意志不在奧地利的稍嫌脆弱的舊教領導下、而在新教領導下強盛起來。黑格爾在對歷史作哲學思考時，心裏懷想着狄奧都利剋、查理曼、巴巴羅撒、路德和弗裏德裏希大王之類的人物。解釋黑格爾，得從這些人的勳功着眼，得從當時德意志剛剛受了拿破侖欺辱這件事着眼。
德意志受到了高度頌揚，所以大傢也許料想要講德意志就是絶對理念的最後體現，超乎它以外恐怕不可能再有任何發展了。但是黑格爾的見解並不是這樣。他反而說美洲是未來的國土，“在那裏，在將要到來的時代，世界歷史的主題要表現出來——或許〔他用典型的口氣補充說〕以南北美之間的抗爭表現出來。”他好像認為一切重大的事情都采取戰爭形式。假使真有人提醒他，美洲對世界歷史的貢獻或許是發展一個沒有極端貧睏的社會，他也不會感興趣。相反，他倒說至今在美洲還沒有真國傢，因為真國傢需要劃分成貧富兩個階級。
在黑格爾，民族憑着馬剋思講的階級所起的作用。他說，歷史發展的本原是民族精神。在每一個時代，都有某一個民族受托擔負起引導世界通過它已到達的辯證法階段的使命。
當然，在現代這個民族就是德意志。但是除民族以外，我們也必須考慮世界歷史性的個人；那就是這種人：他們的目標體現着當代應發生的辯證轉變。這種人是英雄，他可能違犯平常的道德律，違犯也不為過。黑格爾舉亞歷山大、凱撒和拿破侖為實例。我很懷疑，依黑格爾之見，人不作戰爭徵服者是否能夠是“英雄”。
黑格爾對民族的強調，連同他的獨特的“自由”概念，說明了他對國傢的頌揚——這是他的政治哲學的極重要的一面，現在我們必須把註意力轉嚮這一面。他的國傢哲學在《歷史哲學》和《法哲學》（Philosophy of Law）中都有發揮。
大體上和他的一般形而上學是一致的，但不是這種形而上學的必然結果；不過在某些點上——例如，關於國與國之間的關係——他對民族國傢的贊美達到了和他的重全體、輕部分這個一般精神不相容的程度。
就近代來說，頌揚國傢是從宗教改革開始的。在羅馬帝國，皇帝被神化了，國傢因此也獲得了神聖性質；但是中世紀的哲學家除少數而外全是教士，所以把教會擺在國傢上面。
路德因得到新教邦主們的支持，開始了相反的做法。路德派教會大體上是信奉埃拉司圖斯之說的。霍布士在政治上是個新教徒，發揚了國傢至上說，斯賓諾莎跟他所見略同。前面講過，盧梭認為國傢不應當容忍其它政治組織。黑格爾是屬於路德派的激烈新教徒；普魯士國傢是埃拉司圖斯式的專製君主國。這種種理由本來會使人預料國傢要受到黑格爾的高度重視；但是即使如此，他也算走到了可驚的極端。
《歷史哲學》裏說“國傢是現實存在的實現了的道德生活”，人具有的全部精神現實性，都是通過國傢纔具有的。
“因為人的精神現實性就在於此：人自己的本質——理性——是客觀地呈現給他的，它對人來說有客觀的直接的存在。因為‘真的東西’是普遍的意志和主觀的意志的統一，而‘普遍的東西’要在國傢中，在國傢的法律、國傢的普遍的與合理的制度中發現。國傢是地上存在的神的理念。”又：“國傢是理性自由的體現，這自由在客觀的形式中實現並認識自己。
……國傢是人的意志及其自由的外在表現中的精神的理念。”
《法哲學》在論國傢的一節裏，把這個學說闡述得稍完全一些。“國傢是道德理念的現實——即作為顯現可見的、自己明白的實體性意志的道德精神；這道德精神思索自身並知道自身，在它所知的限度內完成它所知的。”國傢是自在、嚮自的理性者。假使國傢（像自由黨人所主張的那樣）僅為了個人的利益而存在，那麽個人就可以是國傢的成員、也可以不是國傢的成員了。然而，國傢和個人卻有一種與此完全不同的關係。因為國傢是客觀的“精神”，而個人僅以他是國傢的成員而論纔具有客觀性、真實性和倫理性，國傢的真意和目的便在於這種結合。倒也承認可能有壞的國傢，但是這種國傢僅衹存在而已，沒有真的實在性，而理性的國傢本身就是無限的。
可見黑格爾為國傢要求的位置跟聖奧古斯丁及其舊教後繼者們為教會所要求的位置大體是相同的。不過，從兩點上看舊教的要求比黑格爾的要求要合理些。第一，教會並不是偶然造成的地域性社團，而是靠其成員們信以為有無比重要性的一種共同信條結合起來的團體；因而教會在本質上就是黑格爾所謂的“理念”的體現。第二，天主教會衹有一個，國傢卻有許多。儘管把每個國傢在對國民的關係上做成黑格爾所說的那樣專製，要找出什麽哲學原則來調節不同國傢之間的關係總有睏難。實際上，在這一點上黑格爾放棄了他的哲學空談，而拿自然狀態和霍布士講的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作為後盾。
衹要“世界國傢”還不存在，那麽儼然像衹有一個國傢似地來談“國傢”，這種習慣是要造成誤解的。在黑格爾看來，所謂義務完全是個人對國傢的一種關係，所以便沒留下任何藉以使各國的關係道德化的原則。這點黑格爾是承認的。他說，在對外關係上，國傢是一個個體，每個國傢對於其它國傢是獨立的。“由於在這種獨立性中，現實精神的‘嚮自有’有其存在，所以獨立性是一個民族最基本的自由和最高的光榮。”他接着
論駁會使各個國傢的獨立性受到限製的任何種類的國際聯盟。公民的義務（就他的國傢的對外關係來說）完全限於維持本國傢的實質的個體性，即獨立與主權。由此可見戰爭不全然是罪惡，不是我們應當盡力廢止的事情。國傢的目的不單是維持公民的生命財産，而這件事實便構成戰爭的道德根據，因此不應把戰爭看作是絶對罪惡或偶然的事情，也不應認為戰爭的原因在於某種不該有的事。
黑格爾並不衹是說在某種事態下一個民族無法恰當地避免進行戰爭。他的意思遠不止於此。他反對創設將會防止這種事態發生的機構——例如世界政府，因為他認為不時發生戰爭是一件好事情。他說，戰爭是那樣一種狀態，即我們認真理解現世財産物品的空虛無益。（這個見解應當和相反的理論，即一切戰爭都有經濟原因，作一個對比。）
戰爭有一種實際的道德價值：“戰爭還有更崇高的意義，通過戰爭，各國人民的倫理健康就在他們對各種有限規定的固定化的冷淡上保全下來。”和平是僵化；神聖同盟和康德的和平聯盟都錯了，因為由衆國傢做成的一個家庭必定創造出一個敵人。國與國的爭端衹能由戰爭來解决；因為國傢彼此之間處於自然狀態，它們的關係既不是法的關係，也不是道德關係。各國傢的權利在它們個別的意志中有其現實性，而每個國傢的利益就是它自己的最高法律。道德與政治不成對比，因為國傢是不受平常道德律約束的。
這便是黑格爾的國傢說——這樣一個學說，如果承認了，那麽凡是可能想象得到的一切國內暴政和一切對外侵略都有了藉口。黑格爾的騙見之強顯露在這點上：他的國傢理論同他自己的形而上學大有矛盾，而這些矛盾全都是那種偏於給殘酷和國際掠劫行為辯護的。一個人如果迫於邏輯不得不遺憾地推論出他所悲嘆的結論，還可以原諒；但是為了肆意鼓吹犯罪而違反邏輯，是無法寬恕的。黑格爾的邏輯使他相信，全體中的實在性或優越性（這兩樣在他看來是同義的）比部分中的要多，而全體越組織化，它的實在性和優越性也隨之增大。這證明他喜歡國傢而不喜歡無政府的個人集群是有道理的，但是這本來應當同樣讓他不喜歡無政府式的國傢集群而喜歡世界國傢纔對。在國傢內部，他的一般哲學也應當使他對個人感到更高的敬意，因為他的《邏輯學》所論述的全體並不像巴門尼德的“太一”，甚至不像斯賓諾莎的神，因為他的全體是這樣的全體：其中的個人並不消失，而是通過他與更大的有機體的和諧關係獲得更充分的實在性。個人被忽視的國傢不是黑格爾的“絶對”的雛型。
在黑格爾的形而上學中，也沒有任何不強調其它社會組織而獨強調國傢的有力理由。在他不重教會重國傢這件事情上，我衹能看到新教的偏見。此外，假如像黑格爾所認為的那樣，社會盡可能地組織化是好事，那麽除國傢和教會而外，還必須有許許多多社會組織。由黑格爾的原理來推論，必須說每一項對社會無害而且能夠因協作而得到振興的事業都應當有適當的組織，每一個這種組織都應當有一份有限獨立性。
也許會有這種反對意見：最後的權力總須歸屬某個地方，除歸屬國傢而外不可能歸屬別處。但是即使如此，這個最後的權力在企圖苛酷得超出某個限度時如果不是不可抗拒的，這仍舊是好的。
這就使我們接觸到評判黑格爾的全部哲學時的一個基本問題。全體比部分是不是有較多的實在性？是不是有較多的價值？黑格爾對這兩個問題都作肯定的回答。實在性的問題是形而上學的問題，價值的問題是倫理學的問題。一般都把這兩個問題看得似乎不大區別得開，但是在我認為把二者分離開是很重要的。開始從形而上學問題說起吧。
黑格爾以及其他許多哲學家的見解是這樣：宇宙任何部分的性質深受這部分對其它各部分和對全體的關係的影響，所以關於任何部分，除指定它在全體中的地位而外，不可能作任何真的陳述。因為這部分在全體中的地位隨所有其它部分而定，所以關於它在全體中的地位的真陳述同時就會指定其它每一個部分在全體中的地位。因此，真陳述衹可能有一個；除全體真理而外別無真理。同樣，除全體以外，沒有完全實在的東西，因為任何部分一孤離開便因孤離而改變性質，於是不再顯出十分真的面目。另一方面，如果照應當抱的看法，就部分對全體的關係來看部分，便知道這部分不是自立的，除作為唯一真正實在的該全體的部分而外，不能存在。這是形而上學學說。
如果這形而上學學說是對的，那麽主張價值不寓於部分而寓於全體的倫理學說必定是對的；但是如果形而上學學說錯了，它卻未必也錯了。並且，它還可能對某些全體說來正確，而對其它全體說來不正確。這個倫理學說在某種意義上對活體來講顯然是對的。
眼睛一跟身體分離開便不中用；一堆disjectamembra（斷裂的肢體）即使在完整時，也沒有原屬於未取下這些肢體的那個肉體的價值。黑格爾把公民對國傢的倫理關係看成類似眼睛對身體的關係：公民在其位，是有價值的全體的一部分，但是孤離開就和孤離的眼睛一樣無用。不過這個類比卻有問題；某種全體在倫理上是重要的，並不見得一切全體在倫理上都重要。
以上關於倫理問題的講法，在一個重要方面是有缺陷的，即沒有考慮目的與手段的區別。活體上的眼睛有用，也就是說，有當作手段的價值；但是它並不比和身體分開時有更多的•內•在價值。一件東西如果不當作其它某東西的手段，為了它本身而受到珍視，它就有內在價值。我們是把眼睛作為看東西的手段來評價它。看東西可以是手段，也可以是目的；讓我們看到食物或敵人，這時是手段，讓我們看到我們覺得美的東西，這時就是目的。國傢作為手段來說顯然是有價值的：它保護我們不受盜賊和殺人犯的侵害，它修築道路、設立學校，等等。不必說，它作為手段也可以是壞的，例如進行一場非正義的戰爭。關於黑格爾我們要問的真正問題並不是這個，而是問國傢作為目的來說是不是本身即是好的：公民為國傢而存在呢？還是國傢為公民而存在呢？黑格爾抱前一種看法；來源於洛剋的自由主義哲學抱後一種看法。很明白，衹有認為國傢具有屬於自己的生命，在某種意義上是一個人格，我們纔會把內在價值歸於國傢。在這點上，黑格爾的形而上學和價值問題有了關聯。一個人是具有單一生命的復合全體；會不會有像身體由各器官構成那樣，由衆人格構成的一個超人格，具有不等於組成它的衆人格的生命總和的單一生命？如果像黑格爾的想法，能夠有這種超人格，那麽國傢便可能是一個這樣的東西，而國傢就可以像整個身體對眼睛的關係一樣，高居我們本身之上。但是假若我們認為這種超人格不過是形而上學的怪物，我們就要說社會的內在價值是由各成員的內在價值來的，而且國傢是手段，不是目的。這樣，又從倫理問題轉回到形而上學問題。由下文可知，形而上學問題本身其實是邏輯的問題。
這裏爭論中的問題遠遠比黑格爾哲學的是非問題要廣；這是劃分哲學分析的敵和友的問題。試舉一個實例。假定我說：“約翰是詹姆士的父親。”黑格爾以及所有信仰斯墨茨元帥所謂的“全體論”的人要講：“你必須先知道約翰和詹姆士是誰，然後才能夠理解這個陳述。可是所謂知道約翰是誰，就是要知道他的全部特性，因為撇開這些特性不談，他和其他任何人便無法區別了。但是他的全部特性都牽連着旁的人或事物。他的特徵是由他對父母、妻子和兒女的關係，他是良善的或不良的公民，以及他隸屬的國傢來定的。你必須先知道所有這些事，纔談得上你知道‘約翰’二字指的是誰。在你努力要說明你講的‘約翰’二字何所指時，一步一步使你去考慮整個宇宙，而你原來的陳述也會顯出說的並不是關於約翰和詹姆士這兩個各別人的什麽事情，而是關於宇宙的什麽事情。”
這話講起來倒滿好，但是一開始就難免遇上一個反對意見。假若以上的議論當真正確，認識又是怎麽會開始有的呢？
我知道許許多多“甲是乙的父親”這種形式的命題，但是我並不知道全宇宙。假使一切知識都是關於整體宇宙的知識，那麽就不會有任何知識了。這一點足以使我們懷疑上述議論在什麽地方有錯誤。
事實是，為正確合理地使用“約翰”二字，我用不着知道有關約翰的一切事情，衹須知道足以讓我認識他的事情就行了。當然他和宇宙間的一切事物都有或遠或近的關係，但是除那種是所講的事情的直接主題的關係而外，這些關係全不考慮，也能如實來談他。他或許不僅是詹姆士的父親，也是吉美瑪的父親，但是為知道他是詹姆士的父親，我並不需要知道這一點。假使黑格爾的意見正確，我們不提吉美瑪就不能把“約翰是詹姆士的父親”所指的意思說完全，我們應該說：“吉美瑪的父親約翰是詹姆士的父親。”這樣恐怕還是不夠；我們總得接着提到他的父母和祖父母，以至於整個一套傢譜。但是這就使我們陷入荒唐可笑的境地。黑格爾派的意見不妨敘述如下：“‘約翰’這詞的意思指對約翰來說為真的一切事情。”但是作為一個定義而論，這話是循環的，因為“約翰”這詞出現在限定短語裏。實際上，假使黑格爾的意見正確，任何詞都無法開始具有意義，因為根據他的理論，一個詞的意義即它所指的事物的一切性質，而為敘述這一切性質，我們便需要已經知道一切其它的詞的意義。
問題抽象地講來是：我們必須把不同類的性質區別開。一件事物可以具有一個不牽涉其它任何事物的性質；這種性質叫作•質。也可以具有一個牽涉一件其他事物的性質；“已婚”就是這樣的性質。也可以具有一個牽涉兩件其他事物的性質，例如“是妹夫”。
如果某事物有某一組質，而任何旁的事物都不恰恰具有這一組質，那麽該事物就能夠定義成“具有如此這般的質的事物”。根據它具有這些質，憑純邏輯推不出來有關其關係性質的任何事情。黑格爾以為，如果對於一件事物有了充分知識，足以把它跟其他一切事物區分開，那麽它的一切性質都能夠藉邏輯推知。這是一個錯誤，由這個錯誤産生了他的整個巍峨堂皇的大體係。這說明一條重要真理，即你的邏輯越糟糕，由它得出的結論越有趣。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 (/ˈheɪɡəl/; German: [ˈɡeːɔʁk ˈvɪlhɛlm ˈfʁiːdʁɪç ˈheːɡl̩]; 27 August 1770 – 14 November 1831) was a German philosopher and an important figure in German idealism. He is considered one of the fundamental figures of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y, with his influence extending to the entire range of contemporary philosophical issues, from aesthetics to ontology to politics, both in the analytic and continental tradition.
Hegel's principal achievement was his development of a distinctive articulation of idealism, sometimes termed absolute idealism, in which the dualisms of, for instance, mind and nature and subject and object are overcome. His philosophy of spirit conceptually integrates psychology, the state, history, art, religion and philosophy. His master–slave dialectic has been influential, especially in 20th-century France. Of special importance is his concept of spirit (Geist, sometimes also translated as "mind") as the historical manifestation of the logical concept – and the "sublation" (Aufhebung, integration without elimination or reduction) – of seemingly contradictory or opposing factors: examples include the apparent opposition between necessity and freedom and between immanence and transcendence. (Hegel has been seen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as the originator of the thesis, antithesis, synthesis triad, but as an explicit phrase it originated with Johann Gottlieb Fichte.)[a]
Hegel has influenced many thinkers and writers whose own positions vary widely. For example, "the roots of post-structuralism and its unifying basis lies, in large part, in a general opposition not to the philosophical tradition tout court but specifically to the Hegelian tradition" dominating philosophy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prior to post-structuralism. Paul Tillich wrote that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al thought of Hegel "has influenced world history more profoundly than any other structural analysis." Karl Barth described Hegel as a "Protestant Aquinas" while Maurice Merleau-Ponty wrote that "all the great philosophical ideas of the past century—the philosophies of Marx and Nietzsche, phenomenology, German existentialism, and psychoanalysis—had their beginnings in Hegel."
Hegel's work has been considered the "completion of philosophy" by multipl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thinkers in existentialism, post-structuralism, and twentieth-century theology. Derrida wrote of Hegel in his work Of Grammatology that "he undoubtedly summed up the entire philosophy of the logos. He determined ontology as absolute logic; he assembled all the delimitations of philosophy as presence," later remarking that Hegel is thus "the last philosopher of the book and the first philosopher of writing," indicating the relation of Hegel to post-structural thought by stating "if there were a definition of Différance, it would be precisely the limit, the interruption, the destruction of the Hegelian dialectical synthesis wherever it operates." In his work Systematic Theology, theologian Paul Tillich referred to Hegel's work as "perfect essentialism," later writing "essentialism was in Hegel's system fulfilled." Martin Heidegger observed in his 1969 work Identity and Difference and in his personal Black Notebooks that Hegel's system in an important respect "consummates western philosophy" by completing the idea of the logos, the self-grounding ground, in thinking through the identification of Being and beings, which is "the theme of logic", writing "[I]t is... incontestable that Hegel, faithful to tradition, sees the matter of thinking in beings as such and as a whole, in the movement of Being from its emptiness to its developed fullness." Heidegger in various places further qualified Hegel's thinking "the most powerful thinking of modern tim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