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姓： | 爱新觉罗 | ||||
| 字： | 元白 | ||||
| 网笔号： | 元伯 | ||||
| 籍贯： | 北京 | ||||
阅读启功 Qi Gong在散文天地的作品!!! | |||||
启功（1912年7月26日－2005年6月30日），原姓爱新觉罗氏，字元白（或作元伯），男，满族正蓝旗人，中国古典文献学家、书法家。清世宗嫡派后裔，幼孤，自称学习上得益于姑姑甚多。中国当代著名教育家、国学大师、古典文献学家、书画家、文物鉴定家、诗人，满族，爱新觉罗氏，是清世宗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的第八代孙。北京人。字元白，也作元伯。幼年失怙且家境中落，自北京汇文中学中途辍学后，发愤自学。稍长，从贾羲民、吴镜汀习书法丹青，从戴姜福修古典文学。刻苦钻研，终至学业有成1933年经傅增湘先生推介，受业于陈垣，获闻学术流别与考证之学。后聘为辅仁中学国文教员；1935年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1938年后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从事故宫文献馆审稿及文物鉴定工作；1949年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副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副教授、教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九三学社顾问、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西泠印社社长。2005年6月30日2时25分病逝于北京。其主要著作《古代字体论稿》、《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汉语现象论丛》、《论书绝句》、《论书札记》、《说八股》、《启功书画留影册》。
生前非常崇拜明末清初著名的佛门巨匠、诗人、书法家破山禅师。
艺术特色
启功先生是当代著名学者、画家和书法家。他著作丰富，通晓语言文字学，甚至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八股文也很有研究；他做得一手好诗词，同时又是古书画鉴定家，尤精碑帖之学。
欣赏他的书法作品，我总要联想到他对碑帖的精深研究，因为他对碑帖的研究和他的书法艺术的成就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碑帖之学是明清两代兴起的一门学问，这门学问现在随着地下墨迹的不断出土，开辟了新的境界。他就是这片园地的开拓者之一。这门学问除夸扬珍异、竞炫收藏的古董藏家不能算外，其路子约分为二类：一是研究其中历史资料，以碑刻文辞证史补事，或校读文辞；二是赏鉴、研究其书法艺术。启功先生兼于两者，更精于后者，他在两者之间融合贯通，其方法突破前人藩篱。“买椟还珠事不同，拓碑多半为书工。滔滔骈散终何用，几见藏家诵一通”。他写这首诗是有感于过去多少鉴赏家重视碑帖的书法，而对其中文辞则往往视而不见。名家如孙承泽、翁方纲以及叶昌炽莫不有此疵病，而他且不放过文辞内容。正因为这样，他把历来定论的《曹娥碑》驳得体无完肤。因此，所谓王羲之小楷《曹娥碑》，也就不存在了。更何况蔡邕的书丹。
启功先生的书法理论著作，我最喜欢他的发比喻，时出妙语，对书法艺术以及书法史上的许多问题，有其独特的《论书绝句百首》，这是他数十年书法实践、研究的体会。特别是诗中的自注，行文隽逸，阐见解。我自己有些长期窒碍的问题，读了之后感到迎刃而解，有豁然开朗之感。诸如考证《鶺鸰颂》出于开元翰林供奉之手；日本藤远后之临《乐毅论》以证明王羲之书体势之雄强；鉴定张旭书庚信《步虚词作》实为大中祥符以后宋之笔；以西陲晋人残纸证《阁帖》中索靖书法的本来面目。这些都是翻书法史上成说的案，论据充分坚实有力，不得不令人信服。此外如论蔡襄、祝允明书法之未成自己体段；柳公权、黄庭坚书法用笔尽笔心之力，结字聚字心之势。而其中对历代著名书法家之特色，各时代书法的体势、风格，以至辨别书体源流，变迁原因，都是非常精辟的。
启功年表
一九一二年七月二十六日生于北京。
启功的始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儿子，排行第五，名弘昼，封“和亲王”。其后代逐渐从王府中分离出来，至其曾祖时，家族已失去门荫，要通过科举找出路了。曾祖溥良，考中进士，入翰林，清末曾任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祖父毓隆，也是翰林出身，为典礼院学士，曾任学政、主考。
一九一三年 一岁
父亲去世，随祖父生活。
为祈福，祖父曾让他拜雍和宫的一位老喇嘛为师，做记名的小喇嘛，取名“察格多尔札布”。当时正是辛亥之后，清廷逊位，其曾祖绝意政治，不愿居京城，以示不再过问国事。恰其曾祖有一门生，名陈云诰，亦是翰林，家为河北易县首富，广有资财，于是出资在易县城中购买房舍，请其曾祖居住。曾祖乃携家人迁居易县，启功时年方三四岁。稍后，入私塾读诗文。
一九二二年 十岁
曾祖去世。家业因偿还债务而衰落。
一九二三年 十一岁
祖父去世。
家中变卖世藏书籍以作殡葬费用。当时母亲克连珍与尚未出嫁的姑姑恒季华，都年仅二十余岁，便挑起家庭生活重担。恒季华为了教养这一线单传的侄子成人，毅然终身不嫁，并把自己看做是这个家庭中的男人。启功亦称姑姑为“爹爹”（满俗，“爹爹”即叔叔）。
一九二四年——九二六年 十二岁至十四岁
在北京汇文小学和汇文中学读书。幼年启功，看到祖父案边墙上挂有大幅山水是叔祖画的，又见祖父拿过小扇画上竹石，几笔而成，感到非常奇妙，便产生“做一个画家”的愿望。他在学校的习作，曾被学校选为礼品赠送给知名人士。
一九二七年—一九二九年 十五岁至十七岁
经长亲带领，拜贾羲民先生学画，贾先生博通画史，对于书画鉴赏也极有素养，见解卓识。常带启功到故宫博物院看陈列的古代书画，有时还和一些朋友随看随加评论，启功也一一记下。这些活动使启功深受启迪和教育。启功想多学些画法技巧，贾先生又将他介绍给吴镜汀先生。吴先生教授画法，极为耐心，绝不笼统空谈，而是专门把极关重要的窍门指出，使启功长进很快。一次，一位长亲命他画一幅画，说要装裱后挂起，他感到很光荣。但长亲又说：“画完后不要落款，请你的老师落款”，这又给他很大刺激，从此发愤练字。
一九三○年 十八岁
经老世交介绍，从戴姜福先生学习中国古典文学，习作旧诗词。由于老师的精心培育，加上他刻苦自学，从青年时候起，便对中国古典文学和历史打下了坚实基础。
一九三二年 二十岁
与章宝琛完婚。章氏，满族，长启功两岁。 为维持生活，教家馆，有时也作画卖钱。
一九三三年 二十一岁
经傅增湘先生介绍，受教于陈垣先生，陈垣先生看过他的作品，认为“写作俱佳”，便安排他在辅仁中学任国文教员。此后几十年一直在教育岗位，主要精力都在教授古典文学，中间也卖过字画，但他说：“那只是副业。”
一九三五年 二十三岁
任辅仁大学美术系助教，业余从事书画创作。
一九三八年 二十六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讲师。抗战胜利后兼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负责文献馆审稿和鉴定文物。
一九四九年 三十七岁
任辅仁大学国文系副教授兼北京大学博物馆系教授。
一九五二年 四十岁
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辅仁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合并，任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古典文学。同年加入“九三”学社，被选为“九三”学社北京分社委员，后又被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此后曾与向达、王重民、周一良、曾毅公、王麇菽诸人标点敦煌变文俗曲。稍后又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程乙本作注释，这是建国后首次出版的《红楼梦》注释本。 一九五七年 四十五岁母亲和姑姑相继去世。
一九六二年 五十岁
撰写完成《古代字体论稿》和《诗文声律论稿》两本书稿。
一九六三年 五十一岁
撰写了《〈红楼梦〉札记》
一九六六年 五十四岁
“文革”爆发，一切公开的读书写作活动被迫中止，但私下里治学不辍。由于他精通书法，常被造反派命令抄写大字报。
一九七一年 五十九岁
参与中华书局组织标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的工作，与王钟翰等负责标点《清史稿》。
一九七五年 六十三岁
夫人章宝琛逝世。
一九七六年 六十四岁
粉碎四人帮之后，师大恢复课程。
一九七七年 六十五岁
《诗文声律论稿》由中华书局出版
一九七八年 六十六岁
文革后落实政策仍被聘为教授。
一九七九年 六十七岁
《古代字体论稿》由文物出版社出版。
一九八一年 六十九岁
《启功丛稿》由中华书局出版。同年中国书法家协会成立，被推为副主席。应香港中文大学邀请赴香港讲学，作关于汉语和《红楼梦》的讲演。
一九八二年 七十岁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任该组成员。
一九八三年 七十一岁
应中宣部《中国美术全集》办公室聘请，任《中国美术全集》顾问。 参与国家文物局组织的由七位专家组成的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组，负责甄别、鉴定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博物馆收藏的古代书画作品的真伪。
一九八四年 七十二岁
被聘为博士研究生导师。被选为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
一九八六年 七十四岁
被任命为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九八九年 七十七岁
四月，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启功韵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年 七十八岁
《论书绝句一百首》由香港商务印书馆和北京三联书店出版。该书以诗的形式总结了他几十年来书法实践的系统理论，对历代书家有评论，对书法的结字、用笔有独到见解。 为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在香港举办“启功书画义展”。
一九九一年 七十九岁
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顾问。 《汉语现象论丛》由商务印书馆（香港）有限公司出版。同年十一月底，将义卖字画所得一百六十三万余元全部捐给北京师范大学，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九月，赴日本东京、大阪访问，参观大阪博物馆收藏的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二年 八十岁
全国政协、北京师范大学、荣宝斋联合举办“启功书画展”，先后在北京、广州和日本展出。 《说八股》、《启功论书札记》、《启功书画留影册》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四年 八十二岁
赴韩国进行书画交流。荣宝斋与韩国东方画廊联合举办“启功·金膺显书法联展”先后在北京和汉城展出。 《启功絮语》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一九九五年 八十三岁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启功书画作品专集》由荣宝斋出版。
一九九六年 八十四岁
十月，赴美、德、法三国访问，参观三国国家博物馆所藏中国书画珍品。
一九九七年 八十五岁
四月，中央文史研究馆组织书画代表团赴新加坡，举办中央文史馆馆员书画作品展，启功先生任团长。十月，应香港商务印书馆邀请赴香港出席庆祝香港回归祖国暨商务印书馆建馆一百周年活动，为香港回归创作书画作品多件。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译本在东京出版。
一九九八年 八十六岁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第五届委员和第六、七、八、九届常务委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二〇〇五年 九十三岁
六月三十日二时二十五分病逝于北京。
启功先生论著出版年表
1953年
《红楼梦注释》，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7年
《敦煌变文集》（与人合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1965年
《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
1977年
《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
1981年
《启功从稿》，中华书局
1982年
《启功先生讲书法》（录像带），北京师范大学
1985年
《启功书法选》，人民美术出版社
《启功书法作品选》，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论书绝句》，商务印书馆（香港）
1986年
《启功书法作品选》（缩印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法概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书法概论参考资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宇野雪村书画展》，（日本印刷）
1988年
《书法教学》（录像带），北京师范大学音像出版社
1989 年
《启功韵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0年
《论书绝句》，商务印书馆（香港）、三联书店
《启功草书千字文》，中国和平出版社
《启功书画展留影》荣宝斋（香港）有限公司出版
1991年
《汉语现象论丛》，商务印书馆（香港）
《说八股》，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2年
《启功论书札记》，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留影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3年
《荣宝斋画谱－启功卷》，荣宝斋出版社
1994年
《启功絮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启功论书绝句一百首》，荣宝斋出版社
1997年
《启功书话》（即论书绝句一百首日文版），日本二玄社出版
《论书绝句》（再版），三联书店
1998年
《当代书法家精品集启功卷》，河北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年
《古代字体论稿》，文物出版社再版
《启功赘语》，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丛稿》（论文卷、题跋卷、诗词卷），中华书局
2000年
《启功三帖集》，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说八股》，中华书局
《诗文声律论稿》，中华书局
2001年
《启功论书法》（宣纸本），文物出版社
《启功书画集》，文物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临帖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年
《启功书画絮语墨迹选》，上海书画出版社
《启功临怀素自叙贴》，荣宝斋出版社
《启功临王羲之十七贴》，荣宝斋出版社
《论书绝句》注释本，三联书店
《真茗阁藏名人书画－启功卷》，文物出版社
《诗文声律论稿》（墨迹本）（修订版），中华书局
2003年
《启功草书千字文》（再版），中国和平出版社
《启功草书千字文》，上海书画出版社
《启功书法论丛》,文物版社
2004年
《启功讲学录》《启功韵语集》《启功题画诗墨迹选》《启功口述历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年
《启功临兰亭续贴》，荣宝斋出版社
《启功书画集》（普及本）文物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楷书千字文》，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书画选集》（宣纸本），文物出版社
《启功书法选》（宣纸本），西泠印社
《坚净局丛帖－临写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启功给你讲书法》，中华书局
2006年
《启功题跋书画碑帖选》，文物出版社
启功口述历史
作为启功先生口述的整理者，北师大文学院教授、启功先生的学生赵仁珪告诉记者，其实早在十多年前，他就希望能够帮先生整理出一份记录自己人生的口述历史，但是一直以来启功都婉拒了。“先生拒绝一方面是由于他的出身家族不好评价，难以措辞；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他不希望重复过去的痛苦，去回忆那些藏在心底的痛苦。”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大家的呼吁下，启功终于勉为其难同意口述。
书摘欣赏：
我不姓爱新觉罗
我叫启功，字元白，也作元伯，是满洲族人，简称满族人，属正蓝旗。
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有的人说您不是姓爱新觉罗名启功吗？现在很多爱新氏非常夸耀自己的姓，也希望别人称他姓爱新觉罗；别人也愿意这样称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一种恭维。这实际很无聊。事实证明，爱新觉罗如果真的能作为一个姓，它的辱也罢，荣也罢，完全要听政治的摆布，这还有什么好夸耀的呢？何必还抱着它津津乐道呢？这是我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一些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想以这个家族的名义开一个书画展，邀我参加。我对这样的名义不感兴趣，于是写了两首诗，第一首的意思是说，即使像王、谢那样的世家望族，也难免要经历“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的沧桑变化，真正有本事的人是不以自己的家族为重的，就像王羲之那样，他在署名时，从来不标榜自己是高贵的琅琊王家的后人，但谁又能说他不是“书圣”呢！第二首的意思是说，我就像古时戏剧舞台上的丑角“鲍老”，本来就衣衫褴褛，貌不惊人，郎当已久，怎么能配得上和你们共演这么高雅的戏呢？即使要找捧场的也别找我啊。我这两首诗也许会得罪那些同族的人，但这是我真实的想法。
但偏偏有人喜好这一套。有人给我写信，爱写“爱新觉罗启功”收，开始我只是一笑了之。后来越来越多。我索性标明“查无此人，请退回”。确实啊，不信你查查我的身份证、户口本，以及所有正式的档案材料，从来没有“爱新觉罗启功”那样一个人。
我虽然不愿称自己是爱新觉罗，但我确实是清代皇族后裔。我在这里简述一下我的家世，并不是想炫耀自己的贵族出身，之所以要简述一下，是因为其中的很多事是和中国近代史密切相关的。我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雍正的第四子名弘历，他继承了皇位，这就是乾隆皇帝。雍正的第五子名弘昼，只比弘历晚出生一个时辰，当然他们是异母兄弟。乾隆即位后，封弘昼为和亲王。我们这支就是和亲王的后代。
齐白石总管我叫小孩儿
大约从十五岁到二十五岁，我有幸结识了一些当时知名的艺术家、诗人、学者，如贾羲民、吴镜汀、戴姜福、溥心、溥雪斋、齐白石等先生。我向其中的一些人正式拜过师。在他们的教诲下，我日后比较见长的那些知识、技艺才打下根基，得到培养。在我回忆成长过程时，不能不提及他们。
说说齐白石（萍翁）先生。我有一个远房的四叔祖，他开棺材铺，曾给齐先生做过一口上等好寿材，因此和齐先生有些交情。他专喜欢齐先生的画，认为凡画齐先生那路画的就能赚钱，而我家当时很穷，他就让我向齐先生学画。
齐先生有耿直的一面，沦陷时期，国立艺专聘他为教授，他在装聘书的信封上写下“齐白石死了”五个字，原信退回。有一个伪警察想借机索要他一张画，被齐先生严词拒绝。
齐先生画的艺术成就不用我多说，我跟他也确实学到很多东西，开了不少眼界。比如他善于画虾，没见他亲笔画之前，我不知他那神采飞扬的虾须是怎么画的，及至亲眼所见，才知道他不是转动手，而是转动纸，把纸转向不同的方向，而手总朝着一个方向画，这样更容易掌握手的力量和感觉，这就是窍门，这就是经验。
我最喜欢的是他那些充满童趣和乡土气息的作品，但他有些理论比较怪异，至今我都不太理解，比如有人问“画树的要领是什么”，他说“树干、树枝一定都要直，你看大涤子（石涛）的树画得多直”，怎么能“都”直呢？我现在也想不通，再说他自己和石涛画的也未必“都”直，所以有人让我鉴定齐白石和他欣赏的石涛的画时，我常开玩笑说：“这是假的，为什么呢？因为树画得不直。”
齐先生曾自称书优于画，诗优于书。在我看来他的诗确实不错，但长诗不如小诗，他曾把自己的诗稿交给著名学者黎锦熙，黎先生为他编了年谱及选集，集中选了若干长诗，我觉得还不如不选。齐先生在论诗和作诗时，有时会出现一些错误，如他说金农的诗虽然不好，但词好。我记忆中金农并没有什么好的词作，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博学鸿词啊。”其实博学鸿词是清朝科举考试的一种门类，和“诗词”的“词”毫无关系。他有一首写给女学生的诗，其中有一句为“乞余怜汝有私恩”，这有点不伦不类了。我这里虽然挑了他一些毛病，但并不妨碍我对他的尊敬，他也挺喜欢我，总管我叫“小孩儿”，常念叨：“那个小孩儿怎么老没来？”就凭这句话，我就应恭恭敬敬地叫他一声老师。
姐姐妻子的贤惠
我的老伴儿叫章宝琛，比我大两岁，也是满人，我习惯地叫她姐姐。
自从结婚后，我的妻子面临着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埋怨和牢骚，她自己省吃俭用，不但要把一家日常的开销都计划好，还要为我留下特殊的需要：买书和一些我特别喜欢又不是太贵的书画。
特别令我感动的是，我母亲和姑姑在1957年相继病倒，重病的母亲和姑姑几乎就靠我妻子一个人来照顾，累活儿脏活儿、端屎端尿都落在她一人身上。成年累月，她日益消瘦，直到送终发丧，才稍微松了一口气。我无以为报只有请她坐在椅子上，恭恭敬敬地叫她“姐姐”，给她磕一个头。
在“文化大革命”随时可能引火烧身的情况下，一般人惟恐避之不及，能烧的烧，能毁的毁，但她却把我的大部分手稿都保存了下来。“文化大革命”之后，当我打开箱底，重新见到那些底稿时，真有劫后重逢之感，要不是我妻子的勇敢，我这些旧作早就化为灰烬了。在她生前我们一路搀扶着经历了四十年的风风雨雨。
不幸的是我老伴儿身体不好，没能和我一起挺过漫漫长夜。她在1971年患严重的黄疸性肝炎，几乎病死。到了1975年旧病复发，我急忙把她再次送到北大医院。那时我正在中华书局点校《二十四史》，中华书局当时位于灯市西口，与北大医院相距不远，我白天请了一个看护，晚上就在她病床边搭几把椅子，睡在她旁边，直到第二天早上看护来接班，就这样一直熬了三个多月。
她撒手人寰后，我经常彻夜难眠。当年我和妻子曾戏言如果一人死后另一人会怎样，她说如果她先死，剩下我一人，我一定会在大家的撺掇下娶一个后老伴儿的，我说决不会。果然先妻逝世后，周围的好心人，包括我的亲属都劝我再找一个后老伴儿。还有自告奋勇，自荐枕席的，其牺牲精神令我感动，但我宁愿一个人，也许正应了元稹的两句诗：“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样我孤单一人生活到现在，感谢我的内侄一家精心照料我的生活。
书画鉴定七大忌
我平生用力最勤、功效最显的事业之一是书画鉴定。我从实践中总结了七条忌讳，或者说社会阻力容易带来的不公正性，即一、皇威，二、挟贵，三、挟长，四、护短，五、尊贤，六、远害，七、容众。简而言之，前三条是出自社会权威的压力，后四条是源于鉴定者的私心。
不妨举一个例子：就拿我尊敬的张效彬先生来说，他是我的前辈，由于熟识，说话就非常随便。他晚年收藏了一幅清代人的画，正好元代有一个和他同名的画家，有人就在这幅画上加了一段明朝人的跋，说这幅画是元代那个画家的画。我和王世襄先生曾写文章澄清这一问题，张老先生知道后很不高兴。再见到我们的时候用训斥小孩子的口吻半开玩笑地说：“你们以后还淘气不淘气了？”我们说：“不淘气了。”大家哈哈一笑也就过去了。这虽然是一段可入《世说新语》的雅趣笑谈，但足以说明“挟长”、“挟贵”的现象是存在的。
“挟贵”、“挟长”的要害是迷信权威，而迷信权威也包括对某些著录的迷信。比如端方写了一本《壬寅消夏录》，他一直想在书前放一张最古、最有分量的人物像。有一个叫蒯光典的人知道了这个消息，就拿了一张号称尉迟乙僧画的天王像，找上门去，在端方的眼前一晃。端方当然知道著录书上曾记载过尉迟乙僧曾画过这类题材的作品，于是胃口一下被吊了起来，连忙说：“今天你拿来的画拿不走了，我这里有的是好东西，你随便挑，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把这张画留下。”这正中蒯光典的下怀。
后来我在美国华盛顿的弗瑞尔博物馆看到这张画，实在不行，它贴在木头板上，上面有很多题跋，但假的居多，只有宋人的一个账单是旧的，记载此画在当时流传过，但并不能说明它就是尉迟乙僧的。
启功先生题字的往事
李保军
北京京伦饭店的店名是由著名书法家启功先生题写的。由于我自幼习书法，又极喜爱启功先生的墨迹，在京伦饭店工作期间，有幸见到了他老人家的真迹，让我感到无上欣喜。
启功先生手书的“京伦饭店”四个字不是很大，但对他而言就算是相当大了，因为启功先生绝少书写巨幅榜书，为商家题写的店号一般也都是经过放大再拿去制作的。那日我得以独自研习和品味启功先生的笔法，真是获益颇多。
京伦饭店开业时，开业典礼搞得很轰动，许多画界名家都献上了他们的墨宝，这其中就有吴冠中、张仃、范曾等人的巨幅画作。这些画都高悬于饭店的殿堂之上，供来往客人驻足欣赏。但是谁也没想到，开业一段时间后，启功先生题写的店名得撤换下来。
有一天，主管汉字规范化的部门派人来到京伦饭店，言说启功先生写的是繁体字，且“伦”字里面的 “艹”部也写得不规范，出了“冈”的顶端。这样的字按规定不允许在公共场所里使用。经他们这么一说，我们当时就傻了。启功先生的字是书法艺术的精品，怎么能说撤就撤呢。我们酒店虽然是合资的，但是高耸在世人瞩目的建国门大街，不更应该以弘扬中华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标志吗？大家都觉得启功先生的字撤不得，但是，来人毕竟是专门负责这项工作的主管部门，我们虽然心有不甘，但还是将启功先生题写的匾额撤下来了，换了一个简体字的匾额挂上。店名的字体虽然规范了，但是看上去总觉得冷冰冰硬邦邦的，不如启功先生的题字圆润生动，赏心悦目。后来，趁饭店装修的时候，领导指示把原来的题字再换上去，大家欢天喜地的将旧牌子重新挂上，都说还是启功先生的字好，左看右看都舒心气畅。
由于这件事，“伦”这个字的写法在我心中成了一个谜，每在书法作品中看见都格外用心体会，很久以后我才发现，原来“伦”这个字从来都是两种写法，“艹”可以出头也可以不出头，没必要墨守成规。比如久负盛名的《圣教序》里边“众经论序”的“论” 字，“艹”部就是出头的。再后来，我从其它许多典籍中也找出了类似的例子。破解一个繁体字的写法，虽然只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启功先生学养之厚重，今人见识之浅薄还是不辨自明。由此可见，对于书法惯用的古汉字，即使是专业部门也不能轻下断言。
启功故居
——什锦花园胡同21号
王之鸿
什锦花园胡同属东城区景山地区，是东四北大街路西从南往北数的第五条胡同。胡同东段曲折，自东向西沟通东四北大街和大佛寺东街，长600多米。明代，胡同西段称“红庙街”，东段称“适景园”，因成国公朱能在此建有私家园林“适景园”而得名，清乾隆时称“石景花园”，宣统时称“什锦花园”，1965年整顿地名时改称“什锦花园胡同”。
什锦花园胡同21号，旧时的门牌是什锦花园10号及10号旁门，在胡同中段北侧，坐北朝南。
据房屋档案记载:当年该院是两座院内相通的四进院落，共有房屋140.5间，占地面积近 5000平方米。西院为主体建筑，有倒座南房10间，东头3间倒座南房为三开间府门，门牌为什锦花园10号；一进院有东、西厢房各3间，7间北房为带抄手廊的瓦房，中间1间作为北房腰厅连接二进院，二进院和三进院均为有游廊连接的四合院；四进院的北墙西段建有罩房。东院是配院，为两进院；一进院有倒座南房 7.5间，在“巽”位建广亮大门①，门牌为什锦花园10号旁门；院内西侧有过道与西院相通，与西院府门及3间东房又构成1个小院，北侧建有垂花门②连通二进院；二进院西部是3个不规则的小院，东部中间有9间平顶砖房，平顶砖房的北面是堆有山石的花园。
此宅原为启功的曾祖溥良的宅第，启功出生于此，并在此生活了10年。
溥良是和亲王弘昼之后，生于咸丰四年(1854年)，因袭爵递降，只被封了个“奉国将军”，仅靠“奉国将军”的俸禄已难维持整个家庭的生计。溥良决定另谋他途，走科举入仕的道路。可是，清代制度规定，有爵位的人不能在科场求取功名。于是，溥良辞去封爵，参加科考，中举登第，入了翰林，先后任过理藩院左侍郎、都察院满右都御史、礼部满尚书、礼部尚书、察哈尔都统等职。溥良在任礼部尚书时正赶上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作为主管礼仪、祭祀的最高官员，溥良在慈禧太后临终前日夜守候在慈禧下榻的乐寿堂外，看见并询问了太监奉慈禧之命给被软禁在中南海瀛台的光绪送去一碗“塌喇”③。之后不久，隆裕皇后的太监小德张(张兰德)向太医院正堂宣布光绪皇帝“驾崩”了，接着乐寿堂内哭声大作，表明慈禧已经咽气。启功说:“光绪皇帝在死之前，西太后曾亲赐他一碗‘塌喇’，确是我曾祖亲见亲问过的。这显然是一碗毒药。”可见，光绪皇帝被毒死之说并非空穴来风。
1923年，卸任多年的溥良病故，不久，10岁的启功随着他的祖父、母亲和姑姑搬出了什锦花园10号，搬到了安定门内方家胡同。后来，此宅成为汉奸、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副主席李守信的房产。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什锦花园胡同21号的原有房屋被全部拆除，在原址建成了3座六层单元式居民楼，门牌仍为什锦花园胡同21号。
启功(1912—2005)，字元伯，又作元白，北京人，满族。曾任全国政协常委、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中国书法协会名誉主席、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是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书画家、文物鉴定家、教育家、诗人。一生著作颇丰，有《古代字体论稿》、《书法概论》、《启功书法选》、《启功论书札记》、《启功论书绝句百首》、《诗文声律论稿》、《启功丛稿》、《汉语现象论丛》、《说八股》、《启功韵语》、《启功絮语》、《启功赘语》等著作存世，并注释了程乙本《红楼梦》，参与点校了《清史稿》。
书法界评论启功书法作品是“不仅是书家之书，更是学者之书，诗人之书，它典雅而具古韵，饶有书卷气息；它隽永而兼洒脱，使观者觉得很有余味。因为这是从学问中来，从诗境中来的结果”。
启功是满族人，又是雍正皇帝的第9代孙，是正儿八经的皇族贵胄。因此，有人称启功为“金启功”，也有人称启功为“爱新觉罗·启功”，有的文章中写“启功，满族，爱新觉罗氏”。但是，启功自己却申明:“我既然叫启功，当然就是姓启名功。”
按照启功自己的解释，不姓“爱新觉罗”的原因有二:一是认为原本没有“爱新觉罗”这个姓，是后人加改而成的，从其产生和演变的过程看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二是认为“爱新觉罗”如果真能作为一个姓，其荣辱完全受政治摆布，从感情上不愿以“爱新觉罗”为姓。启功之所以拒绝姓“金”，是因为其祖父毓隆痛恨袁世凯，在进入民国后拒绝随俗改姓，并在临终前嘱咐启功:“你绝不许姓金，你要是姓了金就不是我的孙子。”启功谨遵遗命。
启功3岁的时候，在雍和宫按照严格的仪式磕头接受灌顶礼，正式皈依了喇嘛教，成为雍和宫记名的喇嘛，法号为“察格多尔札布”。雍和宫存有启功题写的“大福德相”匾额和“超二十七重天以上，度百千万亿劫之中”的楹联。
启功12岁的时候，因其曾祖、祖父为下科场而主动放弃封爵，其父未及封爵就已辞世，宗人府按例让启功袭封了一个“三等奉恩将军”。其时正值冯玉祥率部发动北京政变，仍保留清帝尊号的溥仪面临着随时被逐出紫禁城的命运，宗人府自然更是风雨飘摇、前途难测，只能按照《优待条件》中“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的规定，抓紧时间开出一些“空头支票”。所以，启功虽然袭封了“三等奉恩将军”，却连一文钱、一两米的俸禄都没有享受过。
启功1岁丧父，10岁的时候他的曾祖、祖父又相继辞世。童年的启功经历了这个鼎食之家由盛而衰的急剧变化，他说:“我真正体会什么叫‘呼啦啦如大厦倾’，什么叫‘家败如山倒’，什么叫‘一发而不可收拾’。我们不得不变卖家产——房子、字画，用来发丧，偿还债务。”因生活贫困，启功中学没毕业便辍学谋生，靠教家馆和卖些画作维持家庭生计。
1933年，启功由傅增湘荐举给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开始了他的执教生涯。启功以高中肄业生的资格，跻身高等学府，并成为一代宗师，自然得益于家学渊源(其曾祖、祖父均为翰林出身)、名师指教和过硬的社会关系(傅增湘和陈垣在北洋政府教育部曾分别担任过总长和次长)，然而，启功自己的努力才是成功的根本。毕竟天道酬勤。
注
①广亮大门，是北京四合院中等级最高的宅门，是具有相当品级的官宦人家采用的宅门形式。
②垂花门，在府邸、宅院建筑群中常作为二门，是内宅的宅门。
③塌喇，满语，意为酸奶。
启功介绍
1.家庭
启功是雍正皇帝的第九代孙，远祖是清朝雍正皇帝的第五子、和亲王弘昼，曾祖父、祖父都是科举出身。启功幼年丧父，少年失学。启功先生虽然是宗姓爱新觉罗，但他自认为“姓启名功”。
2.学业
曾经师从贾尔鲁先生（羲民）和吴熙曾先生（镜汀）学习书法丹青，从戴绥之先生（姜福）学习古典文学。
3.社会职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
“九三”学社顾问
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
中国佛教协会、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顾问
西泠印社社长
4.主要学术成就
“诗、书、画”三绝
●启功诗词选录
◆沁园春
检点平生，往日全非，百事无聊，计幼时孤露，中年坎坷，如今渐老，幻想俱抛。半世生涯，教书卖画，不过闲吹乞食箫。谁似我，真有名无实，饭桶脓包。偶然弄些蹊跷，像博学多闻见解超。笑左翻右找，东拼西凑，繁繁琐琐，絮絮叨叨。这样文章，人人会作，惭愧篇篇稿费高。从此后，守收摊歇业，再不胡抄。（末三句一作“收拾起，一孤堆拉杂，敬待摧烧。”）
◆贺新郎
癖嗜生来坏。却无聊。虫鱼玩好，衣冠穿戴。历代法书金石刻，哪怕单篇碎块。我看着全部可爱。一片模糊残点画，读成文，拍案连称快。自己觉，还不赖。西陲写本零头在。更如同，精金美玉，心房脑盖，黄白头麻笺分软硬，晋魏隋唐时代。笔法有，方圆流派。烟墨浆糊沾满手，揭还粘，躁性偏多耐。这件事，真奇怪！
◆贺新郎
古史从头看。几千年，兴亡成败，眼花缭乱。多少王侯多少贼，早已全都完蛋，尽成了，灰尘一片。大本糊涂流水帐，电子机，难得从头算。竟自有，若干卷。书中人物千千万。细分来，寿终天命，少于一半。试问其余哪里去?脖子被人切断。还使劲，案。
◆自撰
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博不精，专不透。名虽扬，实不够。高不成，低不就。瘫趋左，派曾右。面微圆，皮欠厚，妻已亡，并无后。丧犹新，病照旧。六十六，非不寿。八宝山，渐相凑。计平生，谥日陋。身无名，一齐臭。（六，读如溜，见《唐韵正》）
启功：别说我是书法家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
成为大名鼎鼎的书法家后，慕名求字者自然不少，启功则不论尊卑，凡有所请，便欣然从命，不忍拂意。先生作书，不择砚墨，宣纸下垫几张旧报纸，口占诗句，握管直书，珠玑满纸，章法天成。盛名之下的启功很累，但启老先生却始终保持着宽容大度、豁达幽默的处世态度。
随着电脑成为不可或缺的工具，人们逐渐摆脱了传统的“笔，墨，纸，砚”，越来越多的人习惯用电脑“写”字，还希望电脑“写”多种风格的好字。在方正集团推出方正启体等18款新字体时，启功应邀来到方正集团字模部现场，饶有兴趣地观看了电脑造字过程的演示，并就电脑造字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作为著名书法家的他对于将传统书法艺术与现代电脑技术的结合大加赞赏，连说三个“好”字。如今，以之为源的方正启体点画活泼，体势清朗，眉目清秀，体态大方，体现了启体典雅遒丽、豪迈潇洒的书法风格，具有明快大方的特点。
他早就笑称：“我就差公厕没写字了。”那是“东方之子”的名人访谈节目，记者是把启功作为大书法家来采访的。可是启功首先声明他不是一个书法家，他说他首先是一个教师，然后勉强算是一个画家，书法只是他的业余爱好而已。
的确，启功诗书画成就斐然，并曾荣获“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但书画却非主业。其主业文史，一生教授古典文学、汉语，研究古代文学、史学、经学、语言文字学、禅学，著有《汉语现象论丛》、《诗文声律论稿》、《古代字体论稿》等。他熟知清史，曾经7年点校《清史稿》；20世纪50年代注释《红楼梦》。
启功年幼时，祖父疼爱他，让他拜雍和宫的老喇嘛为师。1岁丧父，10岁时又失去曾祖父、祖父。因偿还债务，家道已经败落得一贫如洗，以致启功无力求学。在曾祖父门生的帮助下，他才勉强入校学习。1933年，21岁的启功虽说没有读完中学，而笔下的书画文章却有了佼佼之色。祖父的门生傅增湘拿着启功的作品，找到了当时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为了启功的生计，陈垣帮他找到了在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国文的职业。家境贫寒的启功，能有这份工作实属不易。可是，虽然他兢兢业业地教书，还是被辞退了。理由很简单，他中学没有毕业，没有文凭。
启功悲凉地走出校门。既然是书生，就只好用书生之法讨生活，于是他终日习书作画，以卖字画为生。1935年，经陈垣介绍，启功又站在了辅仁大学美术系的讲坛上。只是又因为他没有文凭，而被再度辞退。
两次被“炒”的启功并未心灰意冷。他清醒地意识到，惟有自强不息，提高自己的真才实学，数倍高于别人，才能立稳脚跟。古道热肠的陈垣第三次介绍他到辅仁大学教大一国文，他又第三次站在了讲台上，并成为一位没学历的大学教授。今天，启功说：“当时师生之谊，有逾父子。”
从那时起，他便养成了在学术上务实、求真的习惯，几十年从未放松对自己的要求。他先后教过中国文学、中国美术和唐宋诗词、历代散文选等课程，也由助教晋升为讲师、副教授。新中国成立后，院系调整，启功继续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
虽然没有很高的学历，但他很早就名满学界和书画界，在全国也堪称妇孺皆知。当然，一般人知道他，多是因为他字写得好，被誉为“中华第一笔”。不过，他对自己的评价是“字不如画，画不如文物鉴定”，说因为写字不像画画费事，所以他也乐意写字，因而也就写得多，影响大。这样说，当然是自谦语，但也不无道理。也因此，他不太喜欢人称他“书法家”，更愿意人称他“教授”、“学者”。
书法家，文物家，史学家，所有的光环在他看来都是“副业”。他说：“我的主业是教师。”但他又从不以“教人者”自居，而总是那样谦虚自抑，不让人称是他的“学生”。
有人指着赝品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比我写得好。”
启功几十年过惯了穷日子，现在条件改善了，他的书画作品若论价何止“一字千金”，但生活上并没有多大变化，仍然是粗茶淡饭，土鞋布衣。他的住所除了有几张极普通的沙发可供人安坐，其他都是老旧家具，还不及一般人家的装修和陈设，不知道的人怎么也不会想到住房的主人竟会是“国宝”级的人物。“我主张生活俭朴，室内家具全是多年不变的老面孔。朋友和学生们来访，只有一杯清茶。可是他们知道我的喜好，来时从不空手，这个送来个洋娃娃，那个带来只玩具熊。我的书柜日益变得名不副实，成了十足的玩具王国。看着那些可爱的小宝贝，我有时会不自觉地笑出声来，好像又回到了童年。”
集诗、书、画和文物鉴赏于一身的启功，是享誉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他对历代作品特征、作者风格了然于心，见识卓异，加上他有丰富的文物知识和文史修养，又熟谙典故，劣品和赝品总逃不过他的目光。难以理解的是，他对个人的作品从不看重。有个铺子是“造假作品”的专卖店，标价不高，有人看了问店主：“是真的吗？”店主也挺痛快：“真的能这个价钱吗？”后来启老听说了这件事，就来到这个铺子，一件一件看得挺仔细。启先生谁不认识呀！有人就过来问：“启老，这是您写的吗？”启老听了，微微一笑说：“比我写得好。”在场的人全都大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启老又改口了：“这是我写的。”事后他向我们解释，他说：“人家用我的名字写字，是看得起我，再者，他一定是生活困难缺钱，他要是找我来借钱，我不是也得借给他？”他撰文称赞明代文征明、唐寅等人，说当时有人伪造他们的书画，他们不但不加辩驳，甚至在赝品上题字，使穷朋友多卖几个钱。让那些穷苦小名家得几吊钱维持一段生活，而有钱人买了真题假画，损失也不会多么大。这观念虽不合知识产权保护法，却体现出启功一向的仁者情怀。
启功越来越感到时间不够用，他要把自己一生的研究、学习的心得和经验，尽可能多地留给后人。为了整理论文和书稿，他经常晚上静下来加班加点。有时，为了不打断思路而通宵不眠。
启功在“上大学”一文中特别强调，“恩师陈垣这个‘恩’字，不是普通恩惠之‘恩’，而是再造我的思想、知识的恩谊之恩！”为感谢陈垣先生对自己的培养并作永久纪念，启功于1988年8月义卖书法绘画作品，以筹集基金为北师大设立“励耘奖学助学基金 ”。此后两年时间里，启功几乎达到了“手不停挥”的创作境界，常常是夜半书写，还捐出1万元作为装裱费。1990年12月，《启功书画义展》在香港隆重举行，从300多幅作品中选出的100幅字、10幅绘画，被香港热心教育的人士认购一空，加上启功应社会各界需要所写的100件作品的酬金，共筹得人民币 163万元。当学校建议奖学金以他的名字命名时，启功推辞，他说：“以先师励耘书屋的‘励耘’二字命名，目的在于学习陈垣先生爱国主义思想，继承和发扬陈垣先生辛勤耕耘、严谨治学的精神，奖掖和培养后学，推动教学和科学研究事业的发展。”
2001年9月19日，启功先生一阶一阶走上二层楼，参加全国第一个大学“宏志班”励耘实验班开学典礼。见到了30名品学兼优而家境贫寒的学子，老先生将8万元“中国书法艺术终身成就奖”奖金悉数捐出。在此之前，启功还曾捐过3万元建河北希望小学，捐出两万元资助一个山里孩子在学校吃午饭。执教70年的启功，究竟为贫困生付出了多少？他摆摆手说：“记不清了。”
他总是说过去需要钱的时候没有钱，日子真难过，现在有钱但对于他已没有多大用处了。思念亲人的启先生动情地说：“我最亲爱的人，我的母亲、姑姑、老师、老伴儿，他们活着的时候，我没有钱让他们过好日子；现在他们都死了，只留下我一个人，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呢？”他说：“我们是有难同当，但没能有福同享。因此我的条件越好，心里就越不好受。我只有刻苦一点，心里才平衡一些。”
《自撰墓志铭》：
１９７８年，启功６６岁时，妻子、母亲和恩师已经先后离他而去，回想半世艰辛岁月，启功悲痛之余写下了这首《自撰墓志铭》：
中学生，副教授。
博不精，专不透。
名虽扬，实不够。
高不成，低不就。
瘫趋左，派曾右。
面微圆，皮欠厚。
妻已亡，并无后。
丧犹新，病照旧。
六十六，非不寿。
八宝山，渐相凑。
计平生，谥曰陋。
身与名，一齐臭。
Qigong (Chinese: 启功, courtesy name Yuanbai 元白, alternatively Qi Gong) (July 26, 1912 – June 30, 2005) was a renowned Chinese calligrapher, artist, painter, connoisseur and sinologist. He was an advisor for the September 3 Society, one of China's recognized political parties.
Qigong was born into a Manchu family in Beijing in 1912. Both his great-grandfather and grandfather were Jinshi, the highest Chinese academic title roughly equivalent to a doctoral. He was a descendant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through his son Hongzhou, and therefore a member of the Aisin Gioro imperial clan. Upon coming to prominence, he declined to use both the Manchu "Aisin Gioro" or sinicized Jin surname, and went by the legal surname of "Qi" to establish a name for himself removed from that of the Imperial family.
Name and ancestry
Qi belonged to the Aisin Gioro clan, the Manchu rulers of the Qing dynasty in China. The character of Qi (启) used in Qigong's name was a generation name of the ruling Aisin-Gioro clan as dictated by the Qing Imperial Family during the time of the Xianfeng Emperor. It is possible from this code to discern that Qigong was the 10th Generation descendant of the Yongzheng Emperor, his direct ancestor. Qigong, however, has never used the regal family name to sign any of his calligraphy, paintings, letters, or articles. By refusing the noble surname, Qi wanted to show his resolutions to make a living by himself instead of depending on his noble ancestors. He once responded, tongue-in-cheek, "My surname is Qi and given name is Gong. I do not take from my ancestors, nor do I associate with any 'Eight Banners' brotherhood. I rely on my own ability to make a living." Qi's father died at the age of 19, when Qi was just two years old.
Qigong was legally known as "Qi Gong" with "Qi" being his legal surname, but many still regard Qigong as a name in singularity. Therefore, in the English transcriptions of his name he can be variably called "Qigong" or "Qi Gong".
His style name (zi) was Yuanbai.
Biography
He grew up in extreme poverty and was forced to drop out of middle school while still a teenager. He continued to pursue his love of art and knowledge and managed to become a private student of leading scholars and painters. To support his family and buy books, he often had to sell his paintings and work as a tutor.
Initially Qi Gong was better known as a painter than a calligrapher. In 1935, he began work as a teaching assistant at Fujen University in Beijing, which later becam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He continued teach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literature at the university and also taught the stud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antiques at Peking University. He tutored Master's and PhD students until a few years before his death.
He learned Chinese calligraphy in his childhood, and studied various historical stone inscriptions of calligraphy in detail. He was deft in merg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different eras and authors, and versatile in all the writing styles, especially the regular script (kaishu), the running hand (xingshu), and the cursive script (caoshu) styles. His style embodies the essence of great classical calligraphers like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 yet unique in its own way. He was also a learned scholar in the areas of Chinese ancient song lyrics, phonology, semantics, and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 study, and published extensively in these fields. He was also very versatile in poetry writing and appreciation, and used his own poems in his calligraphy extensively.
He also began to develop the eye of an art connoisseur by frequenting the Forbidden City, the imperial palace of China's last Dynasty. He authenticated, salvaged, and preserved abundant rare and valuable cultural relics for the country. He established himself internationally by attending various influential treasure-authenticating events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nferences in countries such as Japan, Singapore, the United States, South Korea, Britain, and France,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cultural exchanges. Qi Gong passed what he had learned from Chen Yuan, as well as his own selfless love, on to his generations of students. Qi Gong set up the Li Yun Grant in 1990 with 1.63 million yuan (US$196.904) of his own money, money raised at a sale of work in Hong Kong during which he sold out more than a hundred painting and calligraphic works of his own.
For nearly 30 years, Qi was so busy working as a college teacher that he almost totally abandoned painting and focused on calligraphy in his spare time. It was not until the 1980s that he again picked up a paintbrush. As a renowned artist, Qi Gong served as vice-chairman and later chairman of the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An outstanding connoisseur of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 he worked as director of the National Relics Evaluation Committee.
Qi had lived alone in his home and studio on the university campus since his wife Zhang Baochen died in 1975. The couple had no children.
Final years
Even though Qi Gong has remained the best-known calligrapher in the public's eye. Since 1999, Qi Gong also headed the Central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y. The institute currently has 29 members, all leaders in their fields of history, the humanities and the arts.
Despite the fact that he also chaired the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and served as a senior scholar on a team of national experts on cultural relics, Qi Gong was always unassuming, both among his peers and towards other artists. Before his death in 2005, he was the honorary president of Chinese Calligraphers' Association, director of Cultural Relic Authentication Committee of the State Council, professor of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and member of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People's Political Consultative Conference.
At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where Qi Gong taught classical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or more than 60 yea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mourned their professor's death. Qi Gong's death was also met with sadness by the public, and has been especially felt by the country's artists, calligraphers, and art collectors.
Marriage
Qi's marriage was arranged by his mother within the clan according to Qing Dynasty tradition. He married Zhang Baochen (1910–1975), a woman he had never met before, at the age of 21. With a lifestyle far removed from Qi, Zhang knew little about calligraphy or painting. She also brought to the family her little brother. Zhang devoted herself to the family. When Qi's mother died in 1957, a grateful Qi kneeled down before her to express his gratitude. Qi was labeled as a "rightist" in Mao's Anti-Rightist Movement in 1957, and became depressed. Zhang encouraged her husband to keep on working and sold her jewelry to buy books for Qi. During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1966–76), Qi was arrested because of his noble family background and was forced to surrender his family's belongings. Zhang had packaged all Qi's works and collections and managed to keep them away hidden. The Red Guards searched their house several times to no avail. Zhang revealed the locations of the manuscripts to Qi before she died, and Qi later retrieved the pieces, which had been well covered in sheets of kraft paper.
Legacy
Despite being an acclaimed teacher, Qigong was perhaps more famous as an artist. At the time of his death, people eulogized him as a humorous, modest, generous, and open-minded "old grandpa."
Qi wrote a large number of calligraphic pieces that can be seen on a host of landmark buildings, at scenic spots around China, and on many book covers alongside the book titles. To own a piece of calligraphy by Qi Gong is the dream of many of his admirers, let alone those sharp-eyed experts and other enthusiasts.
He was deeply grateful to his mentor Chen Yuan who led him towards a lifelong career as a teacher and scholar and who never gave up on the talented Qi Gong, even though Qi lived in poverty and did not even complete middle school. What he also valued most in his life was the pure love and selfless support between him and his wife Zhang Baochen.
Family
- Yongzheng Emperor
- Hongzhou, Prince Hegong of the First Rank
- Relative: Puru (1896–1963)